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陶瓷曆經數千年的傳承和發展，青花裝飾從萌芽至流行過程中，潮州的“百窯村”(筆架山窯)是中國“宋青花”瓷的誕生地之一。
白窯村遺址
中國青花瓷史之一《元代青花瓷》一書記載，目前發現的宋青花分別産于浙江、廣東和景德鎮，浙江和廣東的燒制年代要早于景德鎮。1922年廣東省駐軍在城南羊皮崗挖掘到四座青花佛像和一座香爐，佛像上有銘文可以說明這尊佛像是潮州産品。青花瓷像質地瑩白、卵青色釉，介于定窯白釉與景德鎮影青釉之間。佛像的冠、發眉、眼、須用青料描繪。
宋青花三鴨玉壺春
明代是潮州政治、經濟、文化又一輝煌的曆史時期，明代初期潮州陶瓷生産能力實際還是大規模的，洪武三年(1370年)朝廷規定對外貿易“浙通日本、福通琉球、廣通南洋西海諸國”，而廣東陶瓷出口則以潮州府爲主。
明代潮州窯青花碗
《永樂大典》卷之5343，稅課部分載：永樂元年潮州府窯冶課稅(清乾隆《潮州府志》注：楓溪——日日墟、陶冶之所。)是商稅、酒醋稅之後的第三大稅課收入，可見如果元代沒有保存相當的陶瓷生産能力，哪有明初的如此稅課收入。按推測朝廷在地方開征一項新稅種應具有它的普遍性和規模化，作爲主要稅種，明朝早期潮州府的陶瓷規模是值得肯定的。
明潮州窯海螺
據明代萬曆三十年(1602年)郭編纂的《廣東通志》載，永樂五年鄭和第二次下西洋是從廣東出發的：永樂五年九月，“命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首從廣東往占城起”並帶有大量絲紡織品、香爐、花瓶、燭台、燈盞、香盒……金一千錢、銀五千錢……那麽，由永樂元年潮州府的窯冶課稅情況可推測當年鄭和七次下西洋可能帶走了大量的潮州陶瓷産品。也只有明初的規模生産能力和出口渠道、才有史料記載的明代中後期的“出口轉旺”。
明代潮州窯白釉觀音立像
這一時期潮州瓷業生産更加藝術化，不單生産日用青花瓷、顔色釉瓷、釉上紅綠彩，還生産紋片釉瓷。《中國陶瓷史》載：在亞洲地區，特別是東南亞遺留的我國明代外銷瓷，不僅有青花瓷，也有釉上紅、綠、黑三彩瓷器，不僅有景德鎮的細瓷，也有廣東、福建沿海地區所生産的比較粗的日用瓷器……
明萬曆朝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的《西廂陶工碑》，它雖是一宗民告官的成功範例，但爲萬曆朝潮州楓溪陶瓷生産水平提供有力的文字材料。
明清九村窯青花圖案紋碗
碑文說：“西廂下社(指楓溪、池湖、古板頭、蔡西隴四村)民以造陶營生，凡土司府、縣各衙家火並春秋二祭、軍務、考校等項瓷器一暨答應……”按此碑文所記，當時楓溪窯生産的瓷器應該是附近産地中質量最好，水平最高的了。
楓溪彩瓷蝦簍
當年潮州府大埔縣的高陂窯，饒平縣的九村窯都生産青花瓷器而官府不用，那麽西廂下社應是潮州本地的“官窯”了。這也是有可能的，因爲楓溪窯向來使用飛天燕礦瓷土，加上我國古代青花料多含氧化錳、氧化鐵，所以只能燒還原氣氛，燒氧化氣氛則發黑，在燒還原氣氛的情況下，楓溪窯生産的瓷器除了胎色白、其釉面也就“白裏泛青”。
清晚期潮州窯黃底哥釉唇口罐
因此在沒有發掘明清楓溪窯址的情況下，也就較難鑒定傳世品和出土的楓溪窯明清瓷器，而在一些傳世和韓江撈到的明清青花瓷器中，一些窯名、商號則與清末民國時期所使用的商號相同，如成化朝的合利、玉合、元興等。這一課題有待進一步探討。
清代“潮州幫”商人在康、雍時，服賈極遠，不止及蘇、松、乍埔、汀贛、廣、惠之間，“則海邦遍曆，而新加坡、暹邏尤多”。
乾隆朝的藍浦先生在《景德鎮陶錄》中記載：“洋器專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粵東人販去與鬼子互市，式樣奇巧、歲無定樣”，而“潮州城商賈輻辏、海船雲集”，正所謂“粵東城之大者，自省會外，潮郡爲大……他郡皆不及”（新會縣志載)已成爲粵東乃至閩西南、贛南地區商業中心。
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潮州府也逐漸形成了一幫善開拓、懂經營的潮州商幫。他們既推銷自己的産品，同時還到外地收購瓷器，既活躍本地市場，促進資本、人才、信息的流通，對潮州陶瓷業起著促進的作用。
王龍才《雙福瓷花籃》
由于曆史文化的積澱，儒商對各領域的拓展，從而促使潮州民間工藝百業俱興、空前發展，陶瓷、繪畫、戲劇、刺繡、剪紙、石雕、木雕等等日臻成熟，自成一格，形成了包括人文、風土在內的具獨特地方文化——潮州文化。
作爲潮州文化重要組成部分，潮州陶瓷業的崛起是在優勝劣汰的規律中脫穎而出的。當清代中後期的中國陶瓷業開始走下坡路，洋瓷乘虛而入，以其質優價廉，外觀精美的優勢大舉占有市場，中國日用陶瓷産品倍受沖擊。
新興彩瓷業飛速發展的情況下，潮州陶瓷窯商“知變、善變、適變”，通過整合海洋文化、官窯文化和本土文化等人文優勢，突破傳統的陶瓷裝飾工藝模式，利用新彩顔料(即水彩顔料)和傳統顔料，通過大批文人畫家的參與和探索，有效地將高雅的傳統中國“文人畫”藝術，應用于潮州生産的瓷器産品上，從而形成了獨具地方特色的平民陶瓷文化——潮彩。
來源：嶺南拾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