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波瀾壯闊、風起雲湧的時代，“英雄”和“惡魔”都是時代造就的産物，半導體的浪潮成就了家獨一無二的半導體企業——台積電。
前傳
一家公司的風格主要看其創始人，一個人的起點高度很大程度取決于出生或者門第，以及後期受教育及成長的經曆。這裏蛋哥要從台積電的創始人張忠謀說起。
張忠謀1931年出生在甯波鄞縣一個官宦家庭，父親張蔚觀畢業于上海滬江大學，在張忠謀出生時，張蔚觀已官至甯波財政局長。隨著日本侵華戰事，張忠謀跟隨著家人輾轉甯波、南京、廣州、香港、重慶。
張忠謀在上海讀的高中，喜歡寫作，自認爲可以當個作家。被父親一句話打消了念頭“寫作是一個不以謀生的職業，當作家是要餓肚子的。”
遵父命，張忠謀報考了滬江大學的銀行系，錄取了，還去上了兩個月的課。此時已是一九四八年十月，東北已易色，淮海戰役即將開始。戰事近在眼前，上海又將易主，張忠謀一家決定再次前往香港。
返校是遙遙無期了，張忠謀是家中的獨子，要作長遠打算。港大彼時名氣不大，香港未來就業形勢也不容樂觀，不如赴美上學前途更加光明些。文科之前就被否決，華人讀商科在美也難就業，還是選個理工科更好就業（張忠謀的三叔就是美國波士頓東北大學教授）。
1949年，張忠謀考入哈佛大學，克服了初期的膽怯、自卑（1000多名新生中只有兩名亞洲人，另一名是位日本同學），英語水平突飛猛進，成績進入前10%。1950年，張忠謀從哈佛轉到了隔壁的麻省理工學院（MIT）機械系，在這裏學習了四年（大學三年，碩士研究生一年）。
張忠謀兩年兩次報考MIT的博士都落選了（當時的錄取率40%）。按當時規定則不可以再申報了，張忠謀只得去參加工作。1955年，24歲的張忠謀發出求職信若幹，收到了4份面試通知。張忠謀以薪資的多寡來決定爲誰“賣命”。最後剩下兩家：福特汽車公司與希凡尼亞公司，兩者的薪資僅相差一美元。
張忠謀打電話給福特汽車的人事經理（還希望對方支付長途電話費），想要高一點的薪資，但遭到對方一口拒絕。張忠謀是學機械專業的，到福特汽車工作也算專業對口，福利保障當然更好，但礙于面子，年少氣盛的張忠謀前往希凡尼亞，無心之中成就了一段霸業。
張忠謀入職希凡尼亞的那一年，一個叫戈登·摩爾（英特爾創始人之一）的26歲美國青年，同樣進入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後來他提出了著名的摩爾定律：當價格不變時，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約每隔18個月便會增加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換言之，每一美元所能買到的電腦性能，將每隔18個月翻兩倍以上。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術進步的速度。
當然，這是後話。希凡尼亞公司打算在半導體項目上有所突破，不但建了專門的實驗室，還給張忠謀配了4名工程師。半路出家的張忠謀以勤奮+努力+虛心，很快在半導體學習上取得了進步。但是由于技術落後，希凡尼亞公司的産品在市場上反響平平“賣得出去的東西，我們做不出來；我們做得出來的東西，賣不出去。”
1958年，張忠謀離開了風雨飄搖的希凡尼亞，入職德州儀器（TI）。和張忠謀同期入職德州儀器的新員工裏，還有個叫傑克·基爾比的老哥。張忠謀經常和基爾比喝咖啡、聊工作，親眼目睹了“集成電路”的誕生（因爲發明了“集成電路”，傑克·基爾比2000年還拿了諾貝爾獎）。
在德州儀器，加班是不成文的規定，而且全都是出于自願，沒什麽加班費。IBM將幾個産品交給德儀生産，張忠謀負責了其中最難的一項，他帶領著一個3人團隊，不到一年就取得成功，良率甚至超過了IBM本身。
公司總裁海格對張忠謀刮目相看，給了他一個意外的福利：同意張忠謀考斯坦福大學的博士，只要能考上，學費公司全包，工資照拿，條件只是畢業後要在德儀工作滿5年。
這等好事張忠謀自然“不能拒絕”，脫産半年做准備，于1961年9月順利考取了斯坦福大學電機系的博士生，時年30歲。經過兩年半努力完成博士論文，張忠謀終于可以一雪前恥了（哈佛大學一年，麻省理工的學士、碩士，斯坦福大學的博士）集三大名校于一身。
1964年，33歲的張忠謀回到德州儀器。當時IBM向德州儀器訂購了一種電晶體元件，公司卻沒能力供應。前任爲之焦頭爛額時，張忠謀臨“危”受命，很快就把這個元件開發出來，IBM大量采購。兩年後，張忠謀升任德州儀器公司的副總裁，五年後又升任主管全球半導體業務的資深副總裁，成爲德州儀器公司僅次于收入董事長兼CEO、總裁兼COO的第三號人物。
1972年，德州儀器內部路線之爭開始浮現：公司決定進軍消費電子行業，打算犧牲部分半導體業務——擅長技術的張忠謀從此進入了十年黑暗期。1983年，張忠謀心灰意冷，遞交了辭職信。
建立台積電
52歲的張忠謀，離開了奮鬥二十六年之久的德州儀器，轉投另一家半導體廠通用儀器，擔任總裁。但很遺憾，張忠謀得不到重用。心灰意冷的張忠謀于是闊別美國，受台“小蔣經濟部長”孫運璿的邀請，擔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一職。
工研院的環境、文化、傳統和美國企業有很大的不同，張忠謀在建立新體系時，也感受到來自舊思維的壓力。以往半導體工廠的模式一般來說從前端的設計，到後端的芯片生産，都是由廠商獨立完成的，例如Intel。預判到IC設計和制造會分離的張忠謀，決定自己辦一家世界級的半導體公司。
1986年，張忠謀在擔任工研院院長的同時，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專業晶圓體制造公司：台灣集成電路制造公司（台積電），並擔任董事長。張忠謀向全世界半導體産業宣布：選擇台積電，成本降一半，質量好兩倍，你們不需要建工廠了，把設計圖發給我，我幫你們造！
商業模式好並不代表台積電技術就好。當時台積電的技術比英特爾和德州儀器還差得遠。台灣地區半導體産業當時還是一片荒漠，即使台積電吹得天花亂墜，也敲不開市場的大門。剛開始的一兩年，台積電只能靠少量的訂單艱難維持，吃飽了上頓，不知道下頓在哪裏找。
1989年12月，三星掌門人李健熙赴台考察，約了台積電的創始人張忠謀吃早餐，目的只有一個：挖走這個58歲的老將。1987年，三星創始人李秉哲去世，三子李健熙接位執掌三星，一上台便喊出了“二次創業”的口號，要大舉進軍電子和半導體。張忠謀正是李健熙急需的那種高端人才。
在餐桌上，李健熙款款分析：半導體需要大量資金、人才，風險也大，三星目前發展還不錯，希望張忠謀到三星工廠看一看，瞧一瞧。李健熙的言語中充滿了惋惜愛慕，仿佛當年曹操看著劉備說“唯使君與操耳”，恨不得拉著張忠謀的手就往首爾走。
張忠謀此時正爲訂單疲于奔波，但他厭倦了當二把手、三把手，對三星自然堅定地拒絕。李健熙並不死心，邀請他去三星參觀，張忠謀欣然應允，逛了半天廠區後連誇三星産能“令人驚歎(impressive)”，但仍拒絕離開台積電。李健熙見他態度如此堅決，並只好放棄。
台積電雖是中國台灣企業，但張忠謀爲它注入“美國魂”：德州儀器的管理經驗、IBM授權的技術、以及大批美國回流的人才。比如台積電首任首任技術執行官胡正明是加州伯克利大學教授，其得意門生梁孟松也從AMD跳槽台積電；研發隊長蔣尚義曾在美國德州儀器、惠普工作；後接任張忠謀出任CEO的蔡力行是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技術核心人物余振華則是美國喬治亞工學院博士。
台積電從美國拿到的不僅有人才，還有訂單。1988年，改任台灣工研院董事長的張忠謀和剛上任的總經理戴克一起，通過私人交情將英特爾的前任董事長兼CEO格魯夫“騙”到台積電工廠。當時，英特爾正在大刀闊斧地裁撤原先的存儲器業務，打算轉向CPU。張忠謀吃准了格魯夫的“軟肋”，向格魯夫打包票：兄弟你現在這麽忙，不如把造芯片的事兒交給我，自己集中精力搞CPU設計，我的技術你還不知道麽？
兄弟是兄弟，生意是生意。格魯夫讓部下挑出200多個問題，要台積電立即改進。半導體有200多道制程，英特爾一道一道地檢查，檢查通過後，才到下一步驟。當時還沒有ISO9000，但只要英特爾認證通過了，那就是世界標准。
張忠謀爲台積電建章立制，讓一切有章可循。打破傳統台灣企業的弊病，堅持專業和制度管人；爭取董事會撥出利潤的20%作爲員工的紅利，確立客觀給薪方法，獎懲分明；雖然員工99%是中國人，但堅持將英語作爲工作用語。 1994年，他辭去工研院董事長職務，全力投入企業經營，台積電在中國台灣證交所上市。1995年，台積電年營收超越10億美元。
台積電的“三國殺”
80/90年代是一個神奇的時代，隨著各種消費電子産品的蓬勃發展，整個半導體行業的重心逐漸轉向了制造處理器芯片。美國德州儀器公司也順應這個潮流，開始了大規模的改革。德州儀器苦苦撐到1997年，最終放棄了DRAM産業。看著自己深耕20年的領域被公司放棄，張汝京無心再逗留，他選擇了提前退休，回台灣省看看。
1977年張汝京初到德州儀器的時候才29歲，當時還只是一個默默無名的小卒，而張忠謀已經是德州儀器的“三當家”了。張汝京當年的老板叫Martin，Martin的老板叫Kirk，Kirk的老板是Ron，而Ron的老板就是張忠謀。按關系說，張忠謀是張汝京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
1997年的台積電已頗具實力，和台灣另一家半導體企業“聯華電子”（聯電）激烈地爭奪半導體代工的半壁江山。50歲的張汝京找到了投資人注資，利用自己在德州儀器的廣泛人脈，德州儀器校友會裏的高級工程師，在中國台灣創辦了“世大半導體”。那一年，台積電在美國紐交所上市，實現13億美元營收，5.35億美元盈利。
有著“德州儀器校友會”的加持，“世大半導體”僅用了三年就實現了盈利。而此時，“台積電”和“聯電”的厮殺正酣。“台積電”因訂單大幅增長，産能跟不上，于是台積電要求客戶提前支付訂金，口碑暴跌。“聯電”乘勢合並了聯誠、聯瑞、聯嘉以及合泰等公司，一躍成爲一家資本額高達八百多億的半導體巨頭。
對手在搞並購搶市場的把戲，台積電自然坐不下去，就看上了成立僅三年的世大。2000年，台積電以50億美元的高價並購世大，世大的工程師和管理層大部分留任。購案完成後，張汝京曾多次向張忠謀提出要去大陸發展的提議，張忠謀始終不明確表態，因爲他知道，無論是高科技産品，還是高技術人才，流向大陸，都是非常敏感的。但張汝京決心已下，抛售了台積電股票，渡過了台灣海峽，來到祖國大陸尋找機會。
張汝京先去了北京考察，北京市長和主管科技的副市長都不在，只有一位無法做決策的官員全程陪同。上海經委副主任江上舟和張汝京是“老相識”，在得知這麽一位高人要來中國大陸發展半導體，那還猶豫什麽？邀張汝京來上海考察期間，上海市長，副市長全都在場，一批大小官員陪著張汝京去張江選地，要哪塊都可以，當場就能給你定下來。
2000年4月中芯國際創立，5月張汝京帶領數百名工程師團隊和技術來到上海，8月就破土動工。靠著自己的能力和人脈，中芯國際大量購入了低價二手設備，在上海一口氣建了3座八英寸芯片廠，在北京建了2座12英寸芯片廠，隨後又收購了摩托羅拉在天津的一家8英寸芯片廠。
面對中芯國際如此的擴張沖擊力，台灣當局急了，阿扁親自下令，以未經相關部門許可去上海投資爲由，重罰張汝京500萬台幣，北京12寸廠建廠後又罰500萬，收購天津摩托羅拉後再罰500萬。見不知悔改”，索性把張汝京的名字列入通緝名單，讓他宣布放棄台灣護照。
當時張汝京發表一份公開聲明：
我雖是美國公民，但在台灣長大，對台灣感情深厚，1990年從美國回台灣後，在台灣建造了4座芯片代工廠。2000年開始在大陸興建芯片代工廠，我爲兩岸的半導體産業同樣盡力，爲華人的半導體事業同樣盡力。我深信兩岸同胞同根同源，一脈相承，唯有合作互助才能獲得雙贏，希望台當局別再來打壓我們在大陸的發展了。
2004年4月，美籍台商張汝京在開曼群島注冊了“中芯國際”，隨後以外商投資的身份在上海張江設廠。中芯國際在開曼注冊，用外資的名義在大陸投資，這已經是最大限度規避政治風險了。在中芯國際的首批投資名單中，有中國政府背景的上海實業，北大青鳥，也有美國高盛，中國台灣的漢鼎亞太，新加坡的淡馬錫投資。也正因爲股東是全球資本，所以中芯國際2004年在美納斯達克很順利地上市了。
台積電也沒閑著，雖然商業模式被業界認可，但由于技術都來自于IBM授權，一直被硅谷公司們認爲是打雜的二流企業。2003年，IBM希望把新開發的銅制程工藝賣給台積電，但張忠謀認爲IBM技術還不成熟，不如自己研發。台積電人充分發揮了德州儀器學到的工藝管理經驗，用一年多時間就率先突破，起核心作用的是6個人：余振華、梁孟松、孫元成、蔣尚義、楊光磊、林本堅。而此時IBM的技術卻還仍躺在實驗室，無法量産。十年後，IBM倒貼15億美元，將代工業務轉給了有軍工背景的美國格芯，徹底退出這個領域。
2002年前後，摩爾定律延續遇到瓶頸， 傳統的193nm光刻機無法將芯片制程推進至65nm以下，而尼康和佳能研發的157nm光刻機又難以獲得理想的效果。鬼才工程師林本堅從光源入手，在透鏡和硅片之間加一層水，原有的193nm激光經過折射，就直接降低到了132nm。林本堅拿著這項“沉浸式光刻”方案，跑遍美國、德國、日本等國，遊說各家半導體巨頭，但都吃了閉門羹。因爲大廠們已在研發 157 納米幹式光刻機上投入巨資，誰也不願意半途而廢。技術大佬蔣尚義看好這個方案，不僅把林本堅招入台積電，還積極尋找設備商合作。最終，台積電在2004年與荷蘭ASML共同完成開發全球第一台浸潤式微影機台，直接改變了半導體産業的格局。台積電完成了技術突破，阿斯麥爾迅速崛起，擊垮日本龍頭企業。
兩次彎道超車令台積電的代工工藝一騎絕塵。2004年，台積電拿下了全球一半的芯片代工訂單，位列半導體行業規模前十。2005年，台積電年營收高達82.3億美元，稅後淨利高達29.1億美元。看著大勢已定，74歲的張忠謀萌生退意，宣布卸任CEO，任命跟隨自己多年的得力幹將蔡力行接任，自己退居二線。每天7點准時下班陪伴家人，吃吃飯、聽聽音樂會。
2006年台積電研發部老大“蔣尚義”要退休了，張忠謀覺得應該將這麽龐大的研發部們拆分成兩組，設兩位“研發副總”。當時其中一個研發副總已經“內定”，由英特爾挖來的老前輩“羅唯仁”。而另一個副總的位子，到底是梁孟松，還是孫元成，就不知道了。
結果，孫元成擔任研發部的“另一個副總”。台積電的官方解釋是梁孟松是個奇才，但他的能力又深又窄，孫元成負責的是整個制程整合，能力雖沒梁孟松深，但有更好的全局觀。所以……
梁孟松是誰？是2002年率領台積電擊敗IBM130納米“銅制程”項目的二號功臣，當今主流芯片晶體管構型FinFET發明人胡正明的徒弟，你覺得梁孟松能服氣自己的同事成爲“頂頭上司”嗎？
梁孟松有個很漂亮的老婆，大學時爲賺學費當過空姐，大學畢業後也成爲一名半導體工程師。三星當時正在追趕台積電，梁孟松這樣的人才自然求之不得。因爲老婆是韓國人，三星借著這層關系，專門派私人飛機將梁孟松一家接去韓國探親，度假，遊玩。整整4個月長休假，三星全程車接車送，頂級酒店伺候。四個月後，梁孟松回到台灣，正式向張忠謀遞交辭呈。張忠謀不舍，問：“辭職了，你要去哪裏呀？”梁孟松半開玩笑的回答：“躬耕于南陽。”
梁孟松告訴張忠謀，“我准備去韓國教書，在韓國的成均館大學訪問學者。” （成均館大學是韓國曆史最悠久的大學，據說曆史可以追溯到1398年）張忠謀極力挽留梁孟松，希望他能留在台積電，未來還有重用。梁孟松問“什麽重用？”
台積電當時在制定一項“超越摩爾定律計劃”，英文爲“more than Moore”。雖然摩爾定律成功證明了五十年，但誰知道什麽時候終結？張忠謀心裏盤算，讓梁孟松這個奇才去搞個“技術突破”。但在梁孟松看來，是把自己從最先進的芯片制程研究，調去研究多樣性芯片，是一種明升暗降。但礙于面子，梁孟松還是到“超越摩爾定律辦公室”蹲點了幾個月。
多年以後，梁孟松在法庭上哭訴過這段經曆，他說“我在超越辦公室幾個月，完全不受重視，也無事可幹，大家都知道我被下放了，被冷落了，我也不敢再去員工餐廳，我怕見到以前的同事，以前的同事也怕見到我，我覺得非常丟人，沒臉見人，我對台積電付出了那麽多，他們最後就這麽對我，把我安排去一個像冷宮一樣的辦公室。”（梁孟松離職後，張忠謀找了魏哲家去搞“超越摩爾計劃”。多年以後，因“超摩”表現出色，魏哲家成爲張忠謀的接班人之一）
梁孟松自比“躬耕于南陽”的諸葛亮，但被圈內人士稱爲“半導體呂布”（先後任職台積電，三星，中芯）。張忠謀覺得你要去韓國大學教書就去吧，只要別把我們台積電的機密技術交給競爭對手就行。
張忠謀對競爭對手向來看的緊。2002年，台積電在美國向中芯國際發起訴訟，指控當年追隨張汝京前往上海的前台積電員工涉嫌修路商業機密。都是一個師傅交出來的，中芯國際自知理虧，2005年向台積電支付了1.75億美元的賠償金，兩方矛盾暫時化解。
2006年，因采取了新技術，台積電又跑到美國起訴中芯國際。2009年11月，加州地方法院判中芯國際敗訴，中芯在65個有爭議的專利項目中，非法使用了61個，要求賠償台積電10億美元。
面對10億美元的高額賠償金，中芯國際希望能和解，不過好在當時台當局的領導人是小馬哥，和解協議公開的內容包括：中芯分4年向台積電賠償總額2億美元現金，同時中芯交給台積電8%的股權，外加2%的認股權（還有個不公開的條件，就是讓張汝京卷鋪蓋走人）。
2009年2月，梁孟松離開的台積電，2009年10月前後，梁孟松前往韓國成均館大學擔任訪問教授。看上去沒啥問題，實際是跑到了三星半導體理工學院（SSIT）教書，這個學院的校址就在三星廠區裏。更直接的證據是，梁孟松的恩師胡正明要過生日，他就發郵件給自己的學生們，讓大家都回來聚一聚。眼尖的同學發現，群組裏梁孟松的郵箱地址居然是“[email protected]”。
2011年7月，梁孟松的“競業限制協議”期滿，正式加入了三星集團，擔任三星LSI部門的技術負責人，也是三星晶圓代工的執行副總。三星對梁孟松可謂是求賢若渴：據傳年薪高達1.35億台幣，是台積電標准的三倍，甚至超過了三星聯席CEO的待遇。當時三星正在努力把制程從28nm升級到20nm，梁孟松看了之後覺得這樣沒用，主張“反殺”，直接拿下14nm。最後，三星領先台積電半年完成14nm攻關，而當時台積電才做到了16nm。
三星卡在45納米的技術上時，整個技術體系還是IBM的技術授權。梁孟松加盟三星後在2011，2012，2013，短短三年時間內，制程就突破45納米，突破40納米，突破35納米……一直到16納米。
張忠謀發現自己籌備十年的FinFET技術（鳍式場效應晶體管）。這個可以大幅省電的革命性技術，居然用在了三星的16納米芯片上。2015年1月的股東會上，張忠謀面對鏡頭，面色凝重的承認：“沒錯，我們有點落後。”
資本是非常現實的，三星憑借14nm的技術搶到了台積電原本獨占的“蘋果A9處理器”的首批訂單和高通的訂單，順帶還進入了蘋果的供應鏈，築牢了自己的江湖地位。台積電損失了80%的蘋果訂單，股價下挫，整體損失10億美元。
憤怒的台積電一紙訴狀，將梁孟松告上法庭。台積電的法務後來在接受采訪時說：“梁孟松對于台積電先進制程掌握的廣度與深度，在公司無人能及，他去了三星，就算不主動泄露台積電機密，但只要三星在選擇技術方向時，梁孟松提醒一句，這個方向你們不用走了，三星就能少走很多冤枉路，少花很多精力和經費。”
2009年，李健熙的長子李在镕躊躇滿志宣布了一項計劃：Kill Taiwan，即先消滅台灣面板和存儲芯片産業，再打垮台積電，讓三星完全主宰先進電子産業。我們回頭來看，2009年三星擊垮台積電並非沒有可能。
2008金融危機後，台積電利潤大幅下滑。2009年第一季，台積電的營業收入比上一季跌了差不多40%，毛利率跌到20%以內。更慘的是，整整一季，台積電的産能利用只有4%。更嚴重的是，張忠謀欽定的“接班人”蔡力行采取了比過去更嚴厲的績效考核，對于考核後5%員工，取消了以往的觀察期，直接宣布裁退。一位工作了十多年、曾獲得過優秀獎勵的員工，因妻子懷孕需要不能“996”，就被主管扔到了淘汰名單裏。這名員工的老父聲淚俱下地給張忠謀寫了封信，懇請公司不要裁掉自己的孩子。
與此同時，台積電新産線良率也遲遲得不到改善，客戶甚至氣的取消訂單。張忠謀內心焦急：虎視眈眈的三星都要打到家門口了，老蔡居然還在秀財報技巧！6月中，台積電召開董事會，78歲的張忠謀用了不到十分鍾，就把蔡力行撸到了不足十人的光伏部門。回歸後的張忠謀做了兩件事：擴軍、擴裝備。他宣布之前的裁員無效，願意回來的馬上到崗，而且還邀請已經退休的蔣尚義到他辦公室吃了一頓面，不談薪水不談補貼，只下了一道命令，回來把公司新增的近10億美金研發費用，盡快花出去。
2010年，張忠謀在家裏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蘋果的COO威廉姆斯（Jeff Williams）。雙方喝著紅酒探討著建廠生産的方案，最後，蘋果同意將整代芯片訂單交給台積電，前提是台積電准備90億美元建廠資金和6000個工人以確保産能。2008-2011年，三星智能機全球份額增長了6倍、達到了20%。然而蘋果卻有超過一半的關鍵零件要從三星采購。蘋果心有余悸，推行三星替代計劃。2008年，蘋果把閃存芯片訂單從三星轉給東芝。兩年後又分了一部分屏幕訂單給夏普。
2011年4月，蘋果一口氣向三星提出了16項指控，稱三星手機“生搬硬套”抄襲蘋果。三星絲毫不慫，立刻在美國反訴蘋果侵犯其十項專利，還要求在美禁售iPhone。蘋果被人握著命脈，催促著台積電加速研發。而張忠謀鞭抽快馬，在2011年底派出頂尖的“one team”戰隊。百余位跨部門的研發工程師組成，他們從台北、新竹等地，悄悄飛往美國蘋果總部。爲確保萬無一失，台積電專門開發了兩個A8版本讓蘋果挑選，不繞過三星專利牆誓不罷休。位于新竹的第十二廠、台中的第十五廠、台南的第十四廠，都在以接近平時三倍的速度擴建。2011年到2013年期間，超大規模的12寸晶圓廠全球一共只增加了3座，而台積電一家就新建一座，擴建兩座。
台積電第一代的16nm制程，性能的確不如三星。但第二代、也就是用于iPhone 6s處理器的16FFP，已與三星不分伯仲；第三代的16FFC，就通吃iPhone 7處理器訂單。
爲了跟上“摩爾定律”的腳步，始終掌握最尖端的技術，張忠謀親自組建了臭名昭著的“夜鷹部隊”。台積電參照富士康流水線，把研發制度改爲三班倒，讓台積電從“24小時不間斷生産”，升級爲了“24小時不間斷研發”。夜莺的薪水底薪上調了30%，分紅上調了50%。重賞之下，夜莺部隊很快就超過了400人。
2014年，台灣省勞工全年總工時爲2135小時，遠超全球其他地區。2017年英特爾被台積電技術超越時，有員工去台積電打聽原因時，得到回答是：你們睡覺，睡太多，睡太久了。在如此反人類的努力之下，台積電在2017年實現了10nm芯片的量産，2018年實現了7nm芯片的量産。不過後來，因爲這種比“996”還瘋狂的制度過于壓榨員工，“夜鷹計劃”最終廢除。
安排完了技術攻堅隊，張忠謀給律師團下了死命令“打到底”。爲了圍剿梁孟松，法官換上了一位嫁給韓國人，熟悉韓國案例的女法官，律師團也掘地三尺搜集了一批重磅證據，包括梁孟松的10名學生都是三星資深工程師，梁孟松2009年就用上了三星的內部郵箱，三星的工藝有7個關鍵特征與台積電雷同等。最終法院強力判決梁孟松不得在2015年底前回到三星。梁孟松自是不服，再次向台灣最高法院提起上訴。官司一直打到2015年8月，顯而易見，梁孟松再次敗訴。
2018年6月，86歲的張忠謀再次宣布退休，在自己的最後一次股東大會上，伴隨著熱烈的掌聲。張忠謀功成身退，而他的老對手李健熙自2014年就一病不起，直至2020年病逝。而少主李在镕在2017年因賄賂罪被關進了7平米的監牢，6個月後才改判釋放。2019年7月，日本對三星斷供了半導體材料，李在镕不得不趕到中國台灣，懇求購買些原料庫存應急。
中美“芯片”的暗戰
台積電能成爲中國台灣的圖騰，自然離不開張忠謀的功勞和個人魅力。台積電既能讓蘋果沒有後顧之憂，也能讓華爲安心托付。但是當太平洋政治版塊開始碰撞，台積電真的還可以隨心所欲地交朋友嗎？
台積電創業之初的四寶，是美國加州伯克利的人才、德州儀器的管理、IBM的技術授權、以及美國芯片公司的訂單。決定三星和台積電天平平衡的，是蘋果。三星和台積電的股東，早已被華爾街占領，左右互搏，台積電不過是別人粘板上的魚肉。
自從美國把芯片當做武器，全球各國爲防範産業風險，紛紛自主建立芯片工廠。中國大陸越來越重視集成電路産業的發展，在資金、時間、人才、政策等方面不斷加碼，讓全球半導體産業逐漸轉向大陸。
2019年，美國政府公開打壓華爲，中芯國際（大股東大唐控股，二股東國家集成電路産業投資基金）在這種背景下，爲避免特殊情況下被美國政府卡脖子，決定從納斯達克退市。由于芯片制造需要大量資本投入，僅依靠國家大基金的支持是遠遠不夠的，中芯國際又選擇在A股科創板上市。
2021年9月，美國政府要求台積電在45天內提供包括訂單量、庫存量等一系列核心數據，從而建設一個所謂的“安全供應鏈”。台積電最講究保密，“梁孟松事件”台積電不惜死磕到底，爲的就是保護自己的機密。台積電想悶聲發大財，現在是不可能的了。
中國芯片之所以落後，很大程度是需求端出現問題。初生的國産芯片公司，一上來就要面對國際公司的競爭，品牌商甚至國家采購都願意優先采購國外的成熟芯片，留給國産芯片機會太少。
美國的卡脖子政策，無意中提升了中國需求端。中芯國際的銷售額在2020年25%增長的基礎上，2021 年再度大增39%。華虹集團2021年的營收增長率更是接近驚人的70%，整整兩倍多于全球代工市場的增速。在這兩家公司的帶動，也令中國大陸公司在全球純晶圓代工市場的份額，從2021年的7.6%增加了0.9個百分點，達到8.5%，接近10%大關。
在中美科技戰的夾縫中，大廠台積電既左右逢源，也左右爲難，想“中立”，卻難“中立”。選擇是早晚的事情，躲是躲不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