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起床看手機，最愛君的朋友圈被刷屏了：

2018年2月6日，饒宗頤先生在睡夢中安詳離世，享年101歲。

越簡短的消息，越重要。這次也不例外。

短短二三十字間，很多人已經看到了一個時代遠去的背影。

這些年來，有很多人被封或自封爲“大師”，給人一種大師很廉價的印象。

只有真正懂行的人才知道，大師跟大師的距離，有時候差了100個余秋雨都不止。

2009年，季羨林逝世。當時學界唯一的安慰是，饒宗頤還在。

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第一時間給饒宗頤打了電話，叮囑他保重身體。

2015年，各界爲饒宗頤祝期頤（指百歲老人，時年饒宗頤虛齡100歲）之壽，有個官員說：“祝饒公長命百歲。”饒宗頤不以爲意，笑著對人說：“此咒我明年即去矣。”衆人都被他的幽默戳中笑點。

如今，饒宗頤（1917—2018）真的駕鶴歸去了。

▲ 饒宗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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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大師需要頭銜爲自己加持與壯膽，有些大師不需要頭銜，在他的名字前多加一個字都是累贅。

就像在商界，任何一個人說李嘉誠，就都知道是“那個李嘉誠”，沒有人會問是“哪個李嘉誠”。

打一個俗氣的比方，饒宗頤就是文化界的李嘉誠。

潮汕人，一個身處省尾國角的族群，每個人卻都有最值得驕傲的一件事。經濟界和文化界的“華人之光”都是潮汕人的老鄉啊。

饒宗頤出生于1917年，潮州人。據他本人回憶：

我的家族可以說是潮安地區的首富。我的祖輩是商人，很會做生意，積攢了大量錢財，但並不是一般的富貴鄉紳。我出生的時候，家族不但沒有衰落，而且正如日中天。

我的高祖名興桐，有四個兒子，每人都開有錢莊，自己發行錢票。有錢就可以買書，大型的書籍如《古今圖書集成》《四部備要》《叢書集成》等都購置了。這就是我的父親饒锷藏書樓“天嘯樓”的來曆。裏面的藏書那是以十萬計的。

我的伯父是一個畫家，畫山水；又是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錢，數量多達數千種。

可以想見，我小時候成天就接觸這些東西，條件是多麽好! 現在的大學生，畢業了，都未必有我六七歲時看到的東西多。而且，一般的士紳家庭、書香門第，還不能有這樣的條件。

在這樣的家境下成長起來，饒宗頤雖然只是初中肄業，但他的學曆含金量，絕對超過現在的大多數博士生。

饒宗頤幼時與長者遊潮州，遇一巷，上書“此巷不通”。長者問他，這四個字認識嗎？饒宗頤答：“頭一字不識，後三字認得。”

長者很驚訝，“此”字何其尋常，反不及“巷”字乎？問讀《論語》否？饒宗頤答：“皆可誦之。然《論語》中有‘巷’字二個，‘通’字一個，‘不’字很多，就是沒有第一個字，故不識。”

長者不信，令衆人翻檢《論語》，果然無一“此”字。

饒宗頤的記憶力超群，可見一斑。

他的中學老師當時就驚訝于其學識淵博，甚至認爲，這孩子可能是在娘肚子裏讀完書才出世的。學校這口魚缸太小，放他進大海比較合適。

在成名後，曾有人問他，爲什麽能夠成爲這樣一個“超級大師”？

饒宗頤說超級大師不敢擔，但是能有今天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爲沒有上大學，“因爲大學能夠學到的只能是一兩個門類，但是父親給我打開的天空、建立的基礎是無科不修，按照中國傳統的做學問方法，其實是文史哲相通，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

▲ 饒宗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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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人要說，出身首富之家，坐擁粵東最大藏書樓，想不成爲大師都難呀。

這話，也對也不對。

最愛君先說不對的地方。不用過腦子，我們都知道現在很多首富之家培養出來的富二代都成了纨绔子弟，飙車泡妞買熱搜，跟學問有半毛錢關系沒有？

條件都一樣，關鍵還是看教養和個人選擇。

饒宗頤先生出生時，長輩給他起了個吉祥的名字，叫“福森”。

他父親饒锷對這個名字並不滿意，他希望自己的兒子將來能夠成爲像北宋理學派的開山鼻祖周敦頤那樣的大學者，便更名爲宗頤；又因敦頤字濂溪而爲取字伯濂。

父親的用心，是以先哲的名字來激發孩子的志超先賢、規劃人生的奮鬥目標，更用《愛蓮說》“出汙泥而不染”及“中通外直”來陶冶其做人的情操和品格。

正如饒宗頤後來所說，富裕的家庭環境，“按理說，似乎可以造就出一個玩物喪志的公子哥兒出來，但是我終于還是成了一個學者，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父親的影響”。

饒宗頤10歲遍看《史記》《漢書》，能背《孫武列傳》《吳起列傳》。“年齡很小時，我就懂得怎樣把文章寫得舒暢些，雅一點，也知道該用哪種文體寫哪類文章。”他曾如此回憶。

16歲作《詠優昙花詩》，一時驚動衆老宿，遂得“神童”之譽。

除了廣泛閱讀，兒時的宗頤先生最喜歡的就是參加父親在家裏舉辦的各類文化活動。來自當時潮梅地區十五個縣的名流才仕不時在這裏雅集，唱酬感懷。

林語堂說，做學問就像“熏火腿”。

饒宗頤一生的志趣和作派，亦就在這樣的文化空氣中被一點點地熏了出來。

也是在16歲那年，父親去世，年僅42歲。

作爲長子，饒宗頤繼承了父親的兩大事業：一是接管家族錢莊，二是修訂父親未竟的《潮州藝文志》。

“我只能在兩件事中做好一件，就是能夠把父親的學術延續下來，但是生意我就沒辦法管了，所以在我手上，家財慢慢地散了。”

在財富和學術之間，饒宗頤選擇了後者。從此，一個首富之家沒落了，但一個漢學大師正在崛起。

▲ “南饒北季”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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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後，饒宗頤完成了《潮州藝文志》。

因爲這次的成功，18歲的他踏出天嘯樓，步入了外面更廣闊的世界。

當時任廣東文理學院院長的羅香林，慧眼識英才，將二十余歲的饒宗頤聘請到大學教書。隨後，顧颉剛編《古史辨》，力邀饒宗頤撰著，他來香港後又協助王雲五編寫《中山大辭典》等。

在人生的分岔路口，他聽從內心做出了選擇，從此走上了憑興趣治學的道路。

因爲他幼年時在天嘯樓那十馀萬卷藏書上積累起來的豐富興趣，不是靠守一經就可滿足，由此又延展出了日後廣泛的研究領域，“繼承父志編撰《潮州藝文志》，是搞方志學，就得懂一點碑記，進而研究考古學、古文字學，接著機緣湊合就到了敦煌學。”

曾經散盡萬貫家財，日後他也從沒有爲錢做過學問。對他來說，“興趣”二字就好像一張保鮮膜包裹著他的人生，直到晚年，他仍然保持著十幾歲時的心態，做著十幾歲時有興趣的事，追尋著“莫名其妙的”那些問題，把所有興趣都一點點磨成了學問。

饒宗頤說，自己常常感到整個人都被旺盛的求知欲所征服甚至吞沒，“我研究很多很多問題，我學會一種又一種文字……爲了尋找一件事的根源，我一定要找到原來說的那句話，這其中的過程，要很有耐心，有些問題，我慢慢研究了十幾年”。

是求知欲推動著他忘我地思考、閱讀、追尋，從最貼身的潮州文化開始鑽研起，及至足迹遍布天下。對于他來說，旅行的意義就是能親自驗證書本上得來的東西，然後滿意地對自己說“原來如此”；又或者是受到新的啓發，産生新的疑問，展開新一輪探索和研究。

饒宗頤經常說，“我來不及看書，來不及煩惱”。他風趣地把自己比作知識海洋裏的“兩棲遊物”，“我一天的生活，上午可以在感性的世界裏，到了下午說不定又遊到理性的彼岸上，尋找著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個天地。越是沒有人去過的地方，沒有人涉足的地方，我越是想探秘。”

老實說，饒宗頤的學問之精深，這個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並不懂。但是，行內人的評價可以給我們一個間接的印象。

據《書中書——饒宗頤著述錄》的收集，饒宗頤已出版撰著65部、編輯著作34種、詩詞創作19部、書畫作品集66部，而學界研究饒學的著作也已經出版38種。按饒宗頤學術館整理的選堂文庫分類，饒宗頤的研究領域分爲曆史學（包括考古學、上古史、文化史和學術史等）、宗教與哲學（包括印度學）、潮學、甲骨學、文學、簡帛學、語言文字學、目錄學、敦煌學、藝術等10大方面。

錢鍾書說他是“曠世奇才”，季羨林說他是‘心目中的大師’，法國漢學家說他是全歐洲漢學界的老師，當代最偉大的漢學家，一代通儒。

季羨林認爲饒先生“涉及範圍廣，使人往往有汪洋無涯涘之感，這在並世學人中並無第二人”；並直言“近年來，國內出現各式各樣的大師，而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就是他。”

許嘉璐先生則斷言：“他是中華傳統文化呈現于20世紀的最好典型。我可以說，50年之內，不會再出第二個他！”

▲ 饒宗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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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也給了饒宗頤很大的眷顧。

1949年，這一年成爲許多知識分子的轉折年。饒宗頤在一位潮商的建議下，決定移居香港。從1952年開始，饒宗頤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16年，主講詩經、楚辭、詩賦等，在英國人的統治之下，中國的學者沒有地位，直到離開港大，他仍然只是講師，沒有評上教授。

按他的話說，“因爲中國人沒有權利講話，英國人要怎麽樣就怎麽樣。”好在他對身外浮名並不看重，在學術的天地裏，自得其樂。

在香港生活了大半輩子，饒宗頤對它的情懷常常溢于言表，曾無數次慨歎，香港成就了他，沒有香港，就沒有他的今天。

作爲一位學者，雖身在殖民地，但治學的環境卻是得天獨厚，執教于港大給了他寬闊的學術自由度。

當大陸的文人學者正飽受十多年漫長的嚴寒困苦，身心受到禁锢時，他的事業正豔陽高照，高歌猛進，不時穿梭于世界各地的學術交流之間，以至于數十年來的治學能一以貫之，沒有斷層。

因研究領域的相似性，又有人將其與季羨林並稱“南饒北季”，與錢鍾書並稱“南饒北錢”，但正當饒宗頤在香港和國外的學術研究風生水起的時候，季羨林被關進牛棚、掃校園，而錢鍾書在五七幹校勞動或翻譯《毛澤東文選》。

文革中大陸的學者們停滯不前，饒宗頤卻在滿世界留下了腳印。要考證甲骨文，他就出現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學，他便去了法國；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從一個領域跨到另一個領域，且在許多領域做出了開創性的成績，這不能不說是托香港之福。

饒宗頤有兩個“理論”：

一是“蠟燭論”。學者曾將他與清末兩位大學者龔自珍、王國維並論。饒公說:與上述二位比較,自不敢當；但我的好處是活得長命,龔自珍只活到49歲,王國維先生50歲,以他們50歲的成績,和我80歲的成績比較,是不夠公平的。人的生命如同蠟燭,燒得紅紅旺旺的,卻很快熄滅,倒不如用青青的火苗,更長久地燃燒,來得經濟。

二是“守株論”。別人一輩子在不停追逐機會,他笑說自己則比較“偷懶”,坐在樹下做好准備、耐心待兔,一見到兔子就以最快的速度撲上去,這樣一輩子總能抓到幾只兔子的。他研究佛教,一直想學梵文,後來在一次國際會議碰到印度專家,就以甲骨文與他交換傳授,學會了人稱“天書”的梵文。又以同樣的方法,學會了中東的楔形文字。這些機緣看似偶然,背後是他的“一以貫之”。

1980年代，他才像出土文物一樣被大陸發現。最早介紹他的人，正是季羨林。

2011年季老逝世，饒公悲懷萬分，曾對記者說：“季老性情笃實敦厚。他懂我，說我做學問最善于‘找問題’。他是最早寫文章向內地學術界推薦我的人。”

▲ 饒宗頤與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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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越大，人越謙虛。饒宗頤很謙虛地說，一個人有七十幾年的時間做學問，再不行也得有些東西留下來。

幾年前，饒宗頤接受過一個采訪。對于加在他頭上的各種光環，他作出了回應：

記者：季羨林先生晚年多次請辭“國學大師”稱號。但他說：“近年來,國內出現各式各樣的大師，而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季老逝世後，有網站調查顯示，您名列“國學大師”第一位。

饒宗頤：呵，大師？我是大豬吧（用潮汕話說，“大師”與“大豬”諧音）。現在“大師”高帽滿天飛，太多了。其實大師原來是稱呼和尚的，我可不敢當。

學問越大，脾氣越小。恭謙有禮似乎是那個時代的風範，饒宗頤是個好好先生，從不生氣，即便有人惱怒他，措詞激烈，他僅笑笑，毫不動氣。

但是，涉及中國文化的問題除外。

1968年，他受聘往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書，並任中文系主任，聘期九年。但是他在第5年即回香港了。

關于提前辭教的緣由，他後來解釋說：

我在新加坡時心情不太好。那個時候，新加坡政府壓中國文化，所以後來我就跑掉了。新加坡本來請我擔任9年系主任，但是我到了第5年就呆不下去，因爲我在那裏做唯一的一所即國立大學中文系的教授，而政府卻根本不提倡中國文化，只提倡中國語，沒有“文”，只學華語就夠了，害怕中國文化，對大陸非常怕。時代的轉變非常有意思。我不能再住下去。所以我的舊詩集取名爲《冰炭集》，如冰與炭。這跟當時的心情有關。

1949年以後，饒宗頤飄離故土，寄居香江。他雖然孑然一身，兩手空空，卻並沒有像一個舊文人那樣詩酒流連地浪費生命，他牢牢地抓住了一樣東西，那就是中國文化，在其中不僅止泊了他的靈魂，安頓了他的身心，更在其中凝斂、內聚、再造了他的文化生命。

今天一整天，最愛君都在看饒宗頤的各種材料。

在朋友圈裏，也有很多悼念和緬懷的文字。下面這段文字，引自最愛君的朋友、韓山師範學院中文系副教授陳培浩，我覺得他說出了我想說的話：

饒公既非傳統士大夫，也不是賽義德意義上的現代知識分子，實是才兼六學九能的大學問家。對于多災多難的二十世紀而言，東方知識分子基本與磨難同行，而饒公卻有福自成蓮花。聽說饒公睡夢中駕鶴西歸，走得如斯安甯，既是天賜，也是修爲。

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大師的個體差異性則尤其突出。只有當這種個體差異性得到充分尊重，思想和學術的自我積累進程不被人爲中斷，才會最終得一個出大師的正果。正如學者胡曉明所說：

我們常常講的富強夢，隨著這樣一個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背後一定有一個中國的文明、中國文化的強大。文化的強大、文明的發展靠什麽呢? 文化是不能靠暴發戶的，不是一兩天、一兩年能夠爆發起來的，這個確實是需要一代一代的人，饒公在這裏面所顯示出來的啓示意義就非常明顯。文明是需要積累的，需要去守護它，需要去用以溫情與敬意。

饒公千古，世無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