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特朗普執政時期發動中美貿易戰以來，意識形態對立越來越嚴重。拜登政府從意識形態出發把中美關系簡單地界定爲“美國民主制度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競爭，似乎讓中美關系回到了冷戰狀態。
特別是在最近的俄烏沖突中，西方媒體和政客通過社交媒體的鼓噪，讓東西方的意識形態對立越發嚴重，甚至將中國和俄羅斯綁在一起放在西方國家另一邊。
不幸的是，東西方的對立不僅僅表現在政治上，在知識界也呈現這樣的特征。一些西方知識分子也是這樣看待世界，用意識形態將世界簡單地一分爲二，看作“民主”和“專制”的對抗。
最近西方就有知識分子用意識形態來解釋中國的抗疫，實質上則是爲西方抗疫失敗辯護，我將其稱之爲典型的用“民主”道德價值觀來粉飾失敗。
同時，他們也用“民主”和其他的道德觀來批評中國的抗疫。在他們眼中，即使西方失敗了，也是雖敗猶榮，因爲他們堅持了“民主自由”。即使有人堅持極端的個人主義，抗議注射疫苗、抗議戴口罩，都是可以的。
這種行爲確實符合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但問題在于，如果一個人這麽做不僅只影響到自己，還會影響到整個公衆社會，這樣的行爲很難說依然在西方所倡導的“民主自由”範疇內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從傳統上來講，也是具有邊界的。一個人因自律而得自由，當你影響到他人時，就不能看作是完全的個體行爲。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往往是在公共空間中，戴口罩和打疫苗已經遠遠超出了個人行爲的範疇，如果由于極端的個人主義向他人傳播了病毒，事實上就踐踏了他人的生命健康權。
即使西方有時也倡導人們自由地選擇死亡，但如果看看美國、意大利等國家在疫情暴發初期有多少老年人因此而失去生命，相信很多有道德良心的西方知識分子對此也會持批評態度。
目前美國每天仍然有近1200名民衆因爲新冠肺炎疫情而死去，但用“民主自由”包裝之後，這種放任疫情的行爲也變得可接受了。在西方這種話術之下，中國的抗疫成功自然也沒有什麽了不起的了，因爲“民主的失敗”優于“專制的成功”。
但知識分子和學者們應該實事求是地看待和評估。“專制”是西方學者根據西方的政治經驗建構出來的概念。中國的政治形態曆來是符合中國文明的，既不是西方所說的“民主”，也不是西方所說的“專制”。
特別是近期香港疫情的反複，是許多老年人沒有注射疫苗，加上當地居住空間狹窄、人口高度密集等客觀因素引起的暴發。總有人喜歡從政治的角度來談香港的疫情，這不符合科學的規律。
一些西方知識分子沒有保持近代以來的實證主義傳統和嚴謹的學術作風，受到了意識形態的影響，僅僅從媒體上獲得的一些片面信息就構建了一個“稻草人”，對一些中國根本不存在的事進行攻擊，這是令人遺憾的。
從科學層面來說，中國並不是像西方以爲的“絕對清零”，而是動態清零政策，即目標是清零，但並不是追求零感染，而是說把疫情控制在可控的範圍內，不讓疫情全面暴發，危及社會整體的健康和安全。並且，中國的管控模式、防疫標准也是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不斷調整，越來越精准。
動態清零固然有成本，但中國的抗疫是在“算大賬”，因爲疫情控制有力，中國可以迅速恢複生産，保障整體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行。可以看看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全球哪些國家生産恢複得最快最好，毫無疑問還是中國。
同時，中國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價值也被考量在成本之內。實際上，保障每一位老百姓的生命健康是中國的主導原則，這也可以解釋爲什麽民衆對防疫政策接受和支持。放任疫情肆虐，讓人們“自由地”死去，這既不符合中國文化，也不符合亞洲文化。亞洲文化當中的集體主義與西方崇尚的極端個人主義不同，無論是中國、日本還是新加坡，都仍然很重視集體主義，個人權利的實現要基于對集體權利的尊重。因此，我認爲中國目前的管控模式下，成本與收益是非常均衡的，中國的死亡人數和死亡率都非常低。諷刺的是，一向宣稱生命權力至上的西方，死亡人數卻遠遠超出中國。
從本質上來看，用意識形態來解釋抗疫這樣一件本應從科學角度出發的事，就很容易變成“自以爲的道德”，形成“雙標”——西方人死于疫情是“死得其所”，而中國人的健康生活反而沒了道理，這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說不通的。
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確實影響了知識分子之間的交流和實地考察，導致了意識形態傾向的流行。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的進步是由于科學代替了宗教，實事求是代替了意識形態，目前又回歸了意識形態，這無疑是一種悲哀。
（作者：鄭永年，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