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蘇楊帆
當地時間7月26日，由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和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共同主持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經貿部長級會議在線上舉行。
根據日本貿易工業部公布的消息，當日舉行的線上會議有來自美、日、韓、澳、印、新等成員國的13名貿易和能源方面的高級官員參加。韓國貿易部長李昌洋26日強調，“印太經濟框架”成員國已做好啓動正式談判的准備，爲更好地應對快速變化的全球貿易環境，有必要使IPEF成爲一個靈活有效的機制。
當地時間2022年5月23日下午，日本東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國總統拜登、印度總理莫迪在東京都六本木的泉花園畫廊舉行“印太經濟框架”（簡稱IPEF）啓動儀式，其他初始成員國領導人或部長級官員通過視頻方式遠程參會。視覺中國 圖
5月23日，彼時在日本訪問的美國總統拜登宣布啓動“印太經濟框架”，據路透社報道，截至目前，IPEF共有14個成員國，其中包括發起國美國。自成立以來，雖然成員國之間已經舉行了多輪高級別會談，但並未就正式談判進程給出具體的時間表。
這也引發了外界對IPEF“雄心勃勃”的外殼下是否只是一紙空談的懷疑，同時，美國國內極化的政治生態與民主黨略顯疲軟的議程推動力也使得IPEF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柯靜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分析道，作爲一個夾帶強烈地緣政治色彩的經濟框架，IPEF成型的難點在于如何在吸引成員國的同時保持其工作支柱的高標准，拜登政府或需要對此做出取舍。
美國面臨的擎肘
IPEF的設定圍繞著四個支柱：公平貿易，供應鏈彈性，基礎設施與清潔能源，稅收和反腐敗。龐大的議程設置透露出拜登政府對該倡議寄予的厚望——理想情況下，IPEF將成爲拜登政府最重要的貿易倡議。
然而，沒有市場准入條款的經濟框架還可實現其影響力嗎？《外交政策》于7月初刊文稱，美國貿易界幾乎一致譴責IPEF缺乏市場准入條款和美方在關稅壁壘上的讓步，“若沒有市場准入條款——取消關稅和非關稅壁壘——該框架不太可能對美國與其他13個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流動造成影響。”
《外交政策》刊文指出，拜登政府拒絕了秉持貿易保護主義的（前總統）特朗普式貿易政策，轉而采取了一種進步的、以勞工爲中心的貿易政策，將全球公平和治理作爲首要目標。事實上，IPEF提議的大部分內容都反映了進步人士的願望清單：更嚴格的勞工和環境標准、更嚴格的反壟斷執法、企業透明度、氣候變化措施、更高的企業稅以及更公平的經濟。
盡管如此，美國勞工組織仍然對IPEF的推進持警惕和防備的心態。隨著IPEF談判的升溫，美國100多個民間社會組織于7月26日致信白宮，敦促拜登政府提供有關該框架談判透明度和公衆參與度的信息。“在IPEF談判過程中，美國的提案、其他國家的提案、相關材料和任何合並文本必須在每一輪談判結束後被迅速公布，以便公衆在仍有機會在做出真正改變前，對最新的提案進行審查和評論。”雖然拜登政府曾承諾過該框架將更多地重視勞工權益，但毋庸置疑的是，一旦加入公共審查流程，IPEF的談判進程將被再次拖慢。
柯靜認爲，IPEF可否成型的關鍵取決于其吸引力，但在提升吸引力的同時還要達到美方所希望的高標准是具有一定難度的。不同于傳統的貿易倡議，IPEF不提供傳統的市場准入，對成員方而言，沒有市場准入意味著他們的商品未必可以很好地進入美方市場，那麽吸引力勢必會下降。當“市場准入”這個胡蘿蔔不複存在後，美方還能以什麽方式給成員國提供新的胡蘿蔔？于是美方提出了一個以問題爲導向的經濟框架，IPEF中的四個支柱的本質就是四個具體的問題。對于美方來說，該方案還是具備很強的創新性的。
“以貿易這個支柱爲例，目前拜登政府試圖利用貿易便利化監管規則和技術標准這些非關稅的壁壘議題，促使供應鏈從中國向外轉移，提供一種不同于市場准入的另外一種激勵和機遇，對于IPEF成員國來說，這就是一種新的胡蘿蔔——通過削弱中國市場和産品的吸引力和競爭力，來打造一個排斥中國關鍵技術和産品的貿易投資基礎設施網絡體系，從而打壓中國在亞太地區産業鏈和工業鏈當中的主導地位。”柯靜指出。
7月2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主持例行記者會時表示，全球産業鏈、供應鏈的形成和發展是市場規律作用的結果。加強産業鏈、供應鏈開放合作，防止碎片化，有利于有關各方和全世界。中方反對人爲推動産業轉移脫鈎，破壞國際貿易規則，割裂全球市場。
各成員國的考量和擔心
截至目前，IPEF共有14個成員國，除發起國美國之外，澳大利亞、韓國、日本、新加坡、新西蘭、斐濟、印度、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文萊爲初始成員國。據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報道，華盛頓表示，該框架仍對新參與者開放。
“實際上，IPEF是要求其合作夥伴對他們的法律、法規或運作方式做出一些改變。”國際貿易專家、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布萊恩·默庫裏奧（Bryan Mercurio）向CNBC指出。
柯靜向澎湃新聞表示，對于成員國中較爲發達的國家來說，加入貿易支柱的阻力不會很大，“日本、韓國、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他們在這個數字貿易環境和勞工方面，基本上已經認同美國的高標准了，在其國內面對的阻力也會比較少。在稅收與反腐敗支柱下，分歧也會比較小，所以這5個國家加入全部支柱的可能性相對大一些。”
對于其他8個非發達經濟體成員來說，其各自面對的國內環境也各不相同。對于越南、馬來西亞和文萊這3個已經加入《全面與進步垮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的成員來說，在數字貿易勞工和環境方面，三國面對的規則差距在文本上面來說相對較少。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都會首先考慮本國利益，他們在自身的考慮當中或多或少都會納入地緣政治色彩，柯靜認爲，他們基本上仍會對外表態稱這只是一個經濟框架，而不希望去強化地緣政治色彩。
除去IPEF目前面臨的客觀阻礙，發起國美國充滿變數的政治前景也給該框架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眼下有關今年秋季的中期選舉民調對民主黨來說並不利好，而前任總統特朗普聲稱重返華盛頓的行爲又給2024年總統大選注入了新的風險。
對于拜登政府來說，敲定IPEF的時間只剩下兩年，而經曆過特朗普四年的“任性執政”後，美國無法保證該框架可否在總統換屆後得到保障。
對此，柯靜表示，拜登政府在推動IPEF落地過程中仍會持續發力，可能會采取先與部分可接受其高標准的成員國達成協議的方式，分批次達成與各成員國在各個支柱上的一致。“不太可能在同一時間完成與所有成員國的談判，各國標准差異太大。”柯靜說。
責任編輯：胡甄卿 圖片編輯：朱偉輝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