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者說】
作者：馮苓植（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名譽委員、原內蒙古作協副主席）
夜讀北京大學出版社寄來的三卷本大作《徐悲鴻時代》，竟夜不能寐、感慨頗多。遙想20世紀80年代末，北京電影制片廠有位知名的文學編審，曾約請我寫有關徐悲鴻先生的電影文學劇本，並稱已得到廖靜文先生的同意也願接受采訪。但面對這樣一個承前啓後的文化巨匠，而我又從未涉獵過美術領域，最終還是知難而退地婉拒了。但還是留下深深的遺憾，錯失了解一位當代卓越美術大師的良機，成了我一個永遠的心結。
現在好了，進入21世紀20年代初秋的收獲季節，終于有一位集畫家、學者、作家于一身的夏桂楣先生來替我打開了心結，他的三卷本大作《徐悲鴻時代》使我在耄耋之年總算了結一樁心願。細細品讀，似把我帶進了那個洪荒年代。
徐悲鴻正在創作《毛主席在人民群衆中》。
鵬程萬裏的鴻鹄之志
徐悲鴻生于亂世。他的父親徐達章是江蘇宜興屺亭橋一位鄉土畫家，有著很深的國學和繪畫造詣，憂國憂民。嚴格的家教，加上深陷在那種社會環境中，使得徐悲鴻一出世便形成了悲憫性格——將他的名字“壽康”改成了“悲鴻”，從而將自己的命運與水深火熱的中華民族命運緊緊捆綁在一起。
徐悲鴻沒有進過官學，用他自己的話說：“少年也曾錐刺股”。在父親的教誨下，兩歲半開始識字，六歲便能念誦詩書，每日誦讀數段，然後在父親的指導下執筆研習書法。徐達章雖然早已看出了童年悲鴻在繪畫上的靈氣，卻想讓他打下堅實的文化基礎再學繪畫。徐悲鴻不負父望，從儒家經典入手，打下的堅實國學基礎，深深影響了他的一生，成名之後的代表作《田橫五百士》《九方臯》《徯我後》《愚公移山》《山鬼》等，無不取材于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如果沒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對儒家學說的透徹理解，是很難完成這些巨制的。
徐悲鴻在自學成才的道路上無疑充滿著艱辛，14歲時，屺亭橋發生了幾十年不遇的大水患，糧食絕收，生靈塗炭。他便跟隨父親流落宜興鄉間，以給人畫肖像、神像、山水、花鳥動物，刻印章、寫對聯，收取薄銀，養家糊口。由于長期在外飄零，過著落魄的生活，1909年冬天，徐達章身染疾病，全身浮腫。在顛沛流離中雖也求醫問藥，可仍然不見好轉，無奈年底便返回故裏。父親臥床，家庭生活的重擔全部落在少年悲鴻身上。盡管如此，他仍然不辍自修，並負笈入宜興中學半工半讀，課余常爲同學、同事及親友繪制肖像、中堂、扇面，且分文不取。
徐悲鴻第一次赴上海求學，但卻因世態炎涼衣袋空癟而返回故裏。兩年之後，徐達章的病情終告不治。後來，他在《悲鴻自述》中說道：年十九，先君去世，家無擔石。弟妹衆多，負債累累，念食指之浩繁，縱毀身其何濟。可見，父親去世之後家庭的貧困和徐悲鴻痛苦的程度。如果換成一般人，遇到如此窘迫情況，也只能是維持現狀，艱難度日，以求溫飽。然而，徐悲鴻的意志卻並未因此而泯滅，他那鵬程萬裏的鴻鹄之志也並未因父親的棺木被黃土掩埋而化爲烏有。
《徐悲鴻時代》（三卷本）夏桂楣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1915年6月，徐悲鴻辭去彭城中學、女子學校和宜興女子學校三校的教職後，便收拾行裝再赴上海。臨別時，宜興女子師範國文教員張祖芬手持送給他的《韓昌黎集》說道：“今君毅然去，他日所跻，正未可量也。”徐悲鴻聽了張祖芬的話非常激動。張祖芬看著他臉上無比堅毅的表情接著說道：“你年輕聰敏，又刻苦努力，前途未可限量。我希望你記住一句話，‘人不可有傲氣，但不能無傲骨’，願受鄙言，敬與君別。”人生得一知己足者矣！張祖芬最後的一句話讓徐悲鴻牢記一生，簡直成了他的座右銘。直到生命的晚年，他仍然帶著溫情的口吻說道：“張祖芬先生可稱我的第一位知己啊！”
師生相承的藝術交往
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徐悲鴻由于繪制倉颉像的成功而圓夢哈同花園——進入震旦大學學習法語准備出國留學。在這裏，他結識了康有爲、王國維、陳三立、蔣梅笙等知識淵博的國學大師，聆聽他們的教誨，這無疑提升了他的人生起點。
徐悲鴻終于獲得了赴法留學的官費名額，可求學的道路並不平坦。他的第一任妻子徐周氏病逝後，蔣碧薇與他私奔赴日本遊學，繼而開始了陪伴他八年的法國留學生涯。他用一個人的官費奮力支撐著兩個人的生活。由于國內戰亂不斷，官費往往不繼，他只能餓肚子堅持作畫，致使他患上了攜帶一生的胃疾。最後，他和蔣碧薇完全斷炊，他不得不兩次東渡新加坡籌款，不然，就會流落巴黎街頭……徐悲鴻終成大業，便馬不停蹄地開始了報效祖國的奔騰：就像駕駛一艘開足馬力的大船，乘風破浪，沿途載上衆多願與之同謀者，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藝術救國活動。
可以說，徐悲鴻真正的揚帆起航達到高峰，還應該從留法歸來算起。1927年，徐悲鴻任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並與田漢攜手創辦南國藝術學院，兼美術系主任。他說：“我的教學爲第一，書法爲第二，繪畫爲第三。”可見，他把發現人才、培養人才放到了第一的位置，也就是說，他把美術事業的發展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然後才是個人創作。
徐悲鴻作品
在這年招收的學生中，徐悲鴻發現了兩位天才：一位是一年前經嶽父介紹的王臨乙，具有雕塑方面的才能；另一位是呂斯百，具有繪畫方面的才能。徐悲鴻最慧眼識英才的故事也發生在南國藝術學院主持畫科時，1928年10月的一天，商務印書館的黃警頑，把二十四歲的蔣兆和領進徐悲鴻在上海霞飛坊99號的家門。徐悲鴻看了他的畫後激動不已，似乎遇到了同宗同源的弟兄，上去一把抓住蔣兆和的手，拉起來就走。徐悲鴻把蔣兆和拉到他在南國藝術學院的畫庫，讓他浏覽自己從日本和法國帶回來的世界美術精品，以及自己的創作。而且讓他在畫庫裏住了下來，一住就是兩年。蔣兆和就像徐悲鴻當年住進康有爲的辛家花園浏覽他的圖書和收藏一樣，盡情飽覽徐悲鴻的圖書和作品。兩個人還經常在一起談論中國畫改革和發展的路子，從而使蔣兆和堅定了在現實主義道路上發展的信心——將中國畫特有的造型魅力最大化，躍入寫實主義的行列中。1929年，蔣兆和的兩張人體變形畫參加了第一屆全國美展。同年，他的《黃包車夫的家庭》展出，在美術界引起轟動。齊白石在看了蔣兆和的《賣子圖》後極爲贊賞並爲其作詩曰：
妙手丹青老，工夫自有神。
賣兒三尺畫，壓倒偕山人。
迄今爲止，在我們民族的繪畫史上，還沒有任何一位藝術大師能像徐悲鴻那樣在山河破碎，顛沛流離中，百折不撓地發現、培養、團結了那麽衆多的藝術家，進行著艱苦卓絕的藝術教育。這些藝術家有一百多人，如齊白石、張大千、傅抱石、吳作人、蔣兆和、李苦禅、李可染、宗白華、徐志摩、田漢、郁達夫、盛成、常書鴻、滑田友、陳子奮、李桦、艾中信、董希文、羅工柳、尹瘦石、王式廓等。
徐悲鴻（下坐者）與張大千（上坐者）帶學生赴黃山寫生。
用藝術表達家國情懷
《徐悲鴻時代》對上述這些藝術家群體做了細致探索與描繪，對人物的師生相承、藝術交往、矛盾糾葛、愛恨情仇等細節都娓娓道來，讓讀者從各方面了解這些藝術家。突出他們業精于勤、精益求精的藝術追求精神，也突出了他們作爲較早放眼看世界的人所具有的開放意識，以及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對祖國的熱愛、忠誠。面對民族危急存亡，他們在憂國憂民的同時也沒有忘記自己肩負的責任，即便是用藝術也要表達他們的家國情懷。從這些藝術家的身上，感受到的不僅是對藝術的渴求，更是對國家、對民族的熱愛。同時也會增長許多藝術情操。
在日寇鐵蹄踐踏祖國，民族存亡的危機時刻，作爲白面書生的徐悲鴻，毫不猶豫地挺起他那單薄的脊梁，將生死置之度外，奔赴新加坡進行籌赈展覽，將獲得的數百萬計的資金用來支援抗戰；爲了保護南京古城牆，他竟然冒著生命危險與當時中國的最高權力者蔣介石較勁；爲了營救田漢，他居然卑躬屈膝忍辱負重，與自己不喜歡的持不同政見的張道藩、葉楚倫進行百般周旋。
“一·二八”事變，在日軍的轟炸下，上海閘北變成了一片火海，屍骸遍野，滿目瘡痍。正在上海美專任教的蔣兆和參加了十九路軍的宣傳隊，在彌漫的硝煙中，完成了蔡廷锴將軍和蔣光鼐將軍的肖像後，便繼續爲街頭的窮苦百姓畫速寫。之後，創作出《賣小吃的老人》《朱門酒肉臭》《縫窮》《賣報童》等一批驚人之作。蔣兆和所繪的蔡將軍和蔣將軍的油畫像由上海良友出版社出版，創造了當時發行量的最高紀錄，對于正在進行抗戰的軍民，起到了鼓舞士氣的作用。
曆史和藝術的真實再現
在近現代繪畫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人的情感深處遭遇過徐悲鴻那樣的苦難，而且將自己的苦難與整個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憂國憂民；更沒有人像他那樣“生性拙劣，愛藝術入骨髓”，川流不息，給後人留下了數以萬計的藝術珍品，對于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精神素質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徐悲鴻時代》不僅是首部全景再現徐悲鴻及其藝術家朋友圈命運變遷的史詩性作品，也是一幅描繪藝術家的群像畫卷。本書雖然可以當作曆史演義來看，但卻嚴格按照曆史資料來塑造人物，沒有憑空臆測，具有曆史和藝術的真實性。徐悲鴻是本書傳主，將藝術家的故事串連起來，主線和支線穿插，支線和支線彼此呼應，形成了較爲完整的敘事結構。人物命運傳奇生動，語言流暢淺顯形象。有一些學問、有許多藝術，有一些趣味、有許多傳奇，吸引人閱讀，也能陶冶藝術情操。讀後感受到的不僅僅是對藝術的渴求，更是對國家、對民族的熱愛。同時也會增長許多藝術知識，提高藝術素養，對近現代藝術的發展有一個清醒認識。
《徐悲鴻時代》是對徐悲鴻所生存的整個時代的梳理和描繪。本書不論是作爲藝術家人物群體傳記，還是作爲藝術史的一個窗口，讓人感到受益匪淺。徐悲鴻的卓爾不群，早已被世人所公認。徐悲鴻不僅屬于他的那個時代，而且屬于整個國家、整個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世界；屬于被他感動同時也對他無比崇敬和熱愛的人。
（本文圖片均選自《徐悲鴻時代》）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04日12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