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地産風聲
作者:內幕君
9月,香港四大家族中,有三家明確表示捐地,風口浪尖的李家做了不同選擇,決定掏出10億港幣,扶持中小企業。
可見,從上到下已有共識,住房已成香港無法回避的問題。
而這一問題的根源,得從178年前說起。
曆史就像一面照妖鏡,故事很長,耐人尋味。
1
清王朝大門被撞開之前,香港是桃花源,嵌在南方邊陲。不大的島,有人捕魚,有人種地。
1841年,英國人登陸後,香港瞬間被卷進顛沛流離的命運。
洋人上島第一件事:賣地。
1841年6月14日,在義律的主持下,香港進行第一次土地拍賣。拍賣地點選在隔海相望的澳門,因爲那裏紙醉金迷,聚集著一幫鴉片販和做貿易的洋商,有的是錢。
這次拍賣,推出35幅地塊,每幅都是10英鎊起拍。最終,賣出34幅,最少的賣20英鎊,最高的賣到265英鎊。
3272英鎊輕松到賬,嘗到甜頭後,港英政府賣地如吸毒,有瘾。
1881年,地産收入大概占到香港財政收入三分之一,比鴉片還多。
競得土地的基本都是英商,對他們來說,地如白菜,少抽幾口煙的事。
看一收入比就知道地有多便宜。
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倫敦的女裁縫,一年收入大概是15英鎊,《簡愛》中的女主做家庭老師,一年能賺20英鎊。換而言之,那時的倫敦白領不吃不喝,一年就能在香港買塊地,占有34米海岸線。
而一百七十年後,同樣的購買力,只剩兩個平方。
2017年,倫敦平均工資爲39476英鎊,大概是35萬人民幣,港島的房價,20萬一平。
英國人侵占前,島上只有7400人,兩千漁民,其余是佃農,或小商販,誰也想不到腳下的土地,有朝一日,貴如金子。
第一批官地拍賣後,洋商上岸掘金,商鋪、街區接連湧現,中環、上環、下環逐漸劃定。海上升起一座全新的維多利亞城。
香港的地産江湖史,也由此徐徐揭開。
1889年,香港第一家房企誕生:香港置地及代理公司。由印度人遮打聯手怡和洋行創辦,專營地産生意。很長一段時間,置地盤踞一方,到1930年,已成中環最大的地主。此後50年,置地穩坐香港房企老大之位,從未旁落。
同期,太古輪船公司借著航運壟斷的優勢,在鲗魚湧批量拿地,用來建糖廠和船塢。遮打與怡和洋行創辦的另一個公司——九龍倉,守著九龍半島西南部,癡迷于建設貨倉碼頭。
這一時期,香港地産江湖中,叱咤風雲的多爲英商,比如怡和洋行、寶順洋行、公和洋行、林賽洋行。只有少數洋行的華人買辦,在夾縫中建起龐大的家業,比如何鴻燊的爺爺的哥哥何東。
多數華人,別說戰江湖了,連塊棲身之地都冇。1882年,有個英國工程師考察華人區後,相當驚訝:
街道窄到可以用一根竹竿撐到對面晾曬的衣服。
每間房屋平均要住17個人,人均住房面積甚至不到1㎡。那時候,香港華人的法定墓穴面積12方尺,一平多。死去比活著更有尊嚴。
也是從這時起,房荒如烏雲,罩在香港上空。一百多年,揮散不去。
2
香港開埠後60年,中環不允許華人居住,直到1906年,何東獲批居住在太平山山頂,局面才漸漸打破。
當時的中環,算是富人區,一些前清遺老在辛亥革命後逃港,都是提著錢直奔中環,重金買入洋房。因爲房荒問題,投機炒房風盛行。
禮部尚書許應骙的兒子許秉璋,就是在中環置業,後來通過倒房,幾年時間賺的錢比他爹爲官一生還多。
都知道南粵子弟“敢爲人先”:梁啓超推動維新變法,孫中山確立“三民主義”。許應骙也是廣東人,和老鄉們比起來,許大人的“先”,過分精致利己。
用今天的話來說,許應骙是個雙標G。在戊戌變法中,他作爲守舊派,反對的旗子舉得最高,人稱“戊戌黑旋風”。
他母親不是正室,按照傳統,去世時棺材不能從家廟的中門擡出。這個時候,許尚書才不管什麽祖制族規,他責問族人:你們不讓我母親走中門,我能不能走?
族人回他:您是一品官員,當然可以。
然後,機智的許尚書把腿一跨,坐上棺材,下令:給我連人帶棺擡出去!
看呆衆人。
神奇的南粵大地,什麽樣的人才都有。
不久後,這裏將孕育出香港“地産五虎將”——長江實業、新鴻基、合和、恒隆、大昌,以及“四大天王”——李嘉誠、鄭裕彤、李兆基、郭得勝,還有“賣樓花”第一人:霍英東。
1923年5月10日,霍英東出生在香港一戶水上人家,在他7歲之前,兩個哥哥和父親相繼去世;55歲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只聽父輩說,家鄉附近有一條鐵路,鐵路旁是稻田。
後來,霍家在香港修祖墳時挖出一塊石碑,上面刻著“番禺”字樣,這才找到根。
1945年,抗戰勝利,日本撤出侵占4年的香港。一切恢複如昨,這個廣東靓仔開始傳奇一生。
這一年,霍英東22歲,幫母親張羅三年的雜貨店後,決定回到海上,像祖輩一樣做駁運。
他買了幾條船,風裏來浪裏去,同時兼營買賣戰後物資。有一回,霍英東花18000元(全文單位爲港元)買回一批海軍的機器,轉手一賣,淨賺兩萬二。
那些同樣祖籍廣東,日後將左右半個香港的大佬們,此時還乳臭未幹。
合和的創始人胡應湘,祖籍廣州花都,還在上小學,打小就是學霸,後來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深造,學的土木工程。
潮州的李嘉誠17歲,在舅舅莊靜庵位于高升街的一間鍾表店當店員,剛學會鍾表裝配修理技術。他的潮州老鄉劉銮雄,還要6年才能從娘胎裏蹦出。
順德的李兆基16歲,在老家父親開的永生銀號當學徒,是個富二代。李兆基的老鄉鄭裕彤,這一年23歲,拿著兩萬元現金和24兩黃金,從澳門來到香港,替嶽父張羅開設周大福分店。
江門人陳曾熙22歲,日本留學歸來不久,任職永隆銀行,負責外彙、樓盤按揭業務。
中山的郭得勝34歲,大器晚成,在上環租店面,經營一家叫“鴻興合記”的雜貨店。
海上漂泊5年後,一場戰爭,讓霍英東賺到回到岸上的資本。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國際對新中國實施封鎖禁運,香港跟隨英國政府加入禁運。這樣一來,海外物資無法運到前線。
富貴險中求。
霍英東用他的船隊,把鐵板、膠管、汽油、輪胎、紗布等運到澳門,交給中資公司。
一百萬港元的貨,能賺十萬,就這樣,依靠運送戰爭物資,霍英東淘到一桶沉甸甸的金。
北京隆重紀念抗美援朝50周年時,霍英東是唯一被邀請出席的港胞。
有了這筆錢,1953年,霍生棄船登陸,和妻子呂燕妮創立霍興業堂置業有限公司,注冊資金465萬,另于1954年創辦立信置業。
不得不說,霍英東眼光刁,腦瓜靈。那時的地産行業,正站在風口上。
“禁運”使得香港轉口貿易蕭條,整個城市漂浮著大量遊資,單單香港銀行體系的存款就有37億元。
有錢沒處投,大水灌進樓市。
加上經濟發展推動人口快速膨脹,到1950年,香港已經超過200萬人,是日據時期的三倍。隨之而來的就是愈演愈烈的“房荒”,地價和房租脫缰野馬,跑個不停。
1955年,尖沙咀商業區每方尺售價200元,相當于一平1800元。同比漲幅超過50%。
當時香港的房子按幢賣,每幢3-5層不等,多數平民買不動。
有一個叫吳多泰的港漂,心生一計:何不分層出售?結果,兩幢5層樓高的房子,原本要三個月才能賣完,他按照每層三房兩廳出售,三天賣光。
緊接著,影響中國房地産進程的“創舉”出現了。
1954年,霍英東開發第一個項目——九龍油麻地公衆四方街新樓,預計建設100多幢樓,超600個單元,但他的啓動資金不夠。
于是,“賣樓花”登上曆史舞台。
爲了籌集資金,霍英東首創“分期付款”:交50%的訂金,其它的分5期還清,房子交付時爲最後一期。
因爲大家買的是施工階段的房子,恰如植物開花未結果,所以香港人稱之爲“樓花”。
一年時間,100多幢樓銷售一空。用霍英東的話說:
“賣樓花方法一公布,整個香港爲之瘋狂。”
一次顛覆式營銷,把普羅大衆卷進地産這個大池子。買房的、賣房的,所有人如魚得水,再也出不去了。
霍英東由此聲震香港地産界,江湖喧騰起來。
3
1955年,霍英東在銅鑼灣蓋起17層高的蟾宮大廈,地價和建築費合計200萬,但他只從口袋掏出13萬,其它通過“賣樓花”支付。
蟾宮大廈落成後,成爲當時香港最高的建築物,標志著霍氏家族崛起。
隨後,霍家敞開大口袋,在銅鑼灣一帶收購地皮,希雲大廈、禮頓大廈、禮加大廈、禮希大廈等接連建起。
1956年,入贅周家的鄭裕彤守得雲開見月明,從老丈人手中接過“周大福”。
1958年,李嘉誠經營塑膠廠已有8年,是香港塑膠花大王。他給公司取名“長江”,寓意長江不擇細流,能納百川歸大海。這一年,他在香港島北角買地,蓋起一棟12層高的工業大廈,叫長江大廈,以此踏入地産界。
此後,李嘉誠將制造業撈到的錢,大把大把撒進地産行業,悄悄地書寫一個人的地産傳奇,名叫《李家的城》。
別看李首富現在得風得雨,其實,他35歲之前是個愛而不得的光棍:
我本將心托明月,奈何明月藏靜庵。
直到1963年,看著李家小子業有所成,親舅舅莊靜庵才松口,同意將女兒莊月明托付他。
李嘉誠踏足地産的同年,郭得勝也拍馬趕到。拿著獨家代理日本“YKK”拉鏈賺的錢,郭得勝拉著馮景禧、李兆基等八人組團出道,成立永業有限公司。
過五年,郭得勝覺得8個老板太難整,于是搞小團體,和馮景禧、李兆基另創新鴻基企業有限公司,被稱“地産三劍俠”。
每次有人問老郭,爲什麽取名新鴻基,他都得解釋半天:
“新”是馮景禧的新禧公司之“新”,“鴻”是郭得勝的鴻昌合記之“鴻”,“基”是李兆基的“基”。
創辦新鴻基時,三劍俠各出100萬,互不賒賬。
同樣找人合夥做生意,霍英東差點運氣。說起澳門賭業,衆人皆知何鴻燊。
其實,50幾年前,站在何鴻燊背後的男人是霍英東。
1961年,霍英東在澳門創辦澳娛,大小四個股東。出資時,霍英東拿300萬,何鴻燊拿200萬,錢是找霍英東借的。
一代賭王,空手套白狼。
後來兩人意見相左,逐漸心生間隙。霍英東看不慣何鴻燊拿賭業牟利,“澳娛”成立之初有一個宗旨:公司所得利潤,九成用于建設澳門,包括發展外港、現代化酒店及高速快船等,其它的用于澳門的慈善事業。
然而,何鴻燊是個嗜“賭”如命的人。
1974年,亞洲足協會議在伊朗舉行,霍英東時任香港足球總會會長,想著如何幫助中國恢複國際體壇合法地位,何鴻燊和鄭裕彤相視一笑,計上心來:
簡單,在伊朗開馬場。
矛盾最大時,兩人通過媒體嗆聲。
有一回,霍老放話:“當年,如果沒有我出錢疏通外港碼頭,澳門的一切都是假的,包括Stanley(何鴻燊英文名)的地位。”
何鴻燊聽到,本來就長的臉,拉得更長了,隔空回應:“講我對澳門沒貢獻,真是笑話!霍生說自己二十年沒來澳門,公司不是我打理誰打理?”
後來,霍英東決定退出澳娛,跟何鴻燊說:“我把股份賣給你,10個億。”
何鴻燊一聽,太貴了,砍去一半價。
霍英東反過來說:“那不賣了,我花10億買你的。”
何鴻燊也不答應。
霍英東是大股東,占股27%,何鴻燊占25%。
再後來,霍英東不玩了,把持有的澳娛股份捐出去。
除了澳門賭業,霍何兩人一度攜手馳騁香港地産界。1962年,兩人在尖沙咀海邊投建商業大樓“星光行”。
1965年,香港地産建設商會成立,會長是霍英東,副會長是何鴻燊。董事局成員星光熠熠,有發明“分層出售”的吳多泰、“五虎將”中的胡應湘、陳曾熙,以及“四大天王”中的兩個:郭得勝、李兆基。
此時的霍英東,俨然華人地産圈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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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霍英東如日中天時,一聲驚雷,毫無預兆。
1967年那場“五月風暴”,霍英東被卷入其中,受到港府處處刁難。影響最大的是“星光行事件”。
就是前文提到的,霍何聯手開發的“星光行”,一棟用來收租的商業樓。
爲給霍英東一點顔色look look,港府使出一個損招:不給大樓通電話。
緊接著,美國駐香港領事宣布,“星光行租戶不能買賣美國貨”。重重打壓,霍英東只好賤賣星光行了事,接盤俠是老牌地産公司——置地,英資企業。
回憶起這段往事,霍英東說:“在香港,沒有哪一個富豪發家後,像我一樣如履薄冰地生存。”
確實,畢竟屬他“最紅”,頭頂五星閃閃。
明白沒有自由之島,拳頭大才有自由,霍英東淡出香港地産圈。
而他的小弟們磨刀霍霍。
趁著1967年香港地産低潮期,李嘉誠和鄭裕彤低價收割大量物業。對此,以大膽名揚江湖,被稱“鲨膽彤”的鄭裕彤有句名言:
所有行業的興衰都是有周期性的,在低潮時購進,總不會錯到哪裏去。
果然,不久後,機會降臨。
1969年,“遠東會”創辦,英資對香港證券市場的壟斷被打破,又過兩年,香港股市“四會”並存,即香港會、遠東會、金銀會、九龍會,華商企業上市渠道瞬間打開,港人玩股票的熱情空前高漲。
1971年底,香港股市收市時341.36點,1973年3月,最高峰沖到1774.96點。
牛氣沖天,地産業趁勢而動。1972年,超過65家房企上市。
5月,嘉年地産上市,成爲香港最早上市的大型華人房企;
7月,信和地産上市;
8月,合和地産和新鴻基地産相隔一天上市,郭得勝本想籌1億,結果收回10億;
10月,恒隆、鷹君先後挂牌;
緊接著,長江實業、新世界發展、大昌地産排隊登場。
如今能在香港地産界叫響名號的,大多數在72年登陸資本場。
上市第一年,長實獲利4370萬,比預想的多出3000萬,李嘉誠欣喜之余加速跑馬圈地,第二年公開發股5次,購入皇後大道聯成大廈、觀塘中彙大廈、德輔道中環球大廈等。
更爲生猛的合和地産,1972年利潤達6070萬元,1973年市值36億,成爲規模最大的華資地産上市公司。
這一時期,合和、長實、新鴻基、大昌、恒隆組成的地産五虎將,各具特色。例如,新鴻基稱霸工業市場,1956-1972年銷售額5.6億;恒隆沉浸于地鐵上蓋物業,以及當包租公,1977年租金收入2880萬,占公司綜合純利超45%;大昌熱衷聯合開發。
眼看地産業日漸繁榮,全球航運業務江河日下,太古集團開始發力地産業。1976年,太古推出第一個項目太古城,先開的兩棟大樓叫“洞庭閣”、“鄱陽閣”,擔心銷售不佳,讓內部員工享受折扣認購,制造“短期售罄”的熱銷效應。
這種營銷花樣,40年後的今天,大陸各房企仍然屢試不爽。
當時,包玉剛也想從海洋轉向陸地。
這一年,一次會面,改變香港過去一百年的財富格局,甚至,決定了未來四十年的財富版圖。
李嘉誠約見包玉剛,想把手中的九龍倉股份轉給船王。包玉剛意在擴大陸地版圖,爽快買入。隨後,包玉剛暗暗增持“九龍倉”,1980年4月,包玉剛已占股30%,把置地急壞了。
當時,香港最大的四家公司是怡和、太古、會德豐、和記黃埔,也稱爲四大洋行,這四家公司握著香港一半經濟命脈。
九龍倉和置地都屬于怡和的下屬公司,置地握有九龍倉20%的股票,面對包玉剛的突襲,財大氣粗的置地以100元每股的高價,收購市價77元的“九龍倉”股票。
行船跑馬三分險,在海上馳騁三十多年,包玉剛什麽風浪沒見過?
兩天內,包玉剛調動21億現金,宣布每股出價105元,拿現金收購2000萬股。置地一想,好漢不吃眼前虧,然後賣了1000萬股給包玉剛。
這一戰,標志華資財團集體崛起。香港,進入“四大天王”時代。
1979年,在包玉剛的幫助下,李嘉誠收購和記黃埔。
此後,長實、和黃雙劍共舞,李家的財富像滾雪球一樣膨脹。
1981年年底,長實市值78.77億,是1972年上市時的62.5倍。這一年,長實成爲港股中市值僅次于置地的第二大地産公司,利潤高達13.85億,是上市時的32倍。
鲨膽彤的新世界市值43.71億,排在長實之後,新鴻基排在第四。
和郭得勝“分手”後,李兆基另創恒基,1981年上市首年市值35億,位列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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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漫天,有時是泡沫反射。
陳松青,南洋來的過江龍,曾是香港的發財神話:半年賺7個小目標。
1980年,他斥資9.98億,買入置地手裏的中環金門大廈,半年後以十七億出售,轉手就賺七億,惹得香港股民神魂顛倒,兩年把佳甯股價擡升一倍。
1981年,陳松青對外宣稱佳甯盈利20億,超過包玉剛和李嘉誠。
1982年,英中談判,香港前途未蔔,各行各業惴惴不安,股市下挫。
佳甯的財富泡沫被戳破,負債累累,隨之停牌清盤,多家財務公司及銀行無法追回欠款。
佳甯財富大廈坍塌的原因,和現今一些企業別無二樣。
陳松青玩的把戲叫“一個鍋蓋蓋五個鍋”。他自己沒多少自有資金,也沒有足夠的抵押物,但通過行賄財務公司和銀行的高層,屢屢批得巨額貸款。拿到貸款後,陳松青隨之買買買,給自己打造成“財大氣粗”、“運籌帷幄”的商界奇才。同時,操縱、逼高股價。
比如,1979年,他通過行賄高層人士,向馬來西亞裕民財務借入大筆資金,然後收購一家上市公司,隨即更名佳甯企業。緊接著通過莊家操盤,把股價從1元炒到18元。
環環相扣的精心布局之下,韭菜難逃被割的命運。
而香港樓市,終究不過是政策市。
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香港的前途漸漸明朗,曆史走入回歸的平穩過渡期。
政治前景明朗加上本土經濟複蘇,地産業開啓一輪長達13年的繁榮,在香港地産史上絕無僅有。
按照以往,二戰後每八九年,香港樓市必經一次低迷。
這一輪繁榮的直接結果:富人更富,窮人更窮。
1985年,包玉剛以5億新加坡幣購入會德豐股權,隔一年,再買渣打銀行14.5%的股份。有人說,他富得足夠買下一個國家,他笑說:
“我不願意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財産,因爲害怕不知所措引起心髒停止跳動。”
整個80年代,長實完成60多個項目,物業一度占據香港市場20%。李超人那時候有個嗜好:開發大盤。比如一個叫嘉湖山莊的項目,占地38.8公頃,58幢高層住宅,一萬五千多個單元。
這時開發大盤有個好處,財富的雪球滾得快。
1991年,嘉湖山莊首期推出,每方尺1850元,相當于每平16650元,到1997年房價頂峰時突破36000元。八九十年代,長實開發了4個這樣的大型項目,攬金130億。
繁榮滋養下,長實爲首的地産寡頭,加速長成。
1995年,香港四大地産上市公司的坐席依次爲:長實、新鴻基、恒基、新世界,第五是陳曾熙的恒隆,第六是包玉剛的會德豐。
100家多家上市地産公司中,前10家的股票市值約占地産建築類上市公司總市值的七成。
1996年,李兆基的資産高達127億美元,被《福布斯》雜志評爲亞洲首富,跻身世界十大富豪榜第四名。
同一年,香港631萬人口中,有41萬人處于赤貧,60萬家庭月收入僅5500元。
一個更有趣的現象:這一年,香港從事地産業的有64028人,相當于每100人中有一人幹地産,還不包括全民炒房。
當年,有個金牌經紀人廖玉娟,全年收入超過400萬元。足見樓市有多火爆。
社會流傳一句話:High Teah就揩,Low Teah就撈。意思是,高科技費錢,炒房子賺錢。經商獲利不如炒房投機。
炒房投機的後果是什麽?
1996年,香港甲級寫字樓租金每年每平945美元,全球第一,遠遠高于排名第二的莫斯科711美元,第三名的東京666美元。
這一年,地産業産值1157億,占香港GDP10.2%,超過制造業和金融,僅次于進出口貿易,位居第二位。如果把建造業和樓宇業權業算上,則占到29.1%。
僅僅賣地收入,就占到政府財政收入的14%,這還不包括地稅、買賣印花稅、物業稅、差響、溢率稅。
土地養肥了香港,也反噬著這片土地。
1999年,一部批判“房地産”和“金融市場”的TVB熱劇——《創世紀》開播,用這個劇名來形容彼時香港,恰如其分。
劇中人物許文彪,說過這麽一段話:
“我不是沒有嘗試過安分守己,但我拼命幹活,就掙那麽一點點錢!外面那些人,他們懂建築懂蓋樓嗎?他們只是拿一點點錢出來,花一點點時間,把房價炒高賺大錢!這公平嗎?”
狹窄的香港,塞滿來自底層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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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闊別百年的懷抱。中英雙方的交接儀式上,霍英東被邀請就坐主席台,身份是全國政協副主席。
地産盛宴正酣,後輩缽滿瓢滿,霍英東徐徐轉場。
1979年,中國女排在香港戰勝東洋魔女,首奪亞洲冠軍,霍英東爲此宴謝八方。
宴會上,鄧麗君坐在女排對面,獻歌兩首。身姿灼灼,音之靡靡。
1984年,女排在洛杉矶奧運會豪取三連冠,路過香港時,被霍英東拉去購物中心挑禮物。
琳琅滿目,女排姑娘們看了又看,最後挑了絨毛玩具。
同年,霍英東捐贈一億港元設立“霍英東體育基金”,用來支持中國體育事業。
1993年,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霍英東是申奧顧問。他個人以中國奧委會的名義向國際奧委會捐資100萬美元,同時承諾:若申奧成功,我捐10億港幣建一座容納10萬人的主場館。
不僅僅是體育。
1983年,他投資興建的廣州白天鵝賓館開業,成爲第一個中國人自行設計、自行建設、自行管理的現代化大型酒店。參觀的市民摩肩接踵,賓館5個公共衛生間,僅卷筒衛生紙就用掉200多卷。
1984年,廣州另一座由港商投資的酒店——中國大酒店開業,牽頭人是胡應湘,出資者包括李嘉誠、郭得勝、馮景禧、李兆基、鄭裕彤。
也是從這時起,胡應湘將合和的重心轉到內地,投資電力和交通,從而掉出香港地産五虎之列。
有一次,胡應湘向廣東省提出興建廣深高速,並根據未來車流設計6個車道。有工程師覺得胡應湘不切實際,問他:“這裏不比香港,普通人連自行車都買不起,你建6車道的高速公路給誰用?”
胡應湘確信,深圳和廣州會高速發展,回道:“香港也是這麽發展過來的。”
動動嘴的反對,向來容易。
1983年,胡應湘提出興建連接香港與珠海的伶仃洋大橋,但方案一直擱置。2001年,胡應湘又提建橋,這回的計劃更宏偉:港珠澳大橋。
計劃一出,香港豪門爭論不休,有贊同,有反對,也有吃瓜靜觀的。
李家是反對的。
2002年,胡應湘拉攏李兆基、鄭裕彤、何鴻燊、郭炳湘,提出集資150億,發動民間腰包的力量來推進方案。
和記黃埔是香港最大的港口運營商,同時在深圳和珠海有建有碼頭。
有了橋,港口業務勢必笙蕭默。
個體命運和國家命運的關系,是大佬的終生必修課。
有人問過霍英東:“你從商半個世紀,如何評價自己走過的路,假如人生滿分是100分,那你給自己打多少分?”
霍英東不假思索:“不止100分”。
接著補充道:我不單自己賺錢,還幫別人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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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就曾在霍英東幫助下,讓家族企業免于破産。
董建華他爹叫董浩雲,中國東方海外貨櫃航運的創始人,是上世紀60年代的世界級船王,頂峰時擁有149艘船,總噸位1100萬噸,比希臘船王奧納西斯多出一倍。
董浩雲的青年時代,戰火彌漫,幾度創業都因戰爭無疾而終。他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時,正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1937年,被他寄予厚望取名建華。
之後,董家其余子女相繼問世,老父親殷殷期盼,取名建成、建平、小平、亦平。
1986年,董建華接掌下的“東方海外”出現財政危機,霍英東輸血9.36億,幫助解困。也有傳聞,中國交通部通過霍家施以援手。
後來,董建華由商轉政,他以爲自己能“救”香港。
一上任就推出“八萬五”建屋計劃,即“每年興建的公營和私營房屋單位不少于85000個;10年內全港七成家庭擁有自置居所;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縮短至3年。”
白紙黑字,寫在他的施政報告《共創香港新紀元》裏。
宏偉藍圖還沒鋪陳開來,風暴襲來。
1998年,索羅斯爲首的國際金融炒家,將炮口對准香港,試圖做空港幣。
股市跌跌不休,香港危在旦夕之際,董建華拍板:調用外彙儲備,放手一搏。
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如果失敗,香港一蹶不振,並且要飽受西方的指責,說這是“對自由經濟原則的踐踏”。
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後來回憶說:“決定由政府入市幹預的前一晚,我忍不住哭了,壓力很大。生怕這個決定如果錯誤,害了香港,怎麽向中央政府、向市民們交代。”
香港政府動用100多億美元,消耗13%的外彙基金,總算平息這場無硝煙之戰。
一場艱難的外戰,贏了,對內之“戰”,董建華卻輸得徹底。
“八萬五”對香港樓市沖擊巨大,2003年,香港房價跌落谷底。有人高呼:
董建華滾蛋。
說他是殺富濟貧,中産走上街頭抗議,李嘉誠公開喊話:房價大漲大跌都不好。
迫于壓力,董建華宣布無限期停建及停售居屋計劃單位,理由是:
違背私人住宅物業市場應由市場主導的原則。
把市場還給自由,誰又能把生存的尊嚴還給蝼蟻?自由之港,從這時開始,再也沒有地産江湖事。
大佬轉身離去,豪門內鬥不休。
2005年,董建華稱病辭職。2006年,沒能撐到北京奧運會開幕,霍英東在京病逝,留下300億遺産,霍家人爭爭吵吵。他的拍檔何鴻燊尚在,但17個子女早已明爭暗戰,搶著結婚霸熱搜。
2016年,91歲的鄭裕彤去世,李嘉誠和李兆基在旁扶靈。
2018年,李嘉誠退休。2019年,李兆基也隱到幕後,交班前給香港年輕人留下致富秘訣:經濟未定,不宜早婚。
在支持香港填海計劃的宣傳短片——《讓下一代看見》裏,老去的劉德華,用年輕的聲音念旁白:
你覺得香港還有希望嗎?很多人覺得沒有,我覺得有。
四大家族的時代,是時候謝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