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0年到2007年，隨著企業離開本土，在海外建立新工廠或收購現有工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ODI)增長了8倍，從2430億美元增至2.2萬億美元(圖1)。
ODI 被定義爲投資者在境外企業中獲得至少10%的股權。它在海外投資者和當地企業之間建立了一種長期關系，通常被視爲一種穩定的跨境資本流動形式。對于投資者來說，出售海外股票和債券要比出售有形資産（如工廠）要容易得多。ODI 創造的穩定、長期的關系建立了全球供應鏈，降低了生産成本，提高了生活水平。ODI 有助于將世界連接在一起。
2010-2017年，ODI均值爲1.5萬億美元，占全球固定資本形成總額（GFCF）的8%。隨著保護主義的擡頭和對全球化的抵制，2018- 2019年，ODI 均值下降到1萬億美元，相當于GFCF的5%。2020年疫情暴發後，ODI在去年反彈後再次下滑。即使去年表現強勁，2018-2021年的ODI均值仍比2010-2017年的水平低24%。
圖1 1990-2020年全球ODI流動
此外，ODI的來源也發生了變化。過去4年，許多較小的歐洲國家，如荷蘭、瑞士和愛爾蘭，已不再是ODI的重要來源，而德國和法國等歐洲大國的海外投資則相對較多。包括中國、日本和韓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在全球ODI中的份額都有所增加。
到目前爲止，美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直接投資者（圖2）。盡管如此，中國內地的崛起還是令人矚目。2000-2007年，該地區占全球ODI的比重不到1%。而在過去4年裏，它的平均份額已經上升到接近14%，排在美國、德國和日本之後，位列第四，且第二名和第四名之間的差距很小。
圖2 2000-2021年ODI淨流動
中國內地近四分之三的直接投資仍在亞洲，其中最大的份額流向了中國香港（圖3）。除中國香港外，東盟（ASEAN）也是中國內地對外投資的重要目的地。在東盟，中國內地是第四大外來投資者，僅次于美國、歐盟和日本。
近年來，中國內地對拉美的ODI有80% – 90%流向了大開曼群島和英屬維京群島，這兩個地方是知名的離岸公司管轄區。目前尚不清楚這些投資最終流向何處。
圖3 2020年中國內地對外直接投資分布
中國內地對中國香港的投資側重點與對其他國家不同（圖4）。例如，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在中國內地對中國香港的投資中所占的比例最大，而中國內地在東盟和歐盟國家的投資則更注重制造業。
圖4 2016至2020年中國內地對外投資
中國香港和中國內地在經濟上是緊密聯系的，大量的跨境直接投資是雙向的。中國內地對中國香港的直接投資占中國內地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近60%，中國香港對中國內地的投資約占中國內地外商直接投資的三分之二。
圖5顯示了進出中國內地的投資數據（包含和不包含中國香港）。把中國香港的投資數據除去，我們可以看到轉折點出現在2014年，當時中國內地顯然成爲了世界其他地區直接投資的淨提供者。
圖5 進出中國內地的直接投資
中國內地的很多對外投資都流向了“一帶一路”的參與國（“一帶一路”是爲加強區域合作提出的倡議，包括很多項目）。2021年，中國內地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200億美元，占中國內地非金融對外投資總額的18%。近年來，中國內地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比重逐年上升，今年前7個月繼續小幅增長（圖6），尤其是對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馬來西亞、阿聯酋、泰國、越南、柬埔寨、老撾和孟加拉國的投資增長較快。
圖6 中國內地對“一帶一路”國家非金融對外投資比例
雖然近年來中國內地的對外投資金額大幅增長，但仍局限于地區範圍，中國內地尚未成爲全球投資者。另外，中國內地作爲全球投資者的投資規模並不大，這與其在全球商品貿易中的地位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內地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地區，遠遠領先于排名第二和第三位的美國和德國（圖7）。
圖7 各地區在全球商品出口中的占比（%）
中國內地的商品進口份額在全球位居第二，僅次于美國且大幅超過排名第三的德國（圖8）。對于圖8中發展軌迹的觀察則表明中國內地會在這個十年結束前成爲全球最大的商品進口地區。
圖8 全球商品進口份額（%）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壓力可能使得中國采取日本式的戰略，用對外直接投資取代出口（圖9）。
日本在全球商品出口中的份額在1993年達到9.6%的最高值，但去年降至3.4%。造成這一結果的部分原因是日本勞動力人口數量減少且年齡增大。日本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份額自上世紀90年代初的6%上升至2019到2021年的14%，這是由于日本公司將部分生産轉移至海外，以利用海外國家更豐富的勞動力。
因此，隨著勞動力供給對中國的生産率帶來的壓力，預測中國在未來幾年將成爲更重要的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來源不無道理。
圖9 日本在全球商品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份額（%）
（本文題圖來源：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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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柯馬克 第一財經研究院高級學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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