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2002年12月5日，在深圳酒樓做廚師長的黃杏初生了一場大病。
黃杏初那年35歲，一直在深圳打工，原來是一名餐廳服務員，靠自學廚藝當上了廚師長，生病後他每天發熱、畏寒、全身無力，兩天後開始發燒，酒樓老板讓他去看醫生，36歲的黃杏初去醫院打了兩天吊針，還不見好，家裏人都說他撞了邪，便請假回到了老家河源市紫金縣柏鋪鎮，鎮裏的醫生繼續給他吊水，治療毫無效果，一周後病情加重，高燒不止，走不了路，12月15日被擡進了河源市人民醫院。
河源市人民醫院照看黃杏初的醫護人員，被他感染了同樣的症狀，大家才發覺他可能患上了傳染病。黃杏初此時呼吸困難、神志不清，被緊急送往廣州軍區總醫院進行搶救。
在廣州軍區總醫院裏，黃杏初靠著呼吸機躺了近一個月，2003年1月10日神奇痊愈出院。其後這種奇特的肺炎開始陸續感染到其他人，中山也發現了症狀，1月21日，廣東省衛生廳派出專家組赴被傳染的中山調查，第二天晚上，專家組成員就寫出長達五頁的報告，稱其爲非典型性肺炎，簡稱非典。
2月5日，黃杏初決定回深圳上班，繼續做大廚，因爲酒店要搬遷他沒有去，此時他聽說河源是非典的最早傳染地，河源有些醫護人員受到了感染，便有些懷疑自己，重新回到廣州軍區總醫院複查，才知道自己是第一例有報告的非典傳染源。
後來得知，黃杏初之所以患上這種肺炎，是因爲他在深圳酒樓做大廚時，有時要親手殺掉果子狸，將果子狸做成一道菜。
一直到2013年，才查知果子狸因爲吃蝙蝠，成爲病毒中間宿主，最早的病毒源頭，來自于蝙蝠。
但其實黃杏初之前就有人患上SARS，2002年11月16日，順德的一名廚師在佛山第一人民醫院肺炎確診，不過當時還不清楚這就是非典，也沒有感染記錄，並未報告在案。
如果再往前一點，1950年代中國就出現非典型性肺炎的記載，《針灸醫案集要》第一章第六節《傳染疾病》就有詳細記錄發病症狀和治療過程。
因爲食用野生動物，非典可能一直存在，只是在古代應該被當成了瘟疫或者撞邪。
貳
黃杏初大難不死，于1月10日出院，但在一月底，非典就開始在人群悄悄傳播。
廣州中山二院成爲非典傳播的一個重要節點。
2003年1月31日中午（除夕），廣州中山二院來了一名44歲的周某，此人原在廣州荔灣區做海鮮批發生意，當時病情嚴重，高燒咳嗽，一口一口咳出血痰，呼吸困難，肺部X光片顯示絕大部分肺野已經被病竈占據，隨後他被安排在嶺南樓12樓病房。
周某只在廣州中山二院呆了24小時，可能因爲嶺南樓通風欠佳，更易傳染，接觸過他的人，包括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呼吸科主任、醫生、護士、實習醫生、護理員、配餐員、清潔工、救護車司機陸續一共感染了67名醫護人員，整個中山二院呼吸科都倒下了，幾乎全軍覆沒。
中山二院
這就是爲什麽在2020年新冠肺炎發生時，鍾南山一直說的擔心超級傳染者的原因。
2月1日上午10：15分，中山二院決定將周某轉診至中山三院，司機範信德在上午10：40將他送上救護車，當時他戴了三層口罩，病人上不了車時還上前幫扶，後因病人在車上嘔吐，範信德回來後拆洗坐墊被子，但在洗車時沒有戴口罩，可能因此而感染。
大年初二範信德開始發燒，5號被確診爲非典，18天後範信德病逝。
範信德是廣東省抗非典時犧牲的第一名醫務人員。
周某被送到中山三院後，由53歲的鄧練賢主任帶隊負責治療，下午四點時病人缺氧，渾身發紫，救治組決定給他氣管插管，用呼吸機輔助治療，在手術時，一股帶血的泡沫狀痰液突然從插管噴到天花板，四下飛濺，醫護人員的頭臉、身體被濺得斑斑點點。
醫護人員本應該及時消毒，但當時一旦松手，撬開病人喉嚨維持通氣的儀器便會松脫，病人會因缺氧呼吸衰竭而亡，醫護人員不顧及自己的安危，又花了兩個小時搶救周某，在呼吸機的輔助下周某症狀得到改善，醫護人員這才退出去清理消毒。
晚上9點多周某呼吸終于順暢，並于3月3日康複出院。
但照顧周某的二十多名醫護人員，全部病倒，2月3日鄧練賢全身酸痛發燒，2月5日查出肺部出現炎症陰影，4月21日下午殉職。
中山二院和中山三院的醫護人員後來回憶說：第一批醫護人員倒下了，第二批醫護人員爲救治戰友又倒下了，第三批人沖了上去，又有人倒下……因爲天天有人倒下，最後共有93名醫護人員病倒。
周某在中山二院帶去的病毒，又被醫院的醫護人員，不小心帶到了香港。
周某在中山二院所住的嶺南樓12樓，除了呼吸內科，還有腎內科。腎內科有一名64歲教授的劉劍倫，因爲他醫術高明，被醫院返聘回來，每天要接診上百名病人。
劉教授後來說，可能是周某感染了醫院同事，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又被同事感染。
劉教授2月中旬開始發燒咳嗽，他當時去照過肺部X光片，沒找到什麽問題，遂以爲只是普通感冒，沒有太在意。
2月21日下午五點，劉劍倫夫婦來到香港參加妹妹孩子的婚禮，入住九龍三星級京華酒店9樓911號，他在這裏只住了一夜，共17個小時，卻由此引爆了香港和全球的部分SARS疫情。
三
劉劍倫是2月22日病發，突然高燒，上午十點退房，去了只有五個街口遠的廣華醫院急診室，他說自己曾患肺炎並已愈痊，三天前已開始有發燒、心跳及呼吸困難等症狀。
廣華醫院給他拍了X光片，看到肺部明顯的SARS症狀白色斑點，劉劍倫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治療過的一位醫生說：“這時，他相信自己得的是非典了，他也很害怕。”
中山二院院長黃洪章聽說劉劍倫患上非典後，趕緊與另一位專家趕赴香港廣華醫院，中山二院這時候已經收治近百名非典患者，對治療非典有了一定心得，因此黃洪章建議使用在中山二院已經實戰過的一套有效的治療方案，包括注射腎上腺皮質激素等，但香港醫生不敢采納這種方式，因爲香港有嚴格的用藥制度，面對從未見過的新病，醫生們害怕承擔責任，沒有人敢試，不像內地治療疾病時醫生相對靈活。
2月23日上午，劉劍倫病情加劇，上了呼吸機，並從此神志不清，于3月4日病逝。
劉劍倫的太太也染上了非典，女兒將她接回到廣州在中山二院治療，最終康複。
劉劍倫不知道的是，他在入住京華酒店的17個小時裏，一共感染了9樓的16名客人，當中有6人是外國人。廣華醫院也有一名醫生和五名護士受感染。
京華酒店的15名感染者，引發了一條長長的感染鏈，影響到了全球的SARS疫情。
劉劍倫在入住京華酒店後，與其他客人並沒有過實質性接觸，有些根本沒有見過劉劍倫，而SARS主要傳播方式是經空氣飛沫傳播，這些人是怎麽被傳染到的？
根據事後環境測試推測，劉劍倫曾在酒店嘔吐，酒店工作人員在清掃地毯上的汙物時，真空吸塵機將病毒散播到了空氣中，而酒店老式的中央空調又將病毒傳播到了整層樓的所有房間，使整層和劉劍倫素未謀面的房客和來過這層的人都受到了感染。
2003年4月，已經確定京華酒店傳播方式的衛生部下達緊急通知，非典預防場所，以及有非典病人的場所，嚴禁使用中央空調。非典之後，政府也下達通知，所有的中央空調出廠前必須加裝空氣清潔消毒裝置。
2020年新冠肺炎爆發後，有要求患者盡量不呆在有中央空調的地方，這些都是血的教訓換來的。
劉劍倫入住當晚，住在904房間的是一名78歲的加拿大老太太，2月23日她乘飛機回到多倫多，感染了身邊的人，一周後她與兒子雙雙病逝。他們去逝前在醫院裏感染了一名菲律賓護工，這名護工回家過節時，又將非典帶到了菲律賓。加拿大到5月份時，非典感染了148例，死亡26例。
住在938房間的是兩名來香港旅遊的新加坡女生，回到新加坡後兩個女孩先後住院，當中一名叫MOK的女生感染到了她父母、牧師、奶奶、舅舅、四位護理，最後她的父母、牧師、舅舅全部病逝。新加坡到5月份時，非典感染206例，死亡31例。
9樓房客裏還有一名26歲在香港機場工作的本地男子，潛伏期比較長，3月5日才開始發燒，在香港威爾士親王醫院8A病房住院治療時，醫生采用了噴霧式藥物療法，導致病人飛沫感染了十幾名醫護人員，病毒就此在醫院傳播，最後一共感染了115名醫護人員，威爾士親王醫院淪陷，也重新帶來了兩條傳染鏈，一條是北京人李某來醫院探望生病的兄長時被感染，3月15號乘飛機回北京時，感染了飛機上的16人，在北京鋪開了16條感染鏈。另一條是3月13日，有一名33歲患有慢性腎衰竭的病人來醫院住了一晚，他是做腎透析需要驗血，也被傳染（免疫能力差），但他自己並不知情，看完病後，他前後四次去了香港淘大花園E棟哥哥家。
這名病人因爲腹瀉，使用了親戚家的馬桶，大量病毒隨著糞便進入汙水管，因爲淘大花園E棟地漏水封只有3CM，春天時會蒸發掉，大部分房間地漏水封幹涸，喪失隔氣作用。
病毒便隨著空氣進入從汙水管進入淘大花園各戶人家，新的感染人群再次發生腹瀉，新的病毒又加速了傳播。
最後整個淘大花園總共有331人感染非典，當中41%居住在E棟，整個小區有42人死亡，22人屬于E棟住戶。
這便是著名的香港淘大花園事件。
不過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曾在5月2日發表過一份調查報告，稱威爾士親王醫院當時爆發時，已經有至少三個源頭在香港，淘大花園的源頭，並不一定是劉劍倫教授。
雖然客觀上是劉劍倫醫生將病毒帶去了香港，但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他是一名醫生，是在工作環境中被感染的，醫護人員在非典期間損失慘重，但他們沒有因爲有危險就逃避職責，不管這名醫生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烏爾巴尼醫生就是面對非典時，偉大醫護人員的代表之一。
劉劍倫入住的京華酒店911號房間的正對面，是910房，這間房住著一名叫Johnny.Chen的美籍華裔商人，他從上海取道香港前往越南河內。
到達河內後Johnny.Chen開始發燒，2月26日到河內條件最好的南城近郊越法醫院就診，當時他高燒40度、幹咳、肺部有大面積陰影，並大量嘔吐帶血粘液，醫院剛開始以爲他是禽流感，使用了各種抗感染藥物都沒有療效，眼看他病情愈發嚴重，便向世界衛生組織駐河內辦事人員求助，時年46歲的意大利醫生烏爾巴尼聽到消息，于28日趕到醫院。
烏爾巴尼是2000年被世衛組織派遣到河內的，主要在這裏負責學齡兒童的寄生蟲防治，來到越法醫院，起初他也誤以爲是禽流感，但3月5日開始，五名醫護人員開始發燒，3月6日，又有六名醫護人員出現同樣狀症，烏爾巴尼察覺到是Johnny.Chen感染到了其他人，這種病毒與以前見過的病毒不同，他讓醫院采集病人血樣與咽拭子，並稱這種病毒爲“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英文全稱是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爲SARS。
烏爾巴尼對SARS病毒高度警惕，他要求封閉越法醫院，對被傳染者進行嚴格的隔離治療，及時阻止了非典的再傳播。同時他還對世衛組織發出警告，3月7日世衛組織啓動了全球暴發性疾病警告及回應網絡。
烏爾巴尼並不是呼吸系統專家，他只是兒童寄生蟲病專家，他當時完全可以離開越南，遠離危重感染源，他妻子也屢次勸他回國，爲三個小孩著想，他說“我來這裏幹什麽的？難道我們是來參加雞尾酒會的嗎？”，醫院針對當時可怕的疫情，對醫務人員給出“可以不來上班”、“報名參加搶救小組”的選擇，有部分醫護人員真的不敢來上班了，烏爾巴尼卻每天在醫院裏記錄症狀、采集血樣。
3月11日，烏爾巴尼要去泰國曼谷參加一個會議，在飛機上他就感到了不適，發起了高燒，這時烏爾巴尼意識到自己也被感染上了非典，下機後主動給醫院打電話在要求隔離，救護車在一個半小時才趕到機場將他送往醫院，烏爾巴尼也打電話給自己妻子，他說：“把三個孩子帶回意大利，我被感染了，也許生命就要終止。”
3月29日，烏爾巴尼在曼谷病逝。
劉劍倫感染圖
正是由于烏爾巴尼的及時警告，越南在4月8日便控制住了疫情，只累計發現63例非典，死亡5例，烏爾巴尼拯救了越南及東南亞很多平民百姓的生命，爲了紀念他，世衛組織將非典定名爲他記錄疾病時采用的名字：SARS
而Johnny.Chen，最後要求返回香港治療，回到香港後病逝。
肆
非典繼續在全球肆虐。
3月16日，北京中醫院大學附屬東直門醫院也爆發了北京第一名“毒王”。
對，他就是前文提到的，在香港威爾士親王醫院探望哥哥後回到北京的李某。
李某時年70多歲，3月15日從香港乘CA112航班飛到北京，在飛機上他就開始發燒咳嗽，晚上八點直奔北大醫院，但門診醫生給他診斷爲重感冒，只開了點普通感冒藥就回家了，不過高燒一直不退，家屬問起他的行程，他才想起來去過有非典傳染的威爾士親王醫院，一時十分緊張，吃完早飯就直奔東直門醫院。
30多歲的中醫碩士劉清泉在上午十一點半接待了他，聽他陳述完病情，拍完X光，看到雙肺發炎，馬上意識到這可能是非典，並打電話給廣東醫生問詢了一些關于非典的信息，李某下午病情就開始惡化，呼吸衰竭、體溫增高，三天後不治身亡。
但東直門的五位醫生、六位護士被李某感染，劉清泉也在此例。
劉清泉住院期間，她剛做完癌症手術的太太怕他吃不慣醫院裏的飯菜，過來給他送過兩次粥，也因此感染上了非典，3月28日在北京佑安醫院就診，劉清泉免疫力強，三天後退燒，便也要求去佑安醫院參加救治工作，他跟佑安醫院領導商量：“讓我幫你們一起治療吧，我熟悉急診搶救和呼吸機，他們都是我的同事，其中還有我的愛人。”可惜他太太日漸病重，上了呼吸機，很快說不出話來，只能靠寫字交流。
昏迷前，他太太寫下幾段話：
第一．你以後要幹呼吸科大夫。第二.你要繼續研究這個病，人沒有肺，太難受了。
劉清泉太太于4月19日上午7點去世。
被李某感染的，不僅是東直門醫院的醫護人員，還有飛機上其他16名乘客，加上其他渠道的感染者進京，北京的SARS疫情也就此炸開。
劉清泉後來一直在佑安醫院做志願醫生，他說，我跟非典有了私仇。
伍
在劉劍倫赴香港之前九天，中國男足國家隊與巴西國家隊還在廣州舉辦了一場友誼賽，現場五萬人球迷進場觀看。幾天後，羅大佑在天河體育館的演唱會也如期舉行。
非典的有些問題，是人爲因素存在。
SARS病毒不是普通的病毒，據鍾南山回憶：“2003年1月28日，有關權威部門到廣州，要求我們糾正錯誤的看法，提出這次（疫情）病原是衣原體。”
鍾南山覺得很奇怪，衣原體不可能這麽難治，也好得快，不會傳染這麽快，他不太同意，堅持自己的觀點，挽救了很多病人生命。
但是2002年2月18日的《新聞聯播》，還是宣稱非典型肺炎的病原找到了，“基本確定爲衣原體”。
後來事實證明，這是新型冠狀病毒（2020年的肺炎是另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肺炎，不是衣原體。
一直到2003年4月12日，鍾南山負責的聯合攻關組宣布，SARS的真正原因可能是冠狀病毒變種，4天後，世衛組織確認了這一信息。
4月上旬時，衛生部還說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北京解放軍301醫院退休醫生蔣彥永從309醫院得到了一些數據，感覺問題要嚴重許多，4月4日蔣彥永給中央4台和鳳凰衛視發電子郵件陳述情況，但沒有回複，4月8日，《時代周刊》記者Susan Jakes深夜找到他要求采訪，第二天在網絡發表了《北京遭到SARS襲擊》的新聞，世衛組織提起旅遊警告，世界媒體紛紛指責中國政府，中國也承認暴露了中國醫療體制中存在的衆多問題和漏洞。
這一段時間的上下隱瞞，使全社會放松了對非典的警惕，也使更多醫務人員倒在了病毒前。
到4月10日，全球已有19個國家和地區發現SARS，4月底，全中國有疫情報告的省份達26個。
剛好在4月10日上午10時30分，國務院新聞發布會召開，鍾南山在現場說了些與世衛組織溝通良好的場面話，第二天又開了個小型發布會，只有70多人到場，在座領導比較少，記者們提出各種尖銳問題，鍾南山終于忍不住爆發：
“什麽現在已經控制？根本就沒有控制！”
“事實的真相是：疫情還在蔓延！醫護人員的防護還沒有到位！病原體還沒有找到！”
現場記者一片嘩然。
4月20日後，國務院公布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件》，又經過七天七夜的建設，建好了小湯山非典專科醫院，這座醫院在兩個月裏，收治了672名非典患者。
北京小湯山模式也在2020年被武漢學習，因爲這次感染人群更多，搶建了“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專門用來收治重症新冠肺炎患者。
陸
四月底的時候，北京開始采取隔離，五一提前放假，然後是各種牛鬼蛇神的小道消息滿天飛，什麽吃鹽可以治非典，燒醋能殺非典，板藍根可以提高抵抗力，民衆們將鹽、醋、板藍根一搶而空，一袋板藍根從10塊錢一下飙到30－40元。
超市裏的食物也被一搶而光，小超市裏的方便面提價5倍都有人搶，街上也沒有人，到處空蕩蕩的。
17年後，幾乎所有情節都在中國再次上演，只是北京換成了武漢，板藍根換成了雙黃連，部分領導換了個名字。
到了這一次，又是鍾南山前往疫區救場，只有他的年齡，從67歲，變成了84歲。
醫護人員們也沒有變，前面刀山火海，他們也毫不猶豫沖了過去。
通過強有力的隔離，以及糖皮質激素療法，加上溫度的升高，非典在2003年6月得到控制，6月24日，WHO將中國大陸從疫區中除名，7月13日，全球不再增加新增病例和疑似病例，疫情基本結束。
爲了救命，部分患者采用糖皮質激素療法後，留下了後遺症，主要是肺纖維化和股骨頭壞死，那些後遺者患者，有的不能走路，有的要拄著拐杖，有的腿疼得厲害，有的完全喪失勞動能力。他們要吃下大量的藥，“吃藥比吃飯還多”，如果是股骨頭壞死，還要每年注射一次玻璃酸鈉，這是一種骨骼潤滑劑，注射時，醫生要將針頭深深紮入肩部關節的骨縫中，疼痛鑽心。
最後要說的是，非典期間，受感染的病人裏有20%是醫護人員，共有約1000人受感染，非典死亡人數中1/3是醫護人員，當中包括許多業界醫療精英，估計約爲117人。
2020年由武漢爆發的新冠肺炎，截止到2月11日的統計，共有1716名醫護人員感染，5人死亡。
無論是2003年，還是2020年，17過去了，一代又一代的醫護人員，無論前面有多少危險與痛苦，爲了保護民衆的生命健康，都頭也不回地沖到了最前線。
他們是穿上白色長袍的戰士，他們氣壯山河，他們無所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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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風窗》
《科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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