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探究利比亞國家構建會發現，利比亞是聯合國“制造出來”的國家，這是地緣政治與民族主義互動的結果。利比亞曆來爲多種文明競逐之地。近代以來，在奧斯曼帝國的支持下，賽努西宗教民族主義力量崛起。意大利入侵利比亞催生了的黎波裏塔尼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並成立了共和國。盡管民族主義精英也在起著重要作用，但由于固有複合型曆史文化的影響，在利比亞國家構建進程中，大國的外在影響更爲明顯。英美法蘇等國在如何處理利比亞問題上經曆了大國瓜分、集體托管、聯合國托管與利比亞獨立等方案的博弈，反映了各大國間的利益平衡以及重重矛盾。民族國家構建的內在問題並沒有因爲利比亞聯合王國的成立而得到根本解決，在中東阿拉伯變局當中亦見其曆史回響。

一、問題的提出

2011年以來，阿拉伯國家經曆了幾十年未有之大變局，維系這些國家多年的統治模式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突尼斯總統本·阿裏出逃沙特阿拉伯，其政權轟然崩潰。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在民衆抗議聲中黯然離職。利比亞卡紮菲政權在北約和國內政治反對派的內外夾擊下倒台，卡紮菲本人死于非命。也門總統薩利赫被迫辭職，避難他國。複興黨統治下的敘利亞仍然如履薄冰，前途未蔔。本次阿拉伯大變局是繼20世紀50年代的民族主義浪潮、20世紀80年代的伊斯蘭複興主義浪潮以來，阿拉伯世界遭遇的第三次政治體制變革浪潮。由于其沖擊力之強，引起變化之大，影響範圍之廣，堪稱蘇東劇變以來又一次世界政治大變革。蘇東劇變最終導致了冷戰結束，而此次變革則引起阿拉伯強權體制國家的“連鎖崩潰”，阿拉伯國家陷入劇烈動蕩之中。阿拉伯大變局引發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學者們從各個視角深刻反思這場政治變局發生的原委，大都認爲，阿拉伯大變局的發生是內外因綜合作用的結果，內因是這些國家政治發展的衰朽(特別是威權主義、家族政治以及老人政治)，經濟發展停滯不前以及網絡新媒體的傳導等，外因則是歐美國家的幹預與美國“大中東民主化”的余波，甚至考慮到氣候變遷的影響等。①應當說學者們的上述探討至少在表象上揭示了這場大變局的某些原因，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國內外學術界忽視了引發大變局的一個深層次原因，那就是困擾阿拉伯國家至今的國家構建問題。

從近現代曆史進程來看，現代國家構建主要是民族國家構建。但國家構建與民族構建是有區別的，前者是人爲構建一個具體、真實的政治共同體，存在大國和聯合國等外力幹預，而後者是構建一個具有相似曆史記憶與文化符號的想象的共同體，盡管是建構的但外力很難幹預。②在哈貝馬斯看來，國家構建是指由公民組成的民族，民族構建指的是由人民組成的民族。③二者重合則是理想的民族國家構建，二者疏離則會造成公民身份與民族身份的緊張。除了民族國家構建的一般性問題外，國家構建還包括具體政治議程的推進。從國家構建的實踐來看，尼爾·羅賓遜認爲，國家構建不僅僅是控制一塊領土，更重要的是構建某種政治權威，完成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建設等議題。④在此意義上，國內有學者認爲：“國家構建是指，國家政治結構、制度、法律的建設，包括行政資源的整合和集中，使國家能夠對其主權範圍內的領土實施統一的行政控制。”⑤綜合而言，國家構建主要是指政治共同體建立基礎上的民族國家建設。

在民族國家框架內，政治共同體如何建立，是由外部力量主導還是由內部力量主導，亦或由內外部力量共同推動，將型塑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而言的後發展國家的國家構建類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獨立的亞非拉國家中，湧現了一波去殖民化與國家構建的浪潮。大多數亞非拉國家的國家構建都是內部民族主義力量推動完成的，但在阿拉伯國家構建中，盡管民族主義精英也在起著重要作用，大國的外在影響更爲明顯。而利比亞的國家構建則更爲曲折，它是大國博弈過程中最後由聯合國“制造出來”的國家。這一頗具特色的國家構建方式，盡顯利比亞民族主義力量與地緣政治在該國政治共同體建立過程中的複雜角色與作用。

國外學者已經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⑥他們雖然指出了大國博弈對利比亞國家構建的積極作用，但卻忽視了其消極影響。大國博弈和聯合國推動下的國家構建，只是在形式上或某些內容方面使利比亞成爲現代政治意義上的國家，許多實質性問題並沒有因爲建國而得到根本解決，分裂的地緣政治、部族社會等曆史性難題也沒有得到有效化解。在新的曆史時期，這些因素與大國博弈在利比亞國家構建之路上一再重演。2011年，以美國和法國爲首的北約，配合利比亞政治反對派推翻卡紮菲政權，其根源仍可以追溯到聯合國推動下利比亞國家構建的先天不足以及近代以來利比亞不成熟國家形態發展自身。因此，在利比亞國家構建的問題上，需要進一步探究的問題是：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利比亞的國家構建是如何進行的？其中，尤爲重要的是，作爲地緣政治的集中體現——大國博弈的深入開展，大國爲何將其交給聯合國？這一國家構建方式對利比亞政治産生了何種影響？

二、多文明競逐的地緣政治：利比亞國家構建初起

利比亞地處阿拉伯半島、非洲與地中海的邊緣區域。東部爲昔蘭尼加，西部是的黎波裏塔尼亞，西南部是費贊。但三者之間有沙漠阻隔、交往不便，而且各自分立，曆史上從未整合爲一個統一的政治共同體。三個地區的交往對象也不一樣：昔蘭尼加同馬什裏克國家(Mashriq, 包括埃及與中東其他國家)交往甚密，而的黎波裏塔尼亞則認同馬格裏布國家(包括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毛裏塔尼亞)。⑦由于利比亞南部延伸到撒哈拉沙漠深處，費贊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頻繁接觸。可以說，利比亞一直處于被馬格裏布國家和馬什裏克國家利益伸張的離心結構中。⑧正因如此，阿裏森·帕格特指出，利比亞成爲一個國家純屬偶然，利比亞的曆史就是各地區曆史的簡單相加。⑨獨立前的“利比亞”僅是地理學上約定俗成的表達方式，利比亞人更喜歡被稱爲的黎波裏塔尼亞人、昔蘭尼加人和費贊人。⑩作爲行政、經濟與政治渾然一體的、現代國家意義上的利比亞，從1951年大國博弈下聯合國大會推動建國算起，其曆史僅有60多年。(11)

地處歐亞非三洲邊陲地區以及分裂的地緣結構，使利比亞國家構建極易遭受外來文明的幹涉。在外來文明角逐的曆史進程中，利比亞形成了複合型的政治文化。利比亞的統一，不僅面臨整合分立的地緣政治，而且還需整合這些複合文明因素，即非洲地緣特征、阿拉伯民族特性以及伊斯蘭宗教特質。

利比亞的原住民柏柏爾人沒有自己的書寫語言。至于柏柏爾人什麽時候來到了利比亞，至今仍是曆史之謎。腓尼基人(Phoenician)，或者叫布匿人(Punics)是北非地區最早的外來居民。公元前1000年，腓尼基人占領的黎波裏塔尼亞，成爲迦太基的一部分。布匿文明對本土柏柏爾人的影響較大，後者將布匿崇拜儀式融入了他們的民間宗教。公元前218—前202年，迦太基人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被擊敗，的黎波裏塔尼亞被羅馬帝國征服。公元1世紀，羅馬人擊敗托勒密王朝，占領昔蘭尼加，這裏的居民說希臘語。而的黎波裏塔尼亞屬于布匿人統治區，說拉丁語。(12)從地理特征來說，昔蘭尼加更具歐洲風格，而的黎波裏塔尼亞具有非洲風情。(13)因此，昔蘭尼加和的黎波裏塔尼亞的政治與文化背景截然不同。

4世紀，羅馬帝國分裂後，利比亞的東西部又分別納入拜占庭帝國和西羅馬帝國領土範圍。而費贊地區除與利比亞西部存在一定的貿易聯系之外，保持著獨立狀態。632年，阿拉伯軍隊進入北非地區。644年，阿拉伯人占領昔蘭尼加。646年，阿拉伯人進入的黎波裏塔尼亞。663年，阿拉伯人進入費贊。阿拉伯人的到來給利比亞地區帶來了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教，它對現代利比亞社會産生了持久的影響。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地區迅速完成了“阿拉伯化”或“伊斯蘭化”。柏柏爾人在的黎波裏塔尼亞內陸地區對阿拉伯人進行了頑強抵抗。摩洛哥曆史學家阿蔔杜拉·拉洛伊指出：“阿拉伯化經曆了多個世紀，伊斯蘭化是柏柏爾人自己完成的。他們模棱兩可地承認了阿拉伯人的統治，民衆更認同地方首領的權威。”(14)甚至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期間，利比亞的阿拉伯化仍在進行，但伊斯蘭化則早已完成。阿拉伯語成爲社會交往的主要語言。不過，的黎波裏塔尼亞和費贊的阿拉伯人的語言帶有馬格裏布方言，而昔蘭尼加的阿拉伯人方言與阿拉伯半島地區相似。許多柏柏爾人將阿拉伯語作爲第二語言。(15)

11世紀，處于法蒂瑪哈裏發統治下的利比亞受到來自阿拉伯半島內志的希拉爾和薩利姆部族的入侵，這是阿拉伯人的第二波入侵，它對利比亞部族社會結構的形成産生了深遠影響。從曆史和分布地區來看，利比亞的諸多部族與希拉利亞人的希拉爾部族和薩利姆部族有關。在這種情況下，利比亞成了一個典型的部族國家。(16)部族既是利比亞強大的社會組織，也是模糊的政治單元以及政治合法性的來源。(17)部族國家具有強烈的排他性，是以種族血緣關系爲紐帶，建立在共同的族群或族裔祖先神話與曆史記憶的基礎之上，政治權利甚至特權只授予那些領主部族成員，即處于統治地位的政治精英和與此相聯系的統治階級。(18)利比亞的國家權力往往由一個領主部族掌握，其他部族則處于附庸地位。利比亞部族形態的本質更多地體現爲社會學而非意識形態上的聯系與結合，部族的凝聚力和相互救濟依關系親疏而定。部族成員往往將政治認同與種族起源、身份聯系起來，每個部族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爲規範，所以有學者將利比亞的這種文化單元稱爲部族民族(tribe-nation)。(19)部族民族和部族國家在一致的情況下，就是民族國家，但二者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一致，血緣、傳統和部族紐帶是排他性的，部族利益與國家利益經常背道而馳，其結果就是部族社會與國家的頻繁沖突。

16世紀，奧斯曼帝國征服利比亞，並未對其實現直接統治，地方和部族勢力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從16世紀中期至1911年奧斯曼帝國在當地統治的垮台，利比亞名義上是奧斯曼帝國的領土。19世紀初，奧斯曼帝國面臨歐洲新興列強對亞非拉殖民的威脅。在英、法、意等國的侵略面前，奧斯曼帝國自身難保。被奧斯曼帝國“虛領”的利比亞更是首當其沖。隨著歐洲國家同非洲地區多層次交往欲念的日益強烈，利比亞的地緣戰略魅力更加鮮明地顯現出來。這裏一方面是貫通地中海與南部非洲的交通要沖，的黎波裏地區是通向中南非的必經之路；另一方面，這裏也是歐洲同非洲經濟交往的貿易中心和中轉站，貿易範圍包括羽毛、象牙、黃金和奴隸。到19世紀中期，非洲奴隸貿易的1/2都經由利比亞三個地區過境。(20)

爲了延續自己的統治且緩解帝國本土的壓力，奧斯曼帝國支持當時興起的宗教民族主義力量抵抗歐洲國家的入侵。(21)賽努西教團得以崛起。該教團活動是以複興伊斯蘭教爲目標的泛伊斯蘭主義政治運動，保留了傳統蘇菲派的神秘教義和禮儀，嚴厲譴責帶有泛神論傾向的觀點，其教義與瓦哈比派一脈相承。(22)賽努西教團始建于1837年，活動場所被稱爲紮維亞。1843年後，紮維亞遍布昔蘭尼加、費贊及其周圍地區。(23)賽努西教團和奧斯曼帝國蘇丹都支持泛伊斯蘭主義。1886年，蘇丹哈米德二世成爲賽努西教團正式成員，不久被擁戴爲哈裏發，並在伊斯坦布爾設立賽努西教團的常駐機構。賽努西宗教民族主義的鬥爭目標直指法國等殖民者，在某種程度上與奧斯曼帝國利益有契合之處。該教團不拒絕世俗政治，與奧斯曼帝國的世俗主義並不矛盾，因而得到奧斯曼帝國的支持，成爲一支積極的政治力量。帝國蘇丹對賽努西運動的支持態度培養了一股宗教民族主義力量，並在意大利入侵利比亞後發展起來。昔蘭尼加賽努西教團以“聖戰”名義發起了規模較大的抵抗運動。(24)

早在19世紀70年代，意大利就爲入侵利比亞而積極准備。1896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失敗後，決心將利比亞打造成爲地中海的“第四海岸”。意大利作爲歐洲國家的後起之秀，盡管剛剛實現統一，經濟建設還處于起步階段，但一直有謀求大國地位的雄心。而占領北非則是其謀求大國地位的第一步。許多意大利人相信，將意大利主權行使到曾經被羅馬帝國統治的區域是曆史賦予的權力與義務。(25)此外，人口稀疏的利比亞緊靠意大利，意大利的統治者希望本國農民通過到“第四海岸”的利比亞殖民定居，減緩本國的人口壓力。1911年9月29日，意大利在向奧斯曼帝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的三天之後，便公開宣戰。1911年10月5日，意大利艦隊占領利比亞。意大利和奧斯曼帝國的“三日戰爭”最終以後者的失敗而告終。11月5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吞並的黎波裏塔尼亞和昔蘭尼加。

意大利入侵激起了抵抗組織的出現，但分散各地，而且各自所秉持的政治理念還不一致。志在複興伊斯蘭教的賽努西教團在昔蘭尼加直接抵抗意大利的入侵，奧斯曼帝國一直爲他們供應武器裝備。奧斯曼帝國滅亡後，1913年，賽義德·艾哈邁德成立賽努西國家並對意大利入侵者采取“吉哈德”(jihad)聖戰，通過開展遊擊戰與意大利周旋。而以建立一個阿拉伯國家爲使命反對泛伊斯蘭主義的世俗民族主義力量在的黎波裏塔尼亞地區組織的早期抵抗運動並不成功，蘇萊曼·巴魯尼(Sulayman al-Baruni)組織柏柏爾人進行抵抗，以失敗而告終。在與意大利的鬥爭過程中，這兩股力量都在不斷發展並創建了各自意義上的國家與政府組織。

1915年4月，歐洲國家簽署《倫敦條約》，許諾意大利占有利比亞。但意大利因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勢混亂不堪，並不想在利比亞過多耗費精力。1920年10月，昔蘭尼加和意大利談判，達成《拉加瑪(Rajma)協定》，賽努西教團領導者伊德裏斯被授予昔蘭尼加埃米爾(阿拉伯語音譯，即國王)頭銜，管理庫法拉(kufra)綠洲等地。伊德裏斯從意大利政府按月領取薪金和生活補貼，意大利提供警察和行政人員，賽努西教團負責解散昔蘭尼加的部族武裝。(26)

意大利法西斯統治期間，伊德裏斯領導下的昔蘭尼加民衆發動反法西斯起義，起義失敗後他本人避難埃及，但其助手賽義德·奧馬爾·穆赫塔爾領導下的抵抗運動通過與昔蘭尼加部族合作，獲得政治合法性，成爲利比亞國家構建進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賽努西宗教民族主義運動植根于現實社會的政治鬥爭，采取了宗教形式，實質上是阿拉伯民族主義情緒和伊斯蘭教相互滲透、相互借重的産物，是追求阿拉伯民族獨立、反對西方國家殖民的民族解放運動。

1912年，蘇萊曼·巴魯尼在的黎波裏塔尼亞西部成立地方政府。1915年，拉馬丹·蘇韋赫利在密蘇拉塔(Misurate)和的黎波裏塔尼亞東部成立地方政府。1916—1926年，哈裏法·紮維(Khalifa al-Zawi)在費贊成立地方政府。盡管這些地方政府持續時間較短，但爲的黎波裏共和國的成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政治資源。1918年秋，的黎波裏共和國成立，它是阿拉伯世界創建的第一個共和國政府。(27)的黎波裏共和國想在巴黎和會尋求大國承認，但沒有得到支持。1919年10月，意大利與的黎波裏共和國代表簽署協議，頒布了《基本法》，實施範圍延伸到昔蘭尼加。《基本法》承認各省擁有自己的議會和治理委員會。利比亞人被授予利比亞一意大利雙重公民身份，所有居民在地方議會選舉中有投票表決權，免服兵役，其稅收權歸屬地方選舉的議會。意大利總督可以在十人委員會提名的基礎上任命地方行政職位，但十人委員會中有八人是議會選舉的利比亞人。實際上，《基本法》給利比亞民衆提供了較爲寬松的政治空間。盡管《基本法》得到的黎波裏阿拉伯民族主義領導人巴魯尼和昔蘭尼加賽努西宗教民族主義領導人伊德裏斯的歡迎，但從未被付諸實踐。昔蘭尼加議會從成立到1923年被廢除，期間召開五次會議，參加者幾乎都是部族謝赫(長老)，很少有城市市民階層的代表參加。

由于政治精英陷入內鬥，的黎波裏塔尼亞地區政府沒有舉行過議會選舉。的黎波裏塔尼亞貴族與酋長之間派系對立嚴重，到1912年年中，領導人之間甚至相互傾軋，自相殘殺。直到伊德裏斯被任命爲昔蘭尼加埃米爾後，的黎波裏塔尼亞的精英才意識到內戰已經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更爲重要的是，錯過了自治的最佳時機。1922年10月，墨索裏尼在意大利上台執政。1923年，意大利法西斯分子進駐利比亞，的黎波裏共和國因缺乏強有力的領導集團、內部派別林立而被迫解散。

的黎波裏塔尼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屬于北非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一部分，它與西亞阿拉伯民族主義一樣以複興阿拉伯民族爲使命，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阿拉伯民族國家，反對泛伊斯蘭主義。但二者在如何處理與西方國家關系上存在不同主張：西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爲了實現阿拉伯民族統一，同意與西方國家合作，而北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與宗教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們稱當時歐洲入侵是“基督異教徒”的“十字軍東征”。(28)

可以說，分裂的地緣政治格局，複雜的部族社會結構，柏柏爾人、希臘人、羅馬人、阿拉伯人、奧斯曼土耳其人和意大利人等多種文明在三個地區的角逐成爲利比亞曆史的主題，是利比亞國家形態的底色。近代以來，在各種外來力量角逐的情勢下也催生了本土的賽努西宗教民族主義與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二者在各自的政治理念下紛紛謀求獨立與建國嘗試，盡管失敗了，但在利比亞國家構建的進程中仍然是重要的本土政治資源。

三、大國博弈及處理利比亞問題的方案

德意軸心力量在二戰後期遭遇重創，北非反法西斯戰線逐漸轉入意大利本土。隨著意大利人的離開，英法美盟國力量開始主導利比亞的政治局勢。1943年1月，駐乍得的法國軍隊占領費贊。同年5月，軸心國在突尼斯投降，英國政府成立軍事行政當局管理昔蘭尼加和的黎波裏塔尼亞。

戰後，利比亞的地緣政治博弈更爲激烈。昔蘭尼加、的黎波裏塔尼亞和費贊的形勢也因此各不相同。伊德裏斯因溫和的政治立場贏得了英國的支持。英國早在1942年的艾登聲明中就向伊德裏斯保證，不會讓昔蘭尼加再次落入意大利人之手。(29)1918年的黎波裏塔尼亞共和國創建失敗後，這裏的政治活動暫時平靜下來，但在1944年再次興起，其原因在于英國保留了意大利的行政制度，法院的法官竟是意大利人。的黎波裏塔尼亞的政黨要求成立一個具有獨立主權的利比亞，但其內部由于爭奪領導權而難以形成合力，在是否接受伊德裏斯的領導地位方面也存在不同意見。由于利益沖突以及泛伊斯蘭主義和阿拉伯民族主義理想訴求的差異，昔蘭尼加和的黎波裏塔尼亞的政治精英在關于利比亞的未來走向的談判中破裂了。1946年年末，法國占領下的費贊成立秘密社團，呼籲與昔蘭尼加和的黎波裏塔尼亞合並，但被法國政府鎮壓下去。

上述情況表明，由于利比亞三個地區政治精英力量弱小且分歧嚴重，再加上英法等國的外來幹預，因此在國家構建問題上，外部力量就更容易介入。意大利雖是戰敗國，仍擁有利比亞殖民地的法理主權，且意大利新政府將戰爭的責任都推給了墨索裏尼。如果大國妥協，利比亞仍可以歸還給意大利。不過，這僅是意大利政府的一廂情願，大國並沒有這樣想。按照它們的邏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利比亞應該從意大利轉到另一主人之手。(30)美英法蘇等大國都認爲自己有資格成爲利比亞的主人。對英國來說，的黎波裏塔尼亞和昔蘭尼加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這裏既是英國從直布羅陀到新加坡海上通道的重要一環，也是英國到東非、印度洋和遠東的中轉站。(31)在英國被趕出埃及和巴勒斯坦後，昔蘭尼加還是英國在中東軍事基地的一個超級替補。(32)法國人認爲，費贊地區與利比亞沒有任何關系。1943年，當法國占領費贊後，這裏的居民過著半饑半飽的生活，十人有九人患有沙眼，1/4人口患有瘧疾。(33)法國人在費贊開展了一系列經濟社會重建工作，例如提高工人工資，縮短工作時間，開辦學校，治愈民衆瘧疾，沙眼患者也治愈了一半。法國在費贊苦心孤詣的經營，表明其獨占該地區的決心。

因此，利比亞國家構建不只是受到某一殖民地宗主國的牽制，而是處于幾個大國利益博弈與權力制衡的狀態。他們對利比亞的前途提出種種建議，表明了利比亞問題的複雜性以及東西方陣營之間、甚至西方國家內部的緊張關系。英美法蘇等國在處理利比亞問題上經曆了不同的方案，反映了它們的地緣政治訴求。

波茨坦會議期間的大國瓜分方案與集體托管方案。1945年7月18日，杜魯門總統建議將意大利殖民地問題(利比亞問題爲其一)交給由美蘇英法中五國外長組成的外長委員會。蘇聯想以托管方式從意大利殖民地分一杯羹，建議大國瓜分利比亞。美國國務卿伯恩斯和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反對蘇聯計劃，建議利比亞殖民地問題暫且擱置。(34)波茨坦會議末期，大國在利比亞問題上的立場逐漸靠近，即集體托管。英國贊同將利比亞主權和領土置于四大國控制之下。蘇聯贊同三國管理利比亞。(35)實際上，英國並不想管理整個利比亞，僅對昔蘭尼加感興趣。當看到蘇聯想把的黎波裏塔尼亞作爲其稱雄地中海的戰略要點時，英國遂改變想法。每一方都提及集體托管方式，但幾乎都是大國委任統治的老套。

倫敦會議期間的集體托管方案與聯合國托管方案。1945年9月11日，英美法蘇四國外長召開倫敦會議。當時，的黎波裏塔尼亞和昔蘭尼加民衆情緒高漲，極力反對大國幹預利比亞的未來。英國外交部的胡德(Hood)勳爵提出警告，北非局勢已經很危險，我們如果拿不出行之有效的辦法，情況會越來越糟。(36)美國代表提出了集體托管模式並提交大會討論。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抨擊美國的建議是不切實際的，建議蘇聯管理的黎波裏塔尼亞。(37)莫洛托夫還保證，的黎波裏塔尼亞將在十年內獨立，蘇聯不會將社會主義制度強加給利比亞人，除非後者樂意接受。蘇聯之所以對的黎波裏塔尼亞感興趣，目的是在地中海構建自己的出海口。法國反對美國的說法，戴高樂公開聲明，集體托管是不切實際的。他不反對意大利管理的黎波裏塔尼亞和昔蘭尼加。英國外長貝文對美國的建議反應冷淡，同時斷然拒絕了蘇聯的計劃。(38)9月14日，美國國務卿伯恩斯提出聯合國托管利比亞，聯合國托管理事會將成立7人顧問委員會，行使管理權，十年後實現獨立。在倫敦會議上，外長委員會關于利比亞問題陷入僵局，大國立場相去甚遠。但解決利比亞的方案日漸明晰，即集體托管方案和聯合國托管模式的選擇。

巴黎會議期間的聯合國托管方案與利比亞獨立方案。1946年4月，外長委員會在巴黎召開會議，史稱巴黎會議。英國外長貝文重提聯合國托管意大利殖民地問題，而法國提出將意大利殖民地主權交與聯合國，而由意大利代管。蘇聯建議邀請意大利參與利比亞的托管，成立由英法蘇美四國組成的顧問委員會，意大利充當副手，蘇聯管理的黎波裏塔尼亞。十年後，這些殖民地實現獨立。英國外長貝文隨即又提出反駁意見，建議利比亞成爲一個主權獨立國家。(39)英國計劃宣布後，立刻得到利比亞國內民衆的支持。伊德裏斯電文贊賞貝文的立場。(40)法國反對英國的設想，支持蘇聯的建議，其原因有二：一是擔心英國控制利比亞；二是認爲利比亞經濟發展落後，還不具備獨立的條件。(41)1946年7月15日，美國在第二次巴黎會議上提出，處理意大利殖民地問題的時間延長一年；如果各大國在一年內仍不能達成一致意見，就將利比亞問題提交給聯合國大會；並派遣調查委員會考察利比亞民衆的真實想法等。盡管巴黎會議沒有取得任何成果，但會議提出的成立調查委員會考察利比亞民衆的想法，也反映了大國在博弈困境情勢下尋求解決問題的務實態度，明確了聯合國大會處理利比亞問題的基本原則。

1947年2月，意大利簽署《和平協定》，取消意大利與利比亞的殖民關系，規定利比亞的歸屬由美英蘇法共同決定，並考慮利比亞民衆的意向。四國必須在協定生效的一年內提出利比亞問題的解決方案。(42)國家構建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民衆意識形態層面的認同以及通過政治動員而塑造的社會認同，因此，了解利比亞三個地區民衆的政治取向顯得尤爲重要。1948年11月8日，外長委員會派遣調查組前往的黎波裏塔尼亞、昔蘭尼加和費贊調查民衆對利比亞建國的態度。經過幾個月的調查，調查委員會認爲昔蘭尼加需要外國援助，而英國則是最好的援助國。雖然賽努西社會結構提供了利比亞獨立的理想基礎，但還沒有發展到獨立的程度。(43)調查委員會得出如下結論：利比亞民衆想擺脫外國人統治，更沒有回歸意大利懷抱的熱情，由于缺乏管理國家的能力，並不准備獨立。這一說法引起利比亞民衆的憤慨。(44)1948年8月，調查委員會將調查報告交給外長委員會。蘇聯贊同意大利托管利比亞。英美贊同將昔蘭尼加置于英國的委任統治之下，的黎波裏塔尼亞和費贊的歸屬問題暫且擱置。一年後再做決定。1948年9月13日，在蘇聯的建議下，外長委員會召開第三次巴黎會議，蘇聯看到自己的想法難以實現，突然放棄意大利托管的立場，要求聯合國直接管理利比亞。

總之，英美法蘇等國在如何處理利比亞問題上經曆了大國瓜分、集體托管、聯合國托管與利比亞獨立等方案的博弈，反映了大國在利比亞問題上的不同利益訴求。英國的目標是占領昔蘭尼加；法國的目標是控制費贊；蘇聯旨在管理的黎波裏塔尼亞；美國並沒有自己的固定目標，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防止任何一個大國控制利比亞，使利比亞問題國際化。可以說，大國博弈使利比亞國家構建陷入二元悖論：即一方面，各大國尋求利益平衡爲聯合國大會接手利比亞問題鋪平了道路，使利比亞國家構建成爲可能，但另一方面，大國在處理利比亞問題上的重重矛盾又使得利比亞國家構建充滿阻力。

四、聯合國與利比亞聯合王國的建立

近代國家構建的曆史邏輯是，民族主義力量在與舊政權或外來侵略者的抗爭中以政治動員爲手段推進社會革命並創建統一、獨立的國家。但問題是，利比亞內部民族主義者不團結且缺乏自組織能力，又往往被大國分化控制，故很難自發地展開集體行動，難以實現政治動員和社會革命，而大國在此問題上也相互拆台、各懷心腹之事，因此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支持其國家構建的外部力量。在此情況下，將利比亞問題提交給聯合國反而迎來了轉機。1948年9月15日，英美法蘇四大國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交備忘錄，放棄在利比亞問題上扮演主要角色，要求聯合國大會決定利比亞的命運。(45)而聯合國接手利比亞問題對其國家構建産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首先，剛剛誕生的聯合國，作爲一種新生事物引起利比亞民衆的好奇，更爲重要的是，諸多亞非拉國家的成立使利比亞民衆對聯合國充滿期待和信任。其次，聯合國成爲利比亞民衆政治動員的有效工具。最後，聯合國大會處理事情不像安理會那樣實行五大國一票否決制，大會成員國在平等基礎上對重大問題都可以投票，2/3成員國表決通過即可生效。

1949年4月，聯合國大會召開利比亞問題第一次會議，會議成立由比利時、埃及、法國、海地、印度、新西蘭、挪威、愛爾蘭、蘇聯、英國和美國組成的聯合國利比亞問題委員會。(46)委員會經過多次到利比亞實地調查後，向大會提交了四份報告，介紹了的黎波裏塔尼亞、昔蘭尼加和費贊地區政黨組織的基本觀點。昔蘭尼加地區的利比亞解放國民大會呼籲利比亞獨立，接受伊德裏斯的領導。(47)他們反對大國(特別是意大利)托管，甚至以發動暴力襲擊相要挾。(48)利比亞軍人退役協會以及利比亞和東非難民社團屬于親意大利派，聲稱自己代表大多數利比亞人的利益，要求意大利托管利比亞，(49)指責伊德裏斯的統治“臭名昭著、腐朽落後且反對民主”。(50)的黎波裏塔尼亞的猶太社區並不在乎利比亞的分裂與統一，更在乎猶太社區的利益是否得到保證。(51)經過一個月的討論，聯合國大會關于利比亞問題第一次會議陷入僵局。在大國博弈之外，新增了其他非關聯國家的建議，體現了聯合國大會集體幹預模式的特點。

1.英國的建議。1949年5月3日，英國提出自己的決議草案。內容包括：自決議履行之日起，十年後只要聯合國大會認爲利比亞具備條件就可以獨立；昔蘭尼加並入利比亞，但在過渡期間由英國托管；埃及、法國、意大利、英國和美國將根據利比亞獨立期限和條件以及托管理事會的建議，將利比亞問題提交給聯合國大會第四次會議審議。(52)很明顯，英國人支持伊德裏斯，確保昔蘭尼加不落入意大利的控制，保護英國利益。英國的建議受到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指責，拉美和阿拉伯國家也反對英國決議，前者是因爲英國排斥意大利參與利比亞問題，後者是因爲英國剝奪了利比亞獨立的權利。(53)

2.蘇聯的建議。1949年5月16日，蘇聯提出自己的決議草案。利比亞將在5年後獨立。在此期間，聯合國托管理事會將按照相關協議任命咨詢委員會管理利比亞。咨詢委員會由9人組成，英、蘇、法、意、美、埃和其他歐洲國家各出一人，利比亞本國出兩人。(54)蘇聯的戰略目的是阻止英國控制利比亞，挫敗歐洲國家主導利比亞問題的圖謀。

3.印度的建議。印度主張利比亞置于國際托管之下，由聯合國行使管理權。10—20年的托管期結束後，在托管理事會的建議下，由聯合國大會同意後舉行全民公決，決定利比亞的未來：各地區是統一在一起，還是並入鄰國。(55)

4.拉美國家的建議。拉美國家極力爭取意大利托管利比亞，贊揚意大利對西方文明及其所在殖民地的貢獻，認爲墨索裏尼時代只不過是意大利的一場悲劇，意大利托管利比亞有著宗教、文化以及種族的意義。正如秘魯代表所說：“拉丁人最擅長協調正義，意大利憑什麽被剝奪了捍衛自己利益的權利，羅馬爲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56)印度強烈反對拉美國家的建議，認爲將殖民地管理權委托給某一大國，後者會對殖民地施加影響，甚至將殖民地吞並。(57)印度的提議得到了大多數國家的支持。拉美國家看到自己的想法難以實現，又提交了一份決議，要求將利比亞問題交給聯合國大會。

5.伊拉克的建議。(58)1949年5月6日，伊拉克向聯合國提交決議草案，建議利比亞立即獨立。這代表了阿拉伯國家和利比亞民衆的想法。利比亞民衆反對意大利托管，要求立即獨立，並得到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的支持。

就在大會僵持不下之際，美國代表杜勒斯(Dulles)建議聯合國成立利比亞問題委員會分委員會，協調相關各方的立場，並在1949年5月12日前提交一份能讓大多數國家都接受的報告。(59)分委員會成員爲巴西、智利、丹麥、埃及、埃塞俄比亞、法國、印度、伊拉克、墨西哥、南非聯盟、蘇聯、英國和美國。在蘇聯的極力爭取下，波蘭加入分委員會。

與此同時，大國在聯合國框架外解決利比亞問題的行動並沒有停止。由于拉美國家在聯合國大會占據席位優勢，因此只要他們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任何決議都難以通過。貝文—斯福劄計劃(Bevin-Sforza Plan)即在這種背景下出台。該計劃由英國外長貝文和意大利外長斯福劄提出，建議自1951年起意大利托管的黎波裏塔尼亞，英國托管昔蘭尼加，法國托管費贊，10年期限結束後，利比亞在聯合國大會認可的情況下實現獨立。法國、英國與美國都支持貝文—斯福劄計劃，但遭到利比亞境內民衆、阿拉伯國家以及蘇聯的反對。1949年5月，貝文—斯福劄計劃被聯合國大會否決。小國可以通過投票否決大國的決議，這一前所未有的舉措表明了聯合國大會捍衛憲章的決心。

利比亞問題在聯合國第四次大會上取得了突破。大會成員國經過投票表決，一致同意利比亞獨立。美英代表團知道利比亞獨立已經大勢所趨，決定放棄所有托管計劃，贊同利比亞獨立，但又要求預留3—5年的准備期。蘇聯要求利比亞立即獨立，外國軍隊撤出軍事基地。蘇聯的主張得到阿拉伯國家的支持。(60)拉美國家看到自己的想法難以實現，向阿拉伯國家妥協，放棄意大利托管計劃，支持利比亞獨立。1949年10月11日到12月1日，利比亞問題委員會按照印度、伊拉克、巴基斯坦和美國代表團的建議，草擬了一項決議。1949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任命聯合國副秘書長艾德裏安·佩爾特爲聯合國處理利比亞事務特派專員，幫助利比亞草擬憲法，創建國家。

1949年12月21日，經過激烈討論，聯合國大會以48票贊成，1票否決(埃塞俄比亞)，9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關于利比亞問題的289號決議。該決議內容如下：利比亞的領土範圍包括昔蘭尼加、的黎波裏塔尼亞和費贊；利比亞不遲于1952年1月1日前成立一個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昔蘭尼加、的黎波裏塔尼亞和費贊代表組成的國民大會決定利比亞憲法的內容；聯合國大會成立10人顧問委員會，成員來自埃及、法國、意大利、巴基斯坦、英國與美國，並包括經聯合國處理利比亞問題專員艾德裏安·佩爾特任命的4位利比亞領導人。英法等國將權力交給利比亞政府；利比亞獨立後加入聯合國。(61)衛拉德認爲，該決議的通過體現了英美蘇法和阿拉伯國家在利比亞問題上的博弈：阿拉伯國家歡迎阿拉伯兄弟國家的誕生；社會主義蘇聯反對一切殖民統治；英國想從繁重的行政治理中解放出來；美國一直以支持自由與民主國家獨立爲標榜；盡管法國不樂意看到利比亞獨立，但也無能爲力。(62)

利比亞政治精英在政府組成方面存在兩種觀點：即聯邦制和集權制。昔蘭尼加賽努西教團與民衆擔心人口占多數的的黎波裏塔尼亞壟斷權力，主張成立一個地方政府擁有較大自治權的聯邦制政府，而的黎波裏塔尼亞的民族主義者則害怕中央政府缺乏權威，贊同成立一個中央集權制政府。1949年12月2日，雙方達成妥協，同意成立一個聯邦制的民主政府。(63)1949年12月，佩爾特到達利比亞。在國民大會中，佩爾特試圖平衡3個地區的利益。但各方都想在憲法中尋求地位平等，這種平等試圖掩蓋各省之間人口素質、部族傳統和資源禀賦的客觀差異。1950年7月，佩爾特要求昔蘭尼加、費贊與的黎波裏塔尼亞地區各自派出7名代表，組成21人委員會。隨後經委員會討論決定，提出國民大會成員的産生方式，即由3個省長各指派20名成員。1951年3月，利比亞臨時政府成立。10月，國民大會批准了佩爾特和占領當局共同擬定的憲法草案。憲法宣布利比亞聯合王國是一個世襲的君主制政權，聯邦制的政治架構最終敲定。1951年12月15日，英法按照聯合國大會的安排將除國防、外交以外的所有權力交給利比亞臨時政府。12月24日，利比亞聯合王國建立，伊德裏斯爲國王。利比亞聯合王國的成立標志著利比亞國家構建的初步完成。

利比亞問題移交給聯合國大會對利比亞的未來産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就實際情況而言，當時的利比亞還沒有任何一種民族主義力量能夠憑借自己的權威，建立一個讓民衆信服的、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政府。在聯合國的推動下，地緣政治主導者和民族主義力量在政治共同體的建立上破天荒達成了一定的共識，使利比亞結束了分立的局面，具有了統一立國的基礎，但民族構建與國家構建的深層次矛盾仍深植在這一新生的政治共同體之中。

在國家領導人的確立方面，面對大國博弈的複雜局面，伊德裏斯贏得了三個地區民族主義力量和部族的支持。1944年7月，流亡22年的伊德裏斯回到昔蘭尼加，受到各部族的熱情擁戴。(64)1945年6月，在外長委員會開始認真討論利比亞問題以前，伊德裏斯的支持者給開羅的英國國務大臣遞交信件，闡述了昔蘭尼加獨立，支持伊德裏斯爲國王的構想。1946年7月，昔蘭尼加的部族首領發表聲明，要求英國承認伊德裏斯爲賽努西埃米爾，並在昔蘭尼加地區成立憲政政府。1949年7月，伊德裏斯在馬納爾王宮宣布昔蘭尼加獨立，並擔任埃米爾。昔蘭尼加在英國的支持下實現獨立，但英國人仍保留了立法和外交權。的黎波裏塔尼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也認同伊德裏斯國王。到1947年，的黎波裏塔尼亞領導人由于沒有得到英國人讓他們獨立的保證，並擔心重新被意大利殖民，呼籲與昔蘭尼加統一。昔蘭尼加宣布獨立後，的黎波裏塔尼亞民衆承認伊德裏斯的領導地位，認爲後者是昔蘭尼加和的黎波裏塔尼亞統一的不二人選。(65)費贊地區人口稀少，民衆缺乏政治意識，但也要求利比亞統一，接受伊德裏斯的統治。(66)昔蘭尼加和費贊在人口上不敵的黎波裏塔尼亞，但伊德裏斯國王的領袖地位抵消了上述劣勢。在這種情況下，成立一個由伊德裏斯爲國王，包括昔蘭尼加、的黎波裏塔尼亞與費贊，實行聯邦制的利比亞，符合民衆的利益和需要。

在一個以部族結構爲主體的社會裏構建政治共同體面臨著十分嚴峻的挑戰，因爲部族社會的政治忠誠多以地方和部族認同爲主，很難上升到民族國家構建理論所要求達到的國家認同高度。昔蘭尼加的部族首領明確支持聯邦制，其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保持自治地位。(67)因此，部族國家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內在矛盾仍然保留下來。

利比亞聯邦政府面臨中央、地方和國際三方面力量的現實博弈，這裏面既有原來部族、超越部族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和賽努西宗教民族主義以及殖民地時期宗主國因素的傳承，也有在創建聯合政府時期所産生的現實問題。正如佩爾特指出，利比亞聯邦制的現代化模式代表各地方力量在制度層面的折衷調和，聯邦政府現在還沒有能力將松散的國家整合爲一個有機整體。(68)具體而言，政府方面的博弈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中央和地方之間權力制衡，互相約束。利比亞憲法第36—39條清晰闡明了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權力範圍。聯邦政府在某些領域擁有立法和行政執行權，但是在銀行、進出口貿易、稅收、地下礦藏等重要領域僅有立法權和監督權，行政權歸屬地方政府。第二，地方政府權力坐大，聯邦政府權力弱小。但的黎波裏、班加西和塞布哈(sebha)的省級立法會和行政會擁有較大權力。第三，各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首腦、議會和內閣等立法行政機構。第四，由于難以確定班加西與的黎波裏哪一個爲國家首都，最後只好認定二者均爲首都。這一安排弊端明顯：行政費用昂貴，辦事效率低下。隨後，利比亞政府又將班加西與的黎波裏輪流設立爲首都。一開始是一年輪換一次，後來改爲兩年一換。

由于聯邦政府軟弱，賽努西君主制政權面臨著一系列國家構建難題。利比亞聯合王國的成立使利比亞達成了形式上的統一，但整個國家仍然是一個松散的“大拼盤”。三大省份之間難以形成一種政治共識：在多種矛盾對立面之間構建一種國家認同。利比亞聯邦制只是不同地區之間妥協的一種政治制度，爲長期分立的利比亞三個地區披上了“國家”的外衣。從根本上講，利比亞國家構建的獨特性源于其産生的特殊方式，利比亞既不是從西方式的絕對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發展而來，也不是如其他中東國家那樣源于民族獨立運動，而是大國博弈和聯合國推動的産物，這便造成了利比亞缺乏整合國家行政資源和社會動員的能力，從而只能實現形式上的統一。

五、未完成的敘說：民族主義、地緣政治與國家認同

利比亞政治共同體建立之後，家族和部族認同仍然是社會同化與階層融合的阻力，致使民衆的國家認同觀念淡漠。因此，對于利比亞來說，國家認同的構建具有極爲重要的意義。利比亞當時存在兩種實現國家認同整合的政治文化資源：昔蘭尼加的賽努西宗教民族主義和的黎波裏塔尼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69)伊德裏斯王朝時期，前者成爲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然而，宗教民族主義在利比亞國家認同的構建中存在嚴重缺陷。賽努西宗教民族主義的影響力僅限于利比亞的東部地區，西部地區只承認伊德裏斯國王是利比亞的政治領導人，而非宗教領袖。(70)與此同時，宗教民族主義與利比亞的家族和部族認同相互影響，並不是一種打破狹隘認同觀的革命性力量。因此，利比亞的宗教民族主義無法在全國範圍內實現社會動員，構建有效的國家認同。就利比亞統治者而言，國王尚缺乏國家認同構建的自覺性。國家認同構建本身是一種有意識的政治行爲，執政者起著極爲重要的作用。但伊德裏斯國王僅認同狹隘的部族和宗教共同體，對國家構建缺乏真情實感，而傳統的伊斯蘭文化中並不具備産生國家認同的充分條件。這也是利比亞國家認同構建的制約因素。

20世紀5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義在利比亞的一些學生和軍官中産生了較大影響。利比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深受埃及的影響。當時埃及對利比亞的影響僅次于英國，埃及在昔蘭尼加地區的影響甚至強于英國。埃及和利比亞地緣上接近，利比亞新政府雇傭了大量埃及行政官員，學校中的許多教師都來自埃及。(71)這些人將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想傳播到利比亞。利比亞民族主義者倡導阿拉伯統一和社會公平，希望強化國家認同，反對帝國主義等。(72)這些政治和社會主張與伊德裏斯王朝所奉行的親西方和反對阿拉伯統一的政策相悖。伊德裏斯王朝最終爲卡紮菲爲首的“自由軍官組織”這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所取代。卡紮菲執政後，在國家認同構建理念上一直徘徊于“阿拉伯民族主義”和“利比亞國家主義”之間。在理論上，卡紮菲的“革命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試圖把“民族構建”和“國家構建”結合在一起。但在現實操作中，由于阿拉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超國家特點，二者往往存在著現實的矛盾，這也是卡紮菲推進泛阿拉伯主義聯合行動多次失敗的根本原因。每當利比亞與其他國家進行聯合時，包括利比亞在內的每個阿拉伯國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現實的、具體的“國家利益”，而不是曆史上阿拉伯大帝國的昔日輝煌。卡紮菲的激進做法，如鼓吹推翻阿拉伯君主制，支持摩洛哥軍官推翻國王，在阿拉伯峰會上用手槍逼迫約旦國王侯賽因退位以及與沙特國王阿蔔杜拉惡言相向等，均使其所謂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流于形式。同時，卡紮菲依靠自己的卡達法等親屬部族來統治國家，打擊其他部族，造成任人唯親和裙帶資本主義，阿拉伯民族主義變得面目全非。卡紮菲求助于部族主義、依靠強力來維持自我統治的做法也使其政治體系具有部族政治的某些特征，這對于構建現代國家來說是一種曆史的倒退。

獨立後的利比亞君主制政權仍然沒有擺脫大國的控制與影響。大國之所以將利比亞問題交與聯合國，很大程度上是爲了緩和大國矛盾，確保自己在利比亞的利益得以保全。利比亞的財政援助資金和專家都來自西方，君主制政權允許美英分別租借惠勒斯(Wheelus)、阿丹姆(al-Adem)等軍事基地，其原因有二：一是伊德裏斯出租軍事基地換取歐美國家的援助資金以渡過財政難關。1959年末，美國援助利比亞達1億美元，利比亞成爲美國無償軍事援助數額最大的國家之一。(73)從1964年美國國務院與利比亞駐美大使阿比迪亞(Abdia)的電報往來可以看出，利比亞石油收入還不足以支撐國家發展計劃，利比亞迫切需要美國的技術、經濟和軍事援助。而美國則需要利比亞的惠勒斯軍事基地。(74)二是大國仍在利比亞進行暗中博弈，賽努西君主制政權很難擺脫西方的影響。1953年7月29日，利比亞和英國簽署友好條約，以加強二者兩個世紀以來的友誼。(75)1954年，法國和利比亞簽署友好條約，以確保法國在費贊地區的影響。(76)

而賽努西君主制政權向西方國家出租軍事基地等親西方行爲，引起了國內民衆對大國幹預利比亞內政的抗議，削弱了前者的政治合法性。伊德裏斯國王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從1964年3月17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總統特別助理的備忘錄中可以看出，伊德裏斯國王再三要求美國廢除惠勒斯基地租讓協議，以便制止風起雲湧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挽救風雨飄搖的賽努西君主制政權，(77)甚至以退位相威脅。(78)而事實上，美國和英國已經同意在基地協議上做出讓步。(79)但還沒等美英做出反應，賽努西君主制政權已經在1969年被卡紮菲爲首的自由軍官組織推翻。利比亞聯合王國難以在東西方之間找到最佳契合點，親西方的賽努西君主制政權在民衆中威信掃地。卡紮菲統治時期，利比亞親蘇仇美，支持中東的極端組織和輸出革命，幹涉非洲國家內政，與西方國家交惡不斷，並招致國際社會的孤立。進入21世紀，利比亞通過交出“洛克比空難”嫌疑人、賠償遇難者家屬、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政治意識形態上也放棄革命民族主義，試圖實現超越民族主義的現代化轉型，與西方國家實現關系正常化。(80)由于利比亞在非洲的地位突出，歐美國家一直對利比亞石油産業參與較深，特別是法國。法國之所以在推翻卡紮菲政權的利比亞政治變局中充當急先鋒，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關心本國企業在利比亞的石油利益。2011年，以美國和法國爲首的北約，配合利比亞政治反對派對卡紮菲政權的襲擊，則是大國幹預利比亞的曆史重演。

1969年，賽努西君主制政權被推翻，標志著利比亞國家認同構建的第一次失敗。2011年，卡紮菲政權倒台，標志著利比亞國家認同構建的第二次失敗。如今的利比亞國家構建正處于解構與建構之間，政治重建前景渺茫。利比亞國家構建的艱難曆程說明，與地緣政治、大國幹預以及相伴生的部族社會、地方政治等因素結合在一起的宗教與世俗民族主義力量，要想在國家建設中發揮積極的作用，需要正視其自身存在的問題。因爲利比亞的民族主義運動是在與地緣政治乃至大國博弈下謀求國家構建的，宗教與世俗民族主義力量最清楚利比亞是在何種曆史境遇下建立政治共同體然後才致力于建立公共行政機構，建設共同的教育體系、法律制度、語言及國家象征體系，彌合各族群的矛盾，從而推進民衆的國家認同的。利比亞國家構建的成功與否主要取決于能否克服地緣政治對其內政的播弄，並建構一種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政治制度，切實完成國家建設的諸多命題。

注釋：

①相關成果請參見 Michele Penner Angrist, “Morning in Tunisia: The Frustrations of the Arab World Boil Over,” Foreign Affair. corn, January 16, 2011; Richard N. Haass,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Egypt,” Project Syndicate, February 13, 2011; Dina Shehata, “The Fall of the Pharaoh: How Hosni Mubarak’s Reign Came to an End,” Foreign Affair, May/June 2011; Geneive Abdo, “Green Movement 2. 0? How U. S. Support Could Lead the Opposition to Victory,” Foreign Affairs. corn, February 18, 2011; Gideon Rose, “In Libya, How Obama Can End a Mission that Started Badly,” Washington Post, March 25, 2011; Micah Zenko, “The Mythrology of Intervention: Debating the Lessons of History in Libya,” Foreign Affair. com, March 28, 2011, i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Foreign Affairs, eds., The New Arab Revolt, 2011, http://www. google. com. tw/books?id=GMYgzhm2KAcC&printsec=frontcover&hl=zh-CN&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pp. 75, 115, 137, 163, 279, 284. Habibul Haque Khondker, “Role of the New Media in the Arab Spring,” Globalizations, vol. 8, no. 5 (October 2011), pp. 675-679; Sarah Johnstone and Jeffrey Mazo, “Global Warming and the Arab Spring,”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 53, no. 2(April-May 2011), pp. 11-17. 國內學者對中東大變局的分析，參見黃民興：《世紀震蕩：阿拉伯世界政治動蕩的原因和前景》，《回族研究》2011年第3期；劉中民：《關于中東變局的若幹基本問題》，《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田文林：《對當前阿拉伯變局的深度解讀》，《現代國際關系》2011年第3期；王鎖勞：《有關北非中東劇變的幾個問題》，《外交評論》2011年第2期等。

②Patrick Sutter, “State-Building or the Dilemma of Intervention: An Introduction,” in Julia Raue and Patrick Sutter, eds., Facets and Practices of State-building,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9, pp. 7-9.

③尤爾根·哈貝馬斯：《歐洲民族國家——關于主權和公民資格的過去與未來》，《包容他者》，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5頁。

④Neil Robinson, “State Building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roblem and Agenda,” in Aidan Hehir and Neil Robinson, eds., State-building: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07, p.13.

⑤王建娥：《族際政治：20世紀的理論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9頁。

⑥與主題直接相關的研究爲：Adrian Pelt, Libyan Independenc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 Case of Planned Decoloniz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Hisham Sabki,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Libya, Indiana University, Doctor Degree Dissertation, 1967; Anna Baldinetti, The Origins of the Libyan Nation: Colonial Legacy, Exil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Nation-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10; etc.. 提及利比亞去殖民化的成果有：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From Colony to Independence, Oxford: One World, 2008; Majid Khadduri, 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3; Scott L. Bills, The Libyan Arena: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1945-1948,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⑦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From Colony to Independence, p. 2.

⑧Janice Monti-Belkaoui and Ahmed Riahi-Belkaoui, Qaddafi: The Man and His Policies, London: Avebury, 1996, p. vi.

⑨Alison Pargeter, Libya: The Rise and Fall of Qaddafi,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2.

⑩Majid Khadduri, 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 v.

(11)利比亞數易國名：1951—1963年爲“利比亞聯合王國”；1963—1969年爲“利比亞王國”；1969—1973年爲“阿拉伯利比亞共和國”；1973—1986年爲“阿拉伯利比亞人民社會主義民衆國”；1986—2011年爲“大阿拉伯利比亞人民社會主義民衆國”。2011年9月16日，利比亞國名更改爲“利比亞”。

(12)Abdulhafid Fadil Elmayer, Tripolitania and the Roman Empire, Markovz Jihad al-Libya Studies Center, 1997, Deposition Number 1996/1915/Dar. Kotob. P. O. Box: 5070/Tripoli, p. 56.

(13)Henry Serrano Villard, Libya: The New Arab Kingdom of North Afri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12.

(14)Abdallah Laroui, The History of the Maghrib: An Interpretive Essay, trans. Ralph Manhei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87.

(15)Louis Dupree, “The Arabs of Modern Libya,” The Muslim World, vol. 48, no. 2, 1958, pp. 113-124.

(16)截至2011年，利比亞有140多個部族，其中影響較大的有30多個。

(17)Areal Obeidi, Political Culture in Libya,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2001, p. 131.

(18)菲利克斯·格羅斯：《公民與國家——民族、部族和族屬身份》，王建娥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年，第36頁。

(19)菲利克斯·格羅斯：《公民與國家——民族、部族和族屬身份》，第178頁。

(20)A. A. Boahen, British, the Sahara and the Western Sudan, 1788-1861,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64, p. 128.

(21)民族主義運動是指那些在現實政治中的民族國家爲建立獨立國家或維護本民族國家利益而進行的各種活動，因而世俗性是民族主義運動的典型特征。20世紀後期，一些民族國家在鬥爭目標和旗號中卻包含著某些宗教因素。宗教因素與民族主義運動融合，形成了一種既不同于純粹的宗教運動，也不同于世俗民族主義運動的新現象，即宗教民族主義運動。(錢雪梅：《宗教民族主義探析》，《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第17頁)

(22)Ali Abdullatif Ahmida,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ya: State Formation, Colonization, and Resistance 1830-1932,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p. 86.

(23)E. E. Evans-Pritchard, The Sanusi of Cyrena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p. 24-25.

(24)Lisa S. Anderson, The Stat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unisia and Libya, 1830-198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18.

(25)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From Colony to Independence, pp. 57-58.

(26)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8.

(27)Lisa S. Anderson, “The Tripoli Republic, 1918-1922,” in E. G. H. Joffe and K. S. Mclachlan, eds., Social &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 Wisbech: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n Studies Press, 1982, pp. 43-65.

(28)Majid Khadduri, 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p. 9-10.

(29)Scott L. Bills, The Libyan Arena: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1945-1948, p. 22.

(30)Majid Khadduri, 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 v.

(31)Mary Jane Deeb, Libyan’s Foreign Policy in North Africa, Boulder, San Francisco,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91, p. 23.

(32)Anna Baldinetti, The Origins of the Libyan Nation: Colonial Legacy, Exil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Nation-state, p. 111.

(33)約翰·賴特：《利比亞》(下)，陸茵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40頁。

(34)Scott L. Bills, The Libyan Arena: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1945-1948, p. 38.

(35)羅納德·布魯斯·聖約翰：《利比亞史》，韓志斌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79—80頁。

(36)Scott L. Bills, The Libyan Arena: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1945-1948, p. 37.

(37)C. Grove Haines, “The Problem of the Italian Colonie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1, no. 4(October 1947), p. 422.

(38)Hisham Sabki,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Libya, pp. 41-42.

(39)C. Grove Haines, “The Problem of the Italian Colonie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1, no. 4(October 1947), p. 425.

(40)Scott L. Bills, The Libyan Arena: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1945-1948, p. 56.

(41)Hisham Sabki,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Libya, p. 46.

(42)Document, A/895 (以下只標注文件序號), United Nations,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以下簡稱ORTSGA), Part I, Plenary Meeting, Annexes, 1949, p. 104.

(43)F. E. Stafford, “The Ex-Italian Colonies,” International Affair, vol. 25, no. 1(January 1952), p. 55.

(44)Majid Khadduri, 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 124.

(45)Document A/875, United Nations, ORTSGA, Part I, Plenary Meeting, Annexes, September 15, 1948 p. 105.

(46)Document A/873, United Nations, ORTSGA, Part II, Plenary Meeting, Annexes, 1949, p. 91.

(47)United Nations, ORTSGA, First Committee, Summary Records of Meeting, April 5 May 13, 1949. p. 139.

(48)Document A/873, United Nations, ORTSGA, Part II, Plenary Meeting, Annexes, 1949, p. 132-133.

(49)Document A/873, United Nations, ORTSGA, Part II, Plenary Meeting, Annexes, 1949, p. 146.

(50)Document A/873, United Nations, ORTSGA, Part II, Plenary Meeting, Annexes, 1949, p. 147.

(51)Document A/873, United Nations, ORTSGA, Part II, Plenary Meeting, Annexes, 1949, p. 144.

(52)Document A/C. 1/446, United Nations, ORTSGA, Part II, Annexes, 1949, pp. 19-20.

(53)United Nations, ORTSGA, First Committee Summary Records of Meeting, April 5-May 13, 1949, pp. 161-165.

(54)Document A/881, United Nations, ORTSGA, Part II, Plenary Meeting, Annexes, 1949, p. 100.

(55)Document A/C. 1/448, Adrian Pelt, Libyan Independenc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 Case of Planned Decolonization, p. 77.

(56)United Nations, ORTSGA, First Committee Summary Records of Meeting, April 5 May 13, 1949, pp. 108-109.

(57)United Nations, ORTSGA, First Committee Summary Records of Meeting, April 5-May 13, 1949, p. 64.

(58)Hisham Sabki,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Libya, p. 92.

(59)Document A/C. 1/453, United Nations, ORTSGA, Part II, Plenary Meeting, Annexes, 1948, p. 94.

(60)Majid Khadduri, 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p. 133-154.

(61)Document A/RES/338(IV)-A/RES/288(IV), United Nations,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1949, pp. 10-13.

(62)Henry Serrano Villard, Libya: The New Arab Kingdom of North Africa, p. 33.

(63)Confidential, No. 13, 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 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簡稱 BDFA), Part V, From 1951 through 1956, Series G, Africa 1951, edited by Peter Woodward, vol. 1, LexisNexis, 2005, p. 324.

(64)Scott L. Bills, The Libyan Arena: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1945-1948, p. 21.

(65)Majid Khadduri, 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 82.

(66)Majid Khadduri, 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p. 122-123.

(67)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 eds., BDFA, Part V, From 1951 through 1956, Series G, Africa 1951, vol. 1, LexisNexis, 2005, p. 324.

(68)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 46.

(69)Jacques Roumani, “From Republic to Jamahiriya: Libya’s Search for Political Community,”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37, no. 2, 1983, pp. 159-163.

(70)Marius K. Deeb and Mary Jane Deeb, Libya since the Revolution, Santa Barbara: Praeger Publishers, 1982, p. 96.

(71)JT10316/1, No. 4, 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 eds., BDFA, Part V, From 1951 through 1956, Series G, Africa 1954, vol. III, LexisNexis, 2008, p. 112.

(72)Majid Khadduri, 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p. 330-333.

(73)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 45.

(74)Nina Davis Howland and David S. Patterson ed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簡稱 FRUS)1964-1968, vol. XXIV, Afric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9, p. 69.

(75)JT1052/23, No. 6, 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 eds., BDFA, Part V, From 1951 through 1956, Series G, Africa 1953, vol. III, LexisNexis, 2007, p. 368.

(76)JT10317/12, No. 2, 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 General eds., BDFA,　Part V, From 1951 through 1956, Series G, Africa 1954, vol. III, LexisNexis, 2008, p. 109.

(77)H/63-6/64, Secret, Nina Davis Howland and David S. Patterson, eds., FRUS, 1964-1968, vol. XXIV, Afric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9, p. 72.

(78)7/64-12/68, Confidential, Nina Davis Howland and David S. Patterson, eds., FRUS, 1964-1968, vol. XXIV, Afric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9, p. 76.

(79)H/63-6/64, Secret, Nina Davis Howland and David S. Patterson, eds., FRUS, 1964-1968, vol. XXIV, Afric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9, p. 73.

(80)韓志斌：《從革命民族主義到超越民族主義——利比亞現代化的躍遷》，《西亞非洲》2009年第12期，第45—51頁。　

來源：《曆史研究》2014年4期；轉自中東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