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岩：從俄烏沖突看非國家行爲體的作用與影響
作者：李岩，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來源：本文原載于《現代國際關系》2022年第4期的俄烏沖突欄目。現代院微信公衆號現推出此文（無注釋版，文章內容及文字均以正式出版期刊爲准），以飨讀者；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內容摘要
俄烏沖突不僅是冷戰結束之後罕有的歐洲大國直接軍事沖突，導致西方國家與俄羅斯的激烈對抗，也引發國際資本巨頭、小微科技企業、新興國際化平台、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爲體的廣泛介入，凸顯了非國家行爲體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與影響呈現出新的態勢。非國家行爲體受益于全球化發展與數字化時代的加速演進，通過介入國家間競爭、參與全球治理進程、影響輿論思潮對國際格局産生重大影響，愈發成爲影響百年變局的重要變量。非國家行爲體作用的上升，對于中國拓展實力、維護國家利益與安全均有諸多啓示意義。
俄烏沖突驟然爆發，成爲攪動國際局勢的重大事件。就其深遠影響而言，此次沖突是冷戰結束之後影響國際格局走向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事件之一。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以國際資本巨頭、各類小微科技企業、新興技術平台組織和跨國公司等爲代表的非國家行爲體，在此次沖突中發揮了引人注目的獨特作用，成爲影響局勢走向的關鍵變量之一。這些非國家行爲體作爲數字化時代全球力量分散化和多極化的重要體現，愈益成爲介入國家間競爭、參與全球治理、影響國際思潮的重要角色。在百年變局大背景下，非國家行爲體的崛起，將對傳統上以國家行爲體爲主的國際關系實踐産生深刻影響，亦將觸發各國對應對國際競爭、維護國家安全的新思考。
一、非國家行爲體在俄烏沖突中的作用
此次俄烏沖突是冷戰結束之後罕有的歐洲大國之間直接爆發的軍事沖突。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的國土面積、人口規模、綜合國力、地緣政治影響力等諸多因素，加之西方國家聯合一致的廣泛介入，使得這場沖突更具有濃烈的大國沖突、大國爭鬥色彩。與此同時，隨著諸多非國家行爲體逐漸在此次沖突中發揮重要作用、扮演關鍵角色，並與傳統的國家行爲體産生複雜互動，這場沖突也愈發具有新型國際沖突的顯著特點。目前而言，非國家行爲體在俄烏沖突中展現的突出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國際資本巨頭成爲影響俄烏局勢走向的關鍵力量之一。過去數十年來，國際資本巨頭在國際社會中發揮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是直接顯著地介入重大國際事件乃至戰爭行爲的案例並不多見。而在此次俄烏沖突中，國際資本巨頭從一開始就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例如，新近以2190億美元淨資産登上《福布斯》雜志“全球億萬富豪榜”首位的特斯拉公司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ElonMusk），在沖突爆發之初就利用其掌握的技術資源爲烏克蘭提供直接支持。馬斯克公開發聲支持烏克蘭，呼籲“北約各國不要讓普京獲勝”，憑借其巨大的國際影響力引導輿論風向。馬斯克旗下的太空技術探索公司（SpaceX）在沖突爆發之後第一時間便向烏克蘭捐贈了數千台“星鏈”（Starlink）衛星互聯網接入終端，不僅保障了烏克蘭民衆仍可使用互聯網，還爲烏克蘭軍隊的無人機攻擊俄羅斯坦克提供了精確引導。在一場現代化的大國沖突中旗幟鮮明的站隊、出錢出力，對于通常在政治問題上保持中立的國際資本巨頭而言是較爲罕見的事情。
再如，俄羅斯富翁羅曼·阿布拉莫維奇（RomanAbramovich）甚至直接充當了沖突調停者角色。從3月初開始，阿布拉莫維奇便開始參與俄烏談判的組織協調工作，俄羅斯總統普京親自批准其參與談判。阿布拉莫維奇不僅高調現身談判現場，還屢屢往返于伊斯坦布爾、莫斯科和基輔之間，爲普京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傳遞信件。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公開贊揚阿布拉莫維奇在致力于結束沖突方面發揮了“有益作用”。阿布拉莫維奇在俄烏談判中發揮的上述作用，也促使英國和歐盟在針對俄羅斯富豪的廣泛制裁中對其網開一面。阿布拉莫維奇作爲俄羅斯人，長期定居英國，並因其作爲英超切爾西足球俱樂部的老板而在西方社會享有廣泛聲譽，這種雙重身份是其能夠在俄烏沖突中發揮作用的重要原因。
從馬斯克和阿布拉莫維奇的案例可以看出，當前國際資本巨頭已然具有了新的行爲特點，他們不僅坐擁富可敵國的巨額資産，而且善于運用其掌握的經濟資源、國際人脈和輿論影響力來尋求發揮國際政治作用，從而正式登上大國博弈的舞台。
第二，小微型科技企業直接爲烏克蘭提供戰場服務，影響戰爭進程。伴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演進，小型、新興的科創企業在全球範圍內雨後春筍般湧現，與科技巨頭一道成爲帶動科技發展的重要力量。據統計，在美國加州高科技帶，小型科技企業數量過萬，占全部科技研發投入的37%，成爲諸多顛覆性技術的開拓者。在此次沖突中，西方國家的小微科技企業依托其掌握的衛星圖像、人臉識別、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能力，或主動或被動地直接卷入了戰爭進程，發揮的作用可謂史無前例。
一些成立時間很短的美國地球觀測公司，公開宣稱向烏克蘭提供衛星圖像服務。成立于2016年的美國公司Capella、MaxarTechnologies和PlanetLabs等不斷利用衛星圖像實時更新戰場態勢，並將俄羅斯坦克和裝甲車縱隊挺進基輔、進攻港口城市馬裏烏波爾等一手圖像提供給西方媒體。此類行爲不僅有效彌補了烏克蘭軍隊的情報監視能力短板，爲其提供了近乎實時的情報，還成爲西方媒體引導塑造國際輿論的重要依托。
再如，美國人工智能公司Clearview利用其掌握的20億張來自俄羅斯社交媒體的照片，爲烏克蘭提供戰場的人臉識別服務，供其用作識別士兵特征；法國一家名爲Tactical Systems的公司，幫助烏克蘭鑒別被俘俄軍士兵的身份信息，用于輿論戰。而由衆多小微組織甚至個人組成的國際知名黑客組織匿名者，在社交網站上號召全球黑客對俄發起網絡戰爭，並在72小時內就攻擊關閉了1500多個與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政府、官方媒體、主要銀行和企業有關的網站，迫使俄羅斯實施反制，從而在網絡空間策動了俄烏沖突中另一個“硝煙彌漫的戰場”。
小微型科技企業發揮的上述作用，不僅顯著影響了戰場進程，改變了既有的國家軍事力量對比態勢，更加拓展了傳統戰爭形態的空間領域，事實上打造了新的戰爭樣式。烏克蘭與俄羅斯的軍力對比可謂懸殊，而從目前戰爭發展進程看，小型科技企業的介入已然成爲戰場防守一方的力量倍增器，影響戰爭進程。國際資本巨頭發揮的作用獲得廣泛關注，小微型科技企業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第三，新興國際化平台介入相關的輿論和制裁博弈，對西方國家與俄羅斯的“混合戰”對抗産生複雜影響。近年來，隨著新興技術層出不窮並且日益運用于傳統領域，一些在特定技術領域掌握巨大資源、具有近乎壟斷性地位的新興國際化平台組織或機構，在國際社會中不斷謀取重要話語權、主導規則制定權，發揮著原有非國家行爲體所不具有的獨特作用。此類國際化平台，既包括伴隨社交媒體時代應運而生的推特、臉書等新輿論平台，也涵蓋因加密貨幣誕生和流通增加而出現的大量國際性加密貨幣組織，例如2012年在美國成立的比特幣基地（Coinbase），成立于2013年總部位于新加坡的火幣（HuobiGlobal），2017年在美國成立的幣安（Binance），以及Bisq、Voyager等知名加密貨幣交易投資平台。從此次俄烏沖突看，上述新興平台通過多種方式介入了外交博弈與輿論戰。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多數位于西方國家的新興平台並未完全支持西方國家的立場，在俄烏沖突中發揮了比較複雜的作用。一方面，推特、臉書等主流社交網站對俄羅斯媒體采取了限制性措施，禁止其刊發廣告或將內容流量進行變現。推特還宣布暫停其平台上面向這兩個國家的廣告內容，以免幹擾重要資訊的傳播，宣稱旨在爲嚴打俄烏軍事沖突期間出現的“虛假信息”。俄羅斯政府則以封禁此類社交媒體的使用作爲反制。
另一方面，盡管烏克蘭政府提出了制裁請求，但包括幣安、比特幣基地在內的多家大型加密貨幣平台拒絕全面封禁俄羅斯客戶，它們表示“將整個國家排除在外，與比特幣提供不受政府監督的支付渠道的精神相悖”。此類做法爲俄羅斯規避西方國家的金融制裁提供了重要空間。根據研究機構CryptoCompare的數據，3月初盧布和加密貨幣之間的日交易量曾高達153億盧布（約1.407億美元），如此交易量是戰爭爆發前的3倍。爲彌補可能出現的制裁漏洞，歐盟發布指導意見，確認對俄羅斯的貸款和信貸制裁包括加密資産。在西方國家金融機構近乎全面停止在俄業務的情況下，大型加密貨幣平台的行爲，凸顯了傳統金融業和加密貨幣世界之間的認知鴻溝。與此同時，烏克蘭政府通過接受比特幣、以太坊和穩定幣的捐款，將之用于增加戰爭預算以及填補其他資金缺口。區塊鏈分析公司Elliptic首席科學家湯姆·羅賓遜（TomRobinson）表示，“在政府默許下，加密貨幣正越來越多地被用于爲戰爭衆籌”。
俄羅斯通過加密貨幣規避西方制裁，烏克蘭利用加密貨幣展開國際籌資活動，凸顯了加密貨幣可以無視國界限制、能夠避開審查、難以被國家權力機構加以阻止的突出優勢。正因如此，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戰爭已經在加密貨幣領域産生了重大影響，以至于這場戰爭被稱爲世界上第一次“加密貨幣戰爭”。
第四，西方跨國公司充當了西方對俄制裁的幫凶，顯示其仍然擁有重要政治經濟影響力。作爲非國家行爲體的傳統代表，西方跨國公司曆來具有重要國際影響力，尤其是在經濟領域。俄烏沖突爆發以來，西方跨國公司多數已經宣布退出俄羅斯、暫停在俄業務或中止與俄羅斯企業合作，以實際行動呼應西方制裁。有統計顯示，已經有超過300家西方跨國公司宣布退出俄羅斯市場，涵蓋汽車制造、航空、能源、消費品制造、運輸和物流、科技、媒體、咨詢等諸多行業。跨國公司的退出行爲，無論是出于反戰主張抑或迫于母國政府壓力，都對俄羅斯支撐戰爭的財力乃至長期經濟發展構成了重大考驗。與之相伴隨的是，西方跨國公司巨額資本流出，也對俄羅斯的金融安全構成了重大挑戰。此外，俄羅斯作爲世界第11大經濟體、重要的能源資源和糧食出口國，跨國公司停止在這樣一個國家的經營或投資，也勢必對全球産業鏈、供應鏈穩定構成巨大風險。凡此都顯示，在國際形勢動蕩加劇、意識形態對立更加突出的背景下，以逐利爲主的西方跨國公司仍然可能在重大國際事件中選邊站隊，並憑借強大經濟影響力發揮重要作用。
二、俄烏沖突凸顯了非國家行爲體新的發展態勢
非國家行爲體在俄烏沖突中的重要作用，凸顯了其在百年變局背景下正在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從其發展的曆史進程看，非國家行爲體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會確認了國家體系以後就一直程度不等地活躍在國際政治中。早期爭取民族獨立和統一的資産階級民族運動，如18世紀北美反抗英國殖民者的獨立戰爭、19世紀普魯士和意大利統一運動等，都是典型例子。不過，非國家行爲體在種類上的豐富、數量上的急劇增長、活動領域上的延伸，在20世紀表現得最爲突出。這一時期，非國家行爲體大體經過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始自二戰之後，以聯合國爲代表的一系列政府間和非政府間的非國家行爲體大量湧現，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各領域的跨國組織開始在國際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第二階段是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展開和深入推進，跨國公司的數目、規模和其在國際經濟中發揮的作用顯著上升，作爲非國家行爲體在國際政經事務中作用凸顯。同時，伴隨全球化産生的各類跨國問題也催生了各領域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逐漸成爲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角色。第三階段始自冷戰結束之後全球化的大發展時期，在傳統的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之外，諸如國際恐怖主義組織（例如“基地”組織）、社會型公民治理組織等多種形態的非國家行爲體大量湧現。這些行爲體不僅謀求在各自領域發揮作用，也更加積極尋求政治影響力，其行爲往往對國家內部治理、國家間關系乃至國際形勢産生重要影響。1999年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指出，非國家行爲體的發展，與國家、政府間國際組織推動聯合國進入了一個新的大夥伴時代。
近年來，隨著國際政經局勢加速演變，特別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向縱深發展，以深度介入俄烏沖突這一具有重大曆史意義事件爲標志，非國家行爲體的發展呈現出新態勢。
從規模數量看，非國家行爲體呈現出由大型組織向中小型、微型組織發展的突出趨勢。介入俄烏沖突的非國家行爲體數目衆多，特別是一些中小型、微型組織十分積極。目前活躍于國際社會的非國家行爲體，既有那些傳統的大型跨國公司、新興的資本巨頭，也有數量龐大的中小型組織或團體。這些新興的中小型、微型組織，多數爲非政府間的組織，涉及各行各業、多種領域，其數量之多難以統計，已遠遠超過傳統政府間組織或跨國商業行爲體。
從組織形態看，非國家行爲體呈現出明顯的松散化、去中心化特征。除了傳統大型組織之外，近年來新興非國家行爲體整體組織形態更爲松散，基于各類身份認同、利益認同、價值觀認同的“意願聯盟”式組織漸趨成爲主流發展趨勢。小型化疊加松散化的組織形態，也往往導致新興的非國家行爲體不追求森嚴的等級體系和管理模式，由組織成員個體靈活、自願發揮作用成爲重要特征。這種松散化、去中心化的組織形態爲非國家行爲體發揮影響提供了很大便利，這也成爲其重要的比較優勢所在。在俄烏沖突中，黑客組織匿名者號召全球黑客對俄發起網絡戰爭，可以說一呼百應，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從影響力看，非國家行爲體依托經濟資源和科技能量往往能夠對國家行爲體的傳統治理地位形成巨大挑戰。在俄烏沖突中，國際資本巨頭、小微科技企業、新興國際化平台、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爲體的廣泛介入，凸顯了其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不可小觑的作用。以國際資本巨頭和大型跨國公司爲代表的非國家行爲體，在全球化高速發展的時代積累了海量財富資源，往往富可敵國，早就具有足夠實力在國家內部和國際社會發揮巨大影響力。各類中小型非國家行爲體依托科技賦能往往能夠以小博大，借助掌握的數據資源和技術能力發揮積極性或破壞性的巨大作用，成爲數字化時代的重要角色。這些或大或小的非國家行爲體，它們通常具有異于傳統國家、國際組織的資源依托，從而以某種非對稱的方式對傳統治理模式和架構形成挑戰。
從目標訴求看，非國家行爲體更加渴望主導自身領域的話語權，並謀求對國家和國際事務的發言權。加密貨幣組織在俄烏沖突中的立場就淋漓盡致地體現了這一點。無論是依托財富資源，還是借助數據資源和技術能力，當前的非國家行爲體更加主動參與涉及自身利益的各類活動，諸如稅收政策、監管規則制定等。同時，非國家行爲體更加主動地參與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移民政策、難民接收等涉及全球治理的公共事務，也更加積極地就影響國家間關系的重要事件發聲。隨著其影響力持續提升，非國家行爲體的目標訴求仍很可能進一步拓展。
總體看，非國家行爲體當前發展進程凸顯了新的崛起態勢，其話語權和影響力進一步上升，對以國家行爲體主導的國際關系模式的帶來巨大沖擊。究其原因，這是數字化時代加速演進、全球力量分散化深度發展兩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方面，數字化時代成爲百年變局的重要特征，它極大改變了傳統的財富創造來源和力量構成模式，非國家行爲體成爲這一變化的主要受益者。在數字化時代，技術、數據和相關的處理分析能力，成爲新的財富和影響力的核心來源。那些掌握新興核心技術的非國家行爲體，通過其技術來獲取海量數據並進行挖據處理，使之商業化和市場化，財富呈現指數式增長，影響力更難以估量。如果說全球化時代的出現拓展了非國家行爲體的行動邊界、帶動其作用顯著上升，那麽數字化時代的到來則爲非國家行爲體累積財富、提升影響力提供了新的路徑。
另一方面，全球力量分散化深度發展，爲非國家行爲體作用上升提供了長期基礎。在某種程度上，非國家行爲體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進程，與全球力量的分散化、多極化進程基本一致。曆史上，正是由于全球化的發展、科技的進步，非國家行爲體得以被不斷賦能，發展空間愈發擴大。當前百年變局背景之下，大國競爭再次擡頭，全球治理赤字突顯，各類風險挑戰明顯增多，以國家行爲體爲主的傳統國際關系模式、全球治理模式均遭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單一力量愈發難以應對，更難以掌控。面對上述形勢，非國家行爲體充分運用其自身資源優勢，發揮作用的空間更大。
三、非國家行爲體對國際格局的影響
非國家行爲體的持續發展，深度擴展了國際社會的空間範圍，深刻改變了國際關系的互動因素，不僅是國際關系的被影響者，而且已經成爲國際活動的發起者。俄烏沖突進一步凸顯了非國家行爲體的巨大能量，其對未來國際格局發展演變的影響更加明顯。
其一，非國家行爲體顯著介入國家間競爭，將成爲影響力量對比和大國關系態勢的重要因素。國際力量對比的重大變化，構成了百年變局的基礎。隨著非國家行爲體力量持續上升，實力觸角不斷延伸，甚至登上大國博弈的舞台，以國家爲基本單位的傳統力量對比分析方法，已然無法准確衡量力量對比態勢。例如，美國仍然有著全球最大的經濟總量，如若將蘋果、亞馬遜、字母表公司此類非國家行爲體的巨額資産累加，美國的經濟領先地位將更加突出。截至2022年4月初，蘋果公司市值超過2.7萬億美元，谷歌公司市值超過1.7萬億美元，亞馬遜市值超過1.5萬億美元，特斯拉市值超過1萬億美元，這些巨頭在全球國家GDP排名中可位居前16位。蘋果公司2021年營業收入爲3510億美元，與新加坡的GDP相當，可以排在世界前40位。馬斯克超過2000多億美元的個人財富與芬蘭、智利、埃及等國經濟總量相當，可以排在世界前50位。這些數字本身彰顯了非國家行爲體的強大實力，這些巨頭公司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在全球範圍圈占各國數據資源，帶動了美國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成爲美國霸權新的力量依托。
而從俄烏沖突的進程看，非國家行爲體的介入雖未實質性改變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態勢，但是其已經作爲“攪局者”影響相關方在相關領域（如網絡空間、輿論場）力量的增大或削減，成爲足以影響國家行爲體力量運用的制衡者。更重要的是，一旦非國家行爲體與國家行爲體的力量相互結合，更可能對力量對比態勢産生關鍵影響。美歐資本巨頭和中小科技個體介入俄烏沖突，深度改變了雙方在局部戰場、重要資源、國際輿論上的力量對比態勢，成爲了西方國家“大聯合”力量組成的重要部分。面對西方國家與此類非國家行爲體的力量合成，綜合國力本就處于弱勢的俄羅斯面對的就是更加懸殊的體系對抗。
同時，非國家行爲體也可通過介入國家間競爭來對大國關系態勢産生影響。此次俄烏沖突中，衆多西方跨國企業停止在俄業務，這將進一步削弱美歐與俄羅斯的經濟關系紐帶；西方社交媒體平台限制俄羅斯官方媒體發聲等措施，會進一步惡化雙方的民衆認同和社會聯系。凡此，都將導致俄西矛盾的固化和長期化。2010年，谷歌公司以“互聯網管理”問題爲由宣布退出中國市場，策應奧巴馬政府推進所謂“互聯網自由戰略”，引發巨大關注，成爲彼時導致中美關系走向惡化的重要事件之一。
一些非國家行爲體還可能充當大國爭鬥的重要砝碼，作爲其代理人向國家行爲體施加成本、實現戰略目的。在中東地區，伊朗和沙特兩大宿敵長期運用非國家行爲體的“代理人戰略”進行博弈。也門胡賽武裝、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民兵組織作爲伊朗非國家行爲體網絡上的重要力量，爲伊朗擴展地區影響力立下了汗馬功勞。2011年爆發的敘利亞內戰中，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大力支持敘利亞反對派和革命力量全國聯盟，向其提供資金、軍事援助等，謀求對抗伊朗在阿拉伯中心地帶的戰略布局。
此外，近年來在美國戰略界廣泛關注的“混合戰爭”理念，本質上也反映了因爲多種行爲體參與而引發的戰爭形態重塑。在大國之間戰爭損害巨大、成本難以承受的情況下，依托非國家行爲體訴諸“混合戰爭”方式成爲美國等西方國家軍事戰略布局、進行大國對抗的重要內容。未來，隨著大國競爭擡頭，非國家行爲體的更多介入，勢必對未來國際博弈態勢産生更爲複雜影響，成爲影響國際秩序重組的重要力量。歐亞集團總裁伊恩·布雷默認爲，大型科技公司等行爲體日益成爲地緣政治的參與者，隨著美中競爭在全球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主導作用，它們將擁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通過尋求政府的更多補貼或者通過敦促更進一步的脫鈎，來影響華盛頓和北京的行爲。
其二，非國家行爲體顯著參與全球治理進程，將對既有國際機制和規則制定産生複雜影響。非國家行爲體曆來是全球治理進程的重要參與者。近年來，隨著氣候變化、網絡空間治理、人工智能規則等新議題新領域逐漸成爲全球治理的重要內容，治理的複雜程度顯著增大，政府間治理模式的局限性和滯後性逐步顯現。在此背景下，非國家行爲體憑借自身知識技能、資源調動、治理權威等優勢和潛能，主動尋求參與全球治理的機制性合作來填充彌補既有治理空白，已經有能力對國際秩序進行某種程度的塑造，加速了全球治理的多主體特征和扁平化趨勢。例如，在圍繞氣候變化的全球治理進程中，當以國家爲代表的、基于政府間多邊主義的京都模式日漸僵化後，由各類非國家行爲體組成的跨國城市網絡、政策倡議網絡、跨國企業聯盟等有效參與，推動了後巴黎時代治理新秩序的形成。非國家行爲體對互聯網核心資源具備較強的主導作用，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等機構作爲資源管理者、衆多技術公司和電信企業作爲技術研發規則與標准的實踐者，事實上共同構成了目前網絡空間治理除政府之外的主導力量。這些事例充分證明，在事關人類安危福祉的衆多全球治理議題上，各類非國家行爲體事實上已經等同于國家在發揮作用，並且正在重塑過去由政府主導運作的全球環境。
當然，也應看到的是，隨著非國家行爲體越來越多參與其中，全球治理相關進程變得更趨複雜。因其自身屬性和利益訴求的特殊性，非國家行爲體往往會對治理機制和規則制定等關鍵問題提出迥異于國家行爲體的主張訴求。尤其是在網絡空間、太空等仍然存在較多治理空白的新疆域，非國家行爲體積極發聲提出倡議。
例如，微軟公司多年來大力推廣《數字日內瓦公約》倡議，甚至提出創建由私營企業領導的網絡攻擊溯源機構，用于識別網絡攻擊行爲並向相關方提供技術數據，並保障網民和網絡公司不受國家網絡空間行爲的損害。西方主要社交媒體平台近年來也不斷強化對網絡內容的治理力度，使得美歐政府倡導的所謂“互聯網自由”理念面臨深度沖擊。
在太空探索的熱潮中，非國家行爲體的話語權更大，美國、日本、以色列等國私人企業和私企聯合體紛紛加入，相關投入甚至超過國家。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開發可重複使用的運載火箭，承擔商業衛星發射，協助美國國家航空與航天局運送貨物至國際空間站，還提出雄心勃勃的“火星移民計劃”。此類行爲已經完全打破了國家行爲體的治理主導作用，非國家行爲體得以更多地行使權力、表達自身利益訴求。
而在各國政府爭奪日趨激烈的新疆域新資源領域，非國家行爲體甚至先發制人地尋求搶占新興資源。近年來，國際互聯網巨頭通過區塊鏈技術和去中心化應用的實現，意在構建一個新的數字虛擬世界元宇宙，複制現實世界中的社會經濟運行體系。這一構想可能會導致一個新的不受監管和約束的治理空間。又如，“星鏈計劃”規劃發射4.2萬顆衛星，每月至少發射上百顆衛星，尋求在低空軌道領域占據全球話語權，已經引發了低空軌道全球競爭趨勢，亞馬遜、韓國三星公司等均提出類似計劃。
總體看，非國家行爲體參與度的持續上升，一方面有助于補齊政府間治理的短板和缺位，有助于限制主權國家的權力濫用，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治理訴求的多元化、治理機制的碎片化等新問題。那些掌握致命性武器或新技術資源的非國家行爲體，一旦不受約束就很可能成爲全球治理和國際穩定的現實威脅，造成新的全球治理難題。
其三，非國家行爲體具有鮮明的身份政治特征，將成爲影響國際輿論和思潮的重要力量。非國家行爲體既有強烈的利益訴求，往往還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宗教理念等身份政治認知。帶有相同理念的個體相互認同，就可能組合形成價值訴求十分鮮明的非國家行爲體。在俄烏沖突高調發揮作用的黑客組織匿名者，其核心理念就是追求激進的國際網絡自由，“無名無份（匿名），平等地位，呼籲網絡自由”。國際加密貨幣平台組織以“提供不受政府監督的支付渠道”爲核心理念，帶有較強的反政府幹預色彩。綠色和平組織以“保護地球孕育全部多樣性生物的能力”爲宗旨，聚焦于氣候變化、森林采伐、過度捕撈、商業捕鯨、基因工程以及反核等議題。持有極端宗教或民族理念的組織，其身份政治的特征也很突出。
因其主張的鮮明性，在現代科技手段的賦能下，非國家行爲體往往樂于宣傳自身主張，從而對國際輿論和思潮産生重大影響。媒體宣傳是非國家行爲體顯示存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借助虛擬社區、社交媒體平台等互聯網技術，非國家行爲體得以在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宣傳自身理念、贏得支持、籠絡人心，形成了某種程度的動員網絡。推特、臉書等自身作爲重要的輿論平台，通過推出相關發言規則、限制或刪除網絡內容等方式，彰顯自身價值取向，塑造國際網絡空間輿論走向。馬斯克、貝索斯、比爾·蓋茨等資本巨頭，通過自身言論就可引發“追捧”潮，使得科技至上主義、平等主義、生態主義、女性主義等各類思潮深刻影響全球民衆認知。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通貝裏爲提高全球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關注而在瑞典議會外進行“氣候大罷課”行動，並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等重要場合發言，全世界140萬學生受其“感召”而發起罷課和抗議活動。這種個體激進方式的思潮引領行爲，對國際社會的節能減排議程産生了重大影響。非國家行爲體在輿論方面的塑造能力，已經引起了各國的廣泛重視。俄烏沖突期間，美國政府開創性地召集30名來自TikTok、YouTube等社交媒體的頂尖網絡紅人，要求其向全球受衆傳遞符合美國利益的俄烏沖突信息。
思潮問題隱于曆史發展、時代變遷之後，雖然肉眼難辨，卻是影響國際形勢的“底色”和“暗流”。非國家行爲體對于國際思潮的塑造力，進一步強化了當前國際社會思潮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的基本特征，使得全球意識形態領域呈現愈發異彩紛呈而又日趨複雜的發展態勢，進而影響利益、權力、資源的再分配。非國家行爲體倡導的形形色色的觀點及其觀點傳播擴散的複雜影響，與當前反全球化、民粹主義、極端右翼、國家主義等重大社會思潮交織激蕩，共同潛移默化地塑造百年變局的走向。
四、啓示
基于上述分析，非國家行爲體已經成爲百年變局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將對國際格局的未來演變産生重大影響。如何精准研判並善于運用非國家行爲體的作用，理應成爲新時代中國運籌對外戰略、確保國家安全的重要維度。
一方面，應充分重視發揮非國家行爲體的獨特作用，使之服務于中國應對大國競爭、參與全球治理。過去一段時期，中國重視發揮政府間國際組織的作用，有效維護國家利益，推動多邊外交議程；也積極通過擴大開放來吸引跨國公司、資本巨頭在華投資經商，帶動了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在應對中美貿易戰等重大挑戰方面也發揮了積極有效作用。未來，中國應強化對非國家行爲體角色和作用的認識，重視借重新興行爲體的新型功能，有效增強我國綜合國力，提升我國在國際輿論場的引導力，使之服務于新時代外交戰略布局。
另一方面，應立足風險意識和底線思維，有效防範非國家行爲體可能帶來的潛在挑戰。非國家行爲體的構成多元、訴求各異，利益導向和影響複雜。中國應強化重視數字化時代各類非國家行爲體對維護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網絡安全、金融安全、軍事安全等帶來的潛在風險。同時，隨著中國企業、資本、人員“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中國”利益日益重大，中國與國際上各類非國家行爲體的互動越來越多，由此産生的一系列新問題往往難以通過傳統對外交往方式有效應對，這些問題都應加以重視解決。
從長遠看，如何應對百年變局下國家行爲體與非國家行爲體不斷突出的各類矛盾，亦應從戰略高度加以關注。隨著非國家行爲體的實力和作用凸顯，國家行爲體與非國家行爲體的理念分歧、利益對立更加顯性化。爲了應對科技巨頭對傳統國家權力的挑戰，美歐近年來都在顯著強化監管。2021年7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令，要求監管機構采取措施打擊大型科技平台的反競爭行爲；2022年3月，歐洲議會、歐洲理事會和歐盟委員會就《數字市場法案》（DMA）達成一致，強化對隱私和數據使用等領域監管，旨在限制谷歌、蘋果、亞馬遜、臉書等科技巨頭。美國科技巨頭在全球範圍的跑馬圈地，也引發了澳大利亞等國與這些巨頭的激烈對立。2021年，針對澳大利亞推出《新聞媒體和數字化平台強制議價准則》，臉書一度封殺澳大利亞公民在其平台閱讀和分享新聞的權限，凸顯其對國家權力的強大抵沖能力。
總體而言，非國家行爲體的崛起不僅帶來其與國家行爲體關系的新嬗變，更可能成爲國家間權力和利益競逐的重要依托，將國際競爭推向更加多元、多維的新時代，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亦將出現新的變化。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公衆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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