1993年，香港發生了幾件不大不小的事。
某日，一位導演寂寞難耐，深夜看電視重播舊片，發現九廣鐵路廣告出現以下詭異的畫面：幾位小朋友肩搭肩玩火車遊戲，隊伍中最後多了一人。那一年，深夜的香港地鐵似乎都充滿了詭異的氣氛。到了6月，beyong樂隊主唱黃家駒也因病離世。傷感的情緒在那一代的香港年輕人心中流淌。
有死亦有生，這一年香港的公司注冊裏，出現了多家利星行開頭的公司。《等深線》記者查閱近百家與利星行有關聯的公司發現，1992年亦有利星行開頭的公司設立，但是大量的利星行系公司設立則是在1993年。而且，這一年利星行在內地設立了第一家公司。
此次，西安利之星事件中的幕後主角正是利星行。西安利之星汽車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22日，持股75%的第一大股東中星集團有限公司系利星行集團旗下企業。利星行還通過INSIGHT LEGEND LIMITED持有梅賽德斯-奔馳中國汽車銷售公司25%股權。而在利星行系列公司，早期公司英文名裏是粵語發音“LEI SHING HONG”。《等深線》記者調查發現，利星行其實有兩位創始人，均爲馬來西亞的富商。兩位創始人或許想不到，26年後利星行因爲一個美麗的西安女子坐在奔馳CLS引擎蓋上哭，讓利星行和奔馳成爲了世人關注的焦點。
利星行系到底是怎樣實現了崛起，除了目前廣爲人知的劉氏家族之外，還有什麽神秘力量助推呢？
兩大“教父”聚首
“一般的華人由于種種原因害怕在公共場合下露面，他們不喜歡當衆洗東西，所以也不喜歡與媒體打交道。”這是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拒絕《遠東經濟評論》記者采訪的一份信。東南亞隱秘與權貴盤根錯節的富豪們亦被稱爲“教父”。
利星行的誕生，即與馬來西亞兩位低調的“教父”相關。多年前，奔馳與利星行之間的纏鬥將其中一位“教父”推上了前台。重慶某汽車經銷商集團高層對《等深線》記者表示，前些年，奔馳與利星行一直都在鬥，後來北京奔馳也卷入展團，直到這幾年才稍微平靜一些。爭鬥激烈時，曾經意氣風發北京奔馳某高層也黯然離去。
祖籍潮汕的劉禹策正是這些牌局後的“教父”。劉禹策又名劉楚群(英文名：LAU Yu Chak)，系馬來西亞已故富商劉玉波的侄子。潮汕人劉玉波是在1936年前往馬來西亞，一路打拼成爲了馬來西亞的木材大王。由于木材行業和種植園的需求，劉玉波旗下企業成爲了奔馳商用車的重要客戶。據說，上世紀60年代，劉玉波擴大木材和種植園時，曾一次訂購數百台奔馳商用車。至此之後，奔馳高層與劉玉波家族形成了良好的關系。上世紀70年代，劉玉波拿下了台灣地區奔馳的代理權，並展開了其他地區和國家的拓展。上世紀80年代，劉玉波家族獲得了中國大陸獨家代理權。
《等深線》記者從馬來西亞一位人士處了解到，劉玉波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名叫Vivian Liew Soong Cheng，因此家族事業並沒有傳給女兒，而是讓很早就參與到家族事務的侄子劉禹策繼承了家族産業。這位人士透露，劉氏家族並不像近些年高調行事的劉特佐那樣，而是非常低調。然而，再低調也往往會因爲各種利益的爭鬥走到前台。劉禹策在與奔馳的爭鬥中，其信息也有意無意中被披露。
另一個堪與劉氏家族實力相當的馬來西亞木材大王卻隱匿在身後。《等深線》記者查閱到的文件顯示，馬來西亞富豪丘德星與劉禹策在1993年8月12日共同成立了中星集團有限公司(成立之初公司名爲北星汽車有限公司)。
中星集團有限公司正是此次西安奔馳事件涉及的西安利之星汽車有限公司的控股股東，占西安利之星75%的股權，也是利星行體系下的一個公司。成立之初，股東只有兩個，即劉禹策和丘德星自然人股東，當時已發行股份爲1000港元，丘德星持股690港元，劉禹策爲310港元。
根據截至2018年9月12日的周年申報表，中星集團有限公司已發行總股份爲2000萬港元，股東爲利星行汽車(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包括顔健生(利星行集團總經理)、劉國廷(曾擔任利星行寶彙保險代理公司董事)。
篩查中星集團有限公司逐年的周年申報表和曆次董事變更等信息，丘德星直到1998年才從中星集團有限公司的股東和董事名單中消失。1998年之後，他並未從利星行系徹底消失，他和劉氏家族還共同出現在曾經于香港上市的利星行有限公司(2008年3月退市前，股票代碼000238.HK)中。
利星行有限公司2007年11月29日發布的公告顯示，丘德星通過旗下三家公司持有利星行有限公司25.86%的股份，劉玉波家族共持有62.53%的股份。利星行有限公司成立于1972年，原名利文投資有限公司。初期劉玉波和丘德星並沒有介入，而是香港的兩個早期富商——劉志文和葉文山。已故香港富商霍英東籌建香港地産商會之時，會聚了鄭裕彤等69名香港地産界的活躍人士，劉志文和葉文山亦在其中。
《等深線》記者了解到，丘德星(YAW TECK SENG)與其子丘志明(YAW CHEE MING)位列馬來西亞富豪榜22位，資産8.5億美元。丘德星起家是在馬來西亞沙撈越(今砂拉越州)，與劉禹策的叔叔劉玉波起家的沙巴州相鄰。丘德星旗下産業包括林業、棕榈油、房地産。其中林業是丘德星起家法寶，旗下的三木集團（000632）在全球擁有6000萬畝林地。丘德星旗下的三林環球(03938.HK)曾經在港交所上市，後退市。
近年來，丘德星家族在全球的發展也頗爲順暢。丘德星之子丘志肖(YAW CHEE SIEW)旗下的Otto Marine公司在新加坡上市。2018年，丘志肖以3.85億美元身家位列新加坡富豪榜22位。今年春節期間，砂拉越州(Negeri Sarawak)元首亦率政府高層前往丘德星家拜年，並參觀其規模龐大的庭院。
低調的兩位馬來西亞“教父”走到一起來的原因，尚不得而知。除了均是林業大亨之外，馬來西亞華人富豪之間共同的圈子也是能夠抱團的重要原因。此外，奔馳汽車銷售的豐厚利潤也讓兩位“教父”賺得盆滿缽滿。根據利星行有限公司2007年半年報公布的信息，2007年上半年毛利就高達11.58億港元。
奔馳與利星行恩怨情仇
利之星與奔馳的關系，隨著這次的西安事件，又要經曆一次挑戰。
昔日，不管爭得多麽厲害，最終床下打架床頭合。奔馳與利星行的結緣故事，有許多種版本。然而，數十年來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劉氏家族與奔馳形成合作關系，抓住了亞洲發展機遇期，實現了奔馳在這些區域的快速突破。進入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刺激了奔馳借助劉氏家族的力量快速拓展。
相對于日系車企，德系車企對于市場拓展看似死板，但是又不缺乏靈活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不少跨國企業進入中國內地選擇了以香港爲跳板，包括瑞典的全球著名軸承企業SKF也是先在香港設立銷售公司再圖中國內地市場。中國香港除了得天獨厚的地理、港口物流優勢之外，還擁有大量與西方世界和中國內地都保持了密切聯系的富豪。這類富豪以及東南亞的富豪被《亞洲教父》作者喬.史塔威爾(Joe Studwell)稱爲“教父”。他們擁有精明的頭腦、娴熟的商業技巧，並能靈活周旋于政府和權貴之間。
獲得奔馳的信任和支持後，劉氏家族在80年代獲得中國內地奔馳獨家代理權，越做越大。其架構也逐步進行了調整，在香港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利星行體系。《等深線》記者以利星行集團實際控制人劉禹策和利星行集團總經理顔健生進行篩查，兩人分別在近百家香港公司中擔任股東或董事，二人在18家以“利星行”開頭的公司(部分已注銷)中擔任董事或股東。而在利星行之外，劉禹策和顔健生均曾在中星集團有限公司擔任董事。
內地工商檔案信息中，成立于2005年9月23日的梅賽德斯-奔馳(中國)汽車銷售有限公司股東由戴姆勒大中華區投資有限公司、戴姆勒股份公司(戴姆勒與奔馳于20世紀早期合並，旗下主要品牌爲梅賽德斯-奔馳)、INSIGHT LEGEND LIMITED等三家法人股東構成。媒體近期的報道中，將INSIGHT LEGEND LIMITED(中文名爲：名馳有限公司)視爲利星行系公司。
《等深線》記者調閱香港公司注冊處相關公司信息發現，INSIGHT LEGEND LIMITED注冊時間爲2005年3月4日，系在薩摩亞群島成立的Harefield Limited實際出資1港元設立。2005年5月10日，Harefield Limited將股份全部轉讓給利星行汽車有限公司。根據2018年周年報，利星行汽車有限公司目前注冊資金爲2.2億港元，股東爲利星行有限公司。
已經于2008年私有化退市的利星行有限公司，目前的股東架構頗爲複雜，有12家法人公司股東，注冊資本金超過50億港元。比對相關公司發現，丘德星曾經控制的2家公司亦在其中。相關公司中，還有沒有戴姆勒股份公司的股份？《等深線》記者篩查相關資料後發現，這12家公司中大部分疑系離岸注冊公司，暫無法穿透股權。
2017年，戴姆勒股份公司(Daimler AG)入股了利星行汽車國際有限公司，持股15%。利星行汽車國際有限公司股份變更書顯示，戴姆勒股份公司是在2017年5月22日完成了此番入股，獲得了配發的1125萬股，每股價格227.44港元。簡單計算，彼時戴姆勒股份公司共付出了25.587億港元。目前，利星行汽車國際有限公司股份構成中，利星行汽車有限公司持有6375萬股，戴姆勒股份持有1125萬股。
而在利星行打頭的公司之外，利星行系與戴姆勒-奔馳的合作隱藏得極深。《等深線》記者發現，注冊于香港的梅賽德斯-奔馳財務服務香港有限公司股東有戴姆勒股份公司、Apac Investment Limited、Mercedes-Benz asia GmbH，各持股98100000股、32700000股、32700000股，股份比爲60%∶20%∶20%。董事名單中，除了戴姆勒股份公司的高管之外，利星行系的核心人物劉禹策和顔健生均在其中。Apac Investment Limited創立于1995年3月，曾用中文名福馳汽車有限公司。利星行系公司中，早期的一些公司中文名中均出現了“馳”，不僅有“名馳”，還有“福馳”等。Apac Investment Limited股東爲利星行融資有限公司，董事亦出現了顔健生。
不難發現，奔馳與利星行已經在香港的這些公司中深度融合，“剪不斷，理還亂”。
利星行上市或遇阻
今年4月16日深夜，西安女子與奔馳達成了和解，奔馳將爲該女子補辦一場農曆生日宴。
長期在世界五百強企業工作，亦曾在跨國車企工作過的劉先生對于此次奔馳西安事件頗爲關注，素喜研究“奇門遁甲”的他認爲，1989年出生的己巳蛇，辰月生日，年月支帶巳辰，都是厲害的角色，只是正沖太歲，情緒容易波動，木星相位磁場最強烈，正值她30歲龍月生日，黃道十二宮正位。
無疑，未來這場奔馳操盤的農曆生日宴會，會讓許多“吃瓜群衆”關注。但是，對于奔馳和利星行而言這是一場重大危機，更多的變數還在發酵中。
2008年3月，彼時市值高達14億美元的利星行有限公司退市，退市時每股回購價格高達10港元，遠高于2007年其意欲回購股份時公布的回購價。退市後，利星行未再入資本市場。2017年，戴姆勒股份公司入股利星行系旗下的利星行汽車國際有限公司後，引發了各種聯想。
2018年伊始，涉及利星行期望二度上市的消息在香港資本圈瘋傳。消息人士披露，利星行意欲二度在港上市，計劃募集8億美元(彼時約合62.6億港元)。相關媒體還言之咄咄，利星行已經與投行進行了接洽，最快會在2018年下半年上市。當然，這一消息未得到利星行方面的證實。《等深線》記者與利星行系多家公司進行了聯系，未能獲得進一步的回複。如今的風雨下，利星行上市之路注定會變得更加艱難。
上市或遇阻之外，利星行的未來也充滿了不確定性。4月16日，北京梅賽德斯-奔馳銷售服務有限公司發布第二份聲明：將對涉事相關經銷商的經營合規性展開調查。結果明確前，該授權店的銷售運營將暫停，立即執行；如調查結果顯示相關經銷商的銷售行爲存在不合法不合規的經營行爲，其銷售運營授權將被終止。
北京梅賽德斯-奔馳銷售服務有限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倪恺(Nicholas Speeks)亦在當日進行了公開道歉，並表示：“換我遇到這樣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更換發動機。”
雖然奔馳與利星行的關系不是劉強東與他的兄弟們的關系，但這似乎已是揮刀斷臂的節奏。這幾天正是《權力的遊戲》最終季，臨冬城的終極大戰，沒有一個人不是踏著灰燼而來。
截至記者發稿，利星行總部高層並未直接回應這起或許將改變利星行命運的事件。根據利星行公開的資料顯示，利星行作爲梅賽德斯-奔馳經銷商及旗下其他業務，不斷壯大發展。
目前，利星行在全球聘用超過26000名員工，業務覆蓋11個市場130多個城市，包括中國香港、中國大陸、中國台灣、韓國、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新加坡、澳大利亞、英國及德國。利星行也是世界最大的梅賽德斯-奔馳乘用車及卡特彼勒液壓挖掘機經銷商。此外，利星行還投資及開發高端商業零售物業，從事各種大宗商品貿易，並爲客戶提供定制的專屬金融服務。而在戴姆勒直接入股的利星行汽車國際有限公司，利星行有限公司的汽車分部成立于1993年，主要從事高端汽車批發及零售(其中尤以零售爲主)，網羅戴姆勒、保時捷、蘭博基尼等世界知名品牌，汽車業務已在中國大陸、德國、柬埔寨、韓國、中國台灣、英國、澳大利亞7個市場布局。據悉，利星行汽車國際有限公司2017年營業收入爲1260億港元，年銷售新車25萬輛，員工超過2.2萬人。2017年度，中國大陸市場，利星行銷售新車達到了18.2萬輛，超過146個銷售網點，員工超過1.6萬人。
這次事件發酵的程度之深影響之大，無疑會給利星行在中國大陸發展帶來巨大沖擊。資深汽車人士段旭對《等深線》記者表示，奔馳這幾年都是産品大年，新産品速度和産品力快速超越寶馬和奧迪，所以市場表現一路上揚，經銷商借勢躺著賺錢，在豐厚利潤的溫床上經銷商逐漸喪失了創新和市場開拓以及服務能力，從上到下都是高高在上的傲慢情緒，西安事件僅僅是冰山一角。
曾經緊密抱團的奔馳，又能獨善其身嗎？對于領跑豪華車市場的奔馳而言，不但在上海車展期間成爲最大的關注點，也爲其未來在豪華車市場的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2016年~2018年，三年時間裏奔馳發展勢頭迅猛，均保持了兩位數增長。不可否認，奔馳的快速增長，離不開利星行的助力。然而，市場快速發展遺留的問題，使奔馳在華發展問題重重。段旭認爲，奔馳在中國布局的營銷體系，利益錯綜複雜，分而不和，寡頭經銷商體系形成後，管理混亂一直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著名汽車分析師、中國汽車工業咨詢發展公司前首席分析師賈新光亦認爲，奔馳在中國的銷售體系一直不像其它家已經弄順暢了，這件事情之後，還會有巨大的利益博弈。
此外，奔馳方面批評銷售體系之時，亦有不少人士質疑奔馳是在“甩鍋”。事實上，跨國企業在中國的操作也並不像許多人認爲的就那麽規範。戴姆勒股份公司就曾經陷入了一樁影響頗大的賄賂案。2010年，美國司法部公布的文件顯示，戴姆勒涉及的賄賂包括：至少300萬歐元(約合400萬美元)賄賂俄羅斯官員，以確保獲得價值6460萬歐元的銷售合同；大約417.39萬歐元行賄中國政府官員，包括傭金、禮物和旅遊度假等。據悉，這些行賄，通過由戴姆勒銷售部門高層控制下的“第三方賬戶”進行轉賬行賄，或者通過虛報價格、假借第三方中介名義行賄，同時以“特別折扣”“傭金”“必要支出”等名稱來掩人耳目。涉及國家包括埃及、中國、俄羅斯等22個國家。涉及的中國企業包括了中石化、中石油等央企。
這些年，跨國企業在中國的不規範並非孤例。《等深線》記者亦在調查一系列腐敗案件中了解到，跨國企業爲了拓展中國市場，一方面借助諸如華人“教父”和特殊能量人員的資源之外，一些企業也經常采取爲一些部委官員的子女留學提供海外指定獎學金進行變相行賄。中國市場不斷變得龐大的過程中，各種行賄的方式也在不斷升級變化。公開信息顯示，包括沃爾瑪、朗訊、百事可樂、西門子、德普等知名跨國企業均在中國染指商業賄賂。
西安事件隨著和解會進入尾聲，“七天效應”也似乎會再度展示魔力。然而，此次事件帶給汽車行業的沖擊或許將在今後的時間裏顯露出來。京師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許浩律師認爲，從法律層面來說，消費者維權成本過高，汽車企業和銷售商家違法成本過低；從經濟層面而言，汽車銷售大幅下滑，如果去掉備受質疑的金融服務費、保險等盈利點，沒有找到新的盈利點，類似于西安事件的問題很難從根本上解決。
“這個事情可能是個拐點，如果這些都取消了，經銷商怎麽能夠活下去，廠家怎麽活下去，都是個問題，整個行業的盈利模式需要發生變化。”重慶某汽車經銷商集團高層表示，“但是，無論如何今後都應該更尊重客戶的選擇。”
賈新光認爲：“中國對于缺陷車的處理，應該學習美國，出故障的新車就應該退回廠家，這種車在美國稱爲‘檸檬車’，每年大約占3%的新車銷售比例，‘檸檬車’只能進入二手車市場，同時消費者遇到問題之後，應該得到更快速的處理，而不是讓消費咽下這顆酸澀的‘檸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