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亮
香港暴亂活動仍在持續。8月13日晚、14日淩晨，在香港國際機場，部分暴徒先後圍毆一名內地遊客、一名內地記者，並阻撓救治。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徐露穎說，我們對這種近乎恐怖主義的行徑表示最強烈的譴責；香港激進暴力分子完全突破了法律的底線、道德的底線、人性的底線。
此前，8月11日傍晚，有暴徒在深水埗向警察投擲汽油彈，致警察多處燒傷。當晚，香港警司協會主席陳民德總警司表達了憤慨：使用汽油彈襲擊警察是極端暴力行爲，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嚴重違法罪行。不論訴求是什麽，都沒有任何理由合理化這種惡行，“事實上，這已經是恐怖主義行爲”。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楊光表示了嚴厲譴責，指出香港激進示威者“開始出現恐怖主義的苗頭”。
兩個多月以來，向國徽潑墨、把國旗丟下海、打砸立法會大樓、咬斷警察手指、挖議員祖墳並且倒掉骨灰、機場追打老人、圍攻上班市民……一系列不可理喻的事件，讓人們禁不住要問：香港到底怎麽了？！是誰在背後指使？！
8月6日，《環球人物》記者采訪了中國社科院美國問題專家張國慶。他開門見山地告訴記者：“美國這次在香港搞‘顔色革命’，手法十分熟練。”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也表示，香港近期的暴力事件“是美方的一個‘作品’”。
采訪次日，國務院港澳辦和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在深圳共同舉辦香港局勢座談會，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直截了當地說：在近期的遊行示威和暴力活動中，一些人鼓吹“港獨”，喊出“光複香港、時代革命”口號，包圍和沖擊中聯辦，肆意侮辱國旗、國徽和區徽。這些行爲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正如香港不少人士所說，修例事件已經變質，帶有明顯的“顔色革命”特征。
這是“顔色革命”的判斷首度見諸官方表態。
2019年8月，示威者占領了香港國際機場。
美國在香港搞“顔色革命”的步驟
“香港的‘顔色革命’和美國在其他國家搞的‘顔色革命’，步驟大體是一致的。第一步，潛伏人員，加強情報工作，使香港成爲東方情報站、情報熱土，很多情報人員，包括很多非政府組織人員穿梭其中。第二步，發動基本人群，開始對他們洗腦，惡意攻擊甚至‘妖魔化’中國。前兩步很早就開始了。第三步，准備和預演，5年前發生的‘占中’事件就是一次預演。”張國慶說。
2014年9月28日淩晨，“港獨”分子、香港大學副教授戴耀廷等人在香港金鍾添美道發起集會並宣布“‘占領中環’正式啓動”，金鍾、旺角等多條街道隨即被示威者占據，陷于癱瘓。長達79天的非法“占中”行動讓香港公共秩序、經濟發展、市民生活遭受巨大沖擊和破壞。“占中”第三十八日時，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雷鼎鳴就測算過，保守估計已造成損失達1萬億港元。直到12月15日，香港警方在銅鑼灣進行最後一次清場，“占中”鬧劇才落幕。
“‘占中’雖以失敗告終，但爲反華分子‘鍛煉’了隊伍，今年鬧事的很多是參加過‘占中’的人。”張國慶說，“‘占中’過後，第四步就是和平請願和抗議活動。如果一開始就搞暴力、非法活動，很容易被控制，也很容易引起反感。所以在這一步，請願不是目的，上街才是目的。把人群合法地聚合在一起，串聯起來，形成規模。今年香港發生的事，一開始還相對和平，屬于第四步。第五步就是把事件升級，使其變成社會騷亂，包括阻礙公共交通、圍攻政府機關、和警察對峙等。”
這場以上街和騷亂爲目的的活動起于今年6月9日。以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爲由，反對派組織“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組織了民衆集會和遊行示威。他們散布消息稱，新修訂的《逃犯條例》一旦通過，中央政府就會利用條例涵蓋範圍羅織罪名任意拘捕和引渡身在香港的人士（即“送中”），令被引渡人遭受不公平的審判，使《逃犯條例》成爲政治打壓的工具。“民陣”稱，當天有103萬人參加了遊行。但香港警方的統計表明，高峰期有24萬人參與了遊行。組織方公布的人數往往比實際數字高兩三倍，爲的就是誇大效果。
據舊版《逃犯條例》，香港與英國、美國、新加坡等20個司法管轄區簽有移交逃犯的協議，但其中不包括中國內地、台灣以及澳門。2018年2月，一名香港男子在台灣殺害了香港女友及其腹中胎兒，抛屍後潛逃回港。香港警方抓獲該男子後，因港台之間沒有移交逃犯協議，該男子無法移交至案發地台灣受審，只能在香港以盜竊罪等判處29個月刑期。受害人父母痛苦難當，懇請香港特區政府盡快修訂《逃犯條例》，將凶手繩之于法。
爲堵塞法律漏洞，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的建議，並在廣泛聽取民意的基礎上向立法會提交了《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立法會原定于6月12日舉行會議，開展《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審議工作，但因示威人群在立法會附近占據道路、聚衆滋事，暴力沖擊警察防線，會議被迫取消。對這一結果，美國衆議院議長佩洛西在華盛頓的記者會上說了一句“著名”的評論：“發生在香港的示威遊行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告訴《環球人物》記者，立法會共有70名議員，其中建制派43名，反對派26名，另有一名有待補選。如果6月12日正常審議《逃犯條例》，通過的概率是比較大的，所以那些人極力阻撓。6月15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暫停修例工作。
“在台灣的電視節目《夜問打權》裏，我們一條條地討論過，‘反送中’者擔心的劇情從頭到尾都不會發生，因爲言論、出版自由不在條例中，不能因此被移送引渡，而且決定引渡與否的權力在香港法官。反對的人究竟在怕什麽？他們到底是‘反送中’，還是‘反中’？！”台灣知名電視節目主持人黃智賢在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時激動地說。
現在已經進入第六步：制造罷工
修例暫停了，但示威者仍然不依不饒，甚至變成了暴徒。6月21日，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及特區政府大樓，還向警員投擲雞蛋，用激光照射警員眼睛，令警務工作及政府多個部門受到影響或被迫停止運作。有法律專家表示，當日示威者行爲已涉嫌最少7宗罪行，包括非法集會、串謀或煽惑公衆妨擾罪等。5天後，示威者再次包圍警察總部，並拆掉了“香港警察總部”牌匾。
又過了5天，香港迎來回歸紀念日，大批示威者沖擊了立法會。多名警員被打傷，立法會大樓玻璃門被鐵棍、鐵籠車等撞毀。他們還沖擊出入口鐵閘，從撬起的鐵閘縫隙，向立法會大樓內施放不明煙霧及燃燒物，逼退警員後撬開鐵閘，蜂擁闖入立法會大樓，大肆破壞，監控設備的網線被剪斷，文件散落一地。示威者還在衆目睽睽之下撕掉基本法，塗汙香港特區區徽，甚至把英國殖民時期使用的龍獅旗挂在了主席台。何君堯在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時說：“立法會到現在都無法工作，預計要到10月才能恢複工作。”
2019年7月1日，暴徒沖擊了香港立法會。
一位長居香港的英國老人在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對打砸立法會的一幕十分震驚：“他們沒有權利做出這種暴力行爲。如果我到你家，把你家砸得一團糟，把你所有珍貴的東西都打碎，然後轉身離開跟你說：‘真抱歉，我就是不喜歡你。’我有權那麽做嗎？不，我沒有那種權利，所有人都沒有權利這樣做。”
此後，暴徒向中聯辦大樓投擲雞蛋、玻璃瓶、磚塊、油漆彈，用黑色液體玷汙國徽，並在外牆上噴塗侮辱國家、民族的字句；連續兩次在尖沙咀海港城拆下某建築物前懸挂的中國國旗，扔入海中；用雨傘和頭盔等硬物毆打落單警察，用激光筆射傷警察眼睛，縱火點燃手推車沖向警察……暴力行動一再升級。越來越多的香港市民和內地網友看出，這樣的暴力行動絕不是松散的烏合之衆能幹出來的，而是有嚴密的組織和指揮的。
據香港《大公報》《文彙報》《星島日報》等媒體報道，有外籍人員親身進場，戴著防毒面具，點燃手推車，推向警方；還有外籍人員充當場外導師，“‘洋指揮’在手機上通過社交軟件向暴徒通報警方的最新動向，稱‘警方仍與你們有段距離，但正向下個十字路口推進’”。
媒體還發現，這些暴徒文化水平偏低，噴塗的反動標語經常出現一些連小學生都很少寫錯的字。可是，就是這幫字都寫不好的人，卻在街頭打著十分專業的手勢進行溝通，而這些正來自美國的一套教程。
美國教程中還有一課“如何對抗警察”，傳授的招數是：要對人員進行分組，“調查組”負責偵察情況，實地鬧事，而“媒體組”負責等在後面，時刻准備好警察一有動作就拍照，然後拿出去宣傳，此外還有“印刷組”“支援組”“營銷組”等等。這些教程內容在香港暴亂隊伍中都充分“落實”了：每次和警察對峙，第一排的人負責扔東西，第二排的人負責遞要扔的雨傘、磚塊，第三排的人拿長棍攻擊，後面的人密密麻麻打傘掩護。
如此嚴密的組織，需要大量金錢支持。參與暴亂的人親口向香港《大公報》記者承認：“扔雞蛋磚頭有3000塊，在後面挖磚有500塊，戴黃色頭盔和眼罩口罩手套的前鋒也是一天收3000塊。”
美國人行徑昭然若揭，引起香港市民的強烈不滿。8月3日，多個香港市民團體到位于中環的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外抗議，舉起“禍港亂港美國佬”“幕後黑手滾出去”等標語，譴責美國肆意插手香港事務。當晚，一群香港居民相約來到尖沙咀，于23時將五星紅旗重新升起，喊話“你們拆一次，我們升一次!”“支持警察！守護香港！嚴懲暴徒！”
2019年8月3日，香港市民到美領館外舉標語抗議。
張國慶說，現在，“經過第五步制造騷亂，香港版‘顔色革命’到了第六步：制造罷工、升級恐怖行動，造成城市癱瘓。罷工會讓更多人卷進來，局面可能失控，他們就可以借機宣傳這是政府工作不力造成的。而罷工之後的下一步就是流血事件。”8月5日早上，示威者到多個地鐵站發起滋擾活動，故意阻擋車門關閉，造成地鐵停駛；又在地面設置路障，逼停公交巴士，用膠帶等捆綁自駕車上班的車主。這種強迫市民罷工的行爲激怒了香港市民。長期以來，香港市民有一種樸素的生活信念：“揾食最緊要”“一定要返工”。正是這種信念支撐香港人在勤勉、務實中創造了經濟奇迹。所以，多數上班族沖破重重困難堅持上班。有人在社交網絡上說：“今天坐網約車1000元，怎麽都要上班！”“今天別說中午12點到公司了，就算是夜裏12點，就算是走路，我也要上班！”有人在街頭對舉著美國國旗的暴徒喊話：“你們不上班，鬧事就有錢拿，我們要上班，我們要工作！”
8月6日下午，有人在香港金鍾萬豪酒店大堂發現，“港獨”組織“香港衆志”頭目黃之鋒、羅冠聰等人與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政治組主管朱莉⋅艾德（Julie Eadeh）會面。很快，黃之鋒通過社交網站承認了這次會面，並炫耀談論的內容是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立法進程，以及他們促請美國停止向香港警察出口催淚彈和橡膠子彈。這是暴亂當事人公開承認美國的指揮。
前英國倫敦經濟政策署署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羅思義（John Ross）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這好比是中國駐美外交官在美國騷亂期間會見騷亂領導人或會見波多黎各獨立運動領導人，如果真的發生了，美國人肯定會認爲中國幹涉美國內政，是一個徹底的醜聞。”
今年3月23日，香港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幾名反對派人士帶著一份“洋狀”前往美國，“投訴”香港的民主人權和“一國兩制”出了問題，祈求“洋大人”給中國施加壓力。副總統彭斯、衆議院議長佩洛西接見了他們，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跟他們開了會。熟悉美國政治的人都知道，彭斯、佩洛西是著名的反華政客；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則是美國顛覆別國的“中樞大腦”。
在香港暴亂形勢日益嚴重的7月底，陳方安生、黎智英、陳日君等人和一個不明身份的外國人在中環的西餐廳聚會，舉杯慶賀道：“歡迎來到香港，現在局勢很好。”與之呼應的是，8月6日，佩洛西發表聲明稱，她呼籲美國國會民主、共和兩黨議員與香港市民團結一致，爭取港人實現充滿希望、自由和民主的未來。她將繼續推動國會討論“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該法案要求美國政府每年認證一次香港的“自治”狀態，以決定是否維持根據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法”享有的特殊待遇。這是美國對中國內政赤裸裸的幹涉。對此，中國外交部駐香港公署發言人予以嚴厲斥責，美方應立即停止與香港暴力違法分子狼狽爲奸。
黎智英、陳方安生、李柱銘、陳日君被稱爲“亂港四人幫”。
關鍵是“去殖民化”不到位
“我去過香港，走在逼仄的街頭，從那些不靠天、不靠地、小跑步行走的香港人身上，可以看到拼搏的香港精神。22年過去了，香港是不是忘記了自己是中國的明珠？”黃智賢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我多次訪問香港，並與香港人一起工作多年。我最難忘的一段經曆是非常令人不快的。當時我和一個香港人訪問內地，在餐館吃飯時，那個人非要把桌上的盤子拿到洗手間去清洗，因爲他不相信內地人能把盤子清洗幹淨！當我發現這個問題時，我結束了與他的合作關系。在香港工作的內地人會受到一些香港同事的歧視，因爲他們的香港同事受過英國人的教育，認爲自己優于內地人。”羅思義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香港回歸前夕，有一批香港大學生到北京訪問。一名女生不會說普通話，我告訴她：你得學普通話，要不然到了內地不就是個小啞巴嗎？回歸後不久我去香港訪問，這些學生帶我吃海鮮，那個女孩用普通話告訴我：我聽了您的建議，專門到上海學普通話，現在會說了。那幾年，我感覺到香港青年很熱情、友好。但我最近一次去香港時，正碰上2014年一對內地夫妻因廁所排隊等不急，就給女兒墊上尿布讓她在香港路邊小便的事，引發香港人與內地人的爭論。那一次我察覺到香港的氣氛、心態變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外關系史研究室主任張俊義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在張俊義看來，香港如今的問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雖然有外部因素的影響，但根源出在香港自身。“其他原爲英國殖民地的國家，像印度、新加坡，都經曆了去殖民化進程，對英國的殖民政策進行了清算，而香港沒有經曆去殖民化，這是香港最大的問題。”
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也持同樣觀點，他曾撰文寫道：“香港問題的關鍵是什麽？我認爲是‘去殖民化’的工作長期以來都沒有做好。印度獨立後，新德裏、孟買、加爾各答等城市，全部將名稱由原先的英式拼法改爲印式拼法。而在回歸後的香港，我們幾乎沒有任何這方面的動作。”
“2011年，香港曾嘗試推行國民教育，可是發生了反國民教育運動，香港教協出來反對，這個嘗試也就失敗了。”張俊義說。那一次，香港政府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谘詢稿”，建議將此科列爲必修課。然而，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的必要性引起爭議，相關教材與參考書亦被質疑不夠中立。一群反對國民教育的學生聚集在一起，創立了“學民思潮”組織，並于第二年5月開始進行抗議遊行。他們又同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及教協組成“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7月底，學生、家長、教師聯合發起遊行，後來還包圍了香港特區政府。2012年9月8日，特區政府宣布讓步，承諾暫時不會推動國民教育科。
“香港的好多老師也被誤導了，缺乏對國家的認同。香港沒有固定的通識教育課程，全憑老師自由發揮。有些老師不懂曆史、大局，只了解皮毛，教學難免走偏。他們甚至從《蘋果日報》這樣的反華報紙上剪下一些內容當教材。”何君堯說。
美國已幹涉香港35年
至于香港問題的外部因素，美國幹涉香港久矣。
國會是美國幹涉香港事務的重要主體，它不斷通過涉港立法活動幹涉中國香港事務。據統計，1984年至2014年間，美國國會共提出60余項涉港法案。
1984年12月，中英簽署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此前，美國國會開始通過立法活動染指香港事務。1984年5月3日，美國衆議院提出第299號共同決議案阻撓香港回歸，稱“應當尊重香港人民的民族自決權，如果未征得香港公民同意，任何新政府不得強加于香港之上”。1991年，幾名參議員向參議院對外關系委員會提交了第1731號議案，即“美國—香港政策法”，內容是香港回歸後美國繼續在經貿、運輸、文化和教育等方面與香港保持原有關系，對香港采用不同于中國內地的政策。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美國—香港政策法”，以國內法的形式確立了美國幹涉香港事務的法律依據。
1997年6月30日，末代港督彭定康與候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右）在港督府會晤。
由于“美國—香港政策法”已于2007年到期失效，美國國會決定重新立法。2014年，美國國會提出新的涉港法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除了立法，美國國會還通過其他手段介入香港事務，如舉行涉港聽證會，爲啓動立法提供輿論宣傳，也爲香港的“民主人士”提供講壇。2014年12月2日，美國衆議院外交委員會就香港問題召開聽證會，多名議員明確表態支持“占中”。2017年5月，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舉行聽證會，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香港衆志”頭目黃之鋒一同“作證”，對香港回歸20年來落實“一國兩制”的情況橫加指責。
美國國會給一些非政府組織撥款，讓他們帶著大把美元介入香港事務。例如，美國國會在《2003年度綜合撥款法》中，要求爲“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撥款，用于資助香港“民主、人權和法制”項目。當年，NED撥給涉港組織的經費爲24萬美元。
2014年“占中”期間，香港《大公報》報道，NED旗下的“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NDI）”早在2006年就爲推動“占中”做准備，並于2007年在香港啓動青年公共參與計劃。2012年，NED又投放46萬美元給NDI，推動香港學生參與政治，項目包括：資助港大法律學院“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CCPL）”，成立“港人講普選”網上平台等，而搞非法“占中”的始作俑者戴耀廷正是CCPL成員。美國哈德遜研究所中國戰略中心主任、特朗普的中國問題顧問白邦瑞，在“占中”期間的一檔電視節目中也親口承認美國政府介入了“占中”，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有人負責確保香港“民主發展”。2016年5月18日，日本《朝日新聞》披露NED向至少103個反華團體提供了約9652萬美元的資金援助。
2019年5月，“香港衆志”頭目羅冠聰遠赴NED參加論壇，NED亞洲項目副理事李林恩（音）毫無遮掩地說：“冠聰，自從2014年遊行之後，2015年、2016年、2017年，我每年都會問你同樣一個問題：我們能爲你做什麽？我們該怎樣幫助你們？”羅冠聰本科就讀于香港的嶺南大學，在鬧事之後就獲得了美國耶魯大學的錄取通知，NED“功不可沒”。
外部勢力幹預是香港社會之禍
——人民日報評論員
香港社會圍繞修例問題出現爭議後，特區政府爲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推動社會恢複理性平靜，宣布完全停止修例工作，這是尊重民意、依法施政的具體體現。但香港一些激進暴力分子依然以反對修例爲幌子，持續制造暴力事件。他們的暴力違法行徑觸目驚心、令人發指，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所作所爲已經遠遠超出了自由表達意見的範疇，嚴重威脅公衆安全，嚴重影響香港法治、社會秩序、經濟民生和國際形象。
然而，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卻“選擇性失明”，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還安排高級官員會見“反中亂港”頭面人物，爲香港激進暴力分子的違法行爲撐腰打氣，竭力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安全。他們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和中央政府對港政策指手畫腳，對“一國兩制”進行別有用心的抹黑、信口雌黃的指責。這些粗暴幹涉中國內部事務的行徑，是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准則的公然踐踏。
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客在香港修例風波中的“表演”，赤裸裸地展示了什麽叫雙重標准。在他們看來，只有在他們國家發生的暴力才叫暴力，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發生的暴力就是人權和自由問題；在他們國家攻擊警察、破壞秩序的暴徒才叫暴徒，而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毀壞公共財産、攻擊政府機關甚至攻擊警察的暴徒則是“人權與自由鬥士”。如此荒唐、虛僞的雙重標准，暴露了他們以自由和人權爲幌子幹預別國內政的醜陋面目。在香港發生的暴力事件中，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政府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幹涉。中央政府堅持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決心和意志也堅定不移，任何企圖搞亂香港、損害中國良好發展局面、阻撓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圖謀和行徑都是注定要失敗的。我們再次告誡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政府謹言慎行、恪守承諾，遵守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准則，立即停止以任何借口幹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立即停止向暴力不法行爲發出任何錯誤信號，趁早收回在香港伸出的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