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城區作爲五代古都的重要組成部分，接受了曆史豐厚的饋贈，保存了較多的文物。概括地說，東城文物具有數量多、品級高、內容豐富三大特點。到目前爲止，全區境內有各級文物保護單位115項。其中僅國家級就有15項，占全市43％，這中間故宮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爲世界文化遺産；市級文物保護單位43項，占全市24.7％；區級57項（包括7通石碑）。
這些文保單位中既有宣告新中國誕生的天安門，又有灑滿革命志士鮮血的“三·一八”慘案發生地；既有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帶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恨辭世的紀念室，又有偉大領袖毛澤東爲追求革命真理到北京住過的簡陋小屋；既有曆代皇帝住過的皇宮，又有民居四合院；既有王府、衙署、倉儲，又有名人故居和學府……真是豐富多彩。
對這些曆史遺迹，區委書記許海峰同志在幾年前就指示過：“要充分利用這些文物資源，要讓死文物爲活人服務，成爲活教材。”因此，我們特占《東城區文史資料》一席之地，分別介紹這些“養在深閨人未識”的瑰寶，本期介紹部分名人故居。
蔡元培故居
曾被毛澤東譽爲“學界泰鬥”的蔡元培先生曾在北京有三處住宅，一處在宣武區繩匠胡同，一處在西城區背蔭胡同，另一處在東城區東堂子胡同。而只有東堂子75號被作爲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保留下來，這是爲什麽？原來，這處住宅與“五四”運動有關系。1919年5月，中國北洋軍閥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的消息傳來，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先生非常悲憤。
于5月2日在北京大學飯廳召開學生代表會，在100多人參加的會上，他講述了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相互勾結、犧牲中國主權的情況，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本來決定5月7日舉行示威遊行。但在5月3日，已有消息傳出：“國務院已發出密電，令代表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汪大燮（曾任交通、外交總長、署國務總理）得此消息，萬分焦急。
有人建議將此消息通告蔡元培。汪大燮即坐馬車到東堂子蔡元培家。當晚蔡元培就召集北大部分學生代表羅京倫、傅斯年、康白情、段錫朋等到家，告知此消息。代表們連夜討論，認爲事不宜遲，于是第二天便爆發了震驚世界的“五四”愛國運動。後來北京大學秘書長鄭天挺在一次紀念“五四”運動的會議上還提到這件事。
他說：運動原訂于5月7日舉行，後因事不宜遲，國際壓力已來，于是提前了，這消息是蔡先生傳來的。當“五四”運動發生後，許多愛國學生被北洋軍閥政府逮捕了，蔡元培不顧威脅，聯絡北京14所學校校長前往總統府、教育部、警察廳請願，要求保釋被捕學生。當被捕學生返回北大時，蔡元培親自在歡迎會上祝辭，勉勵學生，而反動政府對蔡元培的攻擊和威脅也逐步升級，他們認爲北大學生“鬧事”是受他的唆使，揚言要刺殺他，還要燒掉北大的房子。
蔡元培出于對北大學生安全的考慮，決定離校。這使學生又掀起了“挽蔡運動”。反動政府迫于壓力，只好請求蔡元培複職。在學校歡迎會上，蔡元培希望學生永遠保持在“五四”運動中表現出來的“自治能力”與“自動精神”，爲中華民族幸福而奮鬥。因東堂子胡同75號有這段曆史，故盡管簡陋，所以還是定爲“蔡元培故居”而保留下來。
這所房子是蔡元培1917到1919年前後租用的。原有東、西各3進院落。大門原在中間，紅色，面闊1間，馬車可以直接進去。現在分成75、77兩個院落。大門已改成一間住房，75號在東邊又開一小門。進門西的5間倒座房是蔡元培寓此時的客廳。第二進院北房3間，前帶走廊，左右各帶1間耳房，南房4間，東西廂房各3間，北屋西耳房原有門通西院（77號）第3進北房5間，前帶走廊，西邊2間現在屬于77號。
蔡元培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光緒十六年（1890年）中進士，但他後來接觸西方資産階級社會政治學說，同情維新派。1902年在上海組織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等團體，宣傳排滿革命。後留學法國，辛亥革命後回國。曆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他主張新舊思想兼容並包，他是著名的教育家。“九一八”事變後，他主張抗日。1932年與宋慶齡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抗日戰爭爆發後，他移居香港，擁護國共合作。
1940年3月，他在香港病逝，周恩來曾爲他作一挽聯：“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主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這是對他一生的寫照。
茅盾故居
茅盾，這個名字在中國稍有些文化的人中間都不會陌生，中學課本就選過他的作品《白楊禮贊》、《春蠶》等，當然，如果看過《子夜》、《林家鋪子》等小說的，就更會欽佩這位文學大家了。他不僅寫了大量傑出的文學作品，也有許多文藝論著，還翻譯介紹了很多外國文學作品，是在國內外享有很高聲譽的文學巨匠。
現在北京的茅盾故居嚴格說來不能算故居，他是1896年在浙江省桐鄉出生的，故居應在浙江。原名沈德鴻，字雁冰，筆名茅盾。至于爲什麽叫這麽個怪筆名，還真有一段經曆呢，1927年8月大革命失敗後，他的名子被列入國民黨通緝名單內。那時他從武漢回到上海，一時無以爲生，朋友勸他寫稿出售。于是他不到2個星期寫成了《幻滅》的前半部，打算先給葉聖陶看看，就隨手寫了個筆名“矛盾”（因爲以前用過的“玄珠”、“郎損”等此時都不能用了）。
爲什麽取“矛盾”呢，因爲在“五四”以後，到大革命失敗他看到許多社會矛盾，也看到自己思想、生活中充滿了矛盾，因而取此二字。但小說交給葉聖陶後，第二天葉就找到沈雁冰，說寫得好，他主編的《小說月報》正缺這樣的稿件，但這筆名“矛盾”一看就知道是假名，如果國民黨方面有人來查問原作者，就不好辦了，不如幹脆在“矛”字上加個草字頭，成爲“茅”字，《百家姓》中有“茅”這姓，可以蒙混過去。
茅盾後來說：“這當然有點近乎‘掩耳盜鈴’，不過我也沒有一定要反對的理由。”于是“茅盾”這個筆名就一直沿用下來了。
北京的茅盾故居在東城後圓恩寺13號，是1974年12月直到他去世的寓所。這是一座極普通的兩進四合院，既沒有氣勢宏偉的大門，也沒有雕梁畫棟的建築，更談不到楠木裝修、假山花園。這院裏只有20幾間陰陽合瓦的平房。一間大門，進門影壁上鑲著鄧穎超同志題的“茅盾故居”金字橫匾，院中間有一座茅盾半身石雕像。
前院北房3間，東西廂房各3間，倒座房6間，西廂房原爲會客室和藏書室，東廂房爲飯廳，其余爲家屬和服務人員住房。正房東側有一通道，可進入後院。後院較窄，有6間北房和2間西房。北房前有2棵太平花。這北房就是茅盾生前的工作室兼臥室。
前院現在開辟了兩個陳列室：正房3間爲第一陳列室，東廂房爲第二陳列室，分別陳列著他從青年時代到全國解放前夕以及解放後直至逝世這兩段時期的實物和圖片，介紹他一生的革命活動和文學活動情況；實物包括手稿、作品初版本、信件，手迹以及他主編過的文學刊物等400多件。
從陳列室中，可看到他不平凡的一生：作爲我國現代進步文化先驅者之一，卓越的無産階級文化戰士，他從17歲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就開始接受進步思想，參加過“五四”運動。1921年在上海先後參加共産主義小組和中國共産黨。但不幸的是1928年時失去了與黨組織的聯系。盡管如此，他仍在黨的領導下從事革命文化工作。
1930年同魯迅一起參加並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對反擊國民黨文化圍剿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又從事抗日救亡工作，親自主編《文藝陣地》雜志，號召人民起來抗日，推動抗日文藝的發展。抗戰勝利後，他不顧國民黨反動派的高壓，積極參加反獨裁、反內戰運動。解放前夕，參與籌備並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第一次全國文代會。
新中國成立後，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逝世前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名譽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後院北房，完全按茅盾生前樣子陳列，迎門第一間是起居室，一排書櫃占據了整整一面北牆，但這遠遠不是他藏書的全部，其它書，包括他自己著作的各種版本，已收藏在起居室西邊專辟的“茅盾文庫”中。書櫃前有一對單人沙發，室內東側臨窗的大寫字台，就是他的工作台。工作台上除紙筆外，還有一個翻開的台曆：1981年2月19日，這是他病重入院前親手所翻的最後一頁。
起居室東有門通臥室，站在臥室門口使人簡直不能相信，這位有著40卷文集1600多萬字著述（還不包括翻譯作品和古籍選注）的文學巨匠，晚年讀書、寫作、休息的房間竟是如此簡樸：室內正中橫放一張小床，床左側案幾上有許多布縫的小口袋，裏面裝著他平時親手收集的剪報資料，幾上還堆放著寫回憶錄備查的舊時期刊和經常閱讀的書籍。
靠北牆的衣櫥、七鬥櫃都是式樣陳舊的幾十年前的舊物。左側靠牆的小衣櫃上，放著一個黑漆縷花骨灰盒，這是茅盾夫人孔德沚女士的。她也是中共早期黨員，幾十年來與茅盾一起經曆了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又共同到延安接受黨的雨露陽光，他們還一起承受了失去愛女的痛苦，並共同迎接了新中國的曙光。然而在1970年，正值“文革”高潮中，在茅盾最需要她的時候，她卻離開丈夫去了。
茅盾此時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幾十年相濡以沫朝夕相處，使他不忍讓孔德沚獨眠在荒漠孤墳中，因此將其骨灰盒帶在身邊，一起于1974年住進後圓恩寺13號院，骨灰盒就放在臥室裏，伴茅盾度過了人生最後的曆程。
臥室裏還有一件引人注意的滿是補丁的毛巾睡衣，挂在小床對面的櫃子上。這是茅盾生前穿的。就是這位穿破睡衣的老人。爲繁榮祖國的長篇小說創作，把25萬元人民幣稿費全部捐獻出來，用于設立“茅盾文學獎”，開我國個人設獎之先例。面對這簡樸的臥室，面對這補丁睡衣，怎不令人肅然起敬！
對于這位偉大的革命文學家，“四人幫”當然不會放過，“文革”一開始，茅盾全家就從東四頭條203號文化部宿舍中趕了出來，下放勞動。1974年落實政策被安置在現在這個院中。在這裏，茅盾仍孜孜不倦地工作、寫作，接待國內外一些知名作家，會見了不少教師、編輯、記者及研究人員；在這裏他寫了一生中最後一部著作——《我走過的道路》。
這是一部長篇回憶錄，關于這部書，他說：“人到了老年，自知來日無多，回憶過去，所見所聞，親身經曆，一時都如斷爛影片，呈現腦海，此時百感交集，又百無聊賴，于是便有把有生以來所見所聞，親身經曆寫出來的意念……”遺憾的是，該書還未完成，他便與世長辭了。在他生命最後時刻，他還寫了兩封信，一封寫給中共中央，請求黨審查他一生的經曆，追認他爲中國共産黨黨員；另一封是寫給中國作家協會的，要求將自己25萬元經費捐給作獎金。
他于1981年3月27日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根據他病危時的請求，于同年3月31日作出決定：恢複其黨籍，黨齡從1981年算起。
1984年，黨和人民爲紀念這位文學巨匠，將後圓恩寺13號確定爲“茅盾故居”對外開放。1986年又在院內立了白色大理石茅盾半身胸像，表達人民對他的懷念。
田漢故居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這首三十年代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當時像狂飚一樣風靡全國，尤其當時正是我國抗日戰爭的生死關頭，這首歌曲曾激發多少愛國志士和熱血青年冒著敵人的炮火，投身于抗日戰爭的洪流，又使多少人高唱這首歌，在解放戰爭的戰場上爲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而獻身。
今天這首歌已正式定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還在唱著這首歌在通往四個現代化的道路上奮勇前進。
這首歌的詞作者田漢早年即投身革命，他和曆史上許多文人巨子一樣，在中國的文化寶庫中留下了巨著鴻篇。他創作的劇本達130多部，其中《麗人行》、《名優之死》等脍灸人口的名篇屢演不衰。
值得東城人驕傲的是，這位中國革命戲劇運動的奠基人和戲曲改革運動的先驅者。在新中國成立後，就住在東城區細管胡同9號。
田漢在京的這所住宅，是1953年中國戲劇家協會遵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購置的。當時田漢和夫人安娥及秘書寓此。這是一個兩進四合院。前宅倒座房7間，東廂房3間由秘書居住。過廳7間，裏院北房3間，左右各帶1間耳房。東西廂房各3間，全部帶走廊。裏院就是田漢起居，寫作、會客的場所。田漢寓此不久，就把80多歲的母親從湖南老家接來同住。
這個院子雖不大，卻點綴著不少花草樹木，期間西北角還種了一棵梨樹。聽熟悉田漢的人介紹，這棵樹是田漢親手種植的，說起來還有一段笑話。他剛搬進這院時，總想美化一下環境，有一天他在街上買了一棵據說是“絕好的梨樹苗”，回來興沖沖地種下，每天殷勤地澆水。功夫不負苦心人，幾年後梨樹上果然結出了不算小的果實。
他高興極了，又不忍獨享這份美味，于是邀了幾個朋友共同分享。當大家舉起梨子恭維一番開始品嘗時，卻都不說話了。大家目瞪口呆。過了一會才噗哧一齊笑了出來。田漢咬了一口也連呼“上當”！原來這梨味同木屑，是老百姓稱之爲“木屑梨”的樹種，必須嫁接才能結出好的果實。朋友們也一直將此事作爲笑談。
田漢的老母親到京後，經常侍弄花草，老人常在花叢中曬太陽，做針線活兒。田漢也常常到院中陪陪母親，拉拉家常，小小的院子裏充滿了甯靜與溫馨。
在這個小宅院居住的十幾年中，田漢創作了話劇《朝鮮風雲》（《甲午風雲》）三部曲之一）、《關漢卿》、《文成公主》、《十三陵水庫》；改編了京劇《白蛇傳》、《金鱗記》（原名《追魚》）、《謝瑤環》、《西廂記》及越劇《情探》《楊八姐盜刀》等。其中最能體現他的藝術成就和鬥爭精神的就是《關漢卿》。
這是他所有戲劇創作中的最佳珍品，也是建國以來戲劇創作的瑰寶。解放後，田漢曾曆任中國文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藝術事業管理局局長。正因爲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便首當其沖，被作爲“四條漢子”（指周揚、田漢、陽翰笙、夏衍）而揪出來隔離審查。從此，他便被迫離開了那座充滿溫情的甯靜小院，再也沒有回來。
被隔離後，他的老母親，當時已年逾九旬，曾幾次請求去探望他，均被拒絕。于是她天天坐在迎門的椅子上，望穿秋水，等待著兒子回來。1968年田漢瘐死獄中，人們不忍把這消息告訴老人，所以她還坐在那兒引領而望，直到1972年她101歲去世。
據陽翰笙同志回憶，在被隔離的日子裏，他和田漢關在一起。田漢在樓上，並不知道陽翰笙在樓下。陽翰笙是憑聽覺知道的。他聽到“四人幫”爪牙折磨田漢，他聽見田漢的咳嗽聲，可是突然一天夜間，聽不見了，一夜，兩夜……，樓上寂然無聲了。盡管他屏住呼吸傾聽著，卻永遠也聽不見這位老友的咳嗽聲了。
1979年3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爲文化部大錯案徹底平反消息，爲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四條漢子”平反。4月25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爲田漢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黨和國家領導人葉劍英、鄧小平等參加了追悼會，爲田漢恢複名譽，平反昭雪，文化部長沈雁冰在悼詞中說：“田漢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不斷追求光明與真理的一生……。”在他的骨灰盒裏，沒有骨灰卻有一篇精致的《義勇軍進行曲》歌篇和一支如椽大筆。
田漢曾在《關漢卿》中寫過：“將碧血、寫忠烈、作厲鬼、除逆賊，這血兒啊，化作黃河揚子浪千叠，長與英雄共魂魄！”其實這也是他本人的寫照。
田漢去世後，他的夫人安娥仍寓此。但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她在大門影壁處搭防震棚、不慎從凳子上跌下來、猝死。現在此院仍爲戲劇協會宿舍，院內主要建築基本保護原貌。
老舍的“丹柿小院”
提起老舍，差不多的人都能數出幾個他筆下的人物：程瘋子、祁老太爺、大赤包、虎妞、祥子……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值得東城人民自豪的是，這個受人愛戴的人民藝術家就住在東城豐富胡同19號。
這是一座極爲普通的北京舊式小院，兩扇小小的黑漆門座西朝東，進門後是一個小門房院，只有兩間南房。西邊還有一個小院，北邊爲一個三合院，這是該院的主要部分，被老舍夫人胡絜青稱之爲“丹柿小院”。一進這院，就有一座現在已很少見到的木影壁，轉過影壁，一條掃得幹幹淨淨的磚石甬道直通上房。甬道兩邊種滿了花草，有許多是老舍親手栽種的。
百花叢中還挺立著兩棵柿子樹，這是老舍剛搬來時與夫人一起種植的。每年春夏季節，院內綠枝抽芽，花木綻蕾，使不大的院子充滿無限生機。尤其花開以後，香氣隨風播散到小院的四面八方，令人陶醉。那時老舍每當寫作疲倦時，總是和夫人到院子裏整理花草。當深秋時節，一些草木凋零時，柿子樹卻顯出精神來了，黃澄澄的柿子挂滿枝頭，紅黃的柿子樹葉鋪在地下，給小院更增添一些情趣，難怪胡絜青給這院起了“丹柿小院”這麽個別致的名子。
到了冬天，尤其是春節前後，丹柿小院又把她“老北京”的風貌呈現出來：在這裏可以看到木影壁上的“擡頭見喜”；正房門口倒貼著“福”字。客人如果說：“唉呀，福倒了！”那就正中主人下懷——本來就是福到了嘛！這種喜氣洋洋的氣氛，使人一進院就感到了這是北京的春節，北京的講究，這充滿濃郁北京味的丹柿小院就應該是老舍的。
院裏正房3間，左右各帶1間耳房，西廂房3間，爲兒女住，東廂房3間爲飯廳。正房是老舍先生的主要活動場所：明間和西次間辟爲客廳；東次間爲臥室；西耳房就做了老舍的書房兼工作室。這間房子雖不大，卻有兩個門，東門通客廳，南門通西廂房北山牆前的小天井。書櫥被嵌到西牆上，彌補了屋子小的缺憾。
對著東門的是一張鑲大理石的硬木書桌，原來桌上除日常用具外，還有幾件老舍心愛的物品：齊白石爲他刻的印章；馮玉祥將軍送他的玉石印泥盒；還有一方清代戲曲理論家李漁用過的古硯，硯上刻有“笠翁李漁書畫硯”，這是老舍自己收藏的。書桌底下地面上還有一件“奢侈品”——一塊小地毯，因老舍有腿疾，每天要在這陰暗潮濕的屋子裏工作很長時間，總覺得腳涼，因此夫人特爲他作如此安排。
在這間簡陋的小屋子裏，老舍寫下了著名話劇《方珍珠》、家喻戶曉的《龍須溝》、脍灸人口的《茶館》及《西望長安》、《全家福》；爲紀念其父而寫的《神拳》等。此外還寫了大量的曲藝、散文、詩歌、論文、雜文以及未完成的自傳體小說《正紅旗下》。客廳裏則擺滿了書，南面朝陽的窗台和茶幾上擺放著一些盆景、盆花。
其中老舍親自培養的昙花、山影、蟹爪蓮、令箭荷花、銀星海棠等，至今仍在爭奇鬥豔。西牆上挂著些字畫。據其家人說，老舍生前時，這些字畫隔幾天就要換一次，每次更換時，他總要細細地品味。他與齊白石還是忘年交，白石先生的代表作“蛙聲十裏出山泉”等作品的真迹就收藏在他家裏。這個小客廳，接待過許多中外客人。郭沫若夫婦、趙樹理等都曾是這裏的座上客。
一些畫家、警察、演員、裱畫工等也都是老舍的好朋友。老舍夫人曾深情地回憶起老舍和演員們在一起的情景：每當老舍寫好一個劇本，他就把人藝的導演、演員請來，大家圍坐在一起，由老舍親自朗誦作品，然後虛心征求意見。大家沒有顧忌，暢所欲言，小小的客廳裏洋溢著友誼與真誠。當然所有賓客中，最令他們難忘的是周恩來總理。
1959年，一天下午，日理萬機的周總理突然來了。與老舍作了長時間的交談，並出人意外地留下來吃晚飯。總理的到來，既帶來了黨對知識分子的關懷，也給他們帶來了歡樂。那天總理坐過的沙發是放在客廳靠右邊窗戶下的，幾十年來一直沒動過，直到前幾年胡絜青搬入政府分給她的新居時，才帶走。
丹柿小院其實不是老舍的出生地。他1899年生于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今改名爲小楊家胡同），原名舒慶春，舍予是他的字。他小時家境貧寒，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上了學。先讀私塾，後又進北京師範學校，畢業後作過小學校長，中學教員，後來到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回國後一邊當齊魯大學和山東大學教授，一邊從事創作。
抗日戰爭時期，他爲了團結、組織廣大文藝工作者參加抗日宣傳，主持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46年又到美國講學。1949年底回國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連任第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還擔任了一系列主要職務：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市文聯主席、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等等。1951年12月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藝術家”稱號。
豐富胡同的丹柿小院是他1949年從美國回京後買的。1950年3月全家遷入。他在這裏住了16年。1966年8月24日早上，老舍因不堪忍受“文化大革命”帶給他的痛苦，離開了這個可愛的小院，他拿著手杖和一卷親手抄錄的毛主席詩詞，走了出去，再也沒有回來。
現在這小院由老舍的大女兒居住，雖然老舍不在了，但走進原先的工作室，看到那張寫字台，仿佛見到那位辛勤、寬厚的老人在那間鬥室裏筆耕不辍；看到院裏的花草，仿佛看見他在花草叢中微笑。
曆史永遠是無情的，但又永遠是公正的。1978年6月3日下午，中國共産黨和人民政府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爲老舍舉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他終于得到了平反昭雪。骨灰盒安放在革命公墓第一室。偉大的人民藝術家老舍先生也能在九泉下瞑目了。
葉聖陶故居
在長長的古老的東四八條胡同中間路北有一座小院，兩扇小小的黑門，極普通。要不是門樓上還保存著較完整的磚雕，過路人大概誰也不會多看這院一眼。就在這不起眼的小院裏，曾住過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我國新文化運動最後一位元老葉聖陶。這位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一家四代幾十口人就住在這個小院裏。
這是一個前後三進的院落，前院有5間倒座房，過垂花門進入正院，有抄手廊相通。正房3間，西邊帶2間耳房，東西廂房各3間。後院有3間北房，左右各帶2間耳房，前面有走廊。後院是服務人員（一位保姆及其子女）住。前院正房中間是客廳，東爲葉聖陶的臥室，西爲他的書房兼工作室。其它房屋由他的兒孫們居住。
客廳內仍保留著清式裝修，有碧紗櫥隔扇；工作室內陳設極簡單，靠窗放一張大寫字台，北牆和西牆處有兩個老式櫃子，很舊，那是跟隨了他幾十年的老夥伴；一直舍不得扔。雖然住房較擁擠，但他們沒有侵占院子和走廊。院子裏種了許多花草，使人感到很惬意，尤其是有兩棵海棠樹，每到春天，枝頭綴滿粉紅的花朵，配以嬌黃的迎春花，姹紫嫣紅地，掩蓋了年久失修的小院的破舊。
葉聖陶原名葉紹鈞，字秉臣，後改字聖陶，1894年出生于江蘇省蘇州市。他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之一，抗日戰爭時期他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爲民族解放、人民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解放後，他曆任出版總署署長、教育部副部長、中國文聯委員，第一至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六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主席、中央文史館館長等職。
他雖然身居高位，又是聞名中外的教育家、作家，編輯出版家，但爲人謙和，從不擺架子，加上他慈眉善目的，所以無論是他的學生還是比他小的作者，都把他看成是一位慈祥的父親。早在六、七十年前，他就提攜過一大批當時的文壇新秀，如丁玲、巴金、茅盾、沙丁、蕭乾等。巴金曾深情地說：倘使葉聖陶不曾發表我的作品，我可能不會走上文學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可能我早已在貧困中死亡。作爲編輯，他發表了不少新作者的處女作，鼓勵新人懷著勇氣和信心進入文壇。
葉聖陶對別人不遺余力地幫助，但對自己卻是極其嚴格。他寫作時，手稿中的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都清清楚楚，沒有一點疏忽。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仍然如此，在東四八條住宅他的書房裏，在那張靠窗的大寫字台上，他寫了許多作品，但有誰知道他寫作時曾付出了多少艱辛呢？他晚年視力衰退，看書、看報戴上老花鏡看不清，加上放大鏡仍不行，還需借助“上帝”恩賜的陽光。
但要寫作時，就無法兩鏡並用了，只能是寫一句或一行後，拿放大鏡檢查看是否有脫漏或筆誤。葉聖陶對工作如此，在生活上也是嚴于律己，他一生澹泊，不求名利。晚年體弱多病，幾次住進醫院。國家對他住院有專門津貼，他從來不領；也不許家人代領。他教育家人，國家很困難，我們不能再增加國家的負擔。
因年歲太大，醫院夥食不適合他，他只是請家人替他做飯，而決不麻煩醫護人員，不僅如此，他還經常把自家的飯菜送給家在外地缺少家人照顧的病友。
他一生作品很多，他創作的《倪煥之》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他還有童話集《稻草人》、短篇小說集《膈膜》、《火災》等。在東四八條寓所，也創作了許多作品，如《葉聖陶童話選》、《〈稻草人〉和其他童話》、《葉聖陶文集》1-3卷，《葉聖陶散文甲集》、《葉聖陶散文乙集》《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等等。
他所居住的東四八條71號院，原是清代爲皇宮掌管簾子的一個小官吏住宅。1949年初，他應中國共産黨的邀請，由上海經香港輾轉到達已解放的北平，擔任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席，後參加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文代會並當選爲文聯全國委員，9月，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這所房子就是他到北京後政府爲之安排的住所。
在這所房子裏，他曾接待過新加坡、日本等許多國家的學者、作家，更有許多國內的著名作家經常來探望他。尤其是每年海棠花開時，臧克家、謝冰心都必在此時看望他。1987年春天，年過八旬的謝冰心老人來此探望93歲高齡的葉聖陶。告別時，葉聖陶送謝冰心到院中，在海棠花下，謝冰心靠近葉聖陶的耳朵說話，請他多保重，兩位耄耋老人互道珍重這一動人情景，感動了所有人，隨行人急忙用像機拍下了這動人情景，這也是二位老人的最後一面。
葉聖陶寓此期間，黨和政府很關心他的生活，多次要爲他修繕房屋，均被他婉言謝絕。1987年，當他的曾孫女出國到荷蘭留學時，當地公安局的同志們，怕他思念遠在異國的曾孫女，特地送他一只小獅子狗，並取名爲“佳佳”（因他的曾孫女叫佳佳）。老人有小狗陪伴，十分高興。
1984年2月16日，葉聖陶因病逝世，黨和國家領導人李鵬、鄧穎超及各界人士千余人參加了葉聖陶遺體告別儀式。現在這座住宅爲其子葉至善等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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