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于經濟觀察報 ，作者劉勁

小到企業，大到社會，要讓管理上一個台階，獲得更好的結果或更高效率，就必須學會多用一些“市場思維”。

作者 | 劉勁

來源 |《經濟觀察報》

劉 勁

長江商學院會計與金融學教授

投資研究中心主任

市場裏有供給和需求，是買賣雙方永無休止討價還價的地方。

價格過低，買得多賣得少，就會漲價；

價格過高，賣得多買得少，就會跌價。

如果價格正好，不漲也不跌，我們就說供需平衡。

這是“看不見的手”在調節市場的供需關系。

爲什麽說市場非常奇妙？

是因爲它找到平衡並不需要外力幹預，而是在無序狀態自然形成的秩序。

這種秩序下，只要能付得起市場價格，買方可以滿足自己的需求；賣方可以依賴市場價格組織生産，在賺錢的同時保障供給充足。

無論買方還是賣方，爲的都是私利，但解決的卻是社會中最核心的問題。從中國傳統哲學看，市場這種自然平衡屬“道法自然”“無爲而治”。

爲什麽市場能夠做到無爲而治？

市場重要的特性是自由、透明和法制。透明和法制是爲維持市場的公平正義、童叟無欺。價格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則保障了每個人的私域信息能夠得到充分表達。

市場裏的總需求和總供給是集合的概念，單體的需求和供給只有每個市場參與者自己和上帝知道。爲獲得總供給和總需求的信息以期達到市場平衡，就必須讓每個參與者進入討價還價的過程，私域信息就獲得了表達。

市場的效率在于所有經濟資源的最大化利用：我們沒有辦法在不損害其他人利益的基礎上，讓市場中的某個人獲得更大利益。

市場和行政手段的不同功效

和市場平衡相對立的辦法是行政管理，一般的形式是對供給和價格進行直接控制。

爲什麽要同時對供給和價格進行控制？因爲需求來自人心，人心無常且無法直接控制。行政管理只能針對供給和價格。

但問題是，每個人都不一樣。

如果每個中國人每天有10件需求，14億人就有140億件；每天有一件需求産生變化，就得改變14億件；

如果每位行政官員可以管理10件需求，至少需要1.4億官員。大家都當官，誰來做生産和服務？

所以，行政管理一定都有拍腦袋、一刀切的成分。如果對某種商品供給過多，價格太低沒有利潤，會造成浪費和損失。

社會總資源是有限的，對一種商品過多供給，對其它商品的供給一定存在不足。反之則價格過高，百姓承受不了，又不得不限價。

但限價並不能減少需求，需求便大于供給，産生短缺，不得不進行憑票供應。此時，黑市便應聲而起，腐敗大行其道，代表行政權力的“供應券”，往往直接變成硬通貨和印鈔機。

正是由于行政管理無法解決供需中的信息問題，浪費、短缺、黑市、腐敗都是行政管理市場最常見的副産品。

我們用世界上大城市對交通擁堵的治理，來看市場和行政手段的不同功效。私家車太多造成交通堵塞是很多大城市的通病，治理辦法一般有三種。

一是像紐約完全靠市場的城市。

很多人買得起車卻養不起，停車成本極其高昂。如果法令不健全，大家可以免費亂停車，自然會引起極其嚴重的擁堵。

如果法律健全，非法亂停車面臨高昂罰款，汽車真實的使用成本就會遠高于購置成本。

另一方面，如果地鐵、公交、出租車極其方便，大部分人出行就會選擇公共交通。市場本身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嚴格的法令。

二是像新加坡、上海這樣積極管理的城市。

政府控制私家車總量，以拍賣的方式將購車許可賣給購車者。私家車用戶除了面臨高昂的停車費，還增加一筆購車許可費用。

這也是利用市場誘導市民放棄私家車，而去使用公共交通。

三是像北京等城市，引入汽車購買許可的同時，分配方式是搖號。

實際上，搖號就是行政幹預，把稀缺資源（購車許可）零成本分配出去，控制價格。

但根據新加坡和上海的經驗，北京購車證的實際市場價格在10萬元左右，每年10萬個配額的總成本是100億元。

這就相當于政府每年發100億元的紅包，搶紅包的人自然多，但中簽率不足1%。

這是一種好方法嗎？

首先，政府失去了100億元的財政收入。

其次，不到1%的中簽率，說明中簽的人大概率不是最需要買車的人，也不是最能買得起車的人，而是最幸運的人。

最幸運的人拿到這個資産，不見得自己使用（北京養車成本也很高），而是想方設法讓資産變現，用灰色方法把購車證出租給最需要車的人或是最有支付能力的人。

因此，違規的租賃合同、假結婚成爲市場裏的亂象，這些人也被指責不守規矩。豈不知，罪魁禍首是沒有利用市場的基本規律。

有人說搖號是爲了公平正義，如果拍賣，豈不是只有有錢人才能開車？

但如果仔細思考，在國際化大都市，廉價方便的公共交通是民生，私家車都是奢侈品。政府完全可以把拍賣得來的收入，投入到增加公共交通的服務中。

最需要開車的人可以合法買到車；

最有支付能力的人可以在得到方便的同時，爲改善公共交通買單；

不開車不增加城市擁堵的市民可以得到更好的公共交通服務，豈不是兩全其美？搖號卻是讓三方俱損。

進一步推廣市場思維，政府還可以通過競拍向存量車主收購汽車名額。

回購名額或許可以以更高的價格拍賣出去，這樣既不增加私家車存量，還能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

亦或者可以把低價買回來的名額直接銷毀，在降低私家車存量的同時也降低了交通的擁堵性。

兩種阻力

市場既然如此玄妙，爲何人們常常不願意用市場手段？

背後的原因有二。

一是認知問題。

比如，建國以後的計劃經濟是理論驅動的嘗試，並非來自實踐經驗。結果是經濟停滯、全民貧窮。

改革開放中的“改革”主要是利用市場機制替代行政指令，結果是讓中國從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走入中高收入行列。

爲什麽要經過犯錯誤、再犯錯誤到最後改正的迂回過程？這是認知問題。

顯然在建國初，我們並不理解市場的機制和功能，而是迷信計劃經濟這種理論上的推斷。要打破這種認知局限就要對思想進行徹底解放。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初期對真理標准的大討論、沒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我們就很難回到現實，打破舊思維，從而走上市場經濟的正確道路。

真正獲得“市場思維”並不是一件易事。因爲行政管制邏輯關系清晰，效果立竿見影。沒有經過市場思維訓練的人，很容易走上行政管制的道路。

長期在等級森嚴的機構裏工作的人，解決問題的辦法基本都是依靠行政控制。手握榔頭，看所有問題都像釘子。

同時由于行政管制的致命缺點，往往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管死是因爲行政管制解決不了複雜的信息問題。一放就亂是由于“放”等同于“不管”，放的同時並沒有引入市場機制讓秩序重新建立。

哪怕是在市場摸爬滾打多年的企業家，往往也不能完全掌握市場思維。

企業從小到大再到強，離不開企業家一輩子的兢兢業業。很多成功的企業家是所謂的“工作狂”，管理企業事無巨細。

豈不知一個人的時間有限，企業小時可以做到事必躬親；企業做大繼續這樣，一定是“按下葫蘆浮起瓢”，顧此必然失彼。

要跨越這個瓶頸，企業家需要對管理進行分工，對手下進行賦能，增強管理的透明度，用激勵機制來替代行政指令，讓組織的能力替代個人的能力。

這種無爲而治的方法，和市場思維一脈相承，核心都是避免對直接控制的病態依賴。如果企業家在認知上不能有這樣的轉變，企業大到一定程度增長必然失速，企業家也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人們熱衷于行政指令而弱化市場方法的第二個原因是利益的固化。

任何行政管制的前提是有“官”來管事。如果方法是市場規則，官員就失去了權力。

市場規則的核心是自由、透明、法制，官員的作用只能是維持市場的核心特性，並不能實現自己的“個人價值”。

這就像足球比賽，上場隊員是市場參與者，裁判是官員。裁判只能維持比賽的公正公平，但無法影響比賽的勝負。

如果官員本身很有“理想”，希望直接影響比賽結果，自然要放棄市場的方法而采取行政手段。

但正如前文所述，用行政手段管理市場，必然帶來浪費或短缺以及由此産生的黑市和腐敗。

從經濟的角度看，尋租、腐敗是對行政權力的變現，黑市是變現的市場，而産生黑市的條件往往是行政管制。

因此，如果我們把行政管制和市場機制相比較，懂得前者的人很多，懂得後者的人很少。

社會或企業要讓管理上一個台階，獲得更好的結果或更高效率，就必須學會少用一些行政管理，多用一些市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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