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成爲一個有主權、民主和獨立的國家。吊詭的是，本該歡欣鼓舞慶祝獨立的時刻，卻不太能夠感受到新加坡國民對于獨立的歡騰氣氛，甚至當時新加坡的國父李光耀神情中也帶著一絲失落，在悲憤交加中向新加坡民衆宣布獨立的消息，並且在事後袒露出自己的心聲：“我從來沒有這麽悲傷過”。
正如李光耀所說的，“對新加坡來說，1965年8月9日不是什麽值得慶祝的日子”，因爲新加坡的獨立完全是在外在環境的推動下進行的，再說白一些，新加坡是被馬來西亞聯邦一致通過決議而”開除“出去的。
新加坡有意，馬來西亞無情。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坡也只能在口頭上安慰自己未來會更好，可是此時就連李光耀心中也沒有底，離開了馬來西亞，新加坡真的會好嗎？
從時間的維度來看，新加坡並沒有因爲被馬來西亞踢開而一蹶不振，甚至憑借著絕佳的地理位置而找到適合的發展道路，實現經濟上的騰飛，跻身亞洲四小龍之一，但這些都是後話。曆史選擇了新加坡，可是當回顧起新加坡建國之時的那份焦慮與落寞，卻也只剩一番唏噓。
新加坡位于馬六甲海峽的咽喉地帶，是海上交通的一大樞紐。不過在農耕文明時代，新加坡的戰略地位並不凸顯，直到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新加坡的地理優勢逐漸放大，引得幾大殖民帝國紛紛出手爭奪新加坡地區的控制權，直到1824年英國與荷蘭簽訂《倫敦協定》，最終新加坡正式納入到英國的全球殖民版圖。
新加坡本地勞動力缺乏，所以在將新加坡收入囊中後，英國便從各個國家招募勞動力，比如馬來亞、印度、中國等，其中又以華人占大多數。在英國人的統治下，新加坡逐漸發揮地理優勢，成爲海上貿易重要的國際貿易中轉港口。二十世紀初，英國逐漸確立了整個馬來半島的殖民統治，所以實際上此時的新加坡只是作爲英屬馬來亞的一個邦。
由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特殊，所以實際上在殖民統治期間，英國殖民政府也是使出自己的傳統藝能，對新加坡族群實行“分而治之”的種族隔離政策。也就是說，在新加坡內部，英國殖民政府刻意制造族群區隔，將不同的種族進行經濟、工種乃至空間上的劃分。比如在當時，華人族群普遍要比馬來人的地位要高一些，盡管這也有華人數量優勢的緣故，但是實際上卻也使得幾個族群關系失衡。
二戰期間，英國無力抵擋日本軍隊的攻勢，決定從新加坡撤退，于此在這幾年間新加坡實際上是被日軍所占領，並且被日本設立爲“昭南特別市”。在二戰之後，日軍從東南亞撤離，而英國則又回到這個地方想要繼續殖民統治。
不過，隨著全球反殖民浪潮興起，英國也深知非殖民化已經是大勢所趨，所以也決定提前布局，在將一些殖民地進行整合的同時，也將部分戰略位置比較重要的地區進行分離劃歸英國直轄屬地，而新加坡就是這麽一個地方。
此時英國的影響力遠不及二戰之前，所以即便是將新加坡劃歸爲直轄屬地，卻也無法抑制住當地的自治聲浪，出于多方的壓力，英國也只能同意將新加坡的殖民地改爲自治邦，允許新加坡島民通過投票選舉自治政府，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人民行動黨候選人李光耀正式出任總理。
其實在上任伊始，李光耀便已經設想好新加坡接下來的發展規劃。
盡管當時的新加坡與馬來亞分屬于兩個獨立的政治單元，可是實際上因爲兩地中間僅僅隔了一個柔佛海峽，所以在曆史、經濟以及社會文化上較爲緊密。所以，在脫離英國的掌控後，新加坡當局也很清楚自己的定位，面積狹小以至于缺乏經濟發展的資源，內需有限，也無法滿足島內百萬勞工的工作需求。
在當時看來，加入到馬來亞似乎就是新加坡能夠維持發展的唯一出路，因爲只有以馬來亞作爲依托，新加坡才能夠獲取到發展所需要的資源，而不單只是一個沒有經濟腹地作爲支撐的港口。
無獨有偶，在李光耀有意加入馬來亞的同時，時任馬來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也在計劃著將包括馬來亞、新加坡、文萊、沙巴、砂拉越幾個社會文化相近的區域進行整合，打造一個更加具有活力的政治經濟實體，也被稱作“馬來西亞計劃”。在經過多輪的磋商之下，除了文萊沒有加入之外，其余的幾個都表現出較強的意願，于是就在1963年9月16日，馬、新、沙、砂四地正式組成了馬來西亞聯邦。
新加坡加入到馬來西亞聯邦的過程並不算艱難，可是正當新加坡還沉浸在對未來的憧憬之時，現實的涼風有呼呼呼地吹了過來。
我們之前說過，在英國殖民統治期間，實際上是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種族隔離政策來進行社會管理的，並且在資源供給以及社會待遇上都是有所區分，所以在這期間實際上馬來人與華人之間是存在著族群芥蒂的。隨著英國殖民統治的衰竭，這份芥蒂也在社會交往無形中得以放大，尤其是在新加坡加入到馬來西亞聯邦之後，族群矛盾在社會經濟交流頻繁的情勢下迅速激增。
在馬來亞人看來，新加坡的加入會迅速提高馬來西亞的華人比例，這將會對馬來人的主導地位造成巨大的沖擊。所以在新加坡加入到馬來西亞聯邦的幾年間，族群沖突與日俱增，甚至在政府層面也已經形成了明顯的對立，這份刻意的針對在經濟層面所表現的極爲明顯。
按照新加坡的設想，加入到馬來西亞就能夠“共享市場”，繳納稅款也是無可厚非。不過讓新加坡難以接受的是，“馬來亞要我們上繳40%的關稅收入給中央政府，協助婆羅洲及砂拉越的防務，而我們的貨物如果不能推銷到我們協助的地區，這是極不合理的”，一方面遲遲不開放市場，另一方面卻又追加要求新加坡繳納60%的稅款，針鋒相對的意味已經很明顯了。
除此之外，由于擔心新加坡的政治影響力擴散，馬來西亞憲法便規定新加坡公民不能參加馬來亞的大選，馬來亞的公民也不能到新加坡從政，強制塑造聯邦內部的政治鐵牆。當然，爲了壓縮新加坡的政治空間，馬來亞在修建鐵牆之時留了一些縫隙，以馬來亞的政黨爲主體組建“新加坡聯盟”，並且大張旗鼓的參加1963年的新加坡大選。
此時的新馬之間，簡直像極了魯迅筆下的“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別人吃了，都用著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觑”。沒有信任爲基礎，新馬相互都過得很辛苦。不過吊詭的是，此時的新加坡並沒有太多想要脫離馬來西亞聯邦的意思，並且故意放下身段，臆想著通過主動擺低姿態來消解馬來人敏感而脆弱的心，以和爲貴緩和族群芥蒂。
就像是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所說的“只要東姑在那裏，他就是馬來西亞的領導人”。可是，馬來西亞似乎並不吃這套，馬新之間矛盾並沒有因此而有所緩和。看著生存空間逐漸被擠壓，新加坡再難保持佛系，便直接還以顔色，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公開參加馬來西亞大選，而這落在馬來西亞眼中則是“不軌之舉”。
隨著新馬之間的龃龉愈發嚴重，族群矛盾愈演愈烈，爲了避免進一步的爭端，馬來西亞聯邦已然決定將新加坡踢開，只是還缺一個由頭罷了。
李光耀的講話徹底引爆馬來西亞敏感的神經，當時他說了這麽一句話：“馬來人……三分之一的新移民是最近100年內移來的”。從李光耀的表述來看，似乎是在強調新加坡與馬來亞之間的平等性，可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這是要反……
新馬矛盾從經濟、政治層面擴散到宗教領域，以至于在1964年7月21日，馬來人以維護民族與宗教利益爲口號，向華人宣泄了長期的不滿與怒火，導致整個新加坡陷入了恐怖的混亂之中。到了這個地步，新馬關系已然降至冰點。
1965年8月9日，時任馬來西亞首相的東姑阿都拉曼在馬來西亞國會宣讀憲法修正案，正式將新加坡驅逐出馬來西亞聯邦。事已至此，無力回天。也就是在同一天，李光耀也直接在新加坡電視台宣布，新加坡即日起正式脫離馬來西亞聯邦獨立，只不過在宣布獨立之時，他的心情也是沉重的，並且“痛苦地哭了，因爲他半生爲之奮鬥的理想破滅了”。李光耀的“大馬來西亞情節”，就此終結。
傷心人更要學會自我振奮。在宣布獨立的同時，李光耀也不忘激勵國民，一番演講慷慨激昂、擲地有聲，描繪著新的國家藍圖。“這裏曾經是泥潭沼澤地，但今天她是現代化城市，十年後它將成爲國際大都市，我們沒有什麽好怕的”。
盡管當時的李光耀自己都覺得“我們眼前困難重重，生存機會非常渺茫”，然而實際上，正如他在演講中所說的，即便是脫離了馬來西亞，新加坡也沒什麽好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