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橋水投資公司創始人瑞·達利歐在本文中，對中美未來關系的可能演變和潛在的戰爭作出了預測。原文篇幅較長，觀察者網分篇刊載，此爲第三篇，略有刪減。
【文/瑞·達利歐】
文化戰
人們彼此如何相處，是決定他們將如何應對共同面臨的情況的最重要因素，而他們所擁有的文化，是決定他們彼此如何相處的最重要因素。
中國人和美國人分別最重視什麽，他們對人與人相處之道的看法，決定了在應對沖突時，他們彼此將如何對待。因爲美國人和中國人有不同的價值觀和文化規範，他們會爲之戰鬥，爲之犧牲，所以我們要想和平解決我們的分歧，雙方就必須理解這些分歧是什麽，如何妥善處理這些分歧。
中國文化促使其領導人和社會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大多數決策，奉行高標准的文明舉止，認爲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要求每個人知道自己的角色以及如何好好扮演角色。他們還尋求“無産階級統治”，通俗地說，這意味著機會和回報的廣泛分配。
相反，美國文化促使其領導人自下而上地治理國家，要求高水平的個人自由，崇尚個人主義而非集體主義，贊賞革命性的思考和行爲，不因人的地位而是因人的想法的質量而尊敬人。這些核心文化價值觀決定了每個國家選擇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類型。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差異在日常生活中並不是泾渭分明，相對于美國人和中國人共同持有的很多信念來說通常並不是很重要，也不是所有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有這些差異，正因如此，很多美國人在中國過得很舒服，反之亦然。而且這些差異並不普遍。例如，新加坡的華人，中國台灣、中國香港等地的中國人，擁有類似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治理體系。
但這些文化差異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幾乎所有事情，在發生巨大沖突的時期，這些差異是決定性差異，決定了雙方是戰鬥還是和平解決爭端。中國人和美國人之間的主要挑戰來自他們中的一些人沒有理解和體諒對方的價值觀與行事方式，不允許對方做他們覺得最好的事。
雖然兩國的開放增加了它們的互動，兩國日益共享的實踐（例如，兩國類似的經濟自由帶來了類似的願望、産品和結果）使兩國環境和民衆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相似，但兩國做法上的差異依然顯著。
這些差異反映在各自政府和民衆的互動方式上，以及兩國人民的互動方式上，特別是從領導人到決策者的層面上。這些文化差異有些很小，有些則很重要，以至很多人願意爲之戰鬥犧牲。例如，大多數美國人信奉“不自由，毋甯死”，而對中國人來說，個人自由遠不如集體穩定重要。
這些差異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例如，中國規定未成年人能玩什麽類型的電子遊戲，每天能玩多少個小時的遊戲，而美國並不管這些事，因爲這被認爲是由父母個人決定的。兩種做法的好壞也許見仁見智。
中國的傳統文化使中國人較易接受政府確定的方向，美國的文化則使美國人願意就要做什麽與政府展開對抗。同樣，因爲文化傾向不同，所以當被告知面對新冠病毒必須戴口罩時，美國人和中國人會做出不同的反應，中國人聽從指導而美國人不聽從，又會帶來進一步的影響，包括發病人數、死亡人數、經濟影響等。
受這些由文化決定的對待問題的差異影響，中國人和美國人對很多東西會做出不同反應，如信息隱私、言論自由、媒體自由等，最終使得兩國社會的運行方式有很多不同。
盡管這些對待問題的不同文化思路各有利弊，在此我不深入探討，但我想表達的是，美國和中國的決定性文化差異都是根深蒂固的。
鑒于中國出色的曆史發展成就及其背後文化的根深蒂固性，就像美國人不會放棄美國的價值觀和制度一樣，中國人也不會放棄中國的。試圖迫使中國人及其制度變得更像美國，在他們看來將意味著放棄最根本的信念，而爲了保護這些信念，他們不惜戰鬥至死。
爲了與中國和平共處，美國人必須理解，就像美國人認爲他們的價值觀和踐行這些價值觀的方式是最好的一樣，中國人也認爲他們的價值觀和踐行這些價值觀的方式是最好的。
例如，我們應當接受這個事實：在選擇領導人方面，大多數中國人認爲，讓有才能、明智的領導人挑選領導人，比在一人一票的基礎上讓大衆挑選領導人要好。很多中國人認爲，大衆會一時興起地選擇領導人，不是根據自身利益，而是根據候選人爲了贏得支持會給他們什麽來做決定。
同時，中國人認爲，就像柏拉圖認爲的和許多國家所發生的那樣，在情況非常差的時期，隨著人們圍繞不同的政策方向展開爭鬥，而不是支持堅強能幹的領導人，民主國家容易陷入功能失調的無政府狀態。
中國人還認爲，他們的領導人選拔制度有利于做出更好的跨代戰略決策，因爲任何一個領導人的任期，只占沿長期發展弧線前進所需時間的一小部分。[1]中國人認爲，集體利益至上，也對國家最好。中國的治理制度更類似于大公司的典型治理制度，尤其是跨代公司，所以他們不明白，美國人及其他西方人爲什麽難以順著這個思路理解中國制度的合理性，難以和他們一樣看到民主決策程序面臨的挑戰。
需要說明的是，我不是想探討這些決策體系的相對優越性。我只是想說明雙方都有理由，並想幫助美國人和中國人通過對方的視角看問題。最重要的是，我想讓大家明白我們面臨這樣的抉擇：是接受、容忍甚至尊重對方有權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決定，還是讓中國人和美國人爲他們認爲的不可妥協的東西爭鬥到底？
美國和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是不同的，這是因爲兩國存在曆史差異，以及曆史差異導致的文化差異。
經濟學中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其中經典左派的觀點是支持政府擁有生産資料、支持窮人、支持財富再分配等，中國人稱之爲社會主義；經典右派的觀點是支持私人擁有生産資料、支持系統中的獲勝者、支持極爲有限的財富再分配等。
這兩種觀點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存在，而且所有社會裏都存在從一種觀點到另一種觀點的變化，特別是在中國，所以說中國人在文化上是左派或者右派都是不對的。美國人的偏好在其短得多的曆史中也存在類似的波動。我懷疑，如果美國曆史更長，我們就會看到更大的波動，就像我們在曆史更長的歐洲所看到的情況一樣。
由于這些原因，這些“左”與“右”的傾向似乎在更大程度上是圍繞革命性趨勢的大周期波動，而不是不斷演化的核心價值觀。事實上，我們看到這些波動在兩個國家發生，所以可以說，像資本主義這樣的右派政策可能在中國比在美國更受歡迎，反之亦然。無論如何，當涉及經濟體系時，似乎並沒有太多植根于深層文化偏好的明顯區別。
與經濟體系相反，中國人自上而下/等級制而非自下而上/非等級制的傾向似乎深深植根于他們的文化和政治體系中，而美國人強烈傾向于自下而上/非等級制。哪一種做法最有效並將最終勝出，我將把這個問題留給其他人討論，希望是不帶偏見的討論，但我將指出，大多數博學的曆史觀察者得出的結論是，不能說任何一個體系總是好的或者總是不好的。
怎麽做效果最好取決于環境和運用這些系統的人將如何彼此對待。沒有一個系統能夠持續良好運行，事實上，所有系統都將崩潰。持續良好運行的前提是系統中的人超越個體意願尊重系統，系統有足夠的靈活性來適應時代而不崩潰。
當我們想象美國人和中國人將如何處理他們共同的挑戰——在這個人類共享的星球上最好地發展時，我試著想象他們強烈的文化傾向，最重要的是他們甯死也不願放棄的不可調和的差異將把他們引向何方。
例如，大多數美國人和西方人願意爲擁有和表達觀點（包括政治觀點）的權利戰鬥犧牲。相比之下，中國人更看重對權威的尊重，這反映在以下兩方面：個人及其所屬組織的相對權力、讓集體組織對集體中個人的行爲所負的責任。
這樣一次文化沖突發生在2019年10月，當時的休斯敦火箭隊總經理（達裏爾·莫雷）在推特上發布了一張圖片，表達對香港暴徒的支持。他迅速撤下了這條推文，並解釋說，他的觀點不代表休斯敦火箭隊的觀點，也不代表NBA（美國職業籃球聯賽）的觀點。接著，莫雷受到了中美雙方的批評：美國媒體、政治家和民衆批評他不挺身捍衛言論自由；中方則停播比賽，將相關産品下架。
莫雷事後回應（資料圖/外媒）
這次文化沖突發生的原因是，美國人非常重視言論自由，他們認爲不能因個人的行爲而懲罰個人所屬的組織，而中國人卻認爲這種有害的攻擊必須得到懲罰，個人所屬的組織應當對個人的行爲負責。
對人和人如何相處，中國和美國存在根深蒂固的觀念差異，所以以後還會發生比這嚴重得多的事，造成更嚴重的沖突。其中一些文化差異可以通過談判達成雙方滿意的結果，但一些最重要的差異將很難通過談判消除。
我認爲需要認識和接受的要點是，中國人和美國人有不同的價值觀，會爲自己做出不同的選擇，而非對方所希望的。
例如，美國人和中國人可能彼此不喜歡對方處理人權問題的方式。那麽對此應當怎麽辦？是美國人與中國人互鬥，將各自的意願強加給對方，還是他們同意不幹涉彼此的行爲？在我看來，強迫其他國家的人去做他們堅信不好的事，是非常困難的、不合適的、幾乎不可能的。美國對中國施壓的能力和中國對美國施壓的能力，將取決于兩國的相對實力。
雖然我只是探討了中美戰爭問題，分享了我所知道的東西，這只是我需要了解的東西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我想提醒讀者，這些戰爭比一對一的沖突複雜得多。這些戰爭就像多維象棋，因爲其涉及許多方面，牽涉許多國家。
例如，當我考慮中美關系時，我必須超越雙邊關系的層面，考慮在許多重要層面上的多邊關系，例如與亞洲、歐洲和中東所有重要國家和私營部門的關系，以及這些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重要關系，等等。
換言之，爲了思考中美關系，我必須思考沙特阿拉伯與美國的關系以及沙特阿拉伯與中國的關系，爲此我又必須思考在所有重要的方面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關系、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關系、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關系，以及許多其他關系，再加上其他類似的關系。
沒有一台好的計算機和大量數據的幫助，就不可能跟蹤更不可能理解事態的發展狀況。這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而且坦率地說，當我和世界領導人交談時，我發現他們對這盤多維棋局中其他人的真實想法知之甚少，這讓我震驚。
爆發不必要戰爭的風險
愚蠢的戰爭往往因針鋒相對的升級過程而發生，在這樣的過程中，對敵方哪怕是小的舉動做出回應都要比被視爲軟弱更重要，特別是當雙方並不真正理解對方的動機時。曆史告訴我們，對正在衰落的帝國來說，這尤其是一個問題，衰落的帝國傾向于投入不符合邏輯的戰鬥，因爲任何撤退都會被視爲失敗。
以中國台灣地區爲例。盡管美國爲台灣地區而戰似乎是不符合邏輯的，但如果中國統一台灣地區而美國不插手的話，這就會被視爲美國地位以及對其他國家影響力的巨大損失。此外，這樣的失敗會使領導人在本國民衆眼裏顯得軟弱，從而使其失去繼續掌權所需的政治支持。
當然，當沖突迅速發生時，誤解造成的誤判是危險的。所有這些都會引發強烈的動力，致使戰爭不斷升級，盡管這種相互毀滅的戰爭比以更和平的方式合作和競爭要糟糕得多。
還有一種風險就是不真實、情緒化的言論在美國和中國都占據了上風，爲局勢升級營造出一種氛圍。
例如，在皮尤中心的一項調查中，創紀錄的73%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73%的人認爲美國應當讓中國改善人權，50%的人認爲美國應當讓中國爲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扮演的角色“負責”。盡管我手邊並沒有反映中國人對美態度的民調數字，但許多人告訴我，中國人對美態度在惡化。也許不久之後，這些人就會要求將沖突升級。
最終，對兩國領導人和民衆來說，明智之舉是認識到美國和中國正處于一場制度和能力的競爭之中。兩國都不可避免地會實行它們認爲最適合自己的體制，美國在實力方面略微領先，但其實力在縮減，而且美國在人數上處于劣勢，盡管曆史表明，人數多寡很重要，但其他因素更爲重要，所以即使是人口少的帝國，如果治國有方，那麽也能成爲世界強國。
這些都意味著，一個國家要強大，最重要的是處理好和自己的關系。
自我交戰的戰爭：敵人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最大的戰爭是與我們自己的戰爭，因爲我們的強弱主要是由自己控制的。由于決定各國強弱的因素很明確，以及這些優勢和劣勢是可以衡量的，因此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衡量各國的現狀。
在此之前，我們來回顧一下打造偉大帝國所需的具體因素。這些因素包括……
……足夠強大和有能力的領導層，能爲成功提供必需要素，這包括……
……強大的教育。我這裏說的強大的教育不僅指教導知識和技能，還包括……
……性格堅強、有禮貌、強烈的職業道德，這通常需要學校和家庭的共同教育。這能帶來公民素質的上升，反映爲如下因素……
……腐敗少，高度尊重規則，如法治。
……人們能融洽合作，對如何相處有共識，並團結在這一共識之下，也很重要。當人們有知識、技能、良好的性格、文明行爲素質並融洽合作時，就會出現……
……良好的資源分配制度，以下因素能顯著完善這一制度……
……開放接納全球最好的思想，這是讓一個國家成功最重要的因素。這將讓它獲得……
……全球市場上更強的競爭力，這能帶來高于開支的收入，這將讓它獲得……
……強有力的收入增長，這將讓它獲得……
……更多投資來改善基礎設施、教育體系和研發。這將讓它獲得……
……快速提高的生産力（每小時經濟産出的價值提高）。生産力的提高將使財富增多，生産能力增強。在一國獲得更高的生産力水平後，它將能大量發明……
……新技術。新技術既有商業價值也有軍事價值。隨著該國在這些方面變得更具競爭力，它自然會獲得……
……世界貿易中顯著且不斷上升的份額。這要求它擁有……
……強大的軍事力量，以保護本國貿易路線，並影響對其重要的域外國家。在成爲經濟強國的過程中，它發展出……
……被廣泛使用的堅挺貨幣、股票市場和信貸市場。在貿易和資本流動方面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其貨幣自然被當作首選的全球交易媒介和財富儲存手段，被廣泛使用，從而成爲儲備貨幣，因此開始建立……
……至少是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吸引和分配資本，在全球擴展貿易。
凡是利于這些因素提升的東西都是好的，相反則是不好的。因此，明智的做法是所有國家的國民扪心自問，他們共同以及他們的領導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來促使這些指標上升。我還希望他們能記住因果關系，避免導致衰落的過度行爲和分歧。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中美兩國的內部鬥爭和挑戰比外部沖突和挑戰更重要，也更大。其中包括國家領導層和各級政府內部的政治鬥爭、不同群體（如富人和窮人、農村和城市、保守派和進步派、不同族裔群體等）之間的鬥爭、人口變化、氣候變化等。
幸運的是，上述因素中最重要的大都在我們的控制能力範圍之內，而且是可以衡量的，因此我們可以評估我們國家的處境，如果發現處境不佳，那麽做出改變，使之朝正確的方向發展。
總之，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正如當年丘吉爾對英國人說的：“努力贏取勝利！”
注釋：
[1]事實上，在中國人看來，美國人選擇的代表自己的領導人，以及由此反映的他們對公衆利益的認知，似乎在不斷發生隨意的變化，這導致美國的政策和發展方向缺乏連續性，應對這種情況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挑戰。
《原則2：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瑞·達利歐 著，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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