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出席了一場由美國智庫主辦的研討會。會上，主辦方問他：“中國不疏遠俄羅斯，會不會付出‘政治代價’？”李顯龍則幹脆回答道：“不，不會。”
俄烏沖突給世界格局造成了重大影響，西方急于了解中國在相關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但卻因爲種種原因求之不得。無奈之下，西方人最後還是走上了老路，找新加坡人打聽消息。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新加坡都以中西合璧、英漢交融聞名于世。因爲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環境，新加坡是世界上罕見的、同時將中文和英文都列爲官方語言的國家。李顯龍在發表重要講話時，有時還會用中文、英語和馬來語把同一套內容重複三遍，這在世界政壇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正是因爲新加坡的這種特殊地位，所以才導致一旦中美雙方碰到一些關于對方的問題，常常會選擇問計于新加坡，又或者是尋求新加坡的建議。
新加坡政府中的官僚，尤其是外交系統的官僚，英文講得比大多數中國官員好，中文講得比絕大多數美國官員好。在搞大國外交時，這項特殊優勢給予了新加坡相當大的回旋余地。
就像一只蝙蝠，面對鳥類時可以強調自己是飛行動物，面對獸類時也能夠解釋自己是哺乳動物，兩邊都有理，兩邊都能占便宜，實屬秦始皇吃花椒——贏麻了。
不過，近年來，由于中美兩國的競爭愈演愈烈，新加坡的回旋余地大幅收縮。李顯龍如今出席的公開活動，基本上都是西方國家主辦的，講的都是英文，幹的主要也是給歐美人士出謀劃策那一套。
西方急于了解如今中國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看法，但苦于不得法門而入，所以總是要找新加坡咨詢建議和意見。可問題是，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到底還能在多大程度上看懂中國，這個問題恐怕就連如今的新加坡官僚也答不上來。
2016年11月23日，中新兩國曾經發生過一個小插曲：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海關截獲了9輛新加坡的輪式裝甲運輸車。這些軍用車輛是新加坡軍隊在中國台灣地區參加海外軍事活動時使用的，後因故從台灣省運離，原計劃取道中國香港送回新加坡，結果中途生變，最後滯留了下來。
爲了從中國手中要回這批裝甲車，新加坡從上到下，從政府到民間，可謂是使盡了渾身解數。新加坡防長、外長和總理輪番上陣，李顯龍親自致函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梁振英，索要裝甲車；從2017年1月9日至1月1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上，先後4次被問到相關問題；還有新加坡民衆根據這起事件，創作了一首網絡歌曲，演唱者以東南亞人特有的發音和語調，用近乎哀求的口氣，規勸中方歸還新加坡裝甲車。
這起事件最後還是和平解決了，但要不是中方網開一面，新加坡人的種種努力在其中究竟能起到多少作用，這一點或許連他們自己也不敢打包票。
裝甲車風波是近年來中新兩國外交進程中一個頗具代表性的事件，它的發生實際上預示著一個微妙的變化。一些國家似乎還沒有意識到這樣一個趨勢：隨便誰都可以上來對中國指點兩句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不是中國要在意它們是怎樣看待中國的，而是它們要在意中國是怎樣看待它們的。
截至目前，新加坡是偌大一個東盟當中，唯一和西方步調一致，加入對俄制裁大軍的東南亞國家。中國是否會因爲不疏遠俄羅斯，而被“國際社會”孤立，甚至在印太區域內付出“政治代價”？李顯龍說“不會”，這話沒錯，但他只說對了一半。就算真有所謂的“代價”，那這個“代價”究竟是什麽？新加坡人心知肚明，但這恐怕就不是李顯龍說得出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