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德蘭舒·穆克吉(RudrangshuMukherjee),印度阿育王大學(AshokaUniversity)曆史學教授兼校監(chancellor)。其于1981年從牛津大學獲博士學位,後曾于加爾各答大學任教,以研究印度1857年起義聞名。主要著作包括《1857—1858阿瓦德起義》《暴力的幽靈》《門格爾·班代》等。周錫瑞(JosephW.Esherick),加州大學聖叠戈分校曆史系榮休教授。自1971年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博士學位以來,其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工作近50年。主要著作包括《改良與革命》《義和團運動的起源》《葉》等。曹寅,清華大學曆史系副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曆史學博士,其研究關注20世紀中印關系史及近現代南亞史。著有《上海的錫克教社群,1885—1945》。
2019年4月,受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的邀請,印度阿育王大學校長、曆史學教授穆克吉訪問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就印度近現代史的重點問題發表五場系列演講。訪問期間,穆克吉與周錫瑞、曹寅這三位長期關注近現代中國和印度曆史的學者在清華大學進行了一場對話。研究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大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全球互聯互通的當下,學者們應當如何對這兩個巨人的過去開展研究?這些方法又是否可被進一步推廣?4月24日,三位學者圍繞“在印度發現曆史:印度中心觀與近現代中國研究的全球史時代”這一議題展開了熱烈討論。《文彙學人》在此擇要刊載,此爲上篇。
馬克思主義構成了我學術志趣的底色
加爾各答管區學院(今加爾各答管區大學)
曹寅:穆克吉教授,您曾先後求學于加爾各答管區學院(Presidency College,Calcutta.該校得名于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加爾各答設立的presidency town;以下簡稱“管區學院”),新德裏的尼赫魯大學(JNU,New Delhi以下簡稱“尼大”)和牛津大學;能否和我們分享一下在兩國三校學習的不同經曆,並談一談您緣何開始研究1857年的印度起義?
魯德蘭舒·穆克吉:我于1970年進入位于加爾各答的管區學院學習,後于1974年求學尼大,1977年負笈牛津。很大程度上是60年代晚期與70年代早期的智識氛圍造就了我。當時知識界的氛圍與現在頗爲不同。入學管區學院時,這所學院正處于彼時孟加拉共産主義運動的中心。再放眼全球反對越戰的活動、越南的春季攻勢等等,這些事件對遠在加爾各答的我們有著很強的影響。這些事件和孟加拉正在發生的起義與農民運動,以及我自己多少偏左的家庭背景,使得我對馬克思所言深有體會。如果說有可能發生一場世界革命的話,(當時的)我認爲馬克思是最有可能造就這場革命的人。這些所見所思構成了我學術志趣的一部分底色。
之後我進入了尼大學習。我在尼大閱讀了許多新書,尼大的思想交流也非常活躍。以上就是我入學牛津前的一些經曆。之所以強調左翼思潮的影響,是因爲這些影響與你的問題,即爲何選擇1857年起義作爲研究對象息息相關。我受到前述思潮的影響,想研究當時農民起義的起因、動力、失敗的原因,以及其對政治與社會發展的影響。我選擇了它作爲我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我的博士論文後來成爲了我的第一本專著,而我對這個議題的興趣則一直未熄。
曹寅:我想請教周錫瑞教授,您最早是怎麽開始對中國近現代史感興趣的呢?
周錫瑞:我想比較我的故事和穆克吉教授的精彩講述,看看兩者之間的共性與差異,這樣或許能對聽衆有所啓發。
我出生于1942年,正好比穆克吉教授年長十歲。所以比穆克吉教授略早,六十年代我就進入了大學。我到伯克利讀研究生時正值六十年代中葉,學生中對世界革命的熱情與穆克吉教授所述其時頗爲類似。在寫作第一本書時我還是個身無長物的研究生,亟需收入以抵赀用。當時書商認爲市面上應該要有一本中國史的高中課本,所以我和夏偉(Orville Schell)就在那年夏天完成了這本書,蘭登書屋爲它配上了精彩的圖片並略作修改,使之更符合高中課本的形制。但後來我們發現,因爲這本書介紹近現代中國史的思路簡單,行文簡潔,許多人選擇在前往中國時帶上它;在探訪中國成爲一股風潮後,它作爲一本旅行讀物爲大多數人所用。
到了1979年,正在研究義和團的我第一次到了中國,發現中國與我們想象的不同。投射到中國史研究當中,如果對比我早期的作品和後來對城市的研究讀者或許會注意到,我的研究關懷和取向發生了許多改變。這些改變包括從關切農村轉向研究城市,從探究革命起源轉向研究改良如何發生,從將中國的文化與社會視作經濟發展的阻礙轉向認同當代中國崛起的根源在于中國自身,從關注“封建主義(社會)的長期停滯”轉向對古代商業經濟的研究等等。我們開始研究商業文化、土地所有制、法律結構、私人産權等領域。回國後,因由對城市、商業文化的關注,我們開始關注租界。這是九十年代西方學者中相當普遍的轉向。
穆克吉:或許我可以將我們這兩段相交的經曆加以聯結。我想你們應該都讀過愛·霍·卡爾(E.H.Carr)的《曆史 是 什 麽》(What is History)。這本書寫作于1961年,是當年老師要求我們讀的第一本書,可能也是我和周教授學習和研究中共同的基礎文本。這本書中有一個非常重要而有力的論點,即要理解一個曆史學者和他的著作,應當在閱讀他的著作之前先了解學者本身。因爲學者受到什麽樣的影響,他可能就會提出什麽樣的研究問題。
在周教授的講述中,在見到中國的改革開放後,研究同一段曆史時所關注的問題與之前截然不同。而對我來說,之所以著手探尋農民行爲的本質是因爲當時印度可能爆發一場由農民引領的革命。我想要理解群衆爲何這樣做,當時的治理結構如何,哪些社會因素左右了他們的行動都是非常重要的。當然現在的文化與政治氛圍已與當時截然不同;這種轉變改變了我對印度曆史的研究關懷。
現代印度史書寫的四種範式
曹寅:如果我們跳出個人的關懷,從更宏觀的、方法論的層面來看這些研究的脈絡的話,可以請您介紹一下自您七十年代從事研究工作以來,現代印度研究當中的範式轉變嗎?
穆克吉:讓我從我對1857年起義的研究入手,來回答你這個更宏大的問題。在我投入這項研究時,學界有兩種主要的研究路徑:一種是英國曆史學者,或姑且可稱爲“英帝國主義曆史學者”們所主導的路徑。這一路徑主要聚焦士兵們的行動,因而將這次起義視作一場“叛亂”,並認爲這些行動打斷和破壞了英國統治將現代性帶入印度的進程。另一種則與前者針鋒相對,認爲這與20世紀的民族主義運動相似,是印度人民大範圍協作、致力推翻英國統治的運動。這是一種民族主義的研究路徑,該派學者認爲1857年起義是印度最早的民族主義運動,有學者也認爲這場運動激勵著後來者們。基于這些論述,許多民族主義者也將這場運動稱爲印度獨立的第一場戰役。
不過,當我開始對這場起義産生興趣時,第三種路徑出現了。這種新路徑的出現和發展也是後來我從事相關研究的原因之一。第三種研究路徑由劍橋大學的艾瑞克·斯托克斯(Eric Stokes)教授引領;這一路徑與前兩種不同,主張擯棄爲之定性的爭論,轉而關注如何理解其中的具體事件,關注當時人們如何回應起義者和統治者,以及爲何如此回應的問題。斯托克斯選擇聚焦北印度的不同地域,可能是某一兩個省,也可能只是某個特定區域。他將這些地域“放在顯微鏡下”仔細檢視,觀察英國人的土地收益政策如何影響當地百姓,探究這些影響與之後百姓對起義的響應間是否存在關聯。盡管我後來的研究結論與斯托克斯完全不同,但不可否認我的研究極大地爲他所影響。
像斯托克斯一樣,穆克吉把北印度的阿瓦德“放在顯微鏡下”。圖爲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
具體而言,我選擇了聚焦北印度的阿瓦德(Awadh)。今天的大城市勒克瑙(Lucknow)就位于這一地區;盡管18、19世紀的勒克瑙規模並不大,但長期以來這座城市因其象征了一種包容的伊斯蘭文化而尤爲重要。因此我選擇了這一城市及其周遭地域進行研究。同時,像斯托克斯一樣,我把這一地域“放在顯微鏡下”,觀察當地百姓、尤其是農民如何受到英國人所推行土地政策的影響,又如何對這些政策加以回應。
以上就是對三種研究路徑的大致介紹。相比前述的帝國主義範式(imperialist paradigm)、民族主義範式(nationalist paradigm),第三種路徑是一種地方性的範式(localized paradigm)。這一範式的研究認爲,現代印度面臨的挑戰,及其不同以往的特征即埋藏于不同地方的細節與多元特質當中;因此研究者應當觀察這些地方性的細節與特質,而非宏觀層面的、一整個的“印度”。這一範式對我頗有影響。不過到了八十年代,一種嶄新的範式出現了。這一新範式主宰了我們思考的方式,並改變了我的學術軌迹。我想簡要介紹一下這第四種範式,我認爲其誕生帶來了現代印度史書寫領域最重要的一次範式轉變。
這次轉變與一群自稱屬于“庶民學派”(subaltern school)的曆史學者有關。他們結集出版了《庶民研究》叢書;該叢書由著名曆史學家拉納吉特·古哈(Ranajit Guha)主編,見證了他們影響現代印度史學的濫觞。而這一學派也正得名于該叢書。在他們的研究中讀者可以觀察到,農民抗爭和起義一直且仍被視作理解關系當下的印度往昔的、極爲重要的因素。同時古哈自己也寫作了《殖民地時期印度農民起義的基本面向》(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一書,引領著該學派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古哈本人比包括我在內的其他學者受毛主席著作與行動的影響更深。
但不同于前述研究的是,庶民學派認爲農民和精英采取政治行動的方式截然不同;精英們總是想將主動權據爲己有。若要真正理解農民的行動,就應該了解他們的真實意願,以及現實中精英的行爲又如何影響了農民的行動。古哈和庶民學派的其他學者們認爲,在印度史的書寫中農民一直被視作客體(object),被視作土地政策、壓迫和剝削的受害者;或言一直被視作統治和剝削的被動受體(passive recipient)。但事實上農民自身有其意識;因爲這種意識的存在,農民群體是許多重要行動的首要推動者。因此庶民學派認爲農民不應只被視作曆史的客體,他們也是曆史的主體(subject)。該學派認爲,庶民階層有其獨立于精英階層且與之迥異的意識結構,這些結構型塑了他們的抗爭和起義行動。簡言之,在庶民學派的觀念中,人之所以反抗權威,是因爲受夠了爲他人所支配的不堪;他們視自己爲人故而反抗。具體到印度農民起義的例子當中,印度農民之所以奮起反抗,是因爲其想要推翻英國和本國精英的雙重支配。
這一範式轉變徹底改變了我們之前關注甘地、尼赫魯等精英的研究路徑。我想這一轉變在研究現代印度史的學者身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我發現縣域對研究而言仍然太大”
曹寅:據我所知在現代中國史的書寫當中也曾發生過三到四次的範式轉變,其中最早出現的是“沖擊—反應”範式。該範式強調西方人以殖民的方式帶來了亞洲在曆史進程中的“進步”,而被殖民的亞洲人則對西方人帶來的沖擊加以回應。這無疑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將亞洲人視作被動受體的範式,似乎與穆克吉教授介紹的第一種範式頗爲相似。請問周教授,您如何看待現代中國史書寫中的“沖擊—反應”範式,以及其在中國被廣泛接受的現象?
周錫瑞:“沖擊—反應”範式無疑已經壽終正寢了;在七十年代之前大多數人就已擯棄了這一範式。但在八十年代,當這一範式的代表作、由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編的《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叢書在中國被陸續譯出時造成轟動。
在“沖擊—反應”範式之後,北美的中國研究學界也有過幾次範式轉變;這些轉變與剛才穆克吉教授所介紹的幾乎完全並行:轉變時間接近,內容也類似。以我自己的研究爲例,在我剛著手研究辛亥革命時,當時的敘事是孫中山在海外了解到民權與民族的觀念,並長期在外組織活動。在孫中山,以及梁啓超等人的激勵下,許多留日學生回國促成武昌第一槍。但當我開始大量閱讀相關檔案,試圖找出究竟是誰在兩湖地區推動了這場革命時,我發現1911年春天在湖北似乎只有不到200名這樣的人;我不相信僅憑這些人和當時留洋人士便可造就辛亥革命。同時,我發現就這一問題展開宏觀的、全國範圍內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所以正如穆克吉教授所言,我轉向了地方層面的研究,聚焦兩湖地區的一些城鎮以求理解彼時該地區正在發生的社會轉型。這似乎是理解辛亥革命背後推動力量唯一可能的方式。因此我開始關注城市改良派精英和一些鄉賢在革命中的表現,關注他們如何與軍隊互動等等。不過我坦承,我在寫作這篇博士論文時太過匆忙,以致數年後當我再次閱讀它時我爲當時過于簡單化的敘述感到慚愧;在重新閱讀的過程中,我深深感到一個“省”所包含的地域仍然太過龐大,我應當關注更小的地域。
因此之後,在研究義和團時,我開始關注某個縣,或是山東省內某些特定地域內的細節,如首要推動者、運動模式、地權分配等等。我發現,當時膠東、魯西北和魯西南的情景完全不同;正是當時魯西北的社會結構問題導致了當地義和團的爆發。而到了近期對陝北革命的研究中,我發現縣域對研究而言仍然太大。我在陝北農村待了很久,發現當地村和村、鄉和鄉之間可以天差地別。去年我再次拜訪了陝北的子長縣,“子長”得自出生于此的革命先輩謝子長;在我所研究的那個年代這裏被稱作“安定”。我絕不敢說自己了解這個地方,因爲就算只是一個縣,它東、西兩側的情形也截然不同:比如當地學校集中于東部,而謝子長出生的、多山的西部地區則更爲貧窮。因此,要真正理解這些革命如何發生,就必須更加深入當地。有時一個村莊可能仍然過于龐大,因而我開始研究一個家庭;這正是我寫作家庭史(見《葉》一書)的部分原因。在我的學術生涯裏,爲了理解中國社會是如何變遷的,我不斷縮小我的焦點,直至聚焦這個社會機體的某一個細胞。
穆克吉教授剛才的介紹中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庶民學派所帶來的範式轉變。在研究義和團時,我非常傾向于從農民自身的角度出發理解這一運動。然而在現實中我可以找到傳教士、官僚(包括認可與反對義和團的兩類官僚)的敘述,能夠獲取官方報告,但獨缺義和團成員的講述。上世紀六十年代,山東大學的教授們曾經訪談過當時仍健在的義和團成員;這些訪談材料無疑十分珍貴。可是研究者也不難發現這些材料是有問題的,它們當中只有一部分相對可信。幸運的是,從農民們的回答中研究者大致可以想見當時的教授們提出了什麽樣的問題。比如在材料中我們經常可以讀到農民們說“地主未必全是富農,義和團成員也未必全是貧農”,顯然當時的訪談者就成分議題提問。感謝農民們,在被許多“應然”引導他們時,他們回答“不,不是那樣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從而留下了一些不同的說法。這種耿直也是我喜歡和農民交談的原因之一。
意大利曆史學者卡洛·金斯伯格。
意大利曆史學者卡洛·金斯伯格《奶酪與蛆蟲》英譯本(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2013年重印版)
穆克吉:依我對周教授所言的理解,聯系我之前的發言,我認爲這不單只是中國史或是印度史研究中的問題。自九十年代以降,史學研究中出現了一種令人不安且頗爲顛覆的路徑,即曆史學者們開始質疑“宏大敘事”的正當性。宏大敘事存在于許多國家、關于許多事件的敘述當中。而在現在的研究者眼中,宏大敘事可被消解爲對一系列在地事件的研究,一系列基于個體對自身所參與曆史進程的實際感知的研究。徹底顛覆我們認知宏大敘事方式,引領我們轉向地方視角的,便是意大利曆史學者卡洛·金斯 伯 格(Carlo Ginzburg)的《奶酪與蛆蟲》(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一書。該書聚焦文藝複興時期、16世紀的意大利。作者無意間在梵蒂岡的檔案館發現了一系列的檔案。這些檔案的內容與一個自己種植小麥並制作面包、有著(並展現了)自己的世界觀的平常農民有關。作者深入挖掘這些可遇不可求的材料,進而重構了一個與曆史學家們先前研究結論截然不同的、文藝複興時期的世界觀。這一研究揭示了個體經曆從根本上擾亂現存宏大敘事的可能性。我認爲我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這種重視個體聲音、並將其置于具體語境中加以檢視的研究路徑的影響。自此個體的聲音開始變得重要,因爲人們發現這些聲音可以改變我們看待諸如革命、帝國、民族主義運動之類的客觀力量的方式。(未完待續)
整理、翻譯:王令齊(清華大學國際和地區研究院博士生)
編輯:陳晨
責任編輯:任思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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