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2日，香港中文大學曆史系客席教授蔡志祥受邀于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曆史人類學研究中心進行線上講座，講座圍繞21世紀新加坡華人的文化溯源與非物質文化遺産展開，廈門大學曆史系鄭振滿教授參與座談。該講座由香港中文大學曆史系賀喜教授主持。
蔡教授以方言和籍貫、非物質文化遺産和武吉布朗山運動三個例子來展開在新加坡的“根”與“源”的問題。首先，他以方言和籍貫的例子切入，指出2022年新加坡政府改革出生證登記內容，廢除了父母出生地及籍貫等五項資料的登記，在新加坡這個多種族的國家中，這項政策唯獨引起了華人社會的劇烈反響。由此蔡教授指出可以探究一些問題：即“根”的問題。華人對出生地、籍貫的關注使新加坡政府了解到“籍貫是辨識身份認同和文化根源的重要方式，也與文化傳統息息相關，所以必須守護”。政府在反對聲音下，不到三個月就撤銷這個決定。但新加坡政府和華人社會對“籍貫”的認識存在不同。蔡教授注意到政府要取消的出生證上的欄目是“Dialect Group”，直譯之下即“方言群”。然而，中文輿論報道時直接將方言群等同于籍貫。但方言群是否等于籍貫呢？他由此追問，“根”又是否等于方言？方言和籍貫是否一樣？父母出生地和祖先來源地是否一樣？蔡教授談到，對于新加坡華人來說，他們對于在出生證上取消籍貫欄目的強烈反應，折射出其對于“落葉歸根”和“落葉生根”的意識，也引起他對華人群體追溯“根”與“源”過程的探討。
新加坡
根據新加坡政府的人口調查，華人在新加坡總人口中長期占據70%以上。同時，在2020年的人口調查中，政府通過所謂的方言群（Dialect Group）的分類方式，將華人族群的人口分爲福建、潮州、廣府、客家、海南、福州、上海等群體。蔡教授指出這一政府定義的華人族群的分類方式隨著時代發展在變化：在20世紀以前，新加坡政府通過出生地與華人出口港來進行定義；20世紀以後，（華人居民）可通過申報的方式進行登記，這主要取決于他們對于籍貫的自我認知。蔡教授藉此分享了自己爲女兒登記出生的過程，他因自己講廣府話所以登記女兒的“Dialect Group”爲Cantonese（廣府）；但在他首次申請“回鄉證”（也就是現在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的前身）時，職員詢問到父母說什麽話時，在聽到潮州話的回答之後，職員就在證件上登記他的籍貫爲汕頭；最後，他的母親卻告知“什麽是汕頭，我們是澄海人”。由此可見，即使是在潮州這個標簽之下，也存在著不同方言區以及籍貫的認知；在不同的場景下，對方言和籍貫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在同一“方言”下，也可以是相互溝通困難的。如同樣在潮州方言區的潮陽、普甯、潮州之間；或同樣在廣府方言區的香港新界的圍頭話以及四邑話，都是難以相通。所以蔡教授認爲，怎樣理解方言與籍貫，正如我們怎樣理解原鄉一樣，清晰卻又模糊。因爲這與“誰”來說話有關。
第二個例子，蔡教授討論了新加坡政府處理非物質文化遺産的過程對社會認同産生的影響，非遺作爲一種軟實力，是可以用作從地域社會到國家之間不同層次的認知的工具。新加坡在2018年才成爲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産組織的公約國，2019年申請並在翌年通過“小販文化”成爲其第一個世界非遺項目。新加坡的非遺是由國家文物局負責，將新加坡的非遺項目分爲六類：（1）社會實踐、儀式與節慶活動、（2）有關自然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3）口頭傳承與表達方式、（4）傳統工藝、（5）飲食文化遺産、（6）表演藝術。至今新加坡共有101項國家級非遺項目，其中出現最多的是社會實踐、儀式和節日一類，占將近一半的數目。其中，和華人直接有關的非遺項目共有34項。此外，也有一些包括華人的跨種族項目，上述的“小販文化”就是其中一項。在華人的34項非遺項目中，有7項是華人的節日，另有13項是和華人節日相關或在節日時會出現的項目。2022年國家文物局在准備第二次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産時，選出10個候選項目。蔡教授說這些候選項目和小販文化一樣，強調彰顯新加坡“多元文化特色”，以及維持種族和宗教間的平衡與和諧的主旨。
新加坡小販攤位
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的定義中，對于目標項目的“保護”（Safegauarding）是指采取措施，確保非遺的生命力，這一過程包括確認（Identification）、立檔（Documentation）、研究（Research）、保存（Preservation）、保護（Protection）、宣傳（Promotion）、弘揚與傳承（Enhancement and Transmission）、振興（Revitalization）。基于此定義，對非遺的“保護”，蔡教授特別提出我們需要探究保護的傳統是什麽？是哪一時代、哪一地方的傳統？在新加坡保護非遺的脈絡中，其要保護的是新加坡國家的？華人整體的？是某一方言群的？還是特別的群體的文化遺産？例如，在談到如“出花園”這類潮州人的文化傳統時，蔡教授指出我們忘記了一些內部差異。對此，蔡教授又列舉了香港中秋節舞火龍的非遺項目，其中的子項目有大坑和薄扶林村兩個社區的舞火龍。而在新加坡的非遺項目的設計中，並沒有看到這樣的子項目的考量。在國家文物局的主導下，新加坡的非遺項目應該是“跨族群的”或是屬于“四大族群之一”的這兩個大類別，並沒有更爲深入地細分方言群和不同的地域社區。新加坡當局明白有些文化傳統並非源自新加坡，也並非新加坡獨有。新加坡政府的非遺部門強調非遺是人群的産物，是流動的、活動的和時常變化著的，因此需要保護的是非遺在新加坡獨特的表現和實踐方式。新加坡的非遺保護是一個更加傾向于同一族群的傳統的標准化的問題。
2019年9月12日，中秋佳節前夕，香港獨特的中秋傳統民俗活動“大坑舞火龍”在大坑上演。
在新加坡政府主導非遺進程之外，早在2004年，以前富士通工程師尤祥瑞爲代表的民間社會人士就對發掘和保護華人傳統文化産生興趣。國家文物局也因爲尤祥瑞積極參與文化遺産工作，邀請他擔任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的評審委員之一。在民間社會對于華人傳統文化的追溯中，蔡教授著重分析了武吉布朗山（Bukit Brown Cenmetery武吉布朗山墳場，簡稱BBC）運動的案例。
2011年9月，新加坡都市發展局宣布要遷移武吉布朗山中5000座墳墓用以建築公路。這一決定引發了一場保護武吉布朗山運動以及社會對城市發展與文化遺産保護的論爭。吳安全、吳安龍兄弟與一些義工組成了名爲布朗人（Brownies）的群體，以保護武吉布朗山。社會輿論發酵之下，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間，新加坡政府委托許耀峰博士記錄那些將會被拆遷的墳墓資料。但是民間發起的布朗人團體更聚焦于整個布朗山墳場所涵蓋的10萬座以上的墳墓，他們一面搜索記錄荒廢的、無人祭拜的墳墓；另一方面，他們從檔案中發掘這些逝者的資料，重新記錄新加坡先賢的曆史。在布朗人的搜索過程中，他們“發現”很多被忘卻的祖先：如義安公司的創辦人佘有進、鳳山寺的創辦人梁壬癸、峇峇富商徐炎泉的母親、富商葉玉桑、陳嘉庚的堂兄、詩人馮蕉衣，甚至是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外祖父一家四人的墳墓。這些發掘活動，經過社交媒體的廣泛傳播，以及電視、報章的報道，再經學會的推動，最終形成了這場拯救武吉布朗山的運動。2014年，運動發起人吳安全以尋墓人的身份獲選《聯合早報》6位年度人物之一；同年，武吉布朗山也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産觀察名錄。2016年，吳安全被英國廣播頻道BBC列爲全球50位最具啓發性人物之一；同年，中國中央電視台也拍攝了一部關于武吉布朗山及其尋墓運動的紀錄片。這場運動，不僅喚起新加坡對于先代名人的記憶，也帶動其後人以至相關的會館，重新進行上墳和祭祀活動。
武吉布朗山
然而，以都市發展爲名去遷拆墳山，並非新鮮事。20世紀之前，新加坡的墳山大致分布在市中心周邊，他們在戰後都被一一遷移，例如1950年遷移位于淡申路的廣恩山來興建陳笃生醫院，1951年遷移位于烏節路的泰山亭，如今烏節路已是新加坡最繁華的商業街。1970年之後，墳山逐漸設于市中心外圍的一些地區，下圖所示之中間圈層中有前述的武吉布朗山墳場；而在1973年，武吉布朗山附近的碧山亭也因新加坡政府收地被遷拆；2009年，屬于潮州人的廣孝山墳場是以都市建設爲名的最近一個被拆遷的華人墳場。
廣孝山墳場的遷移，許耀峰博士和猶他家譜學會也受到委托對墳墓資料進行記錄。2010年，新加坡共和國理工學院和國家圖書館也舉辦了一個相關的小型展覽會。相比于這些被拆遷的墳山（場），蔡教授提出如下問題，即我們需要探究爲什麽位于更接近市中心的武吉布朗山可以在都市發展下避免被拆遷的厄運？
上述墳山（場）的曆史命運、新加坡華人對于“根”與“源”的認識邏輯，和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産的發掘、保護和標准化的問題，蔡教授認爲可從新加坡的建國曆史和國策來分析這些案例的聯系。
戰後的東南亞國家普遍出現了民族獨立運動。從1965年新加坡建國至1985年這20年間，是一個統一語言的族群——華族建立的過程。新加坡政府在推廣華語的同時，認爲方言是自成幫派、相互對立的根源，因此放棄方言被視爲一種返本還原、尋根究底的正義之舉，符合統一國家、團結民族的使命。在此背景下，以方言爲重要溝通工具的會館及其相關活動變得沉寂，原來會館所發揮的照顧鄉親、籌款救國、養生送死、興學禮儀的功能也逐漸落寞，不被社會所需或爲國家所取代。蔡教授指出，從1985年成立的宗鄉聯合總會的地緣團體成立的年份來看，新加坡建國後的20年間，也是最少會館成立的年代。
1978年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在新加坡引發了一波尋根熱潮和商業貿易的契機。1976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首次訪問中國，意在打開中國市場，緩解樹膠、土産出入口、輪船轉運等商業困境。1990年代，新加坡政府逐漸開放華人到中國內地的限制，同時也主動和中國發展經貿關系。在此背景下，新加坡社會也掀起一波尋根的熱潮。蔡教授通過整理華文報章關于尋根的報道，總結出有6000余條與尋根有關的條目都是在1980年之後出現的。這些報道包括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台灣地區的政治人物回鄉尋根，也包括不少宗、鄉會館回鄉進行祭祖、尋根活動；同時，中國政府也支持並設計了專爲年輕人的“尋根之旅”。這些尋根熱潮促進了族譜、家譜的編修，在新加坡，方言群體通過展覽和表演讓年輕一代了解先輩走過的路。除此之外，原本沉寂的會館也因尋根熱潮而重新興旺，廟宇隨著中國內地祖廟的開放而重新聯系起來。認祖歸宗不僅限于血緣和地緣群體，也擴展到神緣群體。當方言成爲新加坡國內宗親團體與中國內地進行尋根、投資以及建立環球網絡的重要工具，新加坡政府也不能再抹殺方言存在的必要性。因此，與1970年代放棄方言的語調不同，1990年代，傳媒輿論認爲既要推廣華語，確保這是各籍貫華人語言溝通的重要工具，也要保留方言。
新加坡四馬路觀音廟前絡繹不絕的人群，每逢初一十五，大量大華人前來參拜。
在政府的支持下，1985年成立宗鄉總會。宗鄉總會成立的目的在于弘揚在地化的華人文化，並爲華人文化溯源。10余年間，宗鄉總會通過創辦會刊《源》、拍攝華族曆史紀錄片以及創辦文史資料中心等活動，來記錄新加坡華人的曆史，指導、制定新加坡華人的禮俗，說明華人的文化禮俗之源雖在中國，但華人的根應該在新加坡。傳統禮俗的保留應促進社會穩定與加強凝聚力，應爲新加坡國家服務，應致力于團結國家。
蔡教授認爲，新加坡政府對華語和方言的態度改變，引發如何去平衡華語和方言的問題。新加坡作爲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華人人口雖然占據多數，但自立國以來，都處于被種族和宗教包圍的地緣政治之中。面對1980年代以來中國市場的吸引以及民衆尋根熱潮，新加坡政府一直十分謹慎地處理各種族之間的情緒。
因此，新加坡在追求民族融合的過程中，一直強調新加坡華人是新加坡四大族群的支柱之一，是國族組成的重要部分。方言群體的尋根活動一定程度上會阻礙華族的塑造。既然無法取代方言，新加坡政府分割“根”與“源”也許是最妥善的方法。在無法避免溯源的情況下，國家強調華人的文化雖然源在中國，但在新加坡生根發展。尋找在新加坡生根、埋葬的先賢的武吉布朗山運動，以及強調文化的在地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産，爲新加坡政府提供了解決1980年代以來華人的“根”與“源”的困境的方法。即新加坡華人文化的源在中國是沒有問題的，但重要的是華人所帶來的文化在新加坡生根，在新加坡發展，並成爲新加坡獨特的文化。在新加坡政府看來，1980年代中期以來的尋根活動，其實是尋源的方法，新加坡華人還是要紮根本地。2018年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文物館開幕。在介紹碧山亭的旗艦活動的萬緣勝會時，把這原來是廣惠肇三屬人士舉辦的宗教儀式活動，強調爲不分族群、不分種族的，是已經超越了廣惠肇族群，達至各族群籍貫人士和諧共處理念的弘揚孝道的活動。這無疑也是配合了國家話語下的文化對應策略。
演講結束之後，廈門大學鄭振滿教授與蔡教授進行對談。鄭教授表示，演講著眼于新加坡華人對文化的追溯和政府對族群文化的定義的研究，在如今全球化、城市化的趨勢下，具有普遍性的參考價值，其指出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面對跨地域的人群遷移，他們同樣將自己的文化脈絡帶入到當地社會中，在推動城市建設的同時，或引發矛盾，或共融共存，一定程度上都可參照新加坡國家與社會解決問題的過程。另一方面，鄭教授提到在新加坡這樣一個種族多元的國家，除了政府政策對文化溯源産生的導向性作用，民間社會本身追溯文化的曆史過程同樣值得注意，尤其是談及宗鄉總會這樣一個同時帶有“國家”“民間”兩個標志的組織。他尤其感興趣如何去理解這一組織在應對國家引導文化溯源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例如，當新加坡社會以宗、鄉團體爲工具建立與中國大陸的聯系時，這種聯系是否反過來又對宗、鄉團體本身的發展造成影響？從1970年代會館沉寂至80-90年代會館、宗、鄉團體的興起，如何去理解這一時段下這些組織的發展脈絡？接著，他強調尋根活動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不僅是新加坡華人前往中國尋根，而且中國地方的一些宗族團體也通過新加坡獲得失散的族譜、禮俗儀式等。最後，對于武吉布朗山運動，鄭教授結合自己的研究經驗，指出這一運動和廣惠肇的祭祀活動存在一些相通的特點，荒廢的墓碑如何在社會運動的引領下重新進入祭祀的範圍，以及越來越多共同的、集體的祭祀活動，他們是祖先還是先賢？這一趨勢是否體現了一種共祖的現象？他認爲這或許表達了現下社會對祖先的新的理解，值得進一步探討。
對此，蔡教授認爲國家的政策影響到民衆對于文化溯源的看法，對于演講中提及的墳山、非遺、方言籍貫等問題，看似聯系程度不高，其實很大程度上受到國家話語的影響。社會對于文化根源的探尋，其實也不斷在影響國家對華人文化的看法，國家政策也在因應社會情況而不斷做出改變。宗鄉總會並非國家機構，是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及其他華人會館聯合商討建立並用于配合國家話語的産物。新加坡的國家文物局負責管理各種族的文化遺産中心或博物館，但華人的文化中心如唐人街的牛車水原貌館、南洋理工大學的華裔館卻在宗鄉總會的管理之下。同時蔡教授還例舉了在2015年，爲響應一帶一路政策，中國在新加坡開設中國文化中心；2017年，新加坡政府支持建立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從這些管理措施之中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一直在平衡各種族的關系。當然，雙向的尋根活動的確推動了新加坡宗、鄉會館的發展，在1990年代呈現出“文化複興”的現象，尋根活動尤其吸引了年輕人參與其中。
此外，香港科技大學廖迪生教授針對非遺如何作爲工具推動新加坡政府落實種族和諧的國策，香港城市大學程美寶教授針對新加坡華人的喪儀中的方言與儀式傳統等問題與蔡教授進行了討論。
就聽衆提及的不同區域方言群的發展路徑等問題，蔡教授也從自身經驗出發來討論普通民衆對政策的回應，他認爲國家所倡導的種族和諧、宗教和諧的話語，早已進入校園教育之中，以及普通人習以爲常的生活之中，是所有民衆再熟悉不過的社會公約。
本場演講呈現出在現代社會中傳統文化如何更新、改變與發展，其中對于大傳統與小傳統，地域文化與國家制度之間的複雜互動關系的討論極富啓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