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加速重構與演變，科技創新呈現新的趨勢，對此，我們應密切關注，積極做好相關應對。
本文綜合自微信公衆號“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刊于《瞭望》2022年第22期。
一全球科技新博弈
文 | 秦铮 丁明磊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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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技創新呈現六大趨勢
趨勢一：科技創新受政治裹挾現象更加普遍。
近年來，全球科技創新發展受政治因素牽制的事情時有發生，比如美國反複修改能源政策及在《巴黎協定》上出爾反爾，導致科技發展方向搖擺不定，又如部分發達國家通過限制在科學研究、技術研發、人員交流、市場應用等方面的合作，來對本國領先技術進行保護，同時達到遏制他國科技發展的目標。
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下，民族利益優先、本國利益至上的情緒進一步在全球蔓延，對外關閉或有條件地開放國內市場的事件時有發生，科技問題意識形態化的趨勢明顯增強。俄烏沖突爆發後，科技創新受政治裹挾的現象更加普遍，一方面，“科學無國界”的神話被打破，制裁引起的科研封閉趨勢持續醞釀和傳播，未來，科學研究受政治脅迫可能成爲一種新的世界現象；另一方面，“政治正確”更大範圍地波及科技發展，高科技企業、技術壟斷型企業已成爲戰時國家軍事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發揮戰略性作用，未來只要有需要，這些企業都會成爲美西方用作戰爭的工具。
趨勢二：大國競爭加速技術變遷和躍升。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世界供應鏈被打亂，國際科技與産業合作水平明顯降低。在疫情沖擊下，世界主要國家經濟增長陷入停滯，全球步入“存量博弈”，大國競爭更加激烈。各國都尋求“科技突圍”，把科技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頻繁制定科技發展政策和行動計劃，加大科技研發投入，試圖尋求下一個增長點。
今年2月以來，俄烏沖突引發世界各國尋求自身的新定位。可以預見，未來相當長的時期，相關國家在技術投入、軍事研發、政府采購、高端制造、科學家培養等方面，會進一步擴張規模，國家間技術優勢變遷和人類整體技術躍升速度將被加快。
趨勢三：場景驅動加速科技應用和叠代升級。
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人類對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體驗要求更高，以科技體驗再建美好生活成爲人們的基本訴求，讓各種“場景”有了更大市場空間。比如今年北京舉辦的冬奧會、冬殘奧會，有200多項科技成果得到應用，涉及綠色能源、5G共享、智能餐廳、自助售賣、科學防疫、智慧觀賽等幾乎所有與賽事有關的場景。圍繞這些場景應用，全國500多家單位、超過萬名科研人員形成協同研發和創新，大大提高了技術的集聚和應用擴散。
除冬奧會外，近年興起的“元宇宙”概念也屬于典型的場景驅動，在虛實融合和時空重構的場景構建中，區塊鏈加密、數字孿生、空間計算、全息投影等技術得到加速應用和叠代升級。
近期俄烏沖突加速“星鏈”、AI識別、無人機技術等應用，本質上也是一種場景驅動。出于戰爭的需要，技術能夠更快地投放戰時場景；從長期來看，科技上的專業分工和協同合作系統受到威脅，會促使相關國家加大科技獨立研發進度，從而促進高科技産品和系統服務加速誕生，這在未來若幹年會成爲一種新趨勢。
趨勢四：科技支撐經濟社會轉型的壓力進一步增大。
近年來，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區塊鏈等數字技術蓬勃發展，並加速向經濟社會各領域融合滲透、持續擴張，不斷重塑經濟社會新格局，同時引起管理組織、商業形態、社會制度等方面的變革，數字化、智能化發展成爲越來越明顯的趨勢。隨著數字化浪潮的推進，各國在數字化技術領域加大投入，相關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掀起新一輪高潮。
疫情發生後，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速度進一步加快，在疫情壓力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均加快數字化改造，具有網絡化、平台化、分布式等特點的創新組織模式不斷湧現，人類社會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做出持續改變。
同時，在全球氣候異常化、極端天氣頻發的情況下，各國更加認識到經濟綠色低碳轉型的重要性，紛紛加快制定和落實綠色減排方案，綠色化成爲全球未來發展的硬性需求。在能源安全的約束下，科技創新在支撐節能減排和新能源開發中發揮的作用更加凸顯，經濟社會轉型向科技索要答案的壓力進一步加大。
趨勢五：科研範式和科研組織方式進一步變革。
人類正在步入新的科研範式變革周期，數據密集型科研範式變得越來越重要，研發活動向網絡化、生態化方向發展，開源開放、知識共享成爲新趨勢，應用導向、場景驅動爲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提供新方向；技術集成成爲創新常用形式，越來越多科技問題通過集成現有技術而得以解決，創新活動地域、組織與技術邊界不斷延伸、融合，多主體協同創新趨勢更加明顯；科技研發與應用結合更加緊密，創新活動不斷向下遊延伸，“生産”成爲繼“研究”“發展”後的第三創新環節；“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商業化應用”距離日益縮短，“市場需求—技術需求—科學突破”的反向互動更加明顯；研發範式不再單純遵循線性模式，而更多走向多向發力，科技創新的社會屬性日益凸顯，科技向善成爲研發應用越來越重要的導向。
在科研組織方式上，舉國體制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納，國家主導大科學研究和技術攻關的趨勢更爲明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中的企業因素更加重要，科技領軍企業在保障國家安全中的作用更爲凸顯，平戰結合式科技研發甚至成爲提升科技引領能力的重要推手。
趨勢六：技術科學成爲引領新科技革命急先鋒。
科學革命催生技術革命，技術革命引發産業變革（工業革命），這是曆史發展規律。當前世界正處于第五次技術革命向第六次技術革命轉變的時期，整體上仍處在第二次科學革命周期內。科學研究進入報酬遞減期，純基礎研究投入産出的邊際科學收益降低，大的科學發現日益稀少，更多科學家將科學研究重心向下遊應用端移動，應用科學研究十分活躍，競爭異常激烈，就連諾貝爾科學獎也越來越像應用科學獎或技術科學獎，這在全球是普遍現象。
在此形勢下，應用科學研究尤其是技術科學的研究，將成爲引領新的技術革命甚至科學革命的重要力量。由于理論科學研究中可摘的“果子”越來越少，純科學研究日益呈現“擁擠的高端”，爲了産生“增量”，越來越多的國家在技術科學領域進行競爭，試圖通過技術引發的科學原理研究來獲取新發現，同時開辟新市場，通過技術來尋求科學突破，正在成爲一種新的長期趨勢，未來三十年可能引發新的技術革命。同時，國防科技及軍民兩用技術的研發會受到更多國家的重視，最終可能成爲引發科技革命的急先鋒。
英國倫敦的一家微軟專賣店（2021年11月13日攝） 蒂姆·愛爾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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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應對全球科技變局
一是強化科技賦能發展和保障安全的能力。
堅持科技自立自強戰略不動搖，增強戰略自信，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自身經濟和壯大科技實力上，加大科技與經濟的融合，推動科技助力經濟轉型，加快傳統産業轉型升級，做大做強新興産業，著力培育未來産業，以“科技—經濟”正反饋互動來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綜合國力提升。
同時，堅持“發展是最大的安全”理念，在科技賦能發展基礎上保持底線思維，重視科技在保障軍事安全、網絡安全、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生物安全等各種安全中的作用，加快相關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盡快啓動一批重大項目，開展長周期研發，爲應對未來做足准備。
二是優化科技創新結構，轉變科技創新管理模式。
根據國際形勢變化和國內發展階段演變調整優化科技結構。
在投入結構上，穩步提升基礎研究投入占比，並將基礎研究分爲“自由探索型”和“任務導向型”兩類分別考慮，前者關注于理論科學（純粹科學），後者則關注于技術科學；鼓勵和引導全社會加大技術消化吸收投入占比，提高技術消化吸收與技術引進經費之比。
在主體結構上，更加重視企業作用，切實將更多戰略性資源向科技領軍企業傾斜，優化營商環境和産權制度，保護企業創新所得。
在路徑結構上，多路並舉，堅持補足短板和加強長板相結合、應用牽引和基礎供給相結合、軍用研發和民用科技相結合等，形成多路徑協同的體系化能力。
最後，轉變科技創新管理模式，從“管理”更多地轉向“服務”，改變項目考核方式、科研評價方式等，補足管理短板，進一步釋放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活力。
三是加大技術科學研究和未來場景開發力度。
充分利用中國市場規模大、應用能力強的優勢，加大新技術開發應用，以技術科學爲突破口，增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理論科學研究布局，培育科技新生力量。
重視國家戰略需求對技術科學的引導，把國家重大建設工程作爲發展技術科學、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載體，建立新型研發機構承擔技術科學研究任務，完善與現代工程及技術科學發展相匹配的學科布局和教育體系，加大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融合型人才培養力度。
實施場景驅動創新戰略，以智能城市、宜居鄉村、智慧生活建設爲抓手，挖掘面向未來的新需求、新應用，創造新場景，加強適應多場景應用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技術落地應用和孕育新産業。
四是大膽鼓勵科研組織方式創新，包容錯誤。
在科研組織方式創新中激發科研範式創新，以科研範式變革引領科研組織方式變革。鼓勵科研院所機構改革，探索建立適應自身科研模式的科研組織方式，切實落實“以人爲本”“人才是第一資源”的工作理念，實行寬松、開放、包容的科研制度，營造大膽試錯、包容犯錯的科研氛圍。
國家層面要加快破“五唯”，建立健全符合科學規律的評價體系和激勵機制，滾動式開展科研人員減負減壓專項行動，釋放更多、更大科研自主權限；高度重視戰略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大師的作用，下大力氣培養科研工作者的科學精神和家國情懷，堅持以解決社會發展和人類命運的實際問題爲出發點，尋求在科學研究範式、組織方式上有所突破。
二
半導體開啓産業政策競爭新階段
美國參衆兩院通過“2022年美國競爭法案”，重點發展半導體等高科技制造業，歐盟委員會提出“歐洲芯片法案”，標志美歐半導體産業政策基本成型。美歐押注半導體産業政策釋放強烈信號，半導體産業競爭將進入美歐政府深度介入半導體全産業鏈重塑的新階段。
文 | 周甯南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科技和網絡安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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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以半導體産業政策促進全産業鏈發展
美國是當前全球半導體産業的領導者，但仍存在半導體産業短板，主要是制造、封裝等領域對外依賴程度高。1990年，美曾制造全球近40%的半導體，如今，美僅制造全球12%的半導體；美半導體用硅原料生産企業已無競爭力，缺乏將硅原料轉化爲晶圓産品的能力；169個行業的芯片無法自給；美高級封裝基材和印刷電路板制造等技術落後亞洲20年以上。
歐洲在半導體産業中有相當實力，在各領域龍頭企業多。但是，歐洲依賴美國半導體設計工具，沒有能生産22nm以下制程半導體的企業，在全球半導體市場的占有率也從1990年的20%下降到如今的10%。
爲促進半導體全産業鏈發展、彌補自身産業缺陷，“2022年美國競爭法案”和“歐洲芯片法案”在領導機構、資金配套、技術路線等方面進行了全面制度安排，具有明顯的産業政策特征。
一是明確高水平政策目標，體現了美歐半導體産業規劃的雄心。
“2022年美國競爭法案”中最爲關鍵的內容，即是爲半導體産業提供527億美元的資金支持。據美國官方表態，拜登政府與國會、國際盟友、企業合作的目的就是要將半導體制造帶回美國。美國半導體戰略短期要解決短缺問題，長期要像美20年前創建了半導體行業那樣繼續保持長期領導地位。
“歐洲芯片法案”則表示，短期內要解決芯片短缺造成的供應鏈不穩，中期要加強歐盟半導體制造能力，以支撐整個供應鏈擴大和創新，長期要打通實驗室到産業的創新轉化，發揮歐洲創新優勢，成爲半導體産業全球領導者。負責內部市場的歐盟委員蒂埃裏·布雷東還強調了法案提出的標志性目標，即歐盟半導體市場份額到2030年要翻一番，達到20%，並具備2nm以下的尖端半導體生産能力。
二是建立高級別組織領導機制。
美國將在國家科學和技術委員會下建立“微電子領導力小組委員會”，由國防部、能源部、國家科學基金會、商務部、國務院、國土安全部等負責人和美國貿易代表、國家情報總監等作爲成員，制定國家微電子研究戰略，協調安全、外交、貿易政策。
美商務部還將牽頭組成由産業代表、聯邦實驗室、學術機構等領域至少12名成員組成的産業咨詢委員會，爲美半導體研究、開發、制造、政策等方面提供決策咨詢。
“歐洲芯片法案”也明確建立“歐洲芯片基礎設施聯盟”，負責落實歐洲芯片戰略；並成立由歐委會專員直接領導的“歐洲半導體委員會”，在行業規劃、技術路線等方面提供決策建議。
三是爲半導體設計、制造、封測、材料等全産業鏈規劃配套巨額資金支持，明確規定了資金分配方向和撥款進度。
美半導體扶植資金主要流向三個領域，一是激勵半導體制造業，二是生産國防、情報、關鍵基礎設施等國家安全領域所需的半導體，三是發展安全半導體産業鏈。
資金共527億美元，撥付給“美國芯片基金”“美國國防芯片基金”和“美國芯片國際技術安全和創新基金”三個財政部管理的基金。其中激勵半導體制造業的“美國芯片基金”獲502億美元，“美國國防芯片基金”獲20億美元，“美國芯片國際技術安全和創新基金”獲5億美元。在撥款進度上，“美國芯片基金”2022財年將支出240億美元，此後基本逐年遞減，至2026年保持在每年60億～70億美元的力度。“美國國防芯片基金”和“美國芯片國際技術安全和創新基金”在2022～2026財年每年均支出4億美元和1億美元。
“歐洲芯片法案”設立了“歐洲芯片倡議”和“芯片聯合體”兩個資金池，主要目標分別是提升先進半導體設計和生産能力、設立“芯片基金”爲半導體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便利。在投資方向上，集中向以英特爾爲代表的設計、制造一體的“集成生産設施”和以台積電爲代表的半導體制造代工的“開放歐盟工廠”傾斜。兩個資金池均由“地平線歐洲”和“數字歐洲項目”支持，預計到2027年公共投資將達110億歐元，最終帶動430億歐元的政企投資。在已落實的公共投資中，“歐洲芯片倡議”在2023年前集中發力，“芯片聯合體”在2024年後集中發力。
四是積極探索、指導産業技術發展路線。
美商務部將成立“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國家先進封測制造項目”“NIST微電子研究計劃”“美國制造研究所”等機構和項目，探索下一代材料、半導體自動化維護、3nm制程芯片研發等方向。
歐盟指導更加細致，明確要突破基于開源RISC-V處理器架構的設計能力、10nm全耗盡型絕緣體上硅平面工藝、3D堆疊封裝技術等。
2022年4月15日，重慶平創半導體研究院有限責任公司，工作人員利用設備對芯片 和框架進行引線焊接 黃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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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半導體産業聯盟
構建半導體産業聯盟是美歐落實半導體産業政策的重要一環。
“歐洲芯片法案”明確指出，歐已成立“處理器和半導體産業聯盟”，該聯盟將在幫助彌補半導體制造短板、提升歐洲數字主權中發揮重要作用。
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布萊恩·迪斯闡釋拜登政府的21世紀美國産業政策時表示，美獨自重建半導體供應鏈既不可行，也不可取，與盟友和夥伴合作是半導體産業政策中很重要的舉措。但是，美國提出的所謂“半導體産業聯盟”的概念並不純粹是研發合作、分工互補，更帶有多邊出口管制和投資審查、排斥特定國家合作的色彩。
早在2021年4月，美日就宣布建立“美日競爭力和彈性夥伴關系”，表示將共同保護半導體等關鍵技術和敏感供應鏈。2021年5月，美韓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將建立聯合工作組，加強半導體等敏感技術的雙邊投資審查合作。2021年9月，美歐技術和貿易委員會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將加強半導體等領域出口管制和投資審查方面合作。這些涉半導體領域的相關聲明都以“供應鏈安全”爲幌子，以對産業聯盟外的國家技術封鎖爲目標。
自2021年起，美爲半導體企業提供補貼，誘壓全球半導體企業在美建廠，融入美半導體生態。迄今爲止，三星、台積電等均承諾在美設廠，美企英特爾牽頭成立的産業聯盟“通用芯片互連快車”也進展順利，獲台積電等半導體巨頭積極參與。因此，美對主導“半導體産業聯盟”信心十足，美商務部長雷蒙多在三星宣布投資170億美元在得州新建半導體工廠後發表聲明，表示對三星在美投資決定感到十分興奮，期待其他半導體企業在美建廠，共同加強美全球競爭力。
三
“硅幕”背後的數字治理博弈
以互聯網和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新一代移動通信技術等爲代表的數字技術將決定未來競爭格局，數字技術和數字治理正在成爲大國戰略競爭的新高地。
文 | 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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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博弈新焦點
信息通信技術供應鏈曾被視作全球化的典型象征，但在此輪“去全球化”的浪潮中遭到嚴重破壞。美國牽頭組建“民主科技聯盟”，日本加緊推動“基于信任的數據自由流動體系”，試圖打造美歐日數字流通圈。印太-亞太地區成爲數字博弈的重點區域。
數字治理規則與價值觀挂鈎的趨勢增強。一些國家將數字技術與法治、制度乃至人權等挂鈎，如美國推動以價值觀爲基礎的數字外交；歐盟委員會在《歐盟智能戰略》白皮書中提出啓用“可信賴的基于歐洲價值觀和規則的人工智能”，在《數字服務法案》中強調要建立與歐盟政治價值觀相配套的網絡防火牆機制。
2022年3月2日， 參觀者在西班牙巴塞羅那舉辦的2022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上體驗虛擬現實技術 新華社 / 法新
數字治理及其規則競爭更趨激烈。近年來，美國打出所謂“數字自由主義”旗號，利用世界貿易組織、亞太經合組織以及《美墨加協定》《美日數字貿易協定》擴展其全球利益。同時，美國還主導建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跨境隱私規則》。歐盟除了推出《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之外，還發布《塑造歐洲數字未來》戰略文件，提出要制定全球數字合作戰略，並在七國集團、世界貿易組織和聯合國等平台推廣歐盟方案。一些中等經濟體也試圖打造數字夥伴關系，爭取在數字治理規則上擁有更大話語權，如新加坡、新西蘭、智利簽署《數字經濟夥伴關系協定》。
全球數字保護主義趨勢更加明顯。近年來，數字主權日漸成爲國家核心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各國圍繞數字主權的利益訴求、立場分歧與博弈全面展開，美日歐等在實踐中不斷行使立法、執法和司法管轄權，爲數字空間定規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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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數字治理競爭格局
目前，從全球數字治理格局來看，美國和歐盟分別主導了全球最主要的兩大數字治理體系，兩大體系治理重點各有不同，但均致力于將自己的治理方式推廣成全球規則和標准。日本、中國、俄羅斯、印度、加拿大、韓國等主要國家在數字治理方面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在全球數字治理主導權、話語權方面尚不足以與美歐相匹敵。
美國的戰略意圖是通過數據跨境自由流動擴展全球數字霸權利益，並逐步形成數字治理的“美式模板”。在“美式模板”中，美國對外倡導所謂自由貿易，要求世界其他國家打開市場、降低市場准入門檻，提出了數據跨境自由流動、非本地化存儲、維護平台免責等主張。美國的目的是打開國際市場，方便美國大型跨國科技企業進軍海外市場並獲得壟斷利益，主要抓手是區域和雙邊協議，如《美墨加協定》《美日數字貿易協定》。對內方面，美國並沒有執行其所倡導的數據自由跨境流動和非本地化存儲規則，而是制定了關鍵數據本地化存儲的要求，並且通過立法授權更爲嚴格地審查外資對美國企業的收購，動用稅收、金融、財政、司法等綜合手段，以全政府戰略維護美國在尖端領域的全球優勢。由此可見，美國對外對內完全施行的是雙重標准。
利用巨大的統一市場和尋求數字主權，歐盟意圖向世界推出更多歐洲標准。目前，歐盟已簽訂數十個自由貿易協定，數字貿易與數字治理規則零散地分布在電信、知識産權、投資以及金融等相關章節。與“美式模板”不同的是，歐盟會針對不同國家的發展情況在數字貿易與數字治理政策上靈活處理。
對內方面，由于歐盟缺少數字領域的大型跨國公司，而其內部市場中存在大量美國企業，所以歐盟以完善內部規制、加強對大型平台企業的管理來實現自身的政策主張。例如，斯諾登事件後，歐盟加強個人隱私保護，出台並實施了《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此舉引發了世界多國出台相關數據保護法律法規。在平台治理方面，歐盟于2020年先後出台了《數字服務法案》和《數字市場法案》，重點加強對平台企業的監管，與美國所倡導的平台免責不同，歐盟更加強調大型平台在市場資源配置中的公平性，並加大反壟斷調查力度。此外，歐盟還通過嚴格執行外商投資審查、強化市場秩序等舉措謀求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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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全球數字治理規則制定
新形勢下，中國需瞄准全球數字貿易與數字治理規則發展方向，積極參與雙邊、諸邊、多邊數字貿易與數字治理規則談判，圍繞重點數字貿易與數字治理相關議題，提出中國方案及政策框架。
第一，全面提升數字治理水平，積極推動數字領域高水平開放。
一是加快構建並完善促進數字治理的重要基礎性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完善跨境數據流動制度，考慮與相關國家和地區共同建立“白名單”制度，強化數據出境後風險評估監管；完善外商投資安全審查管理制度，針對重大數字基礎設施、關鍵數字安全技術、重要算法軟件等産品、敏感領域數據等實施審批或備案管理；完善反制法律工具，應對美歐的長臂管轄，參考美歐數據出境監管法規，將相關法律的效力延伸至域外。
二是有序擴大數字領域的市場准入與開放，支持自貿區（港）制度創新先行先試。支持海南自貿港、上海自貿區、粵港澳大灣區、北京數字貿易試驗區、數字服務出口基地等區域組建數據海關、設立離岸數據中心，進一步推動建立數字自由貿易區，在區域內推進先行先試。在守住安全底線的前提下，放寬增值電信、雲計算等數字領域的市場准入要求。
第二，積極參與雙邊、諸邊、多邊經貿談判，提升國際規則制定話語權。在數字治理的國際經貿談判上，應采取雙邊、區域、多邊及中美歐平衡路徑齊頭並進與相互配合策略。
多邊路徑方面，積極推動在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框架下增加若幹數字貿易與治理規則，如納入跨境數據流動、隱私保護、數字服務和技術壁壘等相關條款。
區域路徑方面，推動開放式諸邊協定談判，利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等已有區域貿易協定框架，加快RCEP數字貿易條款升級；以參與《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數字經濟夥伴關系協定》談判作爲中國數字領域制度型開放契機，加快對接高標准規則議題談判步伐。
雙邊路徑方面，中國的自貿協定正在加速擴容，應將數字經貿規則與數字治理作爲重點談判領域，大力推動以合作爲導向的數字經貿規則和政策協調框架，加快升級自貿協定談判的數字貿易條款及制度安排。
中美歐平衡路徑方面，利用美歐在數字領域的利益分歧及歐盟數字主權訴求，爭取戰略合作空間。對美國可采取彈性談判策略，將爭議較大的數字安全、數據本地化等議題暫時擱置，而在隱私保護、市場准入、知識産權、數字稅及人工智能、區塊鏈治理等議題上開展合作；對歐洲則應管控分歧，創造機遇重啓《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談判，同時深化雙方在數字技術、數字標准、數字服務市場、數字基礎設施等領域合作。
四以技術創新推進能源變革
碳中和近年來成爲全球性共識，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的主要驅動力。在能源生産和消費領域，不僅低碳化，對未來零碳負碳技術的暢想也紛紛進入發展戰略和規劃的制定與實施。
文 | 柴麒敏 國家氣候戰略重心戰略規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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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減排困局待解
《巴黎協定》正式進入實施期，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已提出第四輪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目標。截止到2022年5月，已有194個締約方提交了國家自主貢獻，51個締約方遞交了《本世紀中葉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戰略》，其中有45個國家提出了早于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
全球能源轉型取得積極成效，但最新的研究表明距離實現《巴黎協定》目標仍有較大差距。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第三工作組報告《氣候變化2022：減緩氣候變化》的主要政策結論表明，要實現《巴黎協定》中將全球溫升控制在2℃以內並努力在1.5℃以內的長期目標，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最遲應在2025年前達峰，並在2030年前減少27%至43%。若要將全球溫升控制在2℃以內，到2050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氣消費量需在2019年基礎上分別下降85%、30%和15%；而在1.5℃以內的話，則需要分別下降95%、60%和45%。
2021年全球能源活動二氧化碳排放強勢反彈6%左右，是1990年以來的最高增幅，世界氣象組織新發布的《2021年氣候狀況報告》揭示全球平均溫度已經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約1.11℃，全球氣候變化形勢更爲嚴峻，溫室氣體濃度、海平面上升、海洋熱含量和海洋酸化指標再創新高。
同時，在新冠肺炎疫情、地緣沖突和碳價高企等多重因素作用下，過去兩年能源價格出現了自1973年石油危機以來最大漲幅，能源供需矛盾和安全問題更爲突出。這使得全球能源轉型背後的氣候博弈更爲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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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技術創新是根本解決途徑
要實現全球長期可持續發展及碳中和的共同願景，能源生産和消費必須發生與之相適應的深刻的、躍遷式的變革。建立能源領域新的生産力和生産關系，幾乎是在不犧牲經濟增長及生活消費品質的前提下高質量實現碳中和的唯一方式。
綜合考量自然系統碳彙及工程碳移除技術部署的限制，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將從當前約60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降低至本世紀末的100億噸以下。這將主要依靠能源技術創新來實現，核心是提高終端能源利用的電氣化率並實現電力系統的深度脫碳。
在供給側，以先進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爲代表的非化石能源利用技術將與化石能源的深度脫碳技術形成成本的競爭和替代。高比例地使用間歇性的可再生能源，造成跨時空和多維度耦合的電力電量平衡難題，2017年南澳大利亞、2020年美國加州、2021年中國東北都出現過部分因爲新能源出力不足導致的緊急停電現象。未來可再生能源在電力系統中的裝機和發電量比重有可能達到80%以上，旋轉備用容量緊張、頻率和電壓波動性調節難度加大等問題將更爲突出。
在消費側，因爲新能源技術利用方式主要依靠發電，所以終端用能部門需要顯著提升電氣化水平，全社會電氣化率將有可能達到70%左右。交通運輸領域電力驅動的汽車、鐵路、船舶需要得到更大範圍的普及，鋼鐵、水泥、化工、玻璃等工業部門中以電産熱將成爲新的生産工藝，特別是千度以下中低溫的熱源替代；公共、商用和民用建築中供暖、熱水也需要進行電氣化改造，電動汽車V2G、光儲直柔建築、工業離散制造等靈活用電的體量和隨機性加大，上億級點位的交互受電充電，負荷響應彈性要求大幅上升。這些技術都需要在未來有安全、高效、優質、低成本的解決方案。
能源技術創新是關系到源輸荷儲各層面的系統性變革，還將依托新型低排放基礎設施的規模化建設和智慧互聯。風電光伏大型基地、先進核能和小型模塊化設施、靈活調節電源及儲能等輔助服務裝備、遠距離特高壓輸電、泛在電力物聯網、虛擬電廠、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和加氫站、電氣化高速鐵路和機場、氫能礦場和港口、大規模碳捕集和封存、碳移除和資源化利用工程、天地一體化智能碳計量和監測設備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將成爲未來重要的投資方向。
儲能系統被認爲是全球實現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消納的必要公共基礎設施，電化學儲能、抽水蓄能、壓縮空氣儲能、飛輪儲能、儲熱、蓄冷系統等提供了短時、季節性和長期儲能的不同選擇，儲能和新能源裝機容量的配比有可能需要實現1∶3以上。
除了主流的新型電力系統建設外，綠氫、綠氨、生物燃料、合成原料等在工業（如鋼鐵、水泥、化工）和交通（如長途貨運、航運和航空）領域的應用也將更爲廣泛，傳統生産和運輸設施稍加改造將可以持續利用。
數字信息智能技術與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的系統化耦合和規模化應用也被特別關注。數字信息智能技術以其獨有的計算和學習特性正在精細尺度的風光功率、終端負荷預測和風險預警、新型儲能、調峰及其他輔助服務資源智慧調度、需求側靈活響應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全球電子可持續發展倡議組織的報告表明，信息通信技術在未來十年內有潛力通過賦能其他行業，形成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協同減少20%的全球碳排放。
以新能源爲驅動的雙體船“能源觀察者”號停泊在美國洛杉矶縣長灘港（2021年4月23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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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革命競賽拉開序幕
能源領域已經湧現國際碳中和競爭新格局，主要經濟體都在加快部署和搶占全球零碳産業和金融增長“新賽道”。一場關于新能源革命的“馬拉松”式競賽已經拉開序幕。
拜登政府2021年11月簽署的基礎設施建設方案，其中包括500億美元的氣候複原計劃和650億美元的清潔能源投資，同時仍在推動參議院通過“重建更美好的未來”計劃，其中包括應對氣候變化的5550億美元。
歐盟將“綠色新政”作爲歐洲複興的重要支撐點，即使在歐盟委員會2022年5月提出的、意圖擺脫對俄羅斯化石能源高度依賴的“爲歐洲提供可負擔的、安全和可持續的能源”行動計劃中也未因爲短期能源供應安全和價格上漲的巨大挑戰而妥協，反而計劃調高節能和可再生能源的目標，以實現歐洲能源更爲獨立。
歐洲議會環境、公衆健康和食品安全委員會還將考慮采取更嚴格的碳邊境調節機制，計劃提前至2025年起對電力、鋼鐵、水泥、鋁、化肥、有機化學品、塑料、氫和氨等高耗能産品的直接和間接排放征收“碳關稅”。
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也在推動類似法案，並考慮打造一個所謂“碳關稅聯盟”，推行“國際碳會計准則”“綠鋼俱樂部”等貿易保護措施。
此外，歐盟還將正式實施“新版電池法規”，未來只有符合全生命周期碳足迹限額及再生材料使用最低比例要求的工業儲能和電動汽車電池産品才能進入歐盟市場。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與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高度重合，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國應該以我爲主，將國家利益和全人類利益綜合納入考量，提出與我國發展階段相適應、符合中國特色的碳中和發展戰略及實施路徑，通過四十年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實現能源革命和經濟“新增長”。
五西方技術聯盟沖擊
當前，人類正在經曆新一輪科技革命。科技革命正將國際政治從“地緣政治時代”帶到“技術政治時代”。在“技術政治時代”，國際戰略競爭的重心是高科技創新優勢的競賽，是圍繞新科技革命所塑造的新權力的爭奪，而這種爭奪主要體現在前沿創新能力和國際規則體系塑造能力兩個方面。
美國正加速布局“技術聯盟”，試圖搶先鎖定全球新興技術規則和新技術生態體系。2022年4月，美國與60個全球合作夥伴發布《未來互聯網宣言》，提出要構建“開放、自由、全球、互操作、可靠和安全的互聯網”。“未來互聯網”本質上是要在全球互聯網中圈定一個“網中網”或美國主導的“數字聯盟”，是美國主導的“技術聯盟”體系向高技術領域全方位拓展的步驟之一。
文 | 唐新華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科技與網絡安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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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聯盟”加速布局與聯動
當前，“技術聯盟”正在大西洋和印太地區加速布局與聯動。
一是跨大西洋數字夥伴關系。美歐主導5G、AI、先進制造及數字金融領域的國際標准，加緊推進戰略協調。
2021年6月15日，歐美成立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下設技術標准合作、供應鏈安全、氣候與清潔技術、出口管制、投資審查等十個工作組，爲雙方在全球技術等領域提供協商平台。2021年9月29日，TTC召開首次正式會議，提出要增強基于“民主價值觀”的夥伴關系以加強多邊出口管控、投資審查、供應鏈安全等機制。TTC是“技術聯盟”體系版圖的重心，也是美國拉攏歐洲國家聯合對華的重要戰略舉措。
爲了強中東歐國家加入“技術聯盟”的意願，2021年7月，美國主導的“三海倡議”峰會積極推進區域數字戰略協同，以增強美在跨大西洋數字夥伴關系中的發言權。
數據不信任和數據隱私保護分歧是美歐“技術聯盟”的重要障礙，但2022年2月爆發的俄烏沖突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歐數據隱私框架的談判，到2022年3月，美國和歐盟委員會發表聯合聲明宣布美歐已就新的《跨大西洋數據隱私框架》達成原則性協議，這爲跨大西洋數字夥伴關系在數據流動、情報共享和互操作性等方面合作鋪平了道路。
隨著美歐聯合對俄實施技術封鎖和制裁，以及美國實施“歐洲民主複原力倡議”（EDRI）和對歐網絡安全援助等行動，跨大西洋數字夥伴關系戰略體系基本成型。
二是多圈層協同的印太數字聯盟。以印太數字聯盟爲驅動，美國在印太地區積極推進數字技術投資和標准制定，以替代其他國家的技術基礎設施，試圖塑造印太地區的數字秩序。
2022年2月11日，美白宮發布《美國印太戰略》，研究在印太戰略下制定“技術多邊主義”框架協定，重新調整和構建美國及地區合作夥伴、聯盟、組織和規則，增強地區內外集體能力，以實現印太戰略的第二大戰略目標——“連接”。美國建構的印太數字戰略遵從《美國印太戰略》宏觀框架設計，塑造以“民主”價值觀爲基礎的意識形態認同，在印太數字空間中“植入”所謂的“自由與開放”的共同價值體系，基于此建立多圈層、多功能的數字聯盟和夥伴關系，從而構建起限制創新要素向他國流動的壁壘，更占據關鍵高技術供應鏈主導權。
美國還通過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系協定（AUKUS）與澳大利亞增加技術轉讓。AUKUS將擴大軍事能力和網絡、人工智能、量子技術和海底領域等關鍵技術方面的優勢。2021年9月4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召開，啓動技術標准聯絡組、半導體供應鏈計劃，成立QUAD高級網絡小組等加強四國技術政策協調。
QUAD發布了關于技術設計、開發、治理和使用的原則聲明，計劃打造開放、可訪問且安全的技術生態系統。美國還增強對東盟地區的介入，利用東盟峰會契機與相關國家發布了美國-東盟數字發展計劃，推動美國-東盟智能城市夥伴關系計劃、東盟-新加坡網絡安全卓越中心和東盟-日本網絡安全能力建設中心、東盟數字連接和網絡安全夥伴關系等，進一步強化與東盟國家的技術合作。2022年3月，美國與新加坡發表美新領導人聯合聲明提出通過美新增長與創新夥伴關系擴大經濟合作，特別是在印太地區推進負擔得起、有彈性、安全和可互操作的先進高速無線通信。
三是跨大西洋數字夥伴關系與印太數字聯盟“兩洋互動”。跨大西洋數字夥伴關系與印太數字聯盟在加速構建的同時，還在強化雙向聯動，並打造具有共同防禦協議的戰略聯盟。
2021年6月，美歐峰會聲明提出，要與夥伴建立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2021年9月，歐盟通過《歐盟印太合作戰略》，認爲印度太平洋地區對歐盟的戰略重要性日益增加，其中數字治理和夥伴關系成爲七大優先事項之一，計劃要擴大與印太夥伴的數字合作網絡，加強“地平線歐洲”下的研究和創新合作，並探索新的數字合作協議。
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發布《制定跨大西洋路線應對中國》報告稱，美國及其跨大西洋合作夥伴需在技術、投資、貿易等關鍵領域展開競爭，特別是在美國和盟友之間建立多邊聯盟以開展5G風險評估，制定規範和標准，建立半導體制造設備多邊出口管制，保護美國和歐洲的技術優勢。
2022年，一些西方國家正在制定印太地區高標准數字貿易規則，推進G7數字貿易協議打造數字生態系統和供應鏈，聯合推出新的半導體多邊出口管制機制，加強印太戰略人工智能軍事部署和推行智慧城市安全標准。跨大西洋夥伴關系與印太戰略域內外互補與聯動，試圖在全球形成“聯盟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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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聯盟”帶來的沖擊
一是沖擊全球半導體生態系統。由于半導體是整個數字技術生態的根基，半導體供應鏈體系的調整直接影響到全球數字技術生態和産業體系的格局。
美國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ITIF）報告《半導體聯盟領導者方法》認爲，美國需組建全球戰略供應鏈聯盟。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結構從以前的“多極結構”向聯盟主導的“單極結構”快速演變，高端半導體創新要素和産品將僅限于聯盟內部流動，聯盟通過多邊出口管制措施阻止其向其他國家擴散，從而高築起半導體創新壁壘，進而影響到全球所有的數字産業和數字經濟的競爭優勢。通過意識形態共識建立“技術聯盟”是“軟連接”，而通過半導體聯盟建立的“技術聯盟”成爲“硬連接”，如“芯片四方聯盟”（CHIP4）將推動數字産業物理層技術生態體系的聯盟協同，從而在物理層面構建起“技術聯盟”的基礎架構。
另外，爲了進一步控制高端半導體創新要素的流動，聯盟內增強半導體技術生態互操作性成爲關鍵。2022年3月2日，英特爾、AMD、高通、三星、台積電、Meta和微軟等IT行業巨頭宣布成立小芯片互連（UCle）標准聯盟。美國在芯片聯盟間開展標准開發和更安全的計算架構、倡導開放標准的開發流程，以推動形成新的半導體生態系統。
二是加劇綠色規則戰略博弈。在綠色發展和碳中和的全球共識下，全球社會經濟面臨深刻綠色轉型和規則重塑，2022年在清潔技術産業規則、全球貿易規則、綠色交通産業規則、綠色基礎設施標准等國際規則方面競爭烈度持續上升。
美國和歐盟國家以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特別設立的“氣候和清潔技術工作組”爲機制，在第三國合作、研究和創新中制定計算全球貿易溫室氣體排放的方法、工具和技術。爲壟斷綠色技術創新優勢，西方國家通過“先行者聯盟”積極打造淨零排放關鍵技術早期市場；“先行者聯盟”與歐盟發起的“潔淨航空夥伴關系”倡議進一步聯動，將影響全球航運、航空等交通運輸領域新規則制定權。
2022年4月11日，德國濱湖哈爾滕，工人將光伏模塊安裝到銀湖湖面上。新華社/路透
2021年6月，美國推行“重建更美好世界”（B3W）計劃，強化印太戰略，推動制定“綠色”基礎設施標准。
三是通過“技術安全信任體系”重塑技術治理規則。美國等一些國家試圖在新興技術研發、治理、使用等方面，在科技産品供應鏈中打上不同政治標簽來劃分“安全信任等級”，構建起“可信”標准下的技術生態體系。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稱，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意味著民主國家將制定21世紀的技術規則。TTC的目標之一是促進數字治理的“民主模式”，第一工作組計劃在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技術風險評估中嵌入“可信”標准。
美國也加大關鍵新興技術的競爭力，2022年2月，美國發布新版《關鍵和新興技術（CET）清單》，CET清單所列的20項新興技術是美國加大“無盡前沿”科技競爭的關鍵前沿，也將是美國加大多邊出口管制的重要領域，更是美國利用“技術聯盟”實施對華科技遏制的主戰場。白宮還稱CET清單將促進美國的技術領先地位、與盟國和夥伴合作、推進民主價值觀。
未來，全球數字空間中安全信任鴻溝將進一步擴大。更爲重要的是，“技術安全信任體系”作用如同美元信用體系一樣，有可能成爲技術安全與應用規則的核心支柱。QUAD通過提出技術四原則試圖重新建立“信任、完整性和彈性”基礎上的技術生態系統和技術安全信任體系，針對5G、6G、量子互聯網等新技術全流程規則塑造，借助“技術聯盟”打造“分層金字塔結構”供應鏈，約束創新要素流動來壟斷創新優勢，爭奪國際科技發展與規則體系主導權，從而加速重塑全球數字秩序。
3
應對新科技霸權體系挑戰
美國主導的“技術聯盟”體系不僅向高技術領域滲透，還將向數字金融、數字貿易等領域擴展，並形成具有共同防禦協議的戰略聯盟。通過“技術聯盟”體系，美國試圖填補技術與地緣政治競爭中的真空地帶，確立基于技術權力的新科技霸權體系。
面對加速演進的世界大變局和複雜激烈的技術政治戰略博弈，全球科技創新網絡正在深度重組，或出現不斷擴大的“創新梯度”或“創新鴻溝”，創新要素流動的壁壘將嚴重阻礙全球的發展，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疫情下的經濟複蘇和創新發展都將受到阻滯，這給21世紀人類社會公平與可持續發展帶來的重大挑戰，國際社會需共同攜手應對。
面對全球性挑戰和戰略競爭風險，需要統籌發展與安全，需要通過新的治理理念與倡議引導國際社會走出藩籬。一方面，中國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堅持發展優先，構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發展夥伴關系，推動多邊發展合作進程協同增效；堅持創新驅動，打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科技發展環境，共同推動全球發展邁向平衡協調包容新階段。另一方面，中國也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議，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
科技創新推動文明的進步，文明進步加速科技創新向全人類惠及，全球創新網絡終將是開放、信任、安全和平衡的。中國正立足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科技強國，同時積極參與全球科技治理，爲應對全球性挑戰貢獻中國科技成果和智慧。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國際科技創新合作新格局將推動人類文明沖出迷霧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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