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語境中，如何理解新加坡式“社會主義”道路探索？這是一個具有重要理論意義的社會現實問題。要想解決這個問題，第一步先要了解新加坡的曆史，尤其是要了解新加坡兩個社會主義陣營，即費邊社會主義與左翼社會主義；第二步討論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與費邊社會主義的關系；第三步討論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與左翼社會主義的關系；最後一步對新加坡式“社會主義”道路探索進行評析。

一、新加坡的兩個社會主義陣營

我們知道，新加坡曾經有過長期被殖民的屈辱曆史。14世紀，新加坡隸屬于拜裏米蘇拉（Parameswara，1344─1424）建立的馬六甲蘇丹王朝；1528年被葡萄牙殖民；19世紀初成爲英國殖民地；1942年被日軍侵占。“二戰”後，新加坡被英國接管；1963年與馬來亞聯合邦、砂拉越、北婆羅洲（現沙巴）共同組成馬來西亞聯邦，才完全脫離英國統治。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成爲主權國家。

作爲“亞洲四小龍”之一、全球最國際化的發達國家之一，新加坡的經濟模式被稱爲“國家資本主義”，它以政局穩定、政府廉潔高效而著稱。在政治上，新加坡沿用英國管轄時期的議會制，但自建國以來實際上是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在文化上，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文化、多民族的移民國家，促進民族和諧是其基本國策。

然而，20世紀中葉至80年代中期，新加坡在尋求地區自治、獨立建國與經濟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過兩個不同的社會主義陣營：一是以李光耀爲代表的溫和改革派的費邊社會主義陣營，二是以林清祥爲代表的左翼社會主義陣營。

在思想層面上，新加坡式“社會主義”的産生有多層支援意識。其一，作爲馬來亞的政治和經濟中心，新加坡在1957年之前長期被殖民主義國家占領，殖民統治者在新加坡實施嚴苛的強權管制，對反殖民主義者采取監禁和驅逐措施。作爲殖民地，新加坡的社會文化危機凸顯了國家幹預在社會政治治理中的重要性。其二，因爲受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影響，社會主義思想在新加坡傳播開來。其三，以理性和科學爲核心的現代性話語是新加坡社會運動的內在意向，它表達著不同政治團體和學生團體的使命。其四，處于法西斯主義極權統治背景下的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成爲處于殖民主義極權統治下的新加坡左翼社會變革的另一支援意識。例如，前批判理論時期，格律貝格(Carl Grünberg) 領導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關于社會主義史與工人運動史研究，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批判理論家馬爾庫塞關于非壓抑性文明可能性與現實性的討論等思想，20世紀50年代在歐美大學校園傳播開來，引發了許多新社會運動；還有“性解放運動”“女性主義運動”等，這些影響了留學于西方的新加坡左翼成員們，爲新加坡工會運動、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指明了方向。

在現實層面上，獨立前的新加坡曾是馬來亞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因而新加坡式“社會主義”道路探索離不開馬來亞共産黨的影響。在英國殖民主義的長期暴力統治下，馬來亞産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共産主義運動。1930年4月30日成立的馬來亞共産黨，以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爲指導，目標是通過組織工人運動、協助工會展開地下非武裝活動以反對英國殖民政府，從而實現馬來亞的民主統一。20世紀50年代，馬來亞共産黨是東南亞共産主義運動的中堅力量。這對新加坡式“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具有強烈刺激。

“二戰”後，新加坡經曆了一個相對開放的政治多元化和意識形態雜糅時期，在意識形態迷霧中構建自身的理論意向和現實邏輯是每個黨派觸動和改變現實社會的前提條件。在新加坡當時的社會曆史與思想文化背景下，社會主義思潮脫穎而出。那個時候，新加坡主要有兩個社會主義陣營：一個是溫和改革派的費邊社會主義，這是人民行動黨內部李光耀集團的意識形態，主要受英國哈羅德·拉斯基的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主張通過溫和改良道路來批判、改革資本主義，建立一個公平、正義、機會平等的現代社會；另一個是以林清祥爲代表的左翼社會主義，主要是受東方共産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主張通過和平方式建立一個議會政府，目標是在民族獨立、民族自治的基礎上建設一個以工人階級爲基礎的、沒有壓迫和剝削的、自由而解放的社會主義社會。

新加坡這兩個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關系非常複雜，既有共通性又存在著矛盾和對立。最初，費邊社會主義與左翼社會主義，由于共同的左翼立場和鬥爭目標曾經達成暫時的合作，這是因爲兩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共通性：其一，兩個陣營的主要領導人和成員均爲華人，對儒家文化傳統和中華文明價值觀有先繼性的認同；其二，兩個社會主義陣營最初都具有左翼立場，即反對殖民主義的政治意向，力求實現新加坡獨立和地區自治。然而，後來它們分裂成兩個矛盾和對立的陣營，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1）作爲指導思想的意識形態不同。費邊社會主義作爲一種源于英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受到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暗中扶持，這也導致後來該陣營對馬來亞共産黨持敵對態度；而左翼社會主義的運動與發展，都離不開馬來亞共産黨的支持。

（2）在社會變革道路問題上，費邊社會主義陣營一直堅持改良主義、非暴力的漸進路線；而左翼社會主義則經曆了從通過建立議會政府的和平方式到最終轉向暴力革命的鬥爭路線。

（3）在國家治理、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順序問題上，費邊社會主義將經濟發展置于民主發展之前；而左翼社會主義則呈現了截然相反的發展意向。

所有這些，都呈現出兩個社會主義陣營所代表的利益群體的差異——費邊社會主義代表了新加坡中産階級的利益,左翼社會主義則主要代表了工人階級和中下層群衆的權益。

二、人民行動黨與費邊社會主義

（一）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治立場的轉變

20世紀40年代，新加坡社會主要矛盾是殖民主義與新加坡人民之間的矛盾。因此，反抗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是當時有志之士的共同目標，從而也成爲新加坡左翼社會主義與費邊社會主義進行政治聯盟的前提條件。1954年11月，新加坡這兩個社會主義陣營聯合成立左翼政黨——人民行動黨，它以“非共非暴力的民主社會主義”爲綱領，以尋求民族獨立與解放爲宗旨，反對英國殖民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壓迫與統治，反對殖民者所控制的憲法，號召建立一個平等、自由、團結、幸福、安全、繁榮的國家。在《倫德爾憲法》（Rendel Constitution）支持下，人民行動黨成爲新加坡左翼運動的旗幟。

爲進一步鞏固執政能力並整合人民行動黨內部的意識形態，李光耀主張新加坡與馬來亞等地區合並爲統一的馬來西亞聯邦（簡稱“新馬合並”），這得到了英國政府的支持；而以林清祥爲代表的黨內激進左翼反對此時進行“新馬合並”，1961年7月，林清祥、方雙水、兀哈爾與李紹組四位激進左翼領導人被人民行動黨開除黨籍。經過新、馬、英三方協商以及全民投票，馬來西亞聯邦得以成立。然而，馬來西亞聯邦成立後，新加坡州政府與馬來西亞中央政府之間産生沖突，中央政府在公民待遇與稅務制度方面的不公引起新加坡各方不滿，政治和經濟問題上的不可調和的分歧使人民行動黨和聯盟黨政府的關系惡化，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勢在必行。最終，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獨立建國，新加坡共和國自此成立。

當時，作爲一個剛剛脫離了殖民統治的新興國家，民族矛盾在新加坡社會矛盾中的地位下降，人民行動黨面臨新的亟須解決的現實問題——如何在脫離馬來西亞聯邦的情況下獨立建設與發展新加坡？如何緩和新加坡內部逐漸暴露的社會階級矛盾？此時，人民行動黨的基本目標從“新馬合並”轉爲社會經濟發展，同時繼續開展對激進左翼人士的肅清運動，以鞏固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的執政黨地位。此後幾年間，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確立起了一黨統治地位，並從中左政黨轉變爲右翼政黨。由此可見，人民行動黨政治立場的轉變與新加坡社會主要矛盾轉變及人民行動黨本身地位的改變直接相關。

（二）新加坡費邊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盡管在20世紀60年代人民行動黨的政治立場發生了轉變——從中左政黨轉變爲右翼政黨，但人民行動黨仍然具有明顯的馬克思主義特征，因爲其“所有創始人都深深地信奉經典的教義，即幸福的工人，正義的鬥爭，必然勝過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新社會的純潔性，以及世界革命事業的正確性”。此時，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試圖在資本主義與共産主義之外，建立一種可以替代共産主義方案的社會主義制度，即費邊社會主義。

作爲新加坡費邊社會主義的主要代表，李光耀以一種實用主義方式將費邊社會主義理論本土化。1947年，在倫敦經濟學院政治學教授哈羅德·拉斯基的課上，李光耀被費邊社會主義理論所吸引。1950年8月，李光耀從英國返回新加坡，試圖以費邊社會主義作爲其參與政治活動的政治理念，這主要是因爲費邊社會主義的兩個理論主張符合當時新加坡的社會曆史狀況：（1）費邊社會主義主張的公正、平等思想是當時尚處于殖民統治下的新加坡人民所亟須的政治訴求；（2）費邊社會主義承認資本主義必然被社會主義所代替，但反對暴力革命，而是主張采取一種漸進式的改良主義來批判資本主義，從而建構社會主義社會。

作爲人民行動黨執政的主導意識形態，費邊社會主義在新加坡有一套完整的實踐體系，其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層面。

1.在政治層面上，主張建立一個“剛強勇猛的社會”。新加坡費邊社會主義承繼了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意向，即反對暴力革命，主張走溫和式的改良主義道路。其基本綱領包括“追求經濟上和社會上的公正，追求公開社團中的信仰”；主張“一人一票制”的選舉制度，“追求通過自由選舉而定期審查政府的人民權利”;在政府治理方面，認爲只有在國家穩定、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才可以逐步實現民主政治。1965年，人民行動黨確立了“一黨專政”的政黨制度，以嚴格立法限制貪汙受賄，建設自上而下且廉潔高效的政府是其政治特色。此外，“拒絕那種執迷于通過種族、宗教和語言上的團結一致來求取國際和平、繁榮和公正的粗俗教條”。在外交上，一貫保持中立地位，以保障國家經濟不受動蕩國際局勢的影響。

2.在經濟層面上，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末，以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理念爲核心，著力轉變殖民地時期殘留的自由企業制度，實行中央計劃和控制的經濟體制，大力推動經濟轉型。在人民行動黨看來，社會主義的本質標志在于國家控制而非實行公有制，但公有化仍被視爲新加坡經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同時還主張，要加快發展工業和轉口貿易。不過，在60年代中期開始逐步建立自由市場，強調私營企業在貿易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引進國際金融機構、建立國際銀行，以吸引更多的外資企業在新加坡建廠；成立經濟發展委員會，爲外資企業提供稅收優惠；同步推進的還包括建立公平的再分配制度，以抵消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財富分配不公問題。

3.在社會層面上，采取了三種舉措：一是著力建立社會基礎保障服務。例如，推行政府公共住房計劃，以使新加坡居民“居者有其屋”；建立中央公積金制度，以及醫療保險制度等。與此同時，拒斥西方民主社會主義的福利制度，認爲這種制度會滋生民衆懶惰性、造成資源浪費，不利于一個積貧積弱、自然資源匮乏的第三世界國家實現經濟增長。因此，社會各階層都應充分發揮積極性和能動性，“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從而建設一個機會平等、公平正義、繁榮富裕的社會主義國家。二是在教育方面，擴建教育機構，大力培訓技術從業人員；推行共同語言和雙語教育，以促進民族團結與對外交流。三是在文化價值觀方面，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開始主張有選擇性地建立以儒家思想爲核心、以家庭社會爲基礎的“亞洲價值觀”，提倡“以禮待人”“愛人”“盡孝”等，試圖以儒家思想塑造新加坡文化價值觀，借此排除西方意識形態對新加坡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産生的影響。

我們可以這樣說，20世紀70年代之前，李光耀在新加坡所傳播和實施的費邊社會主義是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思想融合的産物，本質上是一種民主社會主義。然而，就像李光耀所說，20世紀70年代新加坡實施的“國家計劃和國營公司的辦法沒有帶來經濟上的改革”，因爲費邊社會主義與人民行動黨的經濟建設綱領相悖。這樣，轉變經濟制度就成爲新加坡的必然選擇——轉向自由市場制度，即在一個“社會主義政府”所提供的資本主義自由企業制度下發展經濟。有鑒于此，1976年，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被開除出“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這就預示著費邊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在新加坡的終結，也宣告了民主社會主義陣營在新加坡的徹底退場。

三、“社會主義陣線”與左翼社會主義

（一）“社會主義陣線”的形成與基本立場

在“新馬合並”問題上，與李光耀持積極支持的態度不同，林清祥、李紹組等人持反對態度，認爲這次“虛假的”新馬合並只是“英國人在幕後策劃的陰謀，目的是借用反共的馬來亞政府來鎮壓、摧毀新加坡的左翼”。由于人民行動黨內部矛盾激化導致黨的分裂，被開除黨籍之後，林清祥、方雙水、兀哈爾與李紹組于1961年8月聯合其他退出人民行動黨的議員成立“社會主義陣線”。1961年9月，“社會主義陣線”召開黨發起人大會，選出黨的第一屆領導人並通過黨章，李紹組擔任黨主席，林清祥任秘書長。這一黨章規定了“社會主義陣線”的建黨目標：“第一條，廢除殖民地主義，建立一個疆域包括馬來亞聯合邦與新加坡的統一獨立的馬來亞國；第二條，基于出生于或效忠于馬來亞的成人的普遍選舉權，建立一個民主的馬來亞政府；第三條，實現一個確保社會繁榮、穩定和公正的經濟制度；第四條，動員各民族各階層人民建立一個馬來亞國族。”由于“社會主義陣線”的建黨目標符合當時的工人階級和中下層民衆的切身利益，因而獲得了民衆的廣泛支持，從而也引起了人民行動黨的退黨潮。林清祥宣稱，“社會主義陣線”目前的目標是打倒早已經違背人民利益的現政府，即人民行動黨政府，並通過贏得大選組織一個代表大多數人民願望的新政府；長遠目標是“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沒有人壓迫人的社會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陣線”成立後，新加坡左翼社會主義的政治立場越來越激進——林清祥領導的早期左翼社會主義運動一直堅持和平議會的政治路線；李紹祖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線”走向了街頭暴力革命路線，故可以稱爲激進左翼社會主義運動。鑒于此，政治立場轉變後的人民行動黨對“社會主義陣線”進行了嚴厲打擊。1963年2月，人民行動黨開展“冷藏行動”——以“共産主義運動”爲名，未經審訊便逮捕“社會主義陣線”重要領導人和大量左派人士，重創了“社會主義陣線”的組織力量，使之無法派出得力幹將參與選舉，導致該年選舉失敗。但“社會主義陣線”愈挫愈勇，決定從抵制議會的鬥爭轉向街頭革命鬥爭。1965年新加坡共和國成立後，李紹祖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陣線”將人民行動黨當作主要鬥爭對象，重申自己的宗旨，即動員馬來亞人民大衆反對美英帝國主義統治，反對“假合並”的“馬來西亞”，以便實現一個包括新加坡島在內的真正獨立、統一和民主的馬來亞。即不僅要繼續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而且要反對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因爲它本質上是一種“反人民、反工人、反民主”［7］的法西斯主義，將李光耀爲代表的費邊派社會主義視爲右傾機會主義，同時也批判了蘇聯的修正主義，這足以表明“社會主義陣線”已經成爲新加坡的主要反對黨。

（二）新加坡左翼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新加坡左翼社會主義是左翼社會主義陣營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以新加坡自治爲拐點，分爲以下三個發展時期。

1.殖民時期（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中期）林清祥領導的左翼社會主義陣營，主要從事工會運動並初步建構社會主義理念。自20世紀40年代起，新加坡就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左翼社會主義運動，這場運動的主體就是早期左翼社會主義陣營，主要包括學生、知識分子、工會活動家，他們的思想意識主要受到馬來亞共産黨和馬克思主義的影響。1948年，阿蔔杜勒·拉紮克·侯賽因、莫裏斯·貝克、吳慶瑞等同學在倫敦創立“馬來亞論壇”（The Malayan Forum），論壇創立的目的是爲建構“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的馬來亞和新加坡”而鼓與呼，即爲之作輿論和思想理論方面的准備——這可以看作是新加坡左翼社會主義理念的萌芽。

2.革命時期（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末）包含在人民行動黨成長過程中的左翼社會主義，在反殖民主義的實踐基礎上建構社會主義理論圖景。1953年，馬來亞大學左翼知識分子成立了“社會主義俱樂部”（the Socialism Club）。這是一個政治俱樂部，其成員大多是受過英國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自稱爲“大學社會主義者”。因而，他們一方面進行殖民主義批判，同時爲工人和學生提供聲援；另一方面又深入社會現實中，認爲解決殖民地社會危機和生活境況的秘密在于，在民族自治基礎上實行強有力的國家幹預以公平分配社會財富——這可以被視爲新加坡左翼社會主義理念的推進。

與學生活動家不同，左翼社會主義領袖林清祥成功地將戰後新加坡的不同政治力量整合成一個強有力的社會主義陣營。爲了聲援和支持新加坡工人罷工運動、維護工人應有的權益，1954年4月，林清祥和方水雙等人聯合各個分散的工會組織成立“新加坡各業工廠商店職工聯合會”，林清祥被推選爲秘書長。在林清祥的領導下，同年發動了百余次罷工，次年聯合會成員增加至3萬人，將新加坡工人運動推向高潮。這不僅極大地提高了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覺悟，也迅速壯大了新加坡左翼社會主義運動隊伍，爲左翼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的群衆基礎。

1954年，左翼社會主義與費邊社會主義聯合成立人民行動黨，這是當時新加坡左翼運動的主要力量。人民行動黨的競選綱領表明，在政治層面上，要建立一個多語種的、全部民選的、主權的立法議會；在經濟層面上，實施稅率改革的同時爭取馬來亞貿易自主權；在社會層面上，廢除勞工法令中不利于工人階級利益與權益的條款。

20世紀50年代，新加坡左翼社會主義思想落實到現實層面呈現出雙重向度：一是對外而言，反抗英國殖民主義者在新加坡的殖民統治，實現馬來亞的民族獨立、社會民主與人民自由；二是對內而言，他們主張通過和平方式建立議會政府，他們的社會主義政治圖景即實現國家與人民的自由與解放。因此，“必須喚醒與團結所有最受壓迫、最受損害的人，團結起來奮鬥到底”。即在工人階級聯合與團結基礎上，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壓迫，沒有貧窮、疾病，人人可以平等、自由與充分發揮個人潛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的實現”。由此，新加坡左翼社會主義理念在革命時期完成了初步建構。

3.後革命時期（20世紀六七十年代）李紹組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線”，在批判人民行動黨的基礎上將革命矛頭轉變爲街頭暴力鬥爭。毫無疑問，在人民行動黨內部，起主導作用的是費邊社會主義者。1959年，新加坡成爲自治州，由此實現民族自治從而進入後革命時期，革命時期暫時被掩藏的社會階級矛盾重新顯現並進一步激化，現代化建設問題在後革命時期的新加坡日益凸顯。自20世紀60年代起，左翼社會主義的革命理念與李光耀政府的保守理念日益相悖，在政治立場和社會目標方面的分歧日益加劇，“新馬合並”成爲導致左翼社會主義與費邊社會主義分道揚镳的最終原因。1961年，從人民行動黨內部分裂出“社會主義陣線”，這成爲左翼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轉折點。

在實踐層面上，爲了進一步反對人民行動黨的右傾機會主義執政措施，維護新加坡中下層工人、窮人的權益，宣傳自己的激進左翼社會主義思想和政治理論，“社會主義陣線”出版發行了一系列書刊，例如，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機關報《陣線報》（1961年11月15日創刊）、《黨訊》（1964年1月1日首發）、《區訊》（1966年9月15日發刊）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青年》，其是1966年由社陣中央宣教岀版委員會創刊的華文月刊，目的是爲了“教育群衆，提高幹部群衆的政治水平及思想認識，從而促進反帝反殖民事業和民族解放事業的發展”；它還重點刊登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曆史經驗以及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文章、語錄，以期指導該陣營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然而，左翼社會主義實踐一再遭受嚴厲打擊，即使出版了系列刊物，其理論不但沒有實施的基礎和空間，也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實踐體系。

首先，客觀原因在于，左翼社會主義因其激進社會主義理念一方面與英殖民主義沖突，致使英國政府暗中對其打壓；另一方面又與人民行動黨的費邊社會主義理念相悖，從而遭受人民行動黨的打壓。再者，新加坡激進左翼社會主義運動仿效亞洲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形式，但在新加坡，工人階級力量薄弱，工人階級革命意志不強，既不具備階級革命的發生條件，更不具備武裝鬥爭的條件。

其次，從主觀方面看，新加坡激進左翼社會主義沒有建立一個堅強的、穩定的、先進的政黨以組織、團結、引領工人運動，其工人運動仍保持在早先的無産者、無政府狀態。前期，以林清祥爲代表的左翼社會主義雖然完成了社會主義理念的理論建構，但在實踐上爲政治聯盟的團結而一再向右翼黨派妥協；後期，李紹組領導的激進左翼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又走向極左路線，從議會選舉中退出就等同于退出新加坡政治舞台，放棄之前所采取的和平議會道路轉向街頭暴力革命並發起了抵制國會的鬥爭，這是新加坡激進左翼社會主義衰敗的直接原因，也是新加坡左翼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分水嶺，由此，在20世紀70年代其逐漸退出了曆史舞台。1988年，“社會主義陣線”加入新加坡工人黨，這表明“社會主義陣線”在新加坡的政治實踐宣告失敗。

四、結 語

綜上所述，新加坡在尋求地區自治、獨立建國與經濟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過兩個不同的社會主義陣營：一是以李光耀爲代表的溫和改革派的費邊社會主義陣營，二是以林清祥爲代表的左翼社會主義陣營。在20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末，盡管兩大陣營之間存在著矛盾和對立，但由于當時的社會主要矛盾是殖民主義與新加坡人民之間的矛盾，加之它們有共同的左翼立場和政治目標，即反抗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這樣，就有了新加坡左翼社會主義與費邊社會主義進行政治聯盟的前提條件。20世紀50年代，左翼社會主義與費邊社會主義聯合而成的人民行動黨，成爲當時新加坡左翼運動的主要力量。但這一合作只是暫時的，隨著人民行動黨在20世紀60年代政治立場從中左政黨轉變爲右翼政黨，林清祥、李紹祖等人被開除出黨；但他們並沒有坐以待斃，而是積極應戰，又于1961年成立“社會主義陣線”以對抗日益保守的人民行動黨。就是說，“社會主義陣線”成立後的左翼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立場越來越激進——林清祥領導的早期左翼社會主義運動一直堅持和平議會的政治路線；李紹祖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線”走向了街頭暴力革命路線，故可以稱爲激進左翼社會主義。不過，好景不長。20世紀70年代，“社會主義陣線”逐漸退出曆史舞台。1988年，“社會主義陣線”加入新加坡工人黨，這表明“社會主義陣線”在新加坡的政治實踐以失敗告終。

自20世紀70年代起，在新加坡式“社會主義”道路探索過程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人民行動黨，它的立場和主張是：共産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兩條相對立的道路，新加坡既不選擇共産主義道路，也不選擇資本主義道路，而是試圖走符合新加坡國情的、超越共産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外的第三條道路，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的、非共産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即新加坡式“社會主義”。人民行動黨宣稱，這種制度在政治上實行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堅持自由市場，目標是“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在一個穩定和有秩序的社會裏取得進步，並且能夠在這樣一個社會裏過美好的生活”。

在這種自由經濟制度下，政府的主要職能轉變爲制定明確的國家和經濟發展方針，建設公共基礎設施，組織和管理社會秩序，建立健全公平自由的貿易市場，以技術性産業替代人力資源型和自然資源型産業；同時，爲人民提供舒適的住房、體面的工作並提高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以此解決殖民時期和封建時期遺留下的大規模失業和生活條件低下等問題，從而保障人民的工作積極性和動力。在此基礎上，人民行動黨逐步建立起執政的權威。然而，這種新加坡式“社會主義”，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思想資源雜糅，不僅混雜著民主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也包含了儒家思想以及本土文化資源，在政治上表現爲威權政府和家長式的中央集權制度，在經濟上實行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因此，就其實質來說，新加坡式“社會主義”不過是一種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國家資本主義。

誠然，在新加坡式“社會主義”道路探索過程中，新加坡確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例如，1959—1975年，新加坡的國民生産總值從6.43億美元增長到57.73億美元；20世紀七八十年代，成爲與中國台灣、中國香港、韓國並列的“亞洲四小龍”之一。2000年，人均GDP僅次于中國香港；2013年，人均GDP據“亞洲四小龍”之首，達5.2萬多美元。這也充分顯示出自由經濟制度轉變對社會經濟的重要推動作用。然而，亞洲金融危機以後，尤其是21世紀以來，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新加坡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財富差距過大、種族沖突、工人罷工、勞動力短缺、性別歧視等綜合性危機問題日益嚴重，即使新加坡現任總理和人民行動黨秘書長李顯龍在住房、醫療和教育方面，從強調個人承擔爲主轉變爲政府津貼爲主，也只是對社會危機的滯後性補救與社會矛盾的階段性緩和。也就是說，人民行動黨構思的新加坡式“社會主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危機。新加坡式“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經驗教訓，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具有借鑒和警示意義。

略去參考文獻，如有需要請參閱原文

王鳳才，江文璇：《21世紀語境中如何理解新加坡式“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學習與探索》2022年第8期，第1—8頁。

王鳳才 複旦大學特聘教授、哲學學院與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全國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馬哲史學會馬恩文本文獻研究會副會長。

江文璇 複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領域爲21世紀世界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