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抗日戰爭進入到了最爲艱難困苦的局面，對方來說，僵持階段都顯得更爲難熬，雙方的國力都在飛速的消耗，雙方又都想在爲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前提下，體面的結束在中國的戰爭。
尤其是日本政府，在中國陷入了戰爭的泥潭，國力和資源頻頻告急，在“南進”奪取東南亞資源還是“北進”攻占蘇聯的西伯利亞地區，已經是兩者選其一，必定要走的棋子了。但兩線作戰，卻是日本政府，大本營內部最犯怵的難題。結束在中國的用兵，當然成了最好的選擇。日本侵略者開始不斷的放出政治誘降空氣，針對重慶政府，針對國民黨高層中的實權人物。而蔣介石也開始試探的派出了幾路人馬，在香港這個當時還中立的地區與日本方面接觸。日本則針對性的派出了不同特務機關的首腦，開始秘密談判。
張季鸾
其中，當時著名的新聞人，以獨立思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著稱的，又熟稔日本社會的張季鸾成爲雙方都信任的一路代表，由陳布雷直接布置，在香港與日本間諜頭子之一和知鷹二進行了接觸。
而在日本方面，由于派系的紛爭，其幾路談判代表，也都各有主張，各懷鬼胎。傾軋不止。如軍統的張治平、“宋子良”與鈴木卓爾、今井武夫的談判，和知鷹二和其並不同主張，也在暗中角力，試圖通過自己的密談，達成目的。
事實上，和知鷹二多年來也一直負有找尋與中國方面高層或者割據勢力融合的任務。九一八事變後，和知鷹二的主要任務是聯絡胡漢民、陳濟棠、李宗仁等“西南派”反蔣。即現在史料中所謂‘蘭工作’。
西北軍著名將領，蔣介石密使蕭振瀛將軍
1938年，日軍進攻武漢前後，和知鷹二的任務轉爲在香港和蔣介石直接指揮的蕭振瀛談判，當時便與張季鸾相識。但是，和知與板垣征四郎等不同，主張抛棄汪精衛，專以代表國民黨“中央”的蔣介石爲談判對象。他對張治平與鈴木、今井之間的談判，不僅不支持，而且“立于競爭、暗鬥之地位”，“曾力予破壞”。
1940年春，今井武夫第一次到港活動，和知即致電他的中國助手何以之，囑其設法向中方揭破：“今井來意爲蔣汪合流，實際爲汪奔走，故亟應破壞之。”（《熾章（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
夏文運，化名何以之、何益之，何毅之
何以之，又叫何益之、何毅之，但這些都是化名。他表面爲和知鷹二工作，實際是李宗仁的心腹，他就是我認爲電視劇《僞裝者》明樓的主要原型人物之一，夏文運（李宗仁直接掌握的密線特工）。
1940年7月，和知鷹二在澳門重逢了張季鸾。
1940年8月17日，和知回東京向陸軍省官員報告，聲稱“本官之工作根本不提和平條件，重點放置于興之所至之打聽。”“蔣中正之意在于希望日華徹底合作，不擬苟合。”（《石井備忘錄》，轉引自《對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7頁）
8月29日，和知在澳門會見時在香港的重慶特工王季文，要求王轉告孔祥熙的秘書盛昇頤（盛宣懷之七子），請其促進宋子良工作，但是，卻意外地得到盛某告知：“宋子良所進行之工作，那是一樁謀略。”（《石井備忘錄》，轉引自《對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7頁）
9月1日，和知向張季鸾打聽“真相”，告以所知，張季鸾感到震驚之余，認定“鈴木活動，徹底爲捏造之故事”。（《熾章（張季鸾）致陳布雷函》）
1940年9月2日。和知鷹二向張季鸾通報情況，時間不明。但8月30日和知鷹二尚在廣州，與張季鸾談話時間推測應在9月1日。談話中，和知向張季鸾透露，東京方面對板垣領導的“和平”工作本已失去信任：東條英機陸相懷疑，外相松岡洋右也懷疑，只同意板垣等辦至9月底，“若屆時不成，決由政府自辦”。（《熾章（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7日）
因此，張季鸾暗示和知鷹二，將此事向東京報告，借以“促成板垣之崩潰，使敵人內部發生重大爭吵”。張季鸾估計：“該板垣把戲一旦揭穿，定會發生重大責任問題，而敵人之亂，即我之利也。”（《熾章（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日）
板垣征四郎
9月3日，張致函陳布雷，告以即將向外界“放出消息”，說“委員長震怒，正徹查其事”，“如是則敵人自知失敗而板垣倒矣”。（《熾章（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12日，前文所敘推斷實應爲9月3日）
和知鷹二在與張季鸾談話中，曾向張故示寬大：如中日雙方停戰言和，“東京只主張內蒙暫駐少數兵，其他無大問題”。張答以“中國是不許任何地方駐兵，不許任何地方特殊化的”。對和知所稱中日談判今後將由東京“收回自辦，另作准備”，張季鸾表示：“如作准備，須徹底覺悟，重新檢討，簡單一句話，必須互相承認爲絕對平等的獨立國家，凡不合此義者，概不必來嘗試。”（《熾章（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日）
張季鸾通過鈴木和張治平之間的談判“故事”，認定日方“愚昧淩亂”、“荒唐幼稚”，程度太差，“證明去中日可以談話之程度甚爲遼遠”，“可決其今後無大的作爲”（《熾章（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日）
諾門坎戰役蘇軍繳獲日軍頭盔
因此，他不准備與和知鷹二發展進一步的關系。張通過何以之轉告和知鷹二，“不必奔走，更不必找我見面”。當時，張季鸾聽說，日本陸軍正在力主與蘇聯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因此又囑咐何以之勸告和知鷹二：“決不可對蘇聯樂觀。蘇聯之事，中國知道的多，蘇聯對中國，近來也很好，個中消息雖不能多談，總之蘇聯對日本，可說是無絲毫好意。”（《熾章（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7日）
9月4日，和知鷹二離港返東京，但臨行前自稱當于15日返回華南，行前表示：“板垣始終不脫蔣汪合流之主張，故必須撇開板垣。”張季鸾不願與和知作泛泛空談，托何以之電告和知：“不是日政府誠意委托不必再來；不是日本誠意改變對華政策，誠意謀真正之和平，則不可接受委托。要之與弟何時見面並不關重要，日政府苟無真正覺悟，見我何用！”（《熾章（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6日午前）
當時，日軍正在准備進軍南洋，搶奪英、法在當地的利益。張季鸾估計，日方“因南進不能決策甚爲焦躁，板垣等又鬧此大笑話。和某歸後，敵人內部，將呈鼎沸之態。”（《熾章（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6日午前）
9月6日，張季鸾致函陳布雷，建議對日方采取“攻心爲上”策略。他估計，板垣、鈴木工作失敗之後，日本內閣必將另起爐竈，重新確定與中國的談判路線，因此，通過陳布雷向蔣介石請示：是否可以以“私人觀察”身份向日方提出三項基本要求，即日軍自中國完全撤兵，完全交還占領地，自動廢止不平等條約？（《熾章（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6日午前）
張季鸾分析，當時日方急于與中國議和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
1.爲了進軍南洋。他說：“敵對南洋，勢在必取，即荷印亦在所必爭，故港、越、新加坡、荷印是一串的問題，一動作就是大事情。若只拿安南，不成一局勢也。因此海軍堅持非結束對華戰爭不能南進。”
2.擺脫在中國的尴尬局面。張季鸾稱：日軍在中國的部隊，共69個師團，約計在130萬人以上；每日軍費由2000萬元到3000萬元。最近半年，日軍幾乎毫無動作，今後的作戰計劃也無法確定。“勞師糜饷，毫無效果，而同時眼看一年或等不到一年之後將失去南進機會，此其所以不得不焦躁也。”
9月7日，張季鸾致函陳布雷，請示下一步談判方針，函稱：綜觀大勢，委員長對于全局之判斷，皆完全符合，弟深致敬佩。現觀敵方殆有逐漸就範之可能，其醞釀應需一兩月之時間，故十月、十一兩月恐爲重要時期，現擬得和某來電，再知悉最新敵情之後，即先回重慶。然若彼竟南來，當與一見。總之，現時爲適于宣傳之時期，倘蒙指示機宜，不勝厚幸。（《熾（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7日）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進攻新加坡一景
和知鷹二曾告訴張季鸾，日軍大本營和日本內閣准備由少數人組成“委員團”，專門負責對華談判，因此，張季鸾詢問：“萬一敵方此次更派高級人員一同前來求見時，應如何處理？”他表示：“弟現時之個人意見在擬拒見他人，以貫徹私人談話性質之立場。”（《熾（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7日）
在重慶，軍統局開始審查張治平在港與日和談情況（即日方板垣征四郎派系處號稱擁有重慶政府與日密謀和談的正式委任書，以此做政治要挾）的同時，陳布雷也致函張季鸾，要求他向日方“索要僞件”，以便查清所謂張群“證明書”、蔣介石委任狀及親筆函的真相。張季鸾感到爲難，回函稱：“板垣尚傾信僞件，正期待其進行。若果正面索取，反恐困難，且使敵人感覺，弟之地位太涉于機密也。”（《熾（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10日）
但張依然再托何以之致電和知鷹二，聲稱“張群因無端被人出賣，非常憤慨，托索證件以便徹查。同時附告，張群疑爲日方捏造，或爲汪派作祟。願查明真相”。張季鸾相信和知鷹二能辦妥此事，攜件南來；同時也相信“經此一電，亦可使南京敵酋恍然于一場故事之爲捏造矣”。（《熾（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11日）
蔣介石結拜兄弟，終生幕僚，國民黨元老張群
張季鸾曾得到兩件情報：
1.周佛海鑒定鈴木卓爾得到的蔣介石所書“委任狀”及“親筆函”後，指出其均爲僞造，板垣征四郎甚爲慌急。
2.1939年板垣任陸相時，日軍爲試探蘇聯態度，進攻諾門坎，如蘇聯不抵抗，即調大部關東軍入關。當時曾由板垣奏明天皇，天皇詢問計劃可靠否？板垣答雲可靠。不料日軍大敗，轉而調關內作戰部隊赴援。事後，關東軍及參謀部有關人員一律免職。板垣本來也應該免職，派來中國，是讓他“帶罪圖功”。“桐工作”出現問題，板垣更爲慌恐。（《熾（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17日）
基于上述情報，張季鸾對板垣的倒台頗具信心。
諾門坎戰役中日軍戰俘
和知鷹二于9月4日返回日本後，曾電告何以之，已向東條英機發出長文，擬在福岡與東條派來的人員見面，或直接赴東京報告。不久即發電稱：東條英機“令彼負責進行”。但是，其後，又發電稱，9月10日在福岡與東京派來的要員會晤，偕飛南京，協商結果，以和知與板垣爲核心，辦理此事。和知鷹二稱：將于9月15日或16日再飛東京，處理鈴木等失敗的善後事宜，同時取得東京正式委托，再飛南京，然後南下香港。（《熾（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17日）
和知鷹二年輕時期
和知確曾按張季鸾要求向日本軍方揭發“桐工作”的問題。
9月12日，臼井茂樹就曾在向參謀本部有關人員報告時說：“據和知少將所調查探知，桐工作系香港藍衣社之謀略，只是使用宋子良而已。”“諒蔣中正不會見板垣中將，板、蔣會議無法解決一切問題。蔣中正不至于發親函，所謂蔣之親函是冒牌貨。”（《石井備忘錄》，轉引自《對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6頁）
但是，日方不肯也不願意相信和知所報，而甯願相信中國有不同“路線”。
9月20日，和知鷹二致電何以之：下記最近之情況，有告知之必要：子良近對鈴木言，彼將爲治療疾病出洋外遊，中日和平交涉，急速需要結束。又謂宜昌方面，一周內當有人到達可能雲雲，暗示張嶽軍有出來之可能，表示戀戀不忘之意。日方爲使促進正式交涉之實現，當期望中國路線之統一。又有人謂，蔣先生不肯使子良工作中斷，子良背後，有特務人員控制，蔣先生不能使其中止等雲。（《熾（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0日下午）
和知鷹二要求何以之轉告張季鸾：最好能命宋子良出洋外遊，然後日方正式向中方提出談判要求，而由東京負責進行。和知很著急，函稱：“子良何時出國，祈速賜知爲要！”（《熾（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
張季鸾本已判斷張治平、鈴木之間的談判是“把戲”，現在日方卻又提出新材料，說明宋子良和鈴木之間仍在聯系，這使張季鸾感到迷惑。他決定不再參與中日秘密談判。
9月21日，張季鸾要求何以之用明碼電文告訴和知，張季鸾日內離港；同時另用密碼告知：鈴木假把戲我早已一再告之，何以尚如是糾纏？且對我方內部之觀察，飽含汙蔑之意，是證明對方不足與談。中國本決無路線問題，我政府從未委托過人，我亦從未受過委托，只因你們來找我，我爲個人友誼之計來此。今乃認中國有多少路線，是等于認定我爲路線之一。我現在聲明，此路線取消，我不複過問，將來縱有正式交涉，亦勿找我。我之爲人，本極惡麻煩之事。今如此麻煩，我厭惡已極，故決計脫離此問題。望彼告板垣，我已自己取消，不願過問矣。（《熾（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1日晨。小注：該原函未署名）
宋子良是否和鈴木確有聯系呢？張季鸾不能判斷。他將這一問題交給陳布雷。
9月21日，張季鸾致函陳布雷，陳述五條意見：
1.觀和知電文，“足知敵方有輕蔑、操縱之意”，但宋子良君是否對鈴木確有此表示，本人沒有“判斷真僞之力，因而不能作有力之反駁”。
2.今井、鈴木的失敗，在敵方內部是“絕大問題”，南京敵人明知是假，尚欲“掙紮蒙混”，板垣負責與中國談判，原以九月底爲限，本人“聲明不管，更足以打擊之”。
3.南京敵人的和平攻勢徹底失敗之後，日本只有兩條路可走：一爲再變和平攻勢爲軍事攻勢，一爲由東京發起，正式媾和。此問題日方如何選擇，在不遠期間便可明了。
4.敵軍人本是一丘之貉，但和知有一點特殊，即不僅與“勾汪”工作無關，而且在敵人內部以“反汪”得名，因此可以判斷，如東京正式與中國交涉，必派和知奔走，因此，和知此線索仍應保留。
5.觀察最近情形，我方內部不能不承認“發生毛病”，“當假委任狀、假信問題發生之後，何以宋子良君以行將出洋之身，而尚與鈴木作私人接觸？”他嚴肅表示：“此真爲不能想象之事！”（《熾（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1日晨）
此外，他還列舉了其他一些和日方秘密聯系的嚴重事例，要求陳布雷將上述情況呈報蔣介石。
9月23日，張季鸾再次致函陳布雷，說明“自前日向彼方通告不管之後，覺心神爲之一舒。蓋國家與領袖受敵輕侮，只有如此斷然表示，爲昭雪輕侮之道。”（《熾（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
張季鸾雖已向日方表示“不管”，但是，他仍然對中日談判存有希望。
9月23日，張季鸾致函陳布雷雲：“對今後看法，弟微有不同。弟以爲判斷局勢之第一關鍵，在看是否以敵大本營之名義來開正式交涉，果來交涉，即當認定其有若幹誠意。”“蓋既來交涉，則爲承認是國家與國家間之正式議和，一也，汪奸當然取消，二也。”此前，陳布雷認爲，日軍進攻安南，中國的對外聯絡線受到威脅，說明日方沒有議和誠意。對此，張季鸾表示：“安南問題，當然有威脅我方之惡意，然不能因此之故，即斷定敵人不企圖正式議和。”他說：“和戰本爲同一問題之兩面，中日現在戰爭之中，而又並無和的頭緒，在我方似不必過于重視其另辟一新戰場之企圖，即藉以判斷其政策如何。”他表示：自己的“工作目的”在于執行一種試驗，即“敵人宣傳願與我政府議和之是真是僞”。他認爲，此點關系中國今後半年乃至一年間之“一切抗建工作”。（《熾（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
蔣介石文膽陳布雷
陳布雷反對張季鸾對“和談”的幻想，要求張季鸾結束在香港的工作，盡早回渝。
9月24日，張季鸾複函陳布雷：取消前函所述意見，自即日起，對外對內均脫離此問題，不再報告和知傳來的敵情；所保管之“港幣小款”，亦不再負保管之責；將向中航公司訂票，盡早動身。（《熾（張季鸾）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4日）
宋子良以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的“至親”身份擅自與日方談判，張季鸾對此深爲不滿。正當此際，一件關于宋子良談話的新情報幫助張季鸾作出了判斷。（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