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爲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中國人民的抗戰也得到了各國人民廣泛支持。有一位法國人以博大的仁愛之心，爲中國百姓免遭日軍殺戮，在上海南市創設了難民區。有人把他比作“中國的辛德勒”——辛德勒拯救了1200多名猶太人，而他則保護了幾十萬中國人。他就是被譽爲“ 難民之父”的法國耶稣會神父饒家駒。
饒家駒神父（1878～1946）
饒家駒，本名Robert Cha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年生于法國西部桑特小鎮。他16歲加入耶稣會，1913年來華傳教，曾擔任聖心堂教區牧師、萬國商團隨軍神父、震旦大學教授等職，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各國駐滬領事館和租界當局。
無數難民湧入上海，聚集在民國路（今人民路）一帶
饒家駒身材高大，氣度不凡。他除了法語、德語以外，還精通英語、希臘語、日語、拉丁語，中國普通話也很流利，甚至會講上海話。他因幫助中國學生制造煙花，不慎引起爆炸，右臂被炸掉半截，人稱“獨臂神父”。
法文地圖上的南市難民區（深色部分）
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饒家駒曾擔任華洋義赈會會長，出入戰區從事救援工作，並呼籲中日雙方停火4小時，以撤出戰區的傷員和難民，獲得成功。
上海市政府關于劃定南市難民區的布告
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向上海閘北、虹口、楊樹浦一帶大舉進攻，中國軍隊奮起反擊。隨即戰火又向南市、金山、寶山、浏河等地蔓延，日軍所到之處，燒殺掠搶，上海及鄰近地區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
設立南市難民區的部分文件
爲避戰火，難民紛紛湧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難民最多時達70萬，租界內房屋已不敷居住，60余個收容所人滿爲患，又緊急增設10余個收容所仍不夠。大批難民露宿街頭，成年人每日凍餓死者逾百人，兒童每日死亡約200人。
租界當局恐難民滋事，也懼日軍尋釁趁機進入租界，便關閉法租界臨華界的鐵柵門，限時開放，並架設鐵絲網，以阻止難民蜂擁而至。于是，無數難民被困南市，集結于民國路（今人民路）上，缺衣少食，處境悲慘。上海市政府于9月7日公布難民救助辦法，各社會團體紛紛開展慈善活動。但難民太多，杯水車薪，收效甚微。形勢嚴峻，上海各界人士憂心如焚，紛紛出謀獻策；一些國際友人也十分關切，饒家駒神父尤其殚精竭力。
1937年11月9日南市難民區宣告設立
饒家駒目睹大量難民無家可歸，考慮到當時南市公共場所甚多，加之居民大量湧入法租界，留下大片空房，于是向上海市長俞鴻鈞建議，在南市劃一區域接納難民，中日交戰雙方均不在此采取軍事行動。
饒家駒與難民區監督委員會成員合影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當局恐戰火殃及，從切身利益出發，立即積極響應。上海各團體及社會名流除憂心難民生計以外，還希望在戰火中有一方安全土地，保存豫園、城隍廟等古迹，也齊聲贊同。
11月4日，俞鴻鈞批准設立南市難民區，並以不損失領土主權爲前提，提出4項原則：
一、不與日方洽商；
二、此系國際間難民救濟性質， 絕非變相租界，任何外國不得幹涉中國領土主權；
三、該區治安由中國警察負責，外國不得派兵駐紮，亦不需外國武裝警衛；
四、不訂任何協議，凡不違反上述原則，中方予以考慮。其中一、四兩項由國際紅十字會向中日雙方交換信函，加以確認；二、三兩項關系國家主權，後因上海淪陷而無法實現。
卡車運載難民進入難民區
同時，饒家駒又向日方提出，對難民區勿施攻擊。5日，日本駐滬總領事岡本季正答複：“同意該區域（難民區）只供市民居住時，保證不對之進攻，也不在該區域內進行軍事活動或敵對武力行爲。”但又提出“該地區發生一切越軌情況時”，應向日方報告。
《申報》關于饒家駒撫慰難民的報道
經過饒家駒的斡旋，得到中、日及租界三方當局同意，上海市政府于11月8日發告示：“中國紅十字會向上海國際委員會建議在本市滬南區劃出難民區，以爲戰時難民暫時寄托之所……本府以事關救濟難民，爲維護人道起見，業經呈奉中央核准照辦在案。茲准于本月九日中午十二時起實行。”
南市難民區南起方浜路，東、西、北三面至民國路，面積約占舊城廂三分之一。下午4時，上海國際救濟委員會在議定難民區四周各路口豎立旗幟，上書大紅十字及國際救濟委員會中、英文名稱。9日下午，開始在方浜路各路口修築防禦工事（沿民國路各路口原已有工事）。至此南市難民區區域正式劃定。
《申報》關于饒家駒維持難民給養秩序的報道
南市難民區設監察委員會，饒家駒任主席，總管區內諸事。委員會下設總辦事處，駐南市北區救火會內，年底移駐租界。爲便于管理，難民區分9個分區。每區由難民選舉一名中國人任區長，下設總務、文書、訓導、給養、庶務、衛生、清潔、登記、調查、醫務各組。年底以後，難民區監察委員會名義上仍受上海國際紅十字會領導，實際上已受制于僞大道市政府“南市自治委員會”。
《良友》畫報關于南市難民區的整版報道
社會各界和國外組織踴躍以實物、錢款捐助難民區。法租界當局發行“法商救濟難民慈善獎券”， 每期收益90%撥南市難民區。公共租界實行“自願繳納娛樂捐”，向飯店、娛樂場所抽稅，用于救濟難民。上海不少機關、團體承諾供應給養一周或一旬；伶界發起義演，集款資助難民；女校學生編印刊物《The Girl’s Delight》，義賣籌款，她們還上街勸募。區外難民也有節食捐獻者。
市救濟分會第一收容所難民節食29袋面粉捐助；“三一三難民販賣團”絕食一天，節資6元，購大餅600余只送難民區。財政部長孔祥熙曾撥款5萬元給饒家駒，並說明其中4萬元專用于南市難民區。爲裝扮門面，日本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和艦隊司令長谷川清稱頌了饒家駒的“善舉”，並分別捐贈1萬日元。
難民排隊取飯
11月9日，南市難民區建立第一天，先辟城隍廟、豫園、小世界及各學校、教堂爲收容所，當即收容2萬余難民。10日夜間起，戰火燃燒至南市南部，難民往北奔逃，不斷湧入難民區，各收容所人數迅速增加。據11月28日統計，難民區內有118個收容所，8.8萬難民。此後原坐臥在民國路的難民也陸續被勸導入難民區，區內難民超過10萬，收容所達130余個。
難民區熱水供應處
難民區初建時，垃圾山積，糞便溢流，餓屍橫陳；同時輸水管道被毀，無自來水。經各方磋商，由中國濟生會和紅十字會負責處理垃圾，由普善山莊掩埋屍體；又通過法租界從新開河、老北門、方浜路接進三只大號水龍頭，臨時供水。
爲難民注射疾病預防針
當時難民生活十分艱苦，但尚能維持最低水准。初期每日上午9時和下午2時發放兩次粥。以後根據登記人數改發大米，每人每日一罐（約6市兩），由戶主憑卡領取，同時每人每月發生活費1.95元，後因物價上漲，增至10元左右。對區內居民按戶口限量供應平價米，每包售價16元。另有慈善團體在城隍廟、積善寺分發饅頭，在老西門關帝廟施粥。入冬，監察委員會將募集的大批棉衣、棉被分發給難民。香港、新加坡運來了幾千袋衣物，有些不合時令的夏裝，幾件縫在一起成爲夾襖，頗受難民歡迎。
組織難童開展文藝活動
難民區在豫園、梧桐路老天主堂等處開設7所難童學校，招收2000余名學生，商務印書館提供教材，難民子女免費入學。後因日軍盤查、幹涉校務，強行開設日語課等，不得已停辦。另在九畝地阜春街設殘老院，收殘疾老人130余人；中華醫學會在區內設診所12處；萬竹小學內設流通圖書館。區內還設草繩工場和板刷作坊，招收難民200多人，後因缺原料停辦。繼而又開辦刺繡和花邊工場，由法籍拯亡會修女領班，收女難民爲徒。
難民區的雜貨攤
難民區時有管理不善之處，如，第七區區長任希彭虛報難民數額，克扣難民口糧，事發後家中搜出赈米若幹、赈衣百套及綢布棉被百余條。又如1939年4月，難民區委托恒達洋行采購糙米1000包，其中數百包攙入稗子、砂石。此外，區內還經常發生吸毒、賭博、酗酒、鬥毆等違規事件。
難民區中的吃食攤
1938年5月，饒家駒遠赴美國、加拿大，爲中國難民舉辦“一碗飯運動”等各種宣傳活動，並會見了羅斯福總統。在美國共募得100萬美元，美國紅十字會又贈款70萬美元，加拿大人也捐款70萬美元，可謂雪中送炭。這些錢款一部分用于南市難民區。
饒家駒與難童在一起
日方雖然表面承認南中難民區“不受武力攻擊”，但實際上從未放棄對這個區域的觊觎。11月5日，岡本宣稱，“一旦中國軍隊被逐出其周圍地區，日本陸海軍有意占領此地區。” 12日中午，新北門障川路（今麗水路）竄出30多名日兵，在沙包上插太陽旗，用槍刺驅散周圍難民。下午日軍2輛輕型坦克在民國路西向巡行， 14名步兵尾隨，恣意查抄行人。經饒家駒交涉，日軍才未越過民國路。
不久日軍又以士兵在難民區外巡邏時被人打傷爲由，不顧國際救濟會申辯，強行開進難民區搜查。翌年底，日軍曾將難民區總辦事處通租界的電話線剪斷，後經饒家駒據理力爭，才由工兵接通。一次饒家駒與日軍交涉時，一名日軍士兵竟然用槍指著饒家駒。饒家駒毫無懼色，冷靜面對。懾于饒家駒的聲望，日兵沒敢扣動扳機。又有一次饒家駒在處理難民區用水事項時，一陣流彈襲來，他的長袍被打出一個洞，身旁兩名巡捕不幸中彈喪命。
饒家駒與駐華英國陸軍司令斯莫利特視察南市難民區
爲加強對難民區的控制，日軍和僞大道市政府將難民和居民居住區域分爲紅、黃區，後又分爲21區，區與區之間人員不准來往。同時將難民居住的區域縮小至小世界、青蓮庵、救火會、豫園、內園、珠玉業公所、露香園7處，難民區出入口僅剩淘沙場和陳士安橋2處，分別由日兵和僞警把守。
由于日軍在上海進行經濟封鎖，對米、棉、煤等物資實行嚴格管制，加之物價飛漲，難民區的經費日漸枯竭，供給越來越困難，不得已降低供應標准。1939年9月13日起，難民口糧由每日6兩減爲3兩。10月1日起居民停發口糧，對其中不能維持生活的4700人，另設3個收容所安置。同時動員有工作能力的難民自謀出路，並疏散部分人員回鄉。共産黨領導的上海慈聯會以“疏散回鄉”的名義，由饒家駒弄到兩批通行證，輸送了部分難民青年投奔新四軍。此時，區內尚有難民19209人，收容所88個。
饒家駒陪同國際友人參觀南市難民區
1940年5月，歐洲戰場吃緊。饒家駒奉法國耶稣會之命于6月16日離開上海去巴黎，從事戰時救濟工作。南市難民區缺乏主持人，只能宣告結束。6月24日《申報》報道，難民區代理常務理事發表公告：“查本辦辦理救濟中國難民工作，瞬間三載，每年施放糧款，爲數甚巨。現爲經費枯涸，無法繼續，經饒常委員在離滬之前，曾開會決議，定于六月二十日停止給養”，“所有口糧，展至月底爲止，並准每名給予一個月之恩糧，作爲遣散之資。”
同時又稱，南市難民區遣散難民問題，除老弱者由安老院和新普育堂繼續收養，已全部解決。7月3日，難民區監察委員會致函法國駐滬總領事館，宣告已于6月30日停止活動。南市難民區曆時兩年八個月，在戰亂中先後安置了30余萬難民，並保護了城隍廟、豫園、沉香閣、廣福寺、慈修庵等古迹和大批民宅，與方浜路以南的斷壁殘垣形成鮮明對比。
南市難民區宣傳冊上的插圖
饒家駒離開上海前一天，難民區難民自發籌劃豎立饒家駒銅像，並人手一磚舉行了奠基儀式。難民還提議將方浜路改爲“饒家路”，方浜橋改爲“饒家橋”，表現了對這位法國神父的感恩和眷戀之情。
饒家駒對中國也懷有深厚的感情。他來華27年，其間沒有回過一次法國，把半生的精力奉獻給了中國人民。他爲廣大難民“抱己饑己溺之懷，施解衣推食之仁，奔走辛勞”，發誓 “與難民區共存亡”。他曾設想在戰火波及的每一座城市都建立難民安全區，還表示希望死後能葬在中國，並將自己的中文名字改爲“饒家華”。鑒于饒家駒在中國難民事業中功績卓著，國民政府曾向饒家駒頒發玉質勳章；蔣介石也曾致函他， “代表全民族敬致最誠摯之謝忱”。1949年訂立的《日內瓦第四公約》中,作爲戰時平民保護範例，提到了“饒家駒安全區”。
南市難民區宣傳冊上的插圖
滴水之恩，湧泉相報，是中華民族的千古遺訓。在中國人遭受深重災難時，饒家駒等無數外國友人伸出了援手，展現了人間大愛，中國人將永遠銘記在心。2014年11月，在上海召開“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專家學者發出倡議，在南市難民區舊址爲饒家駒設立銘牌和塑像，以緬懷這位偉大的國際人道主義戰士。
（注）南市難民區，在英文文獻中爲“Jacquinot Zone”，故也稱爲“饒家駒區”或“饒家駒安全區”。
（欄目合作：區檔案館 編輯：宗哲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