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年初,各省2020年GDP數據陸續揭曉,其中前十位的省份分別爲廣東、江蘇、山東、浙江、河南、四川、福建、湖北、湖南和上海。其中,2020年廣東省國民生産總值達到110760.94億元,同比增長2.3%,超過韓國2020年的國民生産總值總量,實現了當年趕上四小龍的設想。
回顧過往,從定下趕上四小龍的目標到實現,將近30年的時間裏發生過太多的故事。今天所長就帶大家一起重溫一下,新來的朋友別忘了點點關注,既能回顧往期文章,又不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
改革開放的困境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全國上下將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從特殊年代下走出來的人們重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迎著時代的潮流而努力奮鬥。隨著各地的逐步開放以及各種政策的支持下,這股蓬勃發展的推動力也體現在了各種數據上,各地國民生産總值一年比一年多,增長率也一年比一年高。
處在改革開放前沿地帶的廣東省,同樣也沒有在浪潮之中落下。兩個經濟特區、著名僑鄉、毗鄰港澳,再加上各種政策的支持,以及廣東人民和來自全國各地尋求發展的群衆的活絡,廣東省的國民生産總值一路飙升,在80年代後期就一直牢牢占據了全國各省國民生産總值排行的第一位。
雖然改革開放的前景無限,只要朝著既定的目標一點點去實現,前方總能按照我們想到達到的願景,不過,這條道路並非一帆風順。剛從那個特殊年代走出來的人雖然有著爲自己美好生活而奮鬥的動力,但在思想上還有不少沉重的包裹,在很多時候制約了發展勢頭的進一步提升,同樣也影響了政策執行的效果。
伴隨著改革方向朝著深水區逐步靠近,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占比在一點點地減少,而市場經濟占比在穩步上升。兩種不同體制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出現了不少沖突和摩擦,成爲了困擾當時所有人的一個大問題。
除此之外,由于改革開放的理念在許多地方執行時經驗不足,有些時候甚至完全沒有經驗,這就導致了經濟發展出現了不平衡,朝著過熱的方向畸形發展。爲了糾正這些偏差,在1988年,黨中央對國民經濟進行了一些大的整頓,進而刹住這股歪風邪氣。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借題發揮,開始否定、汙蔑改革開放的發展成果,形成的思潮在社會中廣泛傳播。
在這股社會浪潮和當前現狀的影響下,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改革進展放緩,有些地方出現了停滯甚至是倒退的現象,這讓否定和诋毀改革開放的人“如獲至寶”,進一步加大了他們對改革開放進行否定和诋毀的步伐,惡性循環開始顯現出苗頭。
對內改革阻力重重,而對外開放這一塊的情況也不容人們樂觀。作爲對外開放的窗口,經濟特區的建設從最初就受到來自守舊人士的诟病,認爲此舉會讓國本産生動搖。而當時的特殊情況又鞏固了這一共識,這樣本就在觀望改革開放的人們對改革開放本身産生了悲觀印象。
正當國內開始計劃准備對當前態勢來一場大變革之際,國際形勢在短短的幾年內發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巨大變化。1989年前後,東歐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産黨和工人黨在短時間之內失去了執政權和領導權,社會性質也從社會主義演變成爲資本主義。變化帶來的社會浪潮給中國帶來了相當程度的外部沖擊。
而東歐各國的巨變僅僅只是一個開始,1991年7月1日,華沙條約組織在布拉格正式宣告解散。同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代表蘇聯的紅色旗幟從克裏姆林宮頂上緩緩落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正式解體。蘇聯的解體又讓中國受到了另一波巨大的沖擊,令本就將要處于風雨飄搖的改革開放前景黯淡。
而在經濟方面,以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爲代表的四個新興經濟體組成的“亞洲四小龍”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發展強盛,成爲了後發國家和地區學習和追趕的目標,“四小龍”較高的經濟實力和生活水平讓當時的中國人羨慕不已。
對于當時中國的前景,不少人都抱著一種悲觀的想法,覺得改革開放已經難以維系,現行的制度不適合實現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不過,隨著1992年在南方大地上的一系列談話,人們打消了對改革開放的各種顧慮,再次重拾對改革開放以及未來美好前景的信心。
“20年時間超越四小龍”
鄧小平很是看好廣東的發展前景,在當前的情況下,他也需要借著對廣東的肯定和鼓勵來打消人們對于改革開放的偏見和妖魔化。
1992年,在盡量不驚動和打擾更多人的前提下,鄧小平乘坐專列前往南方多個省市進行視察活動,而本次南下視察的重點和核心正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區廣東省。
當年1月19日,鄧小平來到了深圳特區。有關方面考慮到鄧小平一路下來舟車勞頓,建議他先休息,安頓下來之後再視察。鄧小平可不想浪費時間,他對負責接待的相關同志說:“我是個坐不下來的人,既然來到了深圳,那我就要抓緊時間去外邊看看。我在來之前就對深圳的一些怪話有所耳聞,不出去看看,我怎麽知道那些人說的話是不是蒙著眼睛亂叫。”
深圳的皇崗口岸是鄧小平一行人首先參觀考察的對象。看著口岸和周邊的人來人往,以及來來往往的各式渡船,鄧小平感受到了深圳的活力沒有消失,人們依舊對深圳保持著信心。隨後,鄧小平接著乘車來到深圳市區視察。在市區內,現代化的大樓一棟接著一棟,寬廣筆直的道路向著城市的各處延伸著。在路的兩旁是經過修整的綠化帶,行道樹隨風搖擺,讓人一點都感受不到所謂的各種負面形象。
“講深圳怎樣不好的盡是屁話。”這是鄧小平在參觀完深圳街頭之後的看法。在他看來,司儀攻擊改革開放的淨是在一派胡言。
之後,鄧小平又接連參觀了在深圳的部分高新技術企業,在現場,鄧小平說到:“年輕人要勇于投身于高科技領域和相關産業,科學技術永遠都是推動社會發展和變革的第一生産力。“除此之外,鄧小平又到訪了深圳的一些文化設施和景點,于當地民衆以及遊客一起體驗了特有的文化和民俗活動。
深圳近些年來蓬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讓鄧小平很是欣慰,在總結談話當中,他鼓勵廣東省的相關領導在改革開放的問題上要敢于膽大心細,不要拘泥于不必要的條條框框。同時,鄧小平還再一次強調了要堅持黨中央的基本政策,以先富帶動後富,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鄧小平在這次南巡期間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話:“改革不能像小腳女人,膽子要大一些,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要大膽地做,大膽地闖,錯了就糾正,對了就繼續做,不要怕。”
在肯定完廣東和深圳特區所取得的成就後,鄧小平又對這個改革開放的標杆提出了一個殷切的期望和偉大的目標。他提出,廣東省的目標不能只局限在國內,還要把目光投向周邊地區乃至地球的另一端。除了要加快發展的速度之外,還要注重發展的質量,不能一味地強求發展速度,也不能發展進度緩慢甚至不發展。廣東周邊的一些經濟體的發展速度都比廣東要快,有關方面可以借助于他們的發展勢頭,合理發展對外經濟。
對于仍舊存在的對改革開放進行攻擊的聲音,鄧小平在這次訪問中霸氣地回應道:“誰反對改革開放,誰就老老實實在家裏睡覺算了。”
爲了讓廣東省能有一個確定的比較對象作爲發展進度的參照,鄧小平給廣東省留下了一個宏偉的目標:用二十年的時間在各個方面超過“亞洲四小龍”,展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這份目標的制定來自于鄧小平對于當時國內發展現狀的一個基本的判斷。他認爲,國內外在接下來的時間裏會有若幹個發展速度較快的時機,而廣東省要充分把握好這些時機,牢牢抓住這些機遇,加快發展的進程,抛開計劃經濟的條條框框。他相信廣東省有這個潛力去實現這個目標,也有這個能力達到這個目標。
有人問如何去實現這個目標,鄧小平說到:“肯定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去實現啊。我們的發展一定不能走資本主義的老路子,不然又會像他們一樣搞得烏煙瘴氣,那就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了。我看新加坡的經驗就很不錯,你們要多去參考和學習人家的經驗,除了注重經濟建設,更要去提升人們的精神文明程度。”
另外,對于廣東省的這份希望不僅僅在于作爲一個對外進行比較的參考,還在于給國內其他省份的改革起到樹立一個硬標杆的作用。在改革逐漸靠近進入到深水區的時期,鄧小平希望這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能夠盡早地“考出一份好成績”,提振人們對于改革開放的士氣和信心。
有了這份追上“亞洲四小龍”的期望和目標,中央迅速制定了針對廣東的深化改革的專門政策和指導方針,和廣東省方面建立起良好的互動關系。此後,多名中央領導先後來到廣東進行進一步的實地考察,聽取廣東方面對前期相關政策的不足和缺陷的有關彙報和改進意見。除此之外,這些考察行動也將廣東改革開放以來的相關經驗進行了總結,並對廣東進一步的發展潛力作了深入且細致的評估。
1992年7月1日,一份名爲《關于加快廣東發展步伐,力爭二十年趕上亞洲“四小龍”的請示》的文件由廣東方面向中央報送並提交。在這份文件裏,廣東方面將追趕“亞洲四小龍”的過程分爲了兩個時間段:以20世紀90年代的這個10年作爲第一階段,力爭在經濟總體發展程度上達到“亞洲四小龍”在1990年的經濟發展水平;21世紀的頭十年爲第二階段,爭取全省在整體上達到與“亞洲四小龍”在2010年相近的經濟發展水平。
1993年5月,在十四大會議的精神基礎之上,廣東省基本制定完成了相關的方案布置,正式確定未來二十年內趕上“亞洲四小龍”爲廣東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奮鬥目標。在之後的時間裏,廣東加大對外發展的步伐,進入了一個新的高速發展時機。
逐步超越的“亞洲四小龍”
目標既然定下,那麽接下來就是要一個個地進行趕超。而廣東趕超的第一個對象便是新加坡。
新加坡是“亞洲四小龍”當中土地面積和人口都最小的地方,但憑借著馬六甲海峽這條世界著名的繁忙水道,外加60年代國際大背景下,建國不到四十年的新加坡成功晉升爲亞洲發達國家的行列之一。
根據1992年的數據顯示,新加坡當年的國民生産總值爲521億美元,同期廣東的國民生産總值則是443億美元。二者相差的國民生産總值並不是特別大,按照當時廣東的發展勢頭,超過新加坡只是時間問題。
不過,隨著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席卷,新加坡的經濟受到了嚴重打擊,其國內生産總值一下子回到了1995年之前的水准。而廣東在國內制度優勢的呵護下,亞洲金融風暴並沒有對廣東造成多大的傷害,其國內生産總值沒有出現下降和倒退的趨勢。
1998年,廣東國民生産總值達到956億美元,超過新加坡同期的857億美元。在提出超過“亞洲四小龍”的目標之後6年,廣東省就順利完成了第一個目標的超越。
超越了新加坡,下一個目標自然而然便是離廣東最近的香港。由于香港的特殊背景和地理位置,使得香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內成爲了中國大陸與西方各國進行貿易往來的一個“窗口”和“中間人”。海量的資金來往也讓香港的金融服務行業蓬勃發展,從而成爲了亞洲著名的金融中心,進而也成爲了國際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香港在1992年的GDP數據爲1180億美元,是當時廣東省國民生産總值的兩倍之多。雖然廣東與香港的體量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這麽大的一個國民生産總值差距也不是在短時間之內能夠迅速趕上並反超的,而且香港的經濟發展可沒有停滯下來的征兆和表現。
在經過十三年的發展和積累下,2004年,廣東的國民生産總值達到2296億美元,而香港同期的GDP數值爲2240億美元。在超過新加坡6年後,廣東又將“亞洲四小龍”的又一個成員甩在了自己的身後,開始向其他“小龍”們的步伐。
廣東下一個超越的對象便是台灣。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以後,台灣逐步放松內部的管制,開始更多地承接西方國家的工業轉移,在島內發展密集勞動型産業。之後又進一步進軍先進電子制造行業,經濟水平突飛猛進。在1990年時,台灣地區的GDP已經達到了2000億美元,對比同期大陸3600多億美元的國民生産總值,台灣絲毫不弱。
1992年,台灣GDP已經達到了2200億美元,和廣東省當年同期的國民生産總值相比有著巨大的差距。不過俗話說得好,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在2004年的時候廣東的國民生産總值就已經超過了香港,那麽追趕台灣的步伐並不顯得那麽的龐大。
于是乎時間就這樣過去了三年。2007年,廣東國民生産總值達到4225億美元,超過台灣同期4001億美元的GDP數值,廣東又一次趕上了一條“小龍”,並將其甩在了自己的身後。
在完成對前三條“小龍”的超越後,廣東最後要超過的這條“小龍”就只剩下了韓國。相比于其他三條“小龍”,韓國擁有著比其他三條“小龍”加起來還要大的土地面積和人口數量,在發展潛力上遠遠大于其他三條“小龍”。另一方面,韓國自身有著不亞于台灣地區的先進電子制造行業,外加在其他方面的因素的助推,令韓國的國民生産總值擁有著強大的推動力。
1992年,韓國國民生産總值超過4000億美元,幾乎要和整個中國大陸的國民生産總值相平,更不用提廣東省自身和韓國的差距了。在追趕的韓國的道路上,廣東基本上處于緩慢靠近的狀態。尤其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後,韓元對美元的兌換價大幅上升,而人民幣在對美元的兌換價上波動不大,這使得在以美元計量雙方國民生産總值上,廣東省一直無法達到與韓國較爲接近的程度。
廣東與韓國的國民生産總值有著不大差距的情形一直持續到了2020年。在新冠疫情下,韓國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響,而廣東則在疫情下保持著原有的發展勢頭,超過韓國的機會便在此時出現了。根據韓國媒體報道,2020年韓國國民生産總值約爲1.58萬億美元,而2020年廣東省的國民生産總值爲1.6萬億美元。就這樣,廣東完成了超越“亞洲四小龍”的既定目標。
新的目標
從1992年到2021年,在這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裏,廣東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時代見證了廣東一點點地趕上 “亞洲四小龍”的目標,也印證了鄧小平在發展問題上的高瞻遠矚。
趕上“亞洲四小龍”的目標完成了,那麽可以給廣東定下完成的結論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雖然廣東省的國民生産總值達到了趕上“亞洲四小龍”的目標,但是在人均國民生産總值上,廣東和 “亞洲四小龍”還有著相當大的差距。和“亞洲四小龍”相比,廣東2020年的人均國民生産總值是香港的三分之一、台灣和韓國的一半、新加坡的四分之一,人民的生活水准整體而言仍舊沒有達到“亞洲四小龍”程度。
不過,差距是可以減小和反超的。在最開始提出趕上 “亞洲四小龍”的目標時,廣東的差距是那樣地大,但是20多年過去,廣東超過了韓國,實現了趕上 “亞洲四小龍”的目標。什麽時候能夠將人均國民生産總值趕上,那就要看未來的廣東的發展曆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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