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仕忠
大學入學不久，外語分班，有英語測試，分出快、慢班。但這與我無關，因爲我選了日語。
我在1972年上的初中。初中時老師也教過英語，但只上了一兩節課，就停了。高中時再沒學。也沒有教漢語拼音，但26個字母卻是認全了的。那時很多人以“26個字母也認不全”爲豪，就像人們總是大聲說“我是大老粗”以示榮光。這意味著一定是工農出身，而與四類分子和小資産階級無涉。我還會講兩句英語，一句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另一句“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萬歲）”，是那時跟著姐姐學的。她讀中學時，我還在讀小學，聽她說學了英語，在家裏說過這兩句，我覺得很新奇，一下子就記住了。
我初中在新山學校，當時是“浙江省教育革命先進單位”，有很多人遠道而來，參觀取經。其中有從省城下放來的大知識分子。比我低一年級的郭潤濤，就在那時見過杭州大學的姜亮夫先生，是偷偷去看的，“我記得他穿著大衣，戴著眼鏡，鏡片像墨水瓶底一樣，一直坐在新祠堂的大廳上寫東西。我是聽別人說，他是姜亮夫。”省幼兒師範的老師來實習，很喜歡機靈聰明的潤濤同學，之後也一直保持聯系。新山學校是郭姓爲主的新山大隊辦的，潤濤是本村人，才有這樣的機會，令我好生羨慕。但這樣的“先進單位”，也只教了一節課英語，就沒了。後來在“白米灣五七中學”讀高中，半農半讀，大半時間是采茶葉、護茶山，沒開英語課。當時的說法，十分理直氣壯：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照作中國人！
七七年恢複高考，不考英語；七八年加了英語，但只作參考，不計總分。我參加了考試，想著反正就是勾勾畫畫，總不能交白卷吧。結果我得了五分，看，這不還是有基礎的嘛。（錢志熙批：你真聰明，還是去考了，我根本沒想過去考，不然的話，或許也能拿個三、五分。[偷笑]。）
不過要在大學裏進英語班，不免心虛。所以毫不猶豫報了日語班。沒想到，正是這選擇，讓我之後的求學道路十分順暢。
其實也是認真思考過的：學英語沒什麽用，英美是敵國，不可能去的，也不會與老外接觸；聽說日本人對中國研究很深，有許多書，將來也許有機會讀；口語是不必要的，太浪費時間，能閱讀就可以了。——這也代表了當時一名普通大學生所能擁有的視野。
日語班是小班，大約二十人，年齡相差很大。何一楓、金樹良等是老三屆，學過俄語，是重頭再學。大多數人日語都是零基礎。老師姓何，是杭大俄語專業出身，一直教公共外語，因爲取消了俄語課，才改教日語；日語原是她讀大學時的副修課。
我們用的是這本教材。
當時沒有正規教材，用的是“上海市業余外語廣播講座”版《日語》，封面是淺粉色的，大約是用櫻花的顔色，內容淺顯，開頭是五十音圖，正課也是從“毛主席萬歲”“共産黨萬歲”開始的。日語裏有許多漢詞，一看就認識，讀音也都是從中國南方音變過去的，聽起來與浙江東陽人說的方言差不多，難怪叫做“東陽（洋）鬼子”。
雖說大家都是從零開始，但幾節課下來，差距就拉開了。老大哥們年齡在二十五歲到三十二歲，我們這幫小毛頭，則是十六歲到十八歲，大家跟著讀得兩遍，就都記住了，但我們到第二課及第N課也還記得清清楚楚，老大哥們則記了又忘。何老師爲人很溫和，盡量平衡照顧大同學，小同學們就越發輕松了。
廣播教材太簡單，我得給自己加碼。課文就在上課時搞掂，平時則讀別的。那時沒有日語教材可買，即使有，大多只編出第一冊，——這還是因爲七七年恢複高考，爲適合新形勢而組織編寫的，我就把校圖書館能查到的都借來讀過。記得有一種理科版，天津出的，有很多理工科專業術語，我就只讀課文，專業詞彙就跳過去算了。這些教材有一個特點，內容都是講中國的，要麽是中國人寫的文章，要麽是日本人寫中國的事情，似乎是爲到中國來的日本人當翻譯之用（中日建交後，從日本引進許多大型設備，有許多日本技術人員來做指導），並無爲去日本生活而學的意思。文中夾雜大量中文譯詞，索然無味，讀著還拗口，記還是不記，常讓人爲難。
那時嘗試過許多單詞記憶方法。比較常用的一種，是每天睡前記十幾、二十個單詞，記過之後，躺倒便睡。早上醒來，先回憶一遍。凡是能回憶起來的，就基本上記住了。也不多背，此後主要借助大量的課文閱讀，凡是再次出現並能回憶起意思的單詞，經過兩次複驗，加深記憶，就能真正掌握了。後來讀心理學著作，發現這符合心理記憶的原理，所以研究生時仍繼續使用，似乎從來沒覺得記單詞是一件難事。
我也買了這本書。
自動加碼後，日語課變得更加簡單，進度太慢，聽得讓人直想睡覺。但班上人少，何老師在講課中提出問題時，又經常先看我的反應，我也不能真的睡覺，于是學樊詩序同學用左手寫字（他是天生的左手將）。左手筆劃不易控制，得集中注意力，就不那麽困了。體驗到左手寫字的艱難之後，對老樊的“左書”佩服得五體投地。
很快，所有日語教材我都翻遍了，就去找日語系本科生的教材。那時“新日本語”教材只出版了前兩冊，三、四冊只有油印本，但比圖書館的那些好多了。稍後，則有一些日漢對照的小冊子出版，我買過一冊《兩分銅幣》（黑島傳治著，吳俗夫注釋，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3月）。
大約79年的冬天，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稻畑耕一郎到杭大訪問學習，有一天，一班的同學把他約來宿舍見面，倪建平來叫我，二班就只有我去了。當時拍了一張合影，是我個人第一張彩色照片。我請他在《兩分銅幣》扉頁上簽了名。
一縷陽光，青春洋溢。稻畑拱著手，像個小爐匠。我在後排右二，和任平一樣迎向陽光。（照片經張玲燕修複）
記得大家七嘴八舌地問了他許多問題。有人問他會不會開汽車，他說不會，而且他穿的是一雙布鞋，一副書生模樣，大約並不能跟上日本年輕人的潮流。20多年後，我們在早稻田再見面時，他已經是頭發斑白了。
三年級時，見到七七級同學在複習考研究生，我像是忽然開竅，對呀，我也是可以考研究生的啊！如果考上，畢業分配就不用去求人，至少可以“緩期三年執行”。分析一下“形勢”：專業課不難，難的是外語和政治。英語全國統一出題，據說極難；日語是小語種，各校自己出題，相對容易。政治課嘛，至少我向來比較聽話，每堂課都認真聽講，考個及格應當沒問題。這麽一盤算，頗有勝算。
結果不出所料，我順利考上了，而且總分很高，因爲日語考了89分！那時爲照顧古代漢語與古代文學考生，外語降到45分，還是有人上不了線。我選學日語，只考筆試，真是小菜一碟。後來考博，升職稱，外語也不需費神，可謂占盡便宜。
讀研究生之後，何老師繼續教我們日語。我和志熙、一新去過她家，發現跟我的導師徐朔方先生是前後棟，她先生楊教授教英語，與徐先生是好友。多年後我回杭州見徐先生，先生還說：何老師一直誇獎你們，說你們都是她的得意學生。遺憾的是，我留在廣州工作之後，就再也沒有去見過她。
之後又換成朝鮮族的李老師，他的日語口語很地道，讓我的日語聽力有較大的提升。
到了新世紀，世界格局大變，我居然有了去日本的機會！ 2001年4月到2002年3月，我赴日本創價大學作訪問研究，得以遍訪日本各公私圖書館，調查、著錄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後來又多次訪日，後續完成調查、複核，編成《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其中得意之處，是以往多見日本學者爲中國所藏文獻編目，我卻是爲日本所藏文獻編了目錄。又選擇那些珍稀文獻，分成數次影印出版，同時就有關問題作了研討，出版了一本專著。
在這項工作中，我的啞巴日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只是口語沒學好，限制了我與日本學者的深度交流。
比較得意的是，我曾用日語做過一次演講，很成功！對象是創價學會所屬北海道幼兒園的小朋友。時長約五分鍾。我在前一天下午接到通知，代表中國教員作演講，晚上花了幾分鍾時間擬了演講內容，請創價國際科的輕部女士過目，她只改了一兩個詞，說可以了。大致內容是：我的兒子今年四歲，和你們年紀相同，他很希望到日本來，也歡迎你們到中國去，希望你們能成爲朋友，讓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演講結束後，國際科主任大爲贊賞，說：黃先生，您的演講別具風格，很有親和力。同行的廈門大學日語系雷教授則在點頭示意之後，微笑著對我說：昨天怕是准備了一宿吧？
後來，我重訪早稻田大學，正值文學部召開學術年會，請我發言。我先用日語作了問候與自我介紹，後面則仍用回中文。結束後，幾位早大教授故作驚訝地說：我們都以爲你是要用日語完成演講了呢！
遺憾的是，英語只是作爲二外學過一點，應付了考試，就還給老師了。當我有機會在全世界範圍內展開交流時，卻只能裹足不前，因爲語言不通，不能在歐美國家生活，無法獨立展開文獻調查。
幸好我的學生外語都很好，不僅能閱讀翻譯，也能自如交流。我想了很多辦法，讓博士生走出國門，所以我的學生大多有海外訪問學習的經曆。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要了解世界，要讓我們工作跟上國際潮流，就必須走出去。外語作爲交流工具，不可或缺。最近聽到有人主張中國人不必學外語，我就只能呵呵了！
各位老同學、老朋友，你還記得你大學時怎麽學的外語嗎？請說來聽聽，或許可以讓現在的年輕人知道我們那個時候經曆，以及想法、做法，也有助于他們睜大眼睛看世界。
一、老同學的回音
呂立漢：讀大一時先來個英語摸底考試，根據考試成績進行分班，大致切了兩刀，分成三段，成績在上段的進英語快班，中段的入英語慢班，低段的學日語。
錢志熙：@黃仕忠 我也是學日語。你學得比我好。樊詩序、楊星有基礎，學得最好，我一直沒認真學習，全靠考碩、考博逼出來。後來去日本三年，會話、閱讀問題不大，寫作還是沒練。所以還是寫不了日文。但我在漢字訓讀方面不錯。
黃仕忠：在大學時，沒有收音機，更不要說錄音機，所以完全沒有口語訓練。在日本時，到處去查資料，沒有時間學也沒機會講，所以依然開不了口，寫作更不用說了。好在翻查閱讀了大量文獻之後，某一天忽然覺得容易看懂了，不借助字典也能讀個七七八八。最易讀的是明治時候的古日語。當代的，漢字太少，沒了拐棍，有大量外來詞，就讀不太懂了。
許賀龍：@黃仕忠 我也是學日語的。 初中沒開英語課，高中讀的也是五七中學，忙著學農機和農作物病蟲害防治，是名副其實的26個字母認不全。好在高考時對外語不作要求，根本就沒有進外語考場。兄在文中引用的順口溜，我記得的版本是：“我是中國人，何必學英文，不學ABCD，照樣建設社會主義。”
進大學時，恰逢中日關系的蜜月期，學校允許在英語和日語之間自由選擇（也不是立漢兄說的由測試成績決定）。我毫不猶豫地就選了日語，動機很簡單：不輸在起跑線上，日語是大家都沒學過的。期間有學兄勸我改學英語，說是英語用處更大，而且慢班很容易趕上。但我還是不爲所動。
教我們日語的何老師確實很柔和，上她的課感覺輕松愉快。只是當時的教材太簡單，而且也沒有口語練習，以致學的完全是啞巴日語。後來讀研究生也只好繼續學日語。對當初的這個選擇，後來還是有點後悔了，工作中與老外接觸比較尴尬，和日本人交流聽說能力不行，和其他老外交流只好當菜鳥。
錢志熙：選擇學日語，一是因爲中學只上過一學期英語，等于一點基礎都沒有。二是看到那麽多漢字“錯別字”，覺得這不難，認爲日語好學。上當就在這裏，結果越學越難。到東大任教時，同事客氣地說：終于來了一個會說日語的錢老師，又喜歡我們日本文化，不像前面的老師，到了日本只找中國的東西。可是他們從不跟我說日語，我只好每到周末，就到銀座的畫廊跟人說話。一個一個畫廊地轉。辦畫展的人，總是很熱心地接待的。可也有一兩回有點尴尬。有時說到一些較難懂的詞，人家用英語來解釋，這時有點不好意思。人家認爲東大老師不可能不會英語。[捂臉]。
方一新：當時學日語的有差不多二十人吧。感覺一個小教室裏，坐了不少人。
呂立漢：我們寢室除小軍和我之外，其余5人都學日語。許大帥伊利哇啦念得最響，耳濡目染之下，我的英語口語不知不覺地就帶上了日語口音。
許賀龍：@呂立漢 我這東陽人不說東洋話，豈有此理？——那麽我們寢室學日語的比例是4/7，估計是最高的！
吳朝骞：@呂立漢 “人民公社”，日語跟溫州話也挺像！
錢志熙：“人民公社”跟溫州話還不算像，跟缙雲話像不像我不知道。跟溫州話完全一樣的一個詞，就是“柱礎”的“礎”字，你用溫州話念一下。就是地道的日語。 @吳朝骞
董小軍：1974年我上初中，所讀學校叫慈溪縣印刷廠五七學校，“文革”前是慈溪實驗小學，之後設了初中部，即所謂的戴帽中學。沒想到，學校竟然開了英語課，授課的是一位畢業于師範英語專業的女教師，可惜的是，只教了不到一個月就調走了。
之後，來了代課教師，一個剛高中畢業的女孩，奉化人，好像是學校一位老師的外甥女。女孩代兩門課，英語和地理。一次上地理課，講亞洲地理概況，她一邊照著課本念“朝鮮最大的島是濟洲島”，一邊在黑板上寫下“濟洲鳥”三個字，後來，我們就叫她“奉化鳥”。她教英語，把字母C念作“西”，把W念作“特別劉”，這與之前那個師範畢業女老師教的讀音完全不同，一聽就是典型的甯波腔英語，于是這個代課老師有了另一個綽號：特別劉。
又過了一段時間，發生了馬振扶公社事件，學校幹脆停了英語課。高考了，幸虧英語成績不記入總成績，但至今記得英語得了41分，好像蒙對的概率稍高了些。
虞卓娅：學外語我很差。 你可問問沈瀾。她當時每天規定自己背幾十個單詞，好像還挂在蚊帳上。我的外語基礎幾乎沒有。而我的眼睛上大學之前就有毛病。我常常看不清英語單詞裏面是有一個S還是兩個S，我看東西有疊影。中文問題不大，英語就麻煩了。我七八年高考，放棄了考英語。英語試場沒去。我覺得，我當時應該選修日語的。因爲楊星也是選修日語的，我還可以請教她。哎呀，我當時真笨！
沈瀾：英語從初中開始學的。尼克松訪華後，英文就更流行起來，我們住的院子裏有個男生，天天大著嗓門用英文唱“毛主席走遍祖國大地” 。高考時，英語成績還可以，大學外語課自然就選了英語，學得一般般。沒想到後來到了美國，大半輩子就在中英文兩種語言中折騰。
朱承君:關于學外語，我們這一級可謂天差地別，有已經當過英語老師的，也有目不識丁的。我輸在了人生起跑線上。中小學時期沒學過英語，應該認得26個字母，但讀起來肯定是甯波口音，到大學從零起步。拼音也是如此。還有比我基礎更差的嗎？
鄭廣宣：那時候在外語課上，我最討厭有些基礎好又學得好的，在老師面前說要加快進度、加深程度，因爲原來的程度和進度我們都跟不上，一加快加深，咱還怎麽學？但又不好公開反對，于是就想辦法通過考試吧。所以到現在不僅只是說不了，也看不了，更聽不了。
朱承君：選擇學英語，是因爲不喜歡學日語；不喜歡學日語，是因爲討厭日語中有大量的漢字“錯別字”。@黃仕忠
鄭廣宣：@朱承君 第一次英語摸底考試，其中有一道題是默寫26個字母，有一位同學問：老師，字母順序顛倒了要不要緊？老師回答：最好不要顛倒，最好不要顛倒。你知道這位同學是誰嗎？——@朱承君 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朱承君：關于學英語，忍不住還要補充一些：
上大學時雖然英語零基礎，但能迎難而上，昏天黑地背單詞，後來的考試都能順利過關。工作以後也沒放棄，先後學過《跟我學》《英語900句》《新概念英語》和英國版的教材，以及英語改錯等考試類教材，也看《中國日報》等。一度還練習英語寫作，根據電腦學習軟件給出的句式，每天寫一小段文章。2000年後有電子郵件，就多次發給在加拿大的尚建姐和在美國的中學同學。
後來參加中國社科院的經濟法研究生課程，專業課全過了，但最終止步于英語。雖然也下了死功夫，但突然想明白了：我把大量精力放在英語上值得嗎，獲個碩士學位又不能加工資提職務，我幹嘛要浪費時間，即使英語考試通過，事後還不全忘？因此毅然放棄。
現在家裏書櫃裏還收藏著學過的全部英語教材，不舍得扔掉，偶爾大腦中也會跳出幾個英語單詞，表明咱也是學過英語的。
魏丁：小學三年級開始上英語課，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那種英語，開蒙算很早的吧。初中還跟著收音機學廣播英語，但是始終沒有學進去。高考英語卷子，大概得20多分？
大學裏以爲有些基礎，稀裏糊塗的跟著去選了英語課，分在中級班，其實跟不上，學習很吃力，天曉得後來是怎麽混過考試的。
工作後還試圖跟著《新概念英語》學，磁帶和書都買了，但還是沒學進去。
後來讀碩士，准備了躺平了，外語考試是看一部原版電影，恰好是看過的，熟悉的畫面、熟悉的故事，連蒙帶猜，就這麽過來了。
到芝加哥交易所培訓。過海關時說No EngIish，把對方惹毛了，差點不讓我入境。正式的培訓有大陸過去的博士陪著，沒有交流障礙。
其實我應該蠻有語言天賦的，剛工作時跑遍所有的浙江縣城，在台州和麗水，還有衢州，聽著方言，我可以給杭州的同事當翻譯。但是英語就是不行，不會說，說不會。
這本事可能是被我爸占用了。他一個小城出來的初中生，居然在工作中自學了俄語、日語、英語，我上大學時，他還兼任了他們這個專業的全國性編譯半月刊的編審。
淩淩：初中的英語老師是縣中學的老教師，教得比較認真。高考根本就沒有時間複習英語，考最後一門英語是下午，中午吃好中飯，我大嫂（初中英語教師）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簡單說了一下什麽單數複數，什麽倒裝句，陳述句、疑問句，我們就上了考場。半個小時後這個考點所有考場就剩下我一個人。我本來想把時間坐完再交卷的，但我另一個考點的插隊朋友考完了提前跑到我這個考場來，老師趕都趕不走，我只好提前半個小時交了卷，居然還有30分。入學想都沒想就報了英語，分班測試考試後還分在了快班，前期很輕松，後期有點累。
好像快到畢業的時候已經有了三級四級英語考試，可惜沒有想到去考一下。後來給杭大對外教育系（部）的留學生教漢語，這些人的水平很低，我當年在農村教掃盲班、教小學的技巧剛好用上，當時學生很有好評。對外教育系的負責人就跟我說，你只要有3級英語的證書就可以調到我們這裏來。那個時候有點後悔當初沒有去考級了。
我們當年學的英語沒有聽力課，很難跟人對話。2000年前後我在北京培訓期間，和幾個東北的老師一起爬長城，中途遇見兩個金發碧眼的女老外，看看一大把年紀了，登山如履平地，東北一個體育老師就纏著他們問：你們幾歲了，對方一臉茫然。我在邊上一再提醒不要問年齡，東北老師不理解，堅持一路問同一個問題。我看看實在沒有辦法，只好用英語先說對不起，然後轉述了那老師的問題。兩女老外聽我的轉述才恍然大悟，然後一臉驚喜。我說完那句英語就一個勁沖到最前面，因爲我其實聽不懂對方的語言，很怕對方以爲我懂英語繼續跟我交流，然後輪到我像個白癡一樣一臉茫然。
呂立漢：你當年學英語沒有聽力？[囧]。
淩淩：@呂立漢，准確地說，我們當年學英語沒有聽力課。[捂臉][呲牙]。
呂立漢：你當年學英語真的沒了聽力？[偷笑]
吳朝骞：@黃仕忠 你記住的第二句英語，我們譯成“祝偉人萬壽無疆！”
黃仕忠：我聽了一次就記住了，但是到現在還不會寫。現在是學生幫我補的。[呲牙]。
吳朝骞：@黃仕忠 說起學英語，一言難盡。中學四年、大學三年、幹部進修班一年，除正式學曆8年外，不知用了多少時間。但是，覺得和英語越來越遠。我覺得是學習方法的原因。一句話，啞巴英語。
我參加了兩次高考，第一次不考外語，第二次不計總分，爲省時間，選擇放棄。進校後，英語測試考了60分，被分在英語快班。教材《許國璋英語》。
任課老師李志華，非常盡職盡責。他進班的第一句話是：“my name is li zhi hua.”他用了很多方法提高我們英語水平和能力，如英語寫作要求我們用英語思維，不要從中文轉爲英文；鼓勵用英語寫信，等等。
我對英語的重視甚于其他專業課，投入了最多的時間和精力。大學期間還訂了《北京周報》，買了很多英語讀物，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英語廣播等，架勢很大，大學英語成績比較好。但是越學越沒有了信心，關鍵是聽不懂！
看出我的焦慮，同寢室的仕忠兄不止一次地鼓勵我：外語沒什麽難的，我們都覺得圍棋很難，你不是下得好嗎？我覺得被英語語法繞得暈頭轉向，有心理陰影。我只要一開口，先想到時態、語法，然後懷疑自己對不對，然後不敢開口。一聽英語，聽到幾個詞語，也陷入語法怪圈，惡性循環。如此反複，失去信心。
實際上工作後也有看英語讀物，僅此而已。1998年第一次出國，隨團的翻譯說，你英語詞彙不錯，爲什麽不敢說話呢？我說，一個一個詞語可以，整句就聽不懂、不會說了。現在在家裏也看美國電影，但離開英文字幕就看不太懂。也聽英語歌，會唱幾首熟悉的如《草帽歌》《我心永恒》等。
退休後出國自己當翻譯，沒有用手機，購物、問路都自己先想好，再說話，人家聽不懂呢再比劃。
主要是個人原因，同學中吳存存、沈瀾等當年英語基礎應該差不多，現在寫作、溝通不在話下。
黃仕忠：我讀研究生時的理科同學，學的英語，口語不自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見了老外不敢開口。後來發現幾個日本人哇啦哇啦在講。一聽，要是這個樣子也行，那我也沒問題！于是他也就大膽講了，于是發現自己真的就可以講了！[呲牙]。所以，第一要膽大敢講！[偷笑]。
吳朝骞：Where do correct ideas come from?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裏來的？）中學的英語我都記得。社會主義、修正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包括紙老虎（pager tiger）等，特熟悉。
魏丁：@吳朝骞 厲害的。[強]。
吳朝骞：如果細究，我放棄參加研究生考試源于對英語的恐懼。我喜歡外國文學，如果英語不好還有希望嗎？很絕望！
黃仕忠：日本人根本講不了標准英語，所以，你要是那時聽過他們講英語，一定早就沖破這個心理關啦。[偷笑]。
吳朝骞：老大徒傷悲！
黃仕忠：毛信徳老師據說不懂英語，但講外國文學，活靈活現，後來編了一大套諾貝爾獎文集。那時老樊和青稚都考日本文學研究生，搞得我也心裏癢癢的，差點跟他們一起報考了。[呲牙]。
吳朝骞：毛信德老師這套書，我在新華書店看到過。人才啊！
董小軍：剛開學時，肯定還沒有許氏《英語》教材的，所用好像是化學專業的教材，其中好多諸如實驗室、試管、試劑之類的詞彙。@吳朝骞
吳朝骞：@ 牧野 是，有印象，記著什麽顯微鏡等單詞。
呂立漢：是的，是一本理工科教材。
吳朝骞：再講一個故事。我在單位幾次公務出國，都有翻譯。有一次爲減少開支，取消翻譯，並指定我備注爲翻譯，跟我說沒有關系只是走過場。因爲有廳級幹部，要報省外辦審批。沒有想到省外辦臨時決定要具體經辦人對翻譯進行口試。那時我正出差，省外辦電話打過來，說了幾句，就用英語問話。我沒有聽清楚幾句，就猜著按照自己的准備，講了出訪任務、行程、人員、接待等。後來輾轉聽說，省外辦經辦人說，他怎麽當的翻譯？[偷笑]。
尚建：我初中時很喜歡英語，還是英語課代表。但下鄉三年全忘光了。還好高考英語不記分。進校後英語分班摸底考，有一題是“你有幾個兄弟？”根本不記得“how many……”的句式，就寫上what are your brother ，可譯成“你的兄弟是什麽”，當然分到慢班。
張扣林也在慢班，他的英語也比較麻煩，有一次課堂上老師讓他背英語單詞Paper（紙），他說不知道。老師就啓發地讀第一個字母P來引導他。他說“P也不知道”。老師很失望的說：哦，那就沒辦法了。
張扣林的表情是很認真很努力但實在不知道的樣子，但我當時就認爲他是裝出來的。[偷笑]。
錢家山：扣林同學擅長一本正經地裝著。 @尚建
尚建：好像是paper這個單詞，也可能有誤。但事情肯定無誤。[偷笑]。
張子帆：P也不知道！[強][偷笑]。
魏丁：P也不知道！[強][偷笑]。
沈瀾：P也不知道！[強][偷笑]。
尚建：希望張班長自己記得，否則他要罵我了。
張扣林：尚建提到的課堂上的糗事，我已無印象。[笑臉]。
陳建華：關于外語，說多都是淚。尚建創造了一個名句“P也不知道”。——記住26個字母，的確拜P所賜。
我讀的農村初中，沒開英語課，26個字母，大抵是通過數學老師教的，學代數，用得上。其中念得最多記得最牢的就是這個P。PPP，課上課下，大家當好玩，有的壞笑，有的撅PP，有的捂鼻子。順帶記住了ABC，還有大門、小門。
“不學ABC，照樣幹革命”，馬振扶一個噴嚏，全國都感冒，無論城裏鄉裏。或許，記得26個字母已屬多余。感謝短暫的“回潮”（鄧小平1973年複出主持工作，在教育領域有許多舉措，後被批爲“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也稱“右傾回潮”），高中居然還有英語課，老師是杭大外語系畢業的，紹興人，一口紹普話。我都懷疑他的英語准不准。
上高中晚了三個星期，是臨時補的缺。其他課無所謂，于英語卻須特別用點功，從This is a Book 、That is a Pan開始，起早貪黑追趕，兩星期後，課堂上居然被老師抽中範讀，配對範讀的是一女生，父母都是教師，據說初中就學過。
可惜，好景不長，英語課開了一個學期即停了。教英語的張老師改教“政文”——政治與語文的混血兒。臨畢業，張老師布置大家寫一篇作文，題目是：論“洋”。冷眼向洋看世界也罷，土洋結合也罷，任由自我發揮，寫的內容不記得，但洋洋灑灑足有3000字。當然，無關英語。
高考英語放棄，反正只是參考分。
進大學選修外語，自認“沒有英語基礎”，選了日語，就此成了英盲。悔死。極度懷疑當初學校英語老師不足而日語老師富余，有意誤導。
張老師後來調回紹興。最近幾年常去看他，他夫倆是外語系同學，正宗英語專業。我說，此生讀書最大遺憾，放著很好的英語老師，卻沒學會英語。
我編過國際新聞，弄過互聯網，也曾多次帶團參團出訪，試問哪一樣不需要英語這根拐杖？
2005年11月，出訪美加考察網絡媒體，我的團長我的團，特地安排一英語科班同事參團。這老兄是杭大外語本科、浙大英語研究生畢業，應該靠得住。哪知，上海美領館簽證，偏他被拒簽。裏頭一金發美女簽證官說他，你學了那麽多年英語，爲什麽跟我不說英語說中文？抓瞎了。
最後本團四人成行，都是英盲。那邊有翻譯好辦。最擔心的是航程中間，只有拜托代理公司做足功課，務必巨細無遺。
但，囧事還是出現了。航班落地前發了人手一份入境單，是最新版本，與原先准備的不一樣。咋整？兩位團友對照快譯通磨叽（那時尚無什麽翻譯軟件），我則找到在東京轉機時認識的一位留學生，請其幫忙快速指點翻譯。最後，和快譯通的結果兩相對照，總算解決了入境單問題。
入境口是溫哥華。出關隊伍很長，接站的等在外面。爲保證不出意外，特地讓一偵察兵出身團員瞭望，最後選定一貌似華人通關員口子排隊，總算順利出關。
芝麻小事，囧也不囧！不說了，說多了都是淚啊。一句話總結：不學英語誤終身！——對了，得補一句，那回P也不知道尚同學就在溫哥華，要不然無論如何請她教兩句當地實用英語，逛街用得著。
任平：進初中，將我分到俄語班，雖然甲乙班是俄語，丙丁是英語，似乎俄語地位更高些，但入校後卻發現我換到了丙班，是學英語。個中原因至今也不了然。
後來發現，丙班的英語其實是實驗班，是聯合國教科文中國代表王承緒倡導學“倫敦音”的實驗基地。配備的老師也是杭大外語系剛畢業的高材生史佩珍，史老師是杭大校花，曾經出演《青春之歌》的林道靜，而陳堅是劇中演地下黨領導人的。史老師教得實在是好，發音准確好聽，又循循善誘，全班水平一下上升許多。也讓我成了英語學習愛好者。
學期中來了幾位杭大外語系的實習生，因爲也是年輕人，和我們成了好朋友，其中有一位塗小榕，見我喜歡英語，還送我二本課外讀物：《愛麗絲漫遊奇境記》《外國寓言選》。生詞較少，很快讀完了。塗還和我說起他喜歡哪位女同學，可惜被班長捷足先登了，他一個大二生，只能眼熱。後來各奔東西，也沒塗的消息。前年給老年大學上書法課，忽然有一“老年”學生上來叫我，說他是塗小榕，這才挂上鈎。原來畢業後他在杭州某高校教英語，現在退休了。
我的英語也一直荒廢，大學畢業後有幾次出國，惡補了一下，也免強用用。讀研後英語教師抓得很緊，竟增加了很多單詞。以至在澳洲和英國，也簡單能說幾句。德國人都會英語，房東老太太讓我介紹一下中國文化和家鄉，也結結巴巴對付了。德語太難了，性數格複雜，索性就不學。所幸講書畫，當場演示爲主。[偷笑]。現在更不耽心，兒子美國回來，一般都應付自如。
吳朝骞：@任平 能用英語結結巴巴介紹中國文化，在我看來已經“學霸”了。
陳建新：大家說起學英語，都有一本血淚帳啊。[偷笑]。
我學英語的時間加起來也很長。初中學過兩年，現在還記得的除了頌詞，就是1969年中蘇交惡時學的：Do’nt move,Hand’s up（不許動，舉起手來）。在工廠跟著上海電台學過一冊英語初級班教程，讓我在高考中得了38分，英語分班時進了快班。
吳朝骞對李志華老師說了很多好話，但實事求是說，他剛留校當教師，教學經驗不足，沒有慢班老師（忘記姓名了）教得好。後來我跟著一些同學轉入慢班，英語考試還算好。但我知道自己遠沒有過關，原因還是缺少語言環境，簡單說，就是沒用。
後來考研，也是投入很多精力複習英語，做了大量習題，自學了快速閱讀法，居然通過了。但入學後的一年英語學習，還是很累，勉強通過。後來翻譯《匹茲堡的秘密》很吃力，可惜這部浙江文藝出版社約的書稿因故無法出版，最後被編輯弄丟了稿子，非常惱火。讀博的英語，更是在20分的聽力考題上丟分而差點不能過關。投入這麽多時間精力，最終還是夾生飯，可見學英語對我輩來說太難。[呲牙]。
周羽強：說起大學學外語，真是一把辛酸淚。初中、高中都在“文革”時期，有英語課，那是革命的英語。至今能記得的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領袖萬歲”之類的政治口號。1978年高考時，已經有六七年沒接觸過英語，幾乎是“英盲”。好在高考時外語考試只作參考，不計入總分。如果不是這樣，相信絕大部份像我一樣的考生是不敢上考場的。
跛腳進了大學，英語卻是必修課，當然也可以選日語，但出于對鬼子的憤恨，我是斷然不選的。被編入英語慢班則是必然。一上課就是許國璋的教材，頭頓時大了，這起步那麽高，我能跟得上嗎？別無選擇，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上。
于是把大量的時間花在了死記硬背中，走路、坐車、睡覺前，發神經似的念念有詞……如此這般，慢慢增加了單詞量，我一般每天都要記近百個單詞，但三、四天後又忘了大半，回過頭來再背再寫，直到眼花撩亂，頭昏腦脹……然而還是進步不快。焦慮、自責襲上心頭，自信心驟降。我對別的課程考試從來不怵，輪到英語課考試，就像上刑場一樣的膽戰……
四年下來，我的成績不錯，幾乎都是優秀，但英語只得了良好，已然不錯，但自己明白，英語是跛腳出門的。
工作後我有很多機會出國考察、拍紀錄片等。走遍五大洲，每到之處，英語交流溝通是必須的，然而我只會用單詞溝通，耽誤事還鬧出許多笑話。遺憾！誰讓我英語跛腳呢！
韓兆銘：我總覺得吾國學英語的方法不對，環境也沒有。語言是需要環境的。
陳建新：對，語言環境很重要。當然，現在年輕人條件比我們好。我進大學的年齡，差不多應該是研究生畢業的年齡。學語言最好是在中小學。
樊詩序：我選學日語完全是因爲朱淼華。高考前滿打滿算背會83個英語單詞。進校沒幾天摸底考，朱淼華坐我旁邊，初打量，眼鏡、發型都很洋派。一看就是我難以企及的那種高人。最震懾我的是他流暢的書寫（用余光瞟見）。而且用的還是碳素墨水！當時普通人都是用藍黑墨水，只有牛人才用純藍墨水，更牛的則用碳素墨水。現在這哥們就這麽牛，我即使會飛，也沒P用。所以當即決定選學日語。
學日語開始感覺挺好。背五十音圖朗朗上口，見到學英語同學自稱已掌握一萬以上單詞。不到一個月就去校圖書館閱覽室看《赤旗報》。遇到馬華親切地叫聲“八格”（馬華，日語的標准讀法）。但是，學到後來才發現學日語和掉進坑沒多大區別。套用尚美麗的句式：P用的沒有！
方一新：我大學學的是日語；如果時光倒流，肯定改學英語；英語的使用範圍多廣泛啊，粗通了，走遍世界都不怕。而日語太窄了，除了去日本或夏威夷等地，幾乎沒用。
當年之所以學日語，是因爲在中學時代沒好好學過英語，記得當時的英語教材很左，都是口號，覺得幾乎跟零起點一樣，與其從頭學起，還不如換一種語言。更由于日語有“當用漢字”，看起來跟漢語有一定聯系，發音也相對簡單，覺得好學一些。哪知道這完全是假象——日語是入門簡單，但越學越難，受能力和時間的雙重限制，以至于我始終沒有真正掌握，日語（外語）不行，是我一生的痛啊！
大學時日語學了兩年（還是更長？），但上課除了語法、虛詞還是語法、虛詞，會考試，但聽和說都不行。因爲我校公外的日語老師都是學俄語出身，改開以後才轉學日語，但早過了學習外語尤其是聽說的最佳年齡。老師自己都沒有真正掌握口語會話，又怎麽能讓學生掌握呢？所以，我們是先天不足。
但話說回來，本科教我們日語的何老師，“湖（福）建人”，上課非常認真，講解細致，人也非常溫和，和藹可親，令人頓生好感。記得我跟仕忠去過何老師家好幾次，包括在讀研期間和工作以後。
後來一段時期內，日語仍然在斷斷續續地學，如碩士階段學了1年半，博士階段又學了至少1年，但跟本科一樣，始終都在語法、虛詞、慣用語等上面打轉轉，沒有真正掌握，尤其是聽說，就根本沒入門。
記得讀碩期間，有位來自吉林朝鮮族的李老師，他的日語、韓語都很好，倒是漢語很一般，他建議從日語會話（聽說）開始學起，先過聽說關，再學其他；但他的提議沒有得到公共日語教研室同仁的同意，大家還是滿堂灌語法，不管應用。到頭來，學生只有量的增加（學習時間），而缺乏質的提升，十分可惜。
客觀地說，學日語還是有好處的，除了我在專業方面，發現在日語裏保留了很多古漢語詞義，有時可以進行一些比較研究外，它對我的功利性作用還至少有二：第一，當年考碩時（考博也是），我們考日語的同學分數較高，超過考英語的同學不少，外語及總分上占了便宜。第二，我後來去過多次日本，那還是托了學日語的福；因爲略懂幾句日語，我就敢去日本，也敢用很蹩腳的日語跟日本人對話，無論是在超市購物，還是在路上問路，所謂無知者無畏，說的正是我啊。
語言這東西，要常說常用，才有可能進步或至少不退步。自疫情以來，已經有兩年多沒出國了，日語也差不多要忘光了，不知何時才能像以前那樣，去包括日本在內的國外交流、度假？期待這一天早點來臨。
錢志熙：一新兄，碩士教我們的是李廷先(善）老師，朝鮮族人，如兄所言，他日語很好，但中文一般。而且教得很隨意。我到溫州工作後，因考博需要提高日語，給李老師寫過信。他介紹我去找溫大工作的他的學生補習。那位老師年齡和我差不多，倒很熱情的。但我請教了一兩次，不得要領，也怕太麻煩人家，還是歸于自學了。因這個，有時懷念李廷先老師，也不知道他還健在否？希望他健康長壽。
方一新：謝謝志熙兄，從兄這裏想起李老師的大名。確實，當年他的教學法別具一格：我們讀課文時，他不看課本，只是聽，然後指出存在的問題。
李老師當年身體就不太好，好像有支氣管炎，在杭大新村的宿舍裏，冬天裝了一個煤餅爐取暖，有專門的煙道通到室外，因爲南方冬天沒有暖氣，對李老師來說很難熬。這麽多年沒有聯系了，一點都不知道他的近況了。
錢志熙：也是我們不會學，其實是好機會。我本科、碩士、博士三段學日語，只有李老師是真正地道的日語專家。那時沒認真學，現在想來挺可惜。他人很好，請我去過他家，也是筒子樓。
方一新：是的，志熙兄說得對，我也是，沒有抓住機會。
錢志熙：老樊當年是日語課代表吧？
樊詩序：是的。稻畑耕一郎就是我請到宿舍去的。當年馮雁峰每到考試時，一定會坐在我右邊。（因爲左邊有手，不是最佳位置。）所以考試成績經常與我並肩。後來我改變策略，先寫幾個錯誤答案。待小馮交卷後，再改回來。分數出來，小馮不解，一樣答案怎麽分數不同。我說上周我去何老師家拖地了。你呢？他半信半疑。[偷笑][偷笑]。
錢家山下：——雁峰將信將疑，又看了老樊一眼，但老樊眼都不眨一下，一臉純真而無辜的樣子。雁峰盤算著那麽給何老師家搬個煤餅也好。可老樊是課代表，與何老師熟，他連何老師家的門朝往哪邊開都不知道，——于是就只好認了。[呲牙][呲牙]。
錢志熙：你當年學得最好，何老師得意門生。請稻畑的事，有人爭。[偷笑]。我能證明你是主請，那一盒飯也是你買的，你那時對著稻畑的殷勤笑臉我還記得。[偷笑]。只是還有一件事，想證實一下：系裏姜新茂老師他們有沒有就這事找過你？@樊詩序
樊詩序：沒有。姜新茂查問此事聽說了。但確實沒找過我。[呲牙]
黃仕忠：姜老師找的是倪建平。老樊見好就收，急流勇退。建平則挺身而出，肋下只插了一把刀。
岑寶康：學許國璋《英語》的時侯，讀到一篇不知是英格蘭或是蘇格蘭的鄉下故事，說的是一個鄉姑頂著一籃雞蛋去集市售賣，她一路想著，賣了雞蛋扯一塊花豔的布料，縫成一條漂亮的裙子，到時肯定會有一個英俊的傻小子前來求愛……不料腳下一絆，打翻了整籃雞蛋。
倒並不在乎此文的故事性或什麽的，而是陶醉于英語的表達方式和特有句式。對于從小浸潤于中國文化的我來說，向來崇尚中國文化的典雅與幽深，所以選擇了中文系。而英語的直白、明確、隨性和幽默，同樣深深地吸引了我。
韓兆銘：都是英語分在快班，學得累死了。後來很羨慕學日語的同學，好像毫無壓力。特別是黃長江所說考研占了大便宜。
張子帆：記得當年大學英語課上，有一課講馬克思生平，課文描寫馬克思身材魁梧，用了兩個單詞：deep chest，老師請賴文洪同學翻譯，老賴斟酌了一下，說道：胸肌發達！語畢，哄堂，記憶至今。不知老賴尚記否？
陳建新：你還記得這樣的細節。[偷笑][強]。
董小軍：老賴這個翻譯已到“信雅達”的高度。
杜文慶：@錢家山下 俺初高中都在一所完中就讀，都有英語課。78年高考，最後一門課是外語。盡管不計入總分，盡管驕陽似火，俺依然參加了考試。只是考場裏很冷清，包括俺在內才兩三名考生，跟前面5門課的座無虛席相去甚遠。入學後經摸底考試，俺被分到了快班。爲此，近些年說到英語的時候，俺半開玩笑地對晚輩們說：“俺當年可是正兒八經學完許國璋《英語》四冊的噢！”這口氣有點像電視劇《圍城》裏方鴻漸說：“兄弟當年在劍橋的時候……”[捂臉]。
樊詩序：所見略同。不去日本，P用沒有。99年參加廣電部一個團去澳洲。團裏需要一個翻譯助理，聽說我是研究生畢業，團長一語定乾坤。就是你了。我不好意思說自己英語是零基礎，只得硬著頭皮應承下來。
傍晚翻譯陪我出去散步，只見路邊別墅門口多半都立有牌子，上書英語，一個字都不認識。于是我問：小張，那第一個單詞FOR是啥意思？小張看了我一眼，過了一會才說：樊老師，你問的單詞恰恰是沒意思的。我尴尬極了。
走了一段路，他突然問：樊老師，聽說你是北廣畢業的？我知道他想說的是你一個研究生怎麽會是英語小白呢？立刻回答：我的英語是請人代考的。
同年又去香港考查鳳凰衛視，走在大街上看到很多櫥窗裏都有Sell的字樣，我就問同行的一個女主持人：怎麽這家店有那麽多的分店？她問：哪家店？我說就這家Sell啊。她笑得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來。唉，都怪當年投錯了門！歸根結底還是怪自己自作聰明。[尴尬][尴尬]。
周羽強：老樊說的事，正撞在我的槍口上。那年應沙特阿拉伯國邀請，浙江電視台組成五人攝制組去拍專題片，我是領隊，老金是同組成員，真是很難得，老同學一起出國拍片。我們從香港出境，途徑阿聯酋迪拜轉機，並沒有在那過夜，所以不存在吃早餐的事，一路上老金說了很多笑話，其中有Again的笑話，我在飛機上驗證了一把，逗得我們會心大笑，空姐一臉懵懂……What’s up？——真的笑話是有，待合適的時候再抖。
童國樑：1970年秋，我在甯波一中時學了一年俄語，由何瑩芝、黃乃強老師先後任教。一年後，初二時實行按居住區域編排，班級爲排，年級爲連，也常常野營拉練，很有些軍事化色彩，俄語課則改作英語了。高中時，仍學英語。1973年，全國教育和各條戰線全面整頓，重新強化教學，刮起“回潮風”。任課的王之浩老師教學嚴格，要求背課文，倒也記住了一些內容，如“The country wants independence, the nation wants liberation, and the people want revolution, which has become an irresistible historical trend.”（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已經成爲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
到杭大後，編入英語快班，李志華老師任教，教學認真，對同學們和善，學習氛圍寬松。第二學期用許國璋主編的英語教材，有些課文故事性較強，如《半夜雞叫》《點金術》《熊》等都有印象。學英語要費很多精力，後來也沒啥用得著，也就沒有堅持學下去。
呂立漢：初中時，英語老師是教俄語改行的，people與pupil不分，學生學習質量可想而知。高中時，老師是杭大外語系畢業的，我學得還行。在缙雲中學任民辦教師時，還代教過一個學期英語課。進大學後，堅持寫英語日記，那是因爲暗戀著缙雲中學的前同事，與我同時考取了某大學的外語系，——這應該是我學習英語的一大動力源。[一笑]。
報到當天晚上，攤開筆記本，裝模作樣，寫了第一則英語日記。當時有一大漢在旁看見，說：“那麽厲害啊！”就攀談了幾句，我問他尊姓大名，他拿起圓珠筆來，用左手工工整整寫了“樊詩序”三個字，字體娟秀，與其長相形成極大反差，讓我驚詫不已。後來老樊解釋說，是我寫英語日記嚇著了他，他就用“樊氏左書”來自衛。
第一學年，英語老師是李志華。他大學剛畢業，很年輕，經常抽同學上講台聽寫，他見我的英語板書還規整，下課後問：“你是否教過英語？”我說趕鴨子上架代了一學期的課。這樣，我就當上了英語課的課代表。有一次李老師還當堂念了我的英語作文，因而大受鼓舞。
大一大二時，我學英語確實是用功的，在菜飯票上寫英語單詞這種事情也做過。買了不少相關書籍如《英語翻譯技巧》等用以自學提高。大二時翻譯了泰戈爾的短篇小說《喀布爾人》，給老師看。老師問：“是否想投稿發表？”我說只是練筆而已。大學畢業後，看到冰心的同題譯作，將自己的習作對照著看，自以爲在信達雅上還過得去。[憨笑]。
大二時，向鄭廣宣兄吹牛：許國璋英語第二冊教材內，任何一個英語生詞，你都難不倒我。廣宣說：“敢打賭嗎？”我說：“賭啥？”廣宣說：“賭一塊紅燒肉吧！我隨機抽檢20個詞彙，拼寫全對，我買你吃。錯一個，你買我吃。”“成交！”結果，我贏了。紅燒肉有沒吃，倒忘了。
但說實在話，大學期間，我的英語學得不咋滴，比小炯兄等差遠了。關鍵在于詞彙量怎麽也突破不了5000大關。更重要的是，我暗戀的對象不愛我，失去了學好英語的動力。[又一笑].不過畢竟是用功過的，出國旅遊，在特定的語境下，有些詞彙還是能脫口而出，但僅此而已。
錢志熙：今天准備專心寫論文了，仍然忍不住打開本群。本來只想當個潛水員，看到立漢兄的發言，仍忍不住想說兩句。一是第一次知道了他的暗戀事迹[偷笑]。二是他說“記得讀大一時先來個英語摸底考試，根據考試成績進行分班，成績相對好的進英語快班，其余的根據個人志願進英語慢班或日語班。”這事我真沒印象了。但想一個古典，就是唐代宮廷裏樂部人員的遴選與淘汰。淩廷堪《燕樂考原》卷一“案《通典》：‘坐部伎’即燕樂，以琵琶爲主，故謂之琵琶曲。唐人極重之，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絕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見香山詩自注。”這事與當年中文系外語分班絕類。[呲牙]。我們就是“絕無性識者”。[捂臉]。
昨天我和朝骞兄說，我們學日語的，把你們學英語高的看一等，一新與仕忠也都同意我這個看法。日語我是學得中不溜，全靠考碩、考博逼著提高了一下。老樊日語學得好，仕忠背單詞也比我認真。我總有點看不起日本鬼子。我沒想到後來在日本呆了三年，會話閱讀是基本上過關，寫作不行。第一年在東大報了一個班，跟留學生一起學日語寫作（他們是非得會寫不可的，好多中國留學生跑到日本學中國文學，論文過不了，不是內容，而是日語寫得不行），但上了幾堂課，就又退堂了。因爲畢竟是在那裏當老師，即使一句日語不會也沒關系，而且還會被人看得高一點。[呲牙]。
話說回來，正如一新兄說的那樣，當年沒選英語，仍是終生遣憾。後來也有幾次發心學英語，並且也有條件，但都堅持不下去。早年一位同學去美國時，要我給他寫信，我說，我信封不會寫呀，他說：信封上幾個字有什麽難的！他說得無心，我聽了心好痛呀。[呲牙]。
韓兆銘：英語是心中的痛。
陳亞敏：我高中時，學校開設英語課，雖然不太正規，但好歹記住了26個字母和當時的一些政治口號，在那個讀書無用的年代裏，成績還算不錯。高中畢業後，待業、上山下鄉了幾年，早已把所學的還給老師了。我高考複習時沒複習過英語，自然也不敢參加英語考試。大學英語分班時，我的摸底成績也只能分到慢班。大學四年，我覺得花費時間最多的是英語，好像最難的也是英語。好在我短期記憶還好，考試都能順利過關，成績良好 。工作後，精力轉移，加上功底不紮實，英語就漸漸地荒廢了。其實，沒有堅持把英語學好有時還是很後悔的。特別是每次出國，這種感覺更強烈。在國外這種又聾又啞的滋味不好受，發誓回國後一定要好好補補英語。回到家後，也裝模作樣地看了幾天書，接著便將這事抛之腦後了。輪番幾次，便完全失去了信心。沒把英語學好，是我大學學習的一大遺憾，以致于我現在有時做夢還會夢見要考英語了，而我卻整學期都沒去上過英語課，嚇得一身冷汗。
二、朋友們的回複
孫立（中山大學。77級）：提起英語口難開，慢班快班次第來。考試得過90分，實際水平相當菜！
張宏生（香港浸會大學。77級）：我1971年上中學，學校開設了外語課，但是，全年級10個班，選了3個班學俄語，我們班就在其中。四十年後到俄羅斯開會，某些場合還能對付著說上幾句，就是那時打的底子。
七七級考大學時不考外語，不必擔心語種的問題，考上大學之後，就沒法回避了。其實也沒有選擇，好像當時我們學校並不開設其他語種，大學外語只有英語。于是，在21歲那年，我就從ABC開始學起了英語。說來也巧，教英語的周老師原來是教俄語的，英語實際上是他的第二外語，這一點倒是讓我覺得親切，尤其是他的一些發音帶著點俄語腔。其實最大的問題還是沒有好教材，我記得，大一那年，我們的英語教材是油印的，內容則基本上都和政治有關，估計是太過匆忙，來不及編新的，所以我至今都能熟練地說出“超級大國”“霸權主義”這樣的詞彙。
黃仕忠：對。你們七七級更沒有教材。我在78年下半年入學，之後能找到的新出外語教材，大多只編出第一冊，說明高考雖然恢複，教材卻不是一下子可以跟上的。
周大鳴（中山大學。77級）：我學英文比較早，在初中就開始學了。因爲是農業中學，沒有專門的外語老師，老師是學俄語的底子，自學英語然後教我們。老師喜歡文學創作，他把文革的一些歌曲自己翻譯成英文，上課教我們唱。翻譯雖然不准，但是效果很好，大家都願意學唱。如《東方紅》《北京的金山上》等，到現在我還記得一些。
到高中，英文老師是過去教俄語的，教英文單詞時常常教我們俄語發音，我僅記得一首英文的《國際歌》。高考沒有外語，進大學英語摸底考試，好像還及格了，說明基本語法和詞彙還是掌握了。但是發音一塌糊塗，這也影響聽力。不幸，老師還是一位俄語老師教英文，老師是廣州人，漢語我們也聽不太明白。大學學的基本是啞巴英語。
那時是死背單詞，用紙條做了單詞卡片，排隊買飯時都背單詞。後來，背詞典，一本簡明英漢詞典都差不多背下來。畢業留校以後才開始聽讀訓練，花很大的功夫糾正發音。我在職考的碩士和博士，碩士英語是全國考試，也順利通過。
1993年去美國做訪問學者，專門找了一個中國人少的大學訪問，目的就是提高英文水平。離開前，用英文到幾個大學講座，都很順利。回來後參加博士入學考試，英文差不多考了滿分。後來又兼職做英文刊物的主編，做了10年，閱讀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二外學的日語、法語，通過考試以後都忘了。
廖可斌（湖南師大77級）：初高中時曾短暫學過英語，大約是所謂鄧小平“右傾回潮”時，教材也是“萬歲”“北京的金山上”之類。我們還把英語讀音用漢字標出來，現在還記得，後來才聽說這是最有害的學外語方式。記得一次英語期末考試，就是考100個單詞，50個漢譯英，50個英譯漢，一個一分。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肯定是不學了。當時湖南流行的口號是“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照樣幹革命”。
上大學後，看到有同學學外語，自己也找了一種老版《基礎英語》自學，我認爲這是編得非常好的一種英語教材，應該是上下冊。學完後相當于許國璋編英語第四冊水平。我又接著自學許編英語第五冊，這套教材共8冊，從第六冊還是第七冊開始，就不是許主編，而是一位陳先生主編的了。我學到第七冊就有點吃力了。語法方面反複學的就是張道真主編的教材，特別重視短語和習慣用法。
大學二年級開始開英語課，也是經過測試，分到快班。臨畢業時，我覺得單詞量和語法基礎比較紮實，看錢歌川編的《英美散文選》和一些節選本英文小說沒問題。考碩士時，很多專業很好的人，就因爲外語考不好，不能錄取。倒是外語專業的人，惡補一點其他專業的知識，就能錄取，這成爲當時研究生招生中的一種現象。
當時碩士生招生外語考試是全國統考，我的外語成績是92分，而許多外語專業畢業考其他專業的研究生者，外語只有80多分，可能他們都把精力放在惡補專業知識方面了。但是，我跟很多同齡人一樣，學的是啞巴英語。當時想要有個錄音機也不可能。記單詞完全根據字母念，不管輕重音、連讀。這樣有利于記住單詞，但念出來特別是念成句子，就不對了。我聽不懂別人說，別人也聽不懂我說。
在杭大讀博士時，是一個美國洋教授丁博敦教英語一年，他特別注意糾正我們的發音，提倡快速閱讀，改變我們寫作時用中文表達方式轉寫（Wordy）的習慣。我覺得自己的英語好像到了過關的臨界點了。可上課結束後，又退回去了。這就是大家所談的語言環境問題。——後來幾次出境，每次都好像恢複一點了，回來就又退回去了。
胡鴻保（中國人民大學。78級）：本科外語大家水平差太多。分了快慢班。在快班我學了大概一個月，通過考試，得以免修。于是每周省去四節外語課。不過，外語最終仍未真正運用自如。中大讀博要求二外，我選擇日語。只是混過成績合格。後來根本沒有用上，全部還給老師啦。
吳義雄（中山大學。79級）：我自過年以後，已經看了幾個月的英文手稿，看到你這題目，覺得好像有感應似的。這些年來一直依靠英文資料做研究，所以總是感到自己的英文水准不夠，需要提高，無奈已屆耳順之年，沒辦法。
我也是到高中才學英語的，一位學俄語出身的老師教的。我七九年高考英語11分。到大學從頭學，總算把26個字母大致讀准了。後來因爲希望考上研究生，所以很用功，考研時也算高分，所以讀研時分到快班，一個學期通過，——也就是說不用再學了，就此抛荒。
後來是80年代末被當時的出國潮所裹挾，在中大的“英語培訓中心”強化培訓大半年，然後聯系出國、准備各種英文材料、考托福、GRE，這樣折騰幾年，國沒出（拿到赴美簽證的當天，決定放棄），英語卻開始用起來了。
漆永祥（北京大學。83級）：說起外語考試，我是滿腔仇恨，無處訴說。因爲1983年外語百分之百計入高考總分，就被我幸運地遇上了。
我當時連漢語拼音都不會，是臨時學的，記得語文考了3分的一句話，把拼音寫出漢字，我錯了一個字，得了2分。英語基本沒怎麽學，上午考完好像是地理，中午自己糊弄吃完飯，幫我舅爺打土坯，舅爺說你不是在考大學麽？我說下午考的我不會。幹到時間差不多了，我就去考試，不到半個小時我要交卷，監考老師還不讓交，浪費了好幾分鍾時間。結果考了29.5分，那真是大喜過望了，遠遠超出預料。
到了大學，據說學校排公共英語課，排到曆史系時，沒老師了，說曆史系學日語也不錯，就給排日語了。我們用的是上海外國語學院編的那套8冊的日語教材，我想既然重新學一門外語，就努力學好，花了大苦功整完了前4冊，我的最高光時期詞彙量肯定是過萬了，但口語不行是啞巴。這套教材一點都不實用，我至今想著應該狀告教材編寫者，因爲例句多是廢話，比如“你將來要做什麽？我將來要爲四個現代化做貢獻”，平時口語中哪裏用得上！
但我考碩、考博也算沾了小語種的光。中學那幾句英語，從此忘得幹幹淨淨，自己也就被圈在古書中，不得翻身。此中得失，真不知是失的多還是得的多了。
當年，我還經常被拎去做日語翻譯，曾發表過翻譯的日本學者池田溫《日本人與敦煌學》，可算唯一的紀念。現在如下坡的驢，連單詞也基本上全交給老師了。所以，我對外語水平高的人，體育運動員和音樂演奏家，都佩服得不得了，因爲我好了一輩子體育和音樂，玩了好幾樣樂器，沒有一樣玩通的。現在坐在冰冷的幾案上捉蠹魚，我絲毫不抱怨，因爲此中委曲，都是自家不中用，怨不得他人，唯閉門思過，仰面躺平而已矣！
朱國華（華東師大）：當時我們英語高考成績記得只算參考，五十分還是多少。讀大學時沒人重視，大二的過了，就沒啥英文課了。想去外語學院蹭課，據說管理嚴格，小班課，不讓蹭。記得孔羅荪的公子孔海力老師給我們上了專業英語，就是翻譯《偉大的傳統》。
陳文新：用中文注音！
黃樸民（杭州大學78級）：我虛長仕忠兄兩歲，但沒有上過高中，讀初中時，英語課是開的，第一課，毛主席萬歲，Long live Chairman Mao！第二課，毛主席萬萬歲！A long long live to Chairman Mao！ 第三課，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 are our good teachers.（工農兵是我們的好老師）。還記得看過英語動畫片《半夜雞叫》，現在只記得其中的一句地主周剝皮的台詞: Get up！Your lazy bones！（起來！你們這些懶骨頭！）後來也自學了一點，記了千把個英語單詞，還搞清楚了at、in、on這類介詞的用法。
高考時，英語考試，不計入總分成績，我去試了一下，得26分。入學後，英語成績摸底考，然後分班，全年級82人，根據摸底的成績，分3個班，我居然混入快班。不過，語言方面，我的確是個笨人，投入多，效果差，考碩，不多不少得60分，驚險低空掠過。考博，也是卡著線過關。這是一門讓我付出甚多而回報最差的課目，想起來，只有傷心，毫無欣喜！
姚小鷗（中國傳媒大學。78級）：我學外語有故事。初中學的是俄語。高中不錄取我，被調劑到一個職業學校學會計，半工半讀，不學外語。
文革中，和老同學相約學英語。花半年工資買過一架六管收音機（上海牌162型）。語言是口耳之學，光靠看書是不行的。1971年前後，借來幾張舊英語唱片，請開封師院英語科畢業生（時爲棉紡廠女工）指導聽唱片學語音。但字母表沒學完，來了位市委幹部，自我介紹說是英語老師的姐夫，也是房東，他板著臉說，不許在他的房子裏學外語，否則就沒收唱機和唱片。他說，有人反映這房子裏有年輕人在說外國話，有裏通外國的嫌疑。
老師不教了，只好偷偷用收音機從國外的英語廣播教學節目中學。當時對外語廣播幹擾特別厲害，不得不將聲音調大，結果有鄰居敲門警告，告知收聽敵台的政治後果（感謝這位高鄰沒到派出所揭發）。
因曾自學英語，高考時得70多分，是全系第一名，第二名59分，多數在30分以下。大二剛開學，我露了一手：和同學們一起外出時，碰到一對英國來的青年夫婦（在新鄉師範學院當外教），我用結結巴巴、錯誤百出的英語和他們聊了一會兒，這可讓同學們驚呆了。
前些時見了幾位同窗，閑聊時，談到大學裏學英語的事。某兄突然說，當年你和外國人的談話，有關部門都有詳細的紀錄啊。——我聽了大吃一驚。
某兄說，有一次，查看材料時，偶然發現有我和外國人的幾次談話記錄！
我是一九七八年考上的大學，那時，已經改革開放了。政治上無知的我，常無所顧忌地找街頭的外國人練口語。萬沒想到，竟然有這樣的記錄存在。
胡曉真（台灣中研院文哲所）：@黃仕忠 要是我學日語有您當年百分之一認真就好啦！
黃仕忠：可是有什麽用呢？俄語老師，廣播業余教材，教材中都是革命口號與中文詞彙，學了個啞巴日語，當然那時以爲一生不可能出國去和日本人講話的，——所以，這注定了我們這一代，也就混個這樣啦。
胡小真：再把您「丟」到日本去一年，最好旁邊沒有漢學家，很快就pera pera 了！我雖曾去京都訪問一學期，但周圍都是中文系朋友，于是日語一點沒長進。
黃仕忠：我在日本期間，也是一心只在我想找的文獻上。等到文獻找完了，也就失去再到日本的動力了。[呲牙]。
胡小真：偶爾擱置學者身分嘛！就是要去一個沒有文獻，沒有漢學家的地方！
黃仕忠：那就太苦啦。學了也不知道做什麽用。[呲牙]。既然我去日本主要是想獲得資料，以及與漢學家交流，他們都會講中文，何必那麽辛苦！——于是什麽也沒學會。
胡小真：是啊，是啊，所以我也在日本漢學家的照顧下，語言完全沒進步。但現在看女兒靠自學都能讀川端康成，跟人講話，就覺得自己很笨呀。
黃仕忠：陳正宏教授初次去日本，用的是複旦與慶應早年的合作項目，每月只有九萬日元。複旦覺得這點錢，根本不夠生活，就改一年期爲半年期。陳教授大爲生氣，說，我就要一年的！甯可自己倒貼生活費。他到了日本，日本學者知道了他的情況，都想幫他，請他去做講座。于是這家夥拼命查資料的同時，也是拼命學日語。居然三兩個月後，可以用日語演講了。之後更是如魚得水。所以，人必須要逼到絕境，才能置于死地而後生吧。[呲牙] [偷笑]。
胡小真：佩服、佩服！
趙延芳（杭州大學73級）：我學外語的過程，說來話長。“文革”前兩年學俄語，當時還很有興致，記了些單詞和語法，學會一點普通交際會話，未及讀點較長的像樣課文，1966年夏就開始“停課鬧革命”，1968年秋回鄉務農五周年，七年中再沒有同外語字母見過一面，幾乎全都“還給了老師”。
1973年進杭州大學時，我國和蘇聯已交惡，學校裏就不開俄語課，只給開了一個英語班。我們當時沒有教材課本，在圖書館旁的中文、曆史樓階梯大教室（處于現浙大西溪校區教學主樓位置）上課。學會了26個字母後，老師就開始教單詞，但英語字母拼讀規律同俄語有別，又由于眼睛近視，我看不清老師的發音口形，也看不清黑板，根本就沒法跟讀。那時，除了每月國家給的生活費以外，我再沒有別的經濟來源，每天還需省下一點飯菜票，期末到食堂退了錢，帶上一二十元回去供家用，竟是無法置辦一副眼鏡。
我們這個英語班從一開始就說是自願修讀，因爲沒有壓力，也因多數學生年齡偏大，未到期末，就“淘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只剩了原先高中時學英語，有較好基礎的極少數。我當然名列淘汰的極大多數之中。
劉蕊（上海大學）：我的英文是從小學開始學習的。讀碩士時，舅舅建議我可以學習一下日語或者法語，因爲日本和法國是漢學研究的兩座重鎮，或許以後會派上用場，于是便零零碎碎地學了起來。正式專注地學習法語是在博士一年級時。在老師機緣巧合的引導下，有了赴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訪學的機會，于是在廣州的法盟報了語言學習班，集中培訓。未到巴黎前，信心滿滿，覺得自己的法語應該可以應付日常生活，結果一落地，面對真實的法國人講法語，瞬間被現實狠狠地拍了腦袋，就像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會講標准的普通話一樣，法國人的法語也有方音，且語速很快。後來在巴黎繼續學習法語，但巴黎法盟的價格是國內法盟的三倍不止……但無論如何，學習一門新的語言，自己的世界就會多一扇窗。
【回音壁】
黃仕忠：記得列甯同志曾經說過，我們必須充分利用人類所創造的所有財富，才能創造出新的文明。上天造物，將財富分布于世界各地，讓人們用各種語言繼承與創造。如今，隨著科技的進步，整個地球已化爲一個“地球村”，人們如果仍抱殘守缺，獨守一隅，便意味著落後，便要挨打。所以，外語不僅是一種溝通與交際的工具，也是吸取人類共同財富的重要津梁。如果我們不能充分利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就不可能完成具有超越性的創造，也不可能對人類文明有更多的貢獻。英語作爲一種國際通用語言，既不姓資也不姓社，更不是西方獨霸的資源，而是人類共同體相互交流、創造世界新文明的通用工具。多一門語言，就多一扇幫助阿裏巴巴打開財富之門的鑰匙。我們這一代已經被耽誤了，希望下一代人，不再重走我們的老路。
當然，任何學習，都是辛苦的，這世上豈有不勞而獲之事？
朱承君：抛玉引磚，再砌磚牆。仕忠創造了一種寫作新體裁。[強]。
錢志熙：“砌磚牆體”，承君兄這詞好。[強][強]。
錢志熙：我初中在公社中學讀，沒英語課。高一上了一學期英語，學了國際音標和幾個單詞。當時河南一學生因英語沒考好，寫詩道：“我是中國人，何必學英文。不學ABC,照做接班人。”結果被老師批評，投水自殺。這事件影響很大。印象中因這事停了英語課。
百度資料：1973年7月，河南省南陽市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一名15歲中學女生張玉勤，一次外語考試中，在答卷上寫道：“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照作中國人！ ”因受老師批評，投河自盡。
1974年1月，江青從《人民日報》內參上看到這個材料，聲稱“我要控訴”，王洪文也講“對馬振扶公社中學的負責人要判重刑”。19日，江青派遲群、謝靜宜調查此事。31日，中共中央下發了“現場調查報告”的文件（即中發[1974]5號文件），把這件事稱爲“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進行複辟”的典型。2月，逮捕法辦校長羅長奇、班主任楊天成，判處有期徒刑2年。1977年11月，河南省委決定撤銷處分，恢複二人職務和待遇。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黨組的建議，決定撤銷1974年轉發的《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情況簡報》。指出各地類似馬振扶中學的冤案，都應平反昭雪。（見百度百科：馬振扶公社中學事件）
王依民（杭大中文系77級）：我是一向沒有認真學英語，各種考試都靠蒙。近年重新學習，主要讀小說，如《哈利波特》；以及各種少年讀物，如“……小史”系列，“……簡論”（所謂“牛津通識讀物”）系列。遮目自娛，不求甚解。基本不會聽說。
李思成（北京大學2011級）：雖然隔了幾十年，場景卻出奇相似：2011年入學北大時，也要分班英語教學，分四個等級，數字越大水平越高，班裏一半以上是第三級，第四級和和第一級人數差不多，剩下的是第二級（我也在內）。後來發現，如果英語水平不夠好，勉強進入高等級比較吃虧，反而是進第一級最劃算，因爲課程簡單，分數較高（計算績點時不參考難度等級）。
潘璐（中山大學博士生）：老師，我和您一樣，英語是二外。我的外語學習經曆要從初中談起。當時廈門小升初都是劃片區派位，只有一所學校是考試錄取的，就是廈門外國語學校，我就去挑戰了。順利考入後，聽說一個年級要選各十五名同學，分別以德語、日語爲第一外語，我心想大環境都是學英語的，那學點不一樣的，也許將來更有機會，于是選擇了德語。就這麽學習了六年，高考外語考的也是德語。
其實當時學到高二就越發感到德語並不是自己喜歡的，學得有些痛苦，甚至羨慕學英語的同學，但也不敢冒險轉到英語班去，害怕達不到高考水平。當時德語班同學的未來規劃，一半是通過語言考試申請德國的大學，一半是通過保送就讀國內大學的德語專業，而我因爲不想大學再以德語爲專業，是爲數不多選擇參加高考的。也慶幸那時候的果敢，讓我最終可以自主選擇自己喜歡的專業，就讀中文系。
中學時雖有英語課，因爲不是主修，課時很少，程度也有限。導致大學入學英語分級考試，基本題目都看不懂，很自然地被分到三級班（最差一級）。當時對自己的學業隱約有規劃，了解到本科畢業要過英語四級，想保研要過六級，但學校規定一級班大一上學期可以考四級，二級班大一下，三級班大二上，而大三上學期就要面臨保研申請，意味著我必須四級六級都一次通過，才能有機會申請保研。帶著一點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的意思，我每天背單詞，刷卷子，後來真就順利通過了四六級，保研直博。但也很慚愧，即便通過考試，也依然是啞巴英語，口語水平一般。
讀博以後，眼界不同，不再像從前一樣把外語當作一門要學習要考試的科目，而是作爲打開世界的窗口。要想和外國學者交流，學習其他國家最新的學術成果，語言是必不可少的，也時常想，要是外語能再好一些就好了。
曾慶蘭（中山大學碩士生）：看到老師講自己學外語的經曆和收獲，作爲學生，我胡蘿蔔和大棒都接到了。老師結尾說現在有人說中國人不用學外語，我立馬想到開頭的以26個字母也認不全爲榮，時移世易，對待外語的態度如此一致，兩相對比之下，好諷刺。
蔣思婷（中山大學碩士生）：剛看到這個問題還有些驚訝，“怎麽學的外語”是奇怪的問題，難道老師們上大學之前都不用學外語的嗎？結果讀完文章才了解，還真是上了大學才開始外語，而且還能選擇不學英語。我們是初中開始學，而現在的小孩子小學就有外語教材了。期待著老師其他同學們的回音，會像照片一樣直觀地真切地投射時代的面貌，能感受到的不是教材式宏觀上的時代背景，而是處于那個年代的充滿生氣的人們。謝謝老師！
張益嘉（中山大學博士生）：謝謝老師的分享，讀完兩版文稿，深感有趣。從小到大我都將學習英語看作是一門任務，聽到“取消外語”的類似口號，也只想到會減輕學習負擔，極少思考學習外語的真正意義。直到去日本後，發現出行、交流，樣樣離不開外語，即便手機的翻譯app十分通用且便利，但也只能幫助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想要和外國人做稍親近些的交流，都無法靠軟件做到，這讓我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也開始認真學習日語，也是在這個過程中，逐漸體會到學習外語絕不止是掌握一個交流工具，更能借此了解他國的社會環境、風俗人情，廣至政策制度，細至思維習慣，都可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慢慢體悟。所謂“不必學外語”之說，大概只停留在語言的交流功能，我想這還是遠遠不夠的。
林傑祥（北京大學博士後）：我小學四年級（2000年）開始學英語，一直到高中，學英語主要以閱讀聽寫爲主，高考時英語需要考聽說，就是除了聽力之外，還要考口語，對著電腦聽題後作答，大學之前應該算有點基礎。大學學英語，主要是爲了應對四六級考試，要練習聽力，當時我看英語電影學英語，看電影時，演員每說一句，我就暫停，重複一遍，再到下一句，如此反複。此外每周五晚上會有英語角，有外國人參加，我參加過幾次，有點收獲，但是後來覺得嘈雜，便沒有繼續。碩士時有外教課，我上了一學期，真正比較多開口說英語，外教說我的英語有較重的美音，也許就是看電影的效果吧。
廖智敏（中山大學博士生）：想起老師的考博准考證上考的外語是“日語”，當時就覺得很厲害哈哈！最近我花幾十塊錢買了《新標准日語》初級教材，開始自學日語，因爲想著作爲老師的學生，不會日語好像說不過去 。不過現在我處在“老大哥們”的年齡了，從零開始，也是“記了又忘”。[破涕爲笑]。
鍾钰婷（中山大學碩士生）：我們這一代是學英語長大的。說句實話，從小到大，對英語沒多少興趣。但這又是必修，還得堅持。大學裏我好像完美避開了各種大考中的英語考試：推免本校，可用最初的六級成績就行；考博複試，清華是開卷考。——不過聽說九月份開學就要閉卷考英語了，那麽八月再掙紮下吧。
研二時選修了梵語基礎課，每周兩次，只是抱著了解的態度上了十幾周。選修，是因爲《中國文學史》（三）裏黃天骥老師有過一個觀點，認爲“旦”可能來源于梵語dan的譯音。可能這對中古時期的文學研究有用，就去上了。雖然至今沒有什麽看法，但至少了解到梵語的語法和變化形態，讓我對于印度的禁忌文化有一些直觀感受，便也是收獲吧。
董詩琪（中山大學博士生）：小學分普通班和實驗班，實驗班才有資格學英語，我進了實驗班。上了初中，老師要平衡其他同學的進度，又從26個字母教起。我覺得無聊，沒認真聽；老師教新知識，也沒在意。等真正發覺時，已差了一大截。所以中考時，英語反而成了弱項。高中時，請了家教，好不容易才有提高。但仍是啞巴英語教育，閱讀和口語還不錯，聽力一塌糊塗。這次考雅思，還是聽力分最低。後來又學了俄語，感覺記憶力確實不如以前了，也是記了又忘。而且俄語的語法和字母太容易和英語混淆。有段時間，我去圖書館查書，要登記我的讀書卡，我居然一下子不知道英語的D怎麽寫了。
記得小學時，有英語外教，教了不到一個學期就走了。外教不會說中文，根本管不住教室的紀律。畢竟是在四五線城市，工資又低。初中時，暑假裏我去了一個英語外教班，那個外教很有意思，不會說中文，能用簡筆畫表達意思，小朋友們都超級崇拜他。可惜，最後考試，題目太難，得分都很低，家長們不是很高興。後來外教回家，就沒了外教。不過，接觸英語早，我對口語發音倒是一直很自信。
劉勇強（北京大學。南昌大學77級）：晨得黃仕忠教授惠示《上大學時，你是怎麽學的外語？》，因經曆相似，心有所感，遂尋出十年前隨筆以應之。《A young book》——
剛上大學時，高等教育百廢待興，教材尚不齊全。記得第一學期英語課發的還是當年爲工農兵學員准備的油印教材，開篇都是這樣的句子：
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外國語是人生鬥爭的一種武器）
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
Chairman mao called on us to learn from Daqing in industry and from Dazhai in agriculture（毛主席號召我們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
除此之外，對英語課基本無印象了。有興趣的同學多半在自學，流行的教材有兩種，一種是靈格風《英語九百句》，孤零零的單句配著短波收音機嘈雜不清的朗讀，很容易令人生厭。我雖然也買了，卻沒有從頭至尾地念下來。我學的是另一套名爲《Essential English》的，這可能是三十年前最流行的英語教材。我在網上查了一下，有人甚至說這是英語教材中的不朽名著。
雖然它不是課堂教材，與考試無關，學快學慢、學多學少、學深學淺都是自已的事，但當時學得還是很認真的。因爲終究沒有學出個結果來，所謂“認真”，不說也罷。
不過，由于纏綿了兩年許，我對這套教材本身多少還有點印象、甚至有點感情。《Essential English》是零起點，第一課從 This is a man\ This is woman開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接下來，有一幅小插圖，指著一貓一狗問Is this a woman and a baby?時，我瞬間得到了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笑。這樣的課文分明與近來時興的民國《國文教科書》以“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開頭是一個理兒。
隨著程度稍微加深，課文開始由轉爲英語老師Mr. Priestley 與幾位學生學習英語的情景對話，他們性格各異，有始有終。比如有個叫Hob的，課文對他的介紹是：He is certainly not handsome or hard-working or clever, But he thinks that he is all these.他十分滑稽，喜歡說笑，有一課是《The Body》，Hob先說：I have a head\neck\eyes\nose……其他同學就依次用head\neck\eyes\nose……造句，Mr. Priestley再加點評。不過，Hob不只是起個頭，有時，他會順嘴講個小笑話，以致Mr. Priestley不得不打斷他：All right，Hob, but get on with the job。于是，Hob接著起頭：I have a tongue——and I expect you often wish I’d hold it。看到這裏，我其實不希望Hob管住自己的舌頭。這應該是教材的一個成功之處，它讓你對課文産生了興趣。至于書中不時插入的小幽默和漫畫，也讓全書變得生動有趣。
除了語言之外，課文中還不時穿插了一些英國的文化知識，在第四冊，有兩篇課文介紹狄更斯， Mr. Priestley說：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other novelist in England who has such a hold on all classes of people.He had it in his own day,he has it in ours too(David Copperfield is still a “best seller”) ,and I believe he will keep that popularity as long as English is read.
如此崇高的評價促使我當時借閱了《大衛·科坡菲爾》，並對此書至今難以忘懷。
上個月在孔夫子舊書網和淘寶網上搜了一遍，發現這套當年鋪天蓋地的教材，標價高的居然超過了百元。我找到一家便宜的，郵購了一套。不爲外國語不爲人生鬥爭不爲武器，只爲那一點點物美價廉的懷舊啊！
前些天收到書後，我隨手翻到一頁，在講old 的反義詞young時，老師請學生再舉一個old的反義詞，學生說：
Yes, there is new, isn’t there? The opposite of “an old book” is not “a young book”, but “a new book”.
在我這英語到底沒學好的人看來，A young book 其實也是一種不錯的說法，《Essential English》便是我的young book。
Long live the youth!
（2013年7月20日記）
孫玫（台北中央大學。南京大學77級）：《學英文》——
1997 年我還在新加坡的國大任教，6 月，飛往台北參加同際學術研討會。那是我第一次來台灣。會後一位台灣學者好奇我爲何是中文系出身卻在之前有好幾篇英文論文發表？問我是不是大陸的中文系特別重視英文教學？
特別重視英文教學？！我啞然失笑。一時間竟不知該如何才能向她說清楚我們這一代人當年學英文的那些奇事……
1968 年秋，中學終于複課了。當時也沒有什麽年級、班級之稱了。年級已改稱“連”，班級改稱“排”，小組則改稱“班”，總之，一律軍事化。
當時也有英語課，第一篇課文是“毛主席萬歲！”接下來的就是“打倒劉少奇！”是不是就不學 26 個字母了呢？當然不是，只是每次配合課文教上幾個字母，等教完之後再一並彙總。一天教到了 U、V、W，突然，班上的一搗蛋分子大聲喊了起來：“咦~餵~打我喽。”同學們聽了哈哈大笑，老師則是哭笑不得，拿他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天底下就有這樣的奇才，讀起書來連半竅都不通，但搞怪卻是才華橫溢。某天，老師教到了 Saturday （星期六）這詞，這家夥的靈感又來了，大喊道：“殺頭的！”（揚州話沒有翹舌音，“殺”又是入聲字，短促急收藏，因而“殺頭的”發音和 Saturday 十分相似）這一下，班上上又是一陣哄堂大笑……
又過了一陣子，珍寶島那邊打起來了，緊接著全國深挖洞准備打仗！于是，所有的教學也都要配合戰備。英文課上，老師就改教我們軍事用語：不許動！舉起手來！繳槍不殺！雲雲。二十多年後，我在夏威夷大學讀博。一次和美國同學閑聊，說到了這事。老美聞之，哈哈大笑，言道，假如他們真的打進了中國，能聽懂你們的英文？！他們是俄國人耶……
1977 年恢複高考。所幸，那年不考外文，否則真不知有多少當今的國之棟梁（在下除外）彼時會被擋在了大學的校門之外。
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後的第一次英文課，摸底測驗，我得了5分——只能寫出 26 個字母。而班上有些同學的英文則非常棒，結果可以免修。當年教我們的英文老師來自公共英語教研室。老師人很和善也非常認真負責。她告訴我們她原來的專業是俄文，英文是她的二外。彼時根本沒有什麽電化教學設備之類，有的是每天學校（原來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高音大喇叭，播放《英語900句》。無論春夏秋冬，也不管刮風下雨，總有一撥又一撥的年輕的大學生站在室外跟著大喇叭一句一句地念英文。當時的英文課是四十多人的大班。課本用的是南大在文革結束前自編的公共英語教材。真後悔沒設法保留下來（後來因周遊多國居所不定許多書刊都不得不忍痛舍棄了），否則，絕對是珍貴的文物。特別是那幾本油印的補充教材，其中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列甯在倫敦，等等。
當年，我可以說是非常、非常重視學習英文，每天都要從非常珍貴的學習時間裏優先擠出兩三個小時去伺候/搗鼓它。並非是想出國！那會兒就是做夢也夢不到後來自己能有機會先到英國後到美國去學習。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每年只有極少數的公費生出國留學——絕大多數是學理工的，至于文科生基本上都是外語專業的。對于我這樣一名普普通通的中文系的學生而言，出國留學就像是登天上月亮，連想都不用去想。那時我之所以努力學習英文，其實也就是想考研究生。考研要考兩門公共課，一是政治，二是外語。對于前者，臨考前，只要死記硬背一通便可拿下；但是，學外語就不一樣了，必須要花水磨的功夫，長流水，不斷線，持久戰。後來，大四時考研，我們同班同學中還真有人就因爲英文差了兩分而沒能考上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程先生都爲之歎息。不過，這位仁兄雖未能進入學界，但早已是風生水起。這正應了那句話，是金子無論在哪兒都是會發光的，哈。
雖然並不是想出國，但是當時我卻非常注意自己朗讀英文的發音。因爲我從大一的《語言學概論》課中得到印象：語音是語言的基礎，語音不准會給學習外語造成障礙。此外，也得益于自己的一點悟性。彼時報刊上有一些紀念文章，說偉大領袖曾經花費不少時間認真學習英文，有一篇文章還提到老人家獨自大聲朗讀英文——帶有濃重的湖南鄉音，但是好像從來沒有文章說他可以自如地使用英文這一工具？剛好我們宿舍有一位同學讀英文就有很重的鄉音，這妨礙了他記憶單詞。爲此，他很苦惱；而我也就具體地感知到，發音不准，是不利于記憶英文單詞的。
功夫不負苦心人，考研時，英文終于沒有拖我的後腿；但是，初到北京時，我還是個不能開口說英文的“啞巴”。如何才能夠開口呢？讀研時，我的專業是戲曲表演導演曆史及理論，這就需要經常到劇場去觀摩各種演出。看京劇不時會看到一些老外。那種一來一大幫子的大都是旅行社安排的觀光客，他們經常是不看完，到了中場休息就抽簽（走人）。但是也有一些散兵遊勇，這種人看戲就並非是只瞧個熱鬧，他們休息時還會到台口去轉悠、東看西瞧。看到這種情況，我便主動上前搭讪，逮到機會，便把事前用英文背下來的戲曲常識、劇情梗概之類，一股腦倒給他/她。對方也知道我是想練英文，但不反感，因爲他/她對我所說的內容多少還是有些興趣的。于是，愣是靠著這種厚臉皮，“啞巴”才開口說了話，鐵樹開花（1970 年代中期有一首花腔女高音的歌曲，歌唱針灸療法使得聾啞人開口說話，千年的鐵樹開了花），哈。
到了 1980 年代中期，改革開放的勢頭已經超出了一般人從前的想象，出國留學的大潮也隨之澎湃而起。1986 年冬，我獲得入選第一屆中英友好獎學金訪問學者的機會，按照規定到成都參加英語集訓，然後就地參加雅思考試（之前只知道托福，從來沒聽說過什麽雅思）。雖說是強化訓練，但師資、教材和教法卻都不敢恭維。考試在即，一個個壓力山大。大家經常被五花八門的多重選擇試題搞得昏頭昏腦，苦不堪言。某日，模擬考試結束，聚在一起閑聊。有人感歎，什麽時候咱們中國也發達了，老外們都爭著來中國留學，都要學中文，讓他們嘗嘗具有中國特色的多重選擇題！
葉曉芳（杭大同學）：同學聚餐，說了幾個出國的故事，姑記下，感覺生活遠比小說精彩。
第一例：兩口子去南極，在一家餐館用餐，荷蘭女侍者遞上菜單，一個字不識。侍者看出來了，就拿筆在紙上畫。先畫一朵雲，（這是什麽意思？）再畫四只腳，（還不明白）又畫了個細尾巴，接著在雲上畫了兩支角。男主人恍然大悟，“咩——”脫口而出，女侍者笑了，終于明白了。
第二例：一人去美國，獨自坐出租車，朋友送他上了車，和司機交代了目的地，預付了車費，他只要到時下車就行。車開途中，司機無聊，與乘客聊天。“Japanese?”乘客搖頭，指指自己的嘴巴，表示不會英語。司機沒理會，繼續發問：“Chinese?”乘客憋不住了，“哈伊。”
第三例：隨團去歐洲，早起去餐廳，看不懂如何點餐，裝模作樣在單子上看看，在最上面一行上點了點，上來了一盤湯，不情願地喝著，忽然看見隔壁幾個韓國人在吃面，“One more”,原來面條這麽叫，馬上也來了一句，侍者又送來了一盤湯，默默地喝下。等見到同團的人，說：“我已經兩盤湯喝下了。”
都和外語有關。各位，對號入座吧。
尚永亮（武漢大學。77級）：和仕忠兄學外語經曆有異有同。中學俄語，大學英語，都因特殊原因半途而廢。留校後自學日語，數月後即借助字典翻譯松浦友久陶淵明的說理詩，83年發表後受激勵，興趣更大了，以後考研評職，均賴此而順利通過。九十年代初到大外強化半年，94年、04年、13年赴名大、京大、創大數載，但長進無多。現在則聽、讀、寫俱急劇退化，令人汗顔。
羅時進（蘇州大學。77級）：有意思的回憶。是一個人的，也是一代人的。學外語，是七七、七八級的“痛”。
姜小青（鳳凰出版集團）：黃老師的文章很有意思，讓我想起自己這輩子與外語的糾結。外語對于我們這代大多數人來說，正如文章中提到的，是“啞巴外語”。作爲生活在江南小城市的人，“文革”後期上初中，就開始接觸英語，但就是張不開口，也就沒了興趣。80年高考，外語似乎只作參考，記得當時考了13分。大學期間，課堂上最怕與老師對視，生怕被叫起來朗讀。後來88年考研究生，就找了兩本試題集，都是一千題，有答案，通過死記硬背，考了59.5分，當年山大外語要求是40分。研究生期間，繼續把“啞巴英語”“進行到底”，山大要求，研究生外語課程聽力不及格者，筆試必須80分以上，最後還是通過筆試過關。[呲牙]。
葉鷹（南京大學）：78年高考英語我考了20多分，當時達到外語系錄取標准。大學和研究生英語的確缺少口語會話，直到2000年留美後才能“四會”。如今在美生活順利。
孫啓軍（羊城晚報。南京師大79級）：1979年的大學裏，清晨天剛蒙蒙亮，池塘邊操場上咿咿呀呀背單詞的身影隨處可見，但真能把外語當作爲語言學習的卻如鳳毛麟角，大多數人稱爲“學單詞”更恰當些。我即如此。大學前兩年，印象裏英語課只教了許國璋教材前兩冊，學了國際音標、背會幾個單詞而已，能和老師在課堂上進行簡單對話的，全班不過三兩人。一一無它，大家都從文革中過來，基礎太差了。我後來的一點英文基礎，全靠研究生備考時自己惡補而來，能讀一點簡單的英文小說散文，純屬啞巴英語，所以工作之後，幾年不用，就又全還給老師和那些死記硬背的青春晨曦了。
沈金浩（深圳大學。80級）：那時外語教學人才比較緊缺，我所在的學校給我們中文系學生開課的老師年齡都比較大。我印象較深的是一位叫魏愛喜的中俄混血老師，她是俄語老師，但英語教得也好，可惜不久就隨赴任《紅旗》雜志領導的夫君調去北京了。另一位給我深刻印象的是83年暑假爲我們考研英語興趣班上課的外語系副教授顧嘉祖，他是個拼命三郎，課講得蠻好，還能通過講課給人鼓舞與力量。我84年考研，英語卡上及格線，與那次暑假補習有一定的關系。
曾建輝（友人，81級）：@黃仕忠 期待您的發文，因是必讀的。說起學外語，我是1971年上學至1981年高中畢業。當年北京是初中一年級才有外語課，不知如何劃分，北京市中學是學英.法.俄.日外語。我就讀的八一學校那一級，一半學英語一半學法語，我們班被化爲法語班。但是到了初三全部學英語，因爲高考外語是考英語，1981年高考外語是算50%的分。
田東江（中山大學83級）：順口溜我記得的版本是：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D，還能當接班人。河南馬振扶中學女生張玉勤自殺前寫的。我們中學當時沒有外語課，都不知英語是什麽東西。我是1985年讀中大時才正式學英語，之前是自己跟著電台嘟囔的。爲了高考，把初中到高中的英語課文全部背下了事，也沒做過什麽習題。1985年居然得了90分（百分制）。全額計分數。我在1980年技校畢業後就進工廠當工人了，1982年萌發高考的念頭，1983年上陣，考了3年。
孫有中（北京外國語大學）：很有意思，對我們外語行當的人很有啓發。
吳振武（吉林大學）：我的學外語經曆跟兄非常相近，也是選學日語，看見文中那些書影，也很親切。
董上德（中山大學）：很有味道，且可做日後的史料。
彭玉平（中山大學）：散文家很空出世哈，確實寫得好！
麻國慶（中央民族大學）：潇灑心態才能寫出來。
潘健華（上海戲劇學院）：大學生活中的外語經世，太有體會了 。晃如眼前 。
馬茂軍（華南師大）：將來會成爲很重要的教育史料。
王茂根（中大校友）：爲社會、爲曆史留下一份記憶。
張麗萍（杭州大學79級）：做成一個系列，就成了那個時代的曆史畫卷。
秦培春（劇作家）：黃先生所發這些同學、朋友圈文章，很有意思。不妄不燥，家常敘事，讀來真切。集文成冊，可校補正史。
王雲路（浙江大學。78級）：非常豐富有趣！喜歡。對于英語，我差不多也是“p也不知道”。
錢洪流（南京醫學院78級）：這個調查結果是可靠的，是有血有肉的，關于上大學話題是沉重的，世界上絕無僅有的。
胡鴻保（中國人大。78級）：杭大同學以及友人的文字總體遠多于正文。蝴蝶效應吧，厲害。
趙軍明（友人）：我們學外語經曆十分相似，說明是同一代人。
陳鴻森（中研院史語所）：仕忠兄機伶的人，得天獨厚，一輩子順境，種德之家。沒想到認識稻畑那麽早。
張均（中山大學）：您的戲曲研究與日語之長，相得益彰啊。
陳林俠（中山大學）：太有意思了，可以寫出一本非常有價值的時代記憶之書。
盛志梅（天津師大）：非常棒，以後結集出書，也會熱銷的，帶有時代印記的集體回憶，真成不做作，無功利性，最難。
鮑震培（南開大學）：好 文。第一本教材有點眼熟呢 。學外語是那個年代的人心中的痛、心中的夢吧！恭喜黃先生學爲所用。
崔蘊華（中國政法大學）：您這些文章豐富的生活細節，讓人讀來心潮澎拜，又發人深思。
黃杭義（中學同學）：仕忠：還有句“不學ABC，照樣幹革命”。
傅湘龍（湖南大學）：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如今也很具現實意義。
羅渝甯（華西醫大81級）：75年上初中學了一年俄語，現忘得一幹二淨。77年開始學英語，教材第一課記憶猶新：Long live chairman Mao ! 81年高考四川英語算50%，我考了61分！
周解榮（中學校友）：@76屆黃仕忠 日語演講在北海道幼兒園的小朋友中成功了！
萬晴川（揚州大學。85級）：上大學時任情率意，喜歡看外國小說，英語基本放棄。畢業後分配到離省城四五十裏地的一所省屬重點中學教書，于是決定考研，自學外語，從初中開始。後來學的外語又聾又啞，因爲外語差鬧過不少笑話，吃過不少大虧。1985年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研所陳毓罴先生的研究生，陳先生期望甚殷，曾兩次來信鼓勵，終因外語而铩羽，次年轉考西北地區，外語勉強上線。
王永太（浙江省社科院。78級）：沒想到我很爛的日語，考研成績只比仕忠兄低了兩分。大學學日語是沒辦法的事，不可選，內心十分的不情願。當時想學英語，沒條件。
周絢隆（中華書局）：我學英語的辦法跟你一樣，初中在農村中學，沒人教，中考得了17分，高中進了省重點高中，英語從頭學起，自己加碼，成績突飛猛進，高考90分，此後一路順風順水，英語現在還能用。
爲了練口語，我還教了一段留學生。前幾年出國談《哈利波特》版權，不用翻譯直接上。20年疫情期間，寫了本《克萊門特的金瓶梅翻譯》。
何橋（溫州師專78級）：人生有許多偶然，但偶然中有必然。黃博初中階段雖有兩次機會偶然接觸英語，但終與之擦肩而過，上大學很理性地選學了日語，且學得順手學得溜，直到必然地使之成爲學術發展的階梯，助己步步上升，與日本佬爲伍，與日本文化融合，美哉樂哉！冥冥之中，或許也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緣分啊。
比較而言，我學英語沒有你那麽美好的回憶，完全是隨大流，因錯過了最佳學外語的年紀，總體上感覺是學得事倍功半，到如今出國還不能與老外深度交流，只因爲出口的英語總是帶楓橋口音。
胡光明（香港理工大學）：老師這份社會學調查報告，真是太豐富了！學外語的話題在老師一代人，主要是大學階段，我們後來人就大爲提前了。這背後折射的是時代變遷，表現出來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語種的變化，俄語、日語、英語兼而有之到英語“一家獨大”。
回想我的外語學習，從26個字母開始的英語學習初一才開始，河南省鹿邑縣馬鋪鎮二中，時間已是1996年。我的英語啓蒙老師吳梅英，提著錄音機播放人教版英語教材錄音的場景，依然清晰的在我腦海中。現在想來，我的外語學習幾乎就是“啞巴英語”“考試英語”，聽說讀寫，中考、高考、大學英語四六級，都只有聽讀寫，完全沒有口語（直到申請來港，報名了雅思，才有口語考試）。03年到北京上大學，開學的英語分班考試（一如老師文中其他老師回憶的），我們班42個人來自29個省市，只有6個人進了快班，不可思議的是我居然被分到快班，大約就是純考試而沒有實際檢驗的結果。
初中學英語，最深的印象便是人教版英語教材。Hello, my name is Li Lei. My name is Han Meimei.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這些基本句子一代人應該都還記得清晰。以至于後來有位音樂人創作了一首歌《李雷與韓梅梅》，又有同名的青春電影，成爲80後一代中學生的集體記憶。最近熱議的教材插畫事件，又有不少同齡人說起當時的人教版教材，英語教材的Li Lei、Han Meimei以及鹦鹉Polly都成了最美好的回憶。
老師這篇中，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細節：不學ABC，照作中國人。不學ABC，照樣幹革命。不學ABCD，照樣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中學學英語時，這首“詩”仍然很流行，不過最後兩句又變了：不學ABC，照當接班人。
楊緒容（上海大學）：我學習的方式，就是把學會的遺忘。您“比較常用的一種，是每天睡前記十幾、二十個單詞，記過之後，躺倒便睡”，更有腔調。[呲牙]。對那個時代的回憶，是中國文化的禮物。[強][強][強]。
吳存存（香港大學）：多謝分享！很佩服您沒出去留學卻能編詳洋大觀的日本漢籍日錄，個中辛苦和心血，必非我等所知。
我一直學語言很笨，因此情感上痛恨學外語，在國內時都是爲了考碩考博臨時抱佛腳發奮一下，考上後就徹底擱在一邊。記得剛到澳洲時，感覺就像被扔進海裏，一根稻草都找不到，欲哭無淚，爲生存只能學習。不過因爲當時已人到中年，掉在海裏摸索著學遊泳是來不及學蠂式或蛙式，只能自己琢磨個狗扒式生存下來而已。[尴尬][尴尬][尴尬]
陳慧（中山大學）：老師，非常慚愧，我上大學後報過日語班，沒有堅持下來。後來看日本學者的論著，大意能懂，不確定的地方再請教朋友。英文的話除了大學英語課外沒有額外的學習了，也是看看研究領域內的英文論著。
高伯齊（中大校友）：我的英語很差，高考考了75算好的，大學也沒好好學，連國家4級都沒過 。數學也一樣，高考數學還比較高，工作後基本用的小學算術， 初中數學都很少用到。
鄒雙雙（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原來黃老師那麽早就開始學日語了！應該發給我們專業學生讀讀，學習給自己加碼。
老袁（友人）：教授好，晨讀大作，方知你們這些精英讀書求學太不容易啊！
杜江（西南師大85級）：同黃老師。1985年9月入學，西南師範大學，被發配日語班。日語識睇不識講。當年西師世外桃源。
楊苗龍（高考同學）：我們80年上軍校時,指揮專業系不學外語，化學分析系要學，情況差不多～。
吳肖丹（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非常有意義的研究！看到了一個個鮮活的人生經曆。很有感觸！
外語對80後來說學習的資料和途徑比前輩多了，但還是卡住了不少人的求學之路。我幸運的是基礎尚可，高考還多選了一門英語口語，考博還靠英語加成排了第一。
楊早（中國社科院）：這能做出一百多個題目，和我還在磨的1912異曲同工，都是開啓一種新的生活形態。人人有話說，樣本量大了，有些東西就能看出來了，這比單純的個人回憶有用太多，是拼圖式的集體記憶。
高志忠（深圳大學）：黃老師早，真的是一份社會調查報告！看了您的文章才知道您是學日語的！印象中我周邊也有類似的情況，有擔心英語拉分，高中改學日語，結果真的提分很多。也有熟人考研究生時畏懼英語，改學日語的。各種考試和求職中外語改變了不少人的命運。
韓一槿（廣東金融學院）：謝謝黃老師的分享。對于我們在外國語大學學外語的人來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大早在晨讀園裏晨讀，相當于學聲樂的在唱歌前開嗓。每天早上晨讀半小時，課上說外語時就不容易“吃螺絲”。
王芊（中山大學）：原來您是在大學本科時就學習日語了！我們中文系大學時的外語課只有英語，沒有日語的選擇。而對于大部分非英語專業的大學生來說，人生中的英語巅峰時期是在高三（這一點前幾日師門聚會聊起來，得到了同門們的普遍認同），上大學後沒有了高考壓力，同時如果沒有出國交流等需求或經曆，英語水平是逐年下降的。我是在讀博士期間，見興起域外漢籍研究熱點，周圍同學很多都開始學日語，才想要嘗試學習一下。不過當時學校面對全校公選開設的日語選修課，是一位日語系的碩士研究生上的，幾十人的大課，聽課收效甚微，基本是沒學成。
徐永明（浙江大學）：回音壁的形式很好，引發了同時代人的共情、共鳴和共憶。觀念是很重要的，錯誤的觀念，小則害個人，大則害國家。“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照作中國人！”如果真是信以爲真，那倒楣的是自己。外語是一雙眼睛，多學一門外語，就是多一雙眼晴。
我高中時的英語很不錯，高考100分的卷，考了90多分。但進大學後，說成績好的可以免修，結果傻傻地真選了免修，以至于考研時只考了40多分。幸好讀研究生時，拼命背單詞，看英文書籍，才不至于太差。英語不僅給我帶來了好處，而且因爲與哈佛的關系，給學生帶來了好處，現在已有13、4位同學到了哈佛訪學一年。同時，我那點英語水平，居然也成了哈佛燕京訪問學者，福及家庭，一家子享受保險去了哈佛，女兒後來也考上了美國頂尖的大學。
總體上看，與歐美的學者相比，中國學者的外語能力是相對較弱的。歐美學者大多能懂數國語言，當然，這與他們的語系有關，但與觀念、方法等也有很重要的關系。
莊初升（浙江大學）：
爲賣豬仔到北美的廣東華工自學英語所編的教材。用粵語來給英語注音，很有趣味。
早期中國人學英語，真是一部辛酸史。廣東英語、洋泾浜英語。
《廣州“番鬼”錄》記載：“在廣州商館附近的書店出售一本名爲《鬼話》的小冊子。……如‘今日’(to-day)在解釋外文意義之後，用兩個其他的中文字‘土地’來拼to-day的音。直至整句話也是這樣，由此語言的結構便被奇怪地改寫。這本小冊子每本才賣一兩個便士，但它常見于仆役、苦力和店鋪主的手上。該書的著者是一個中國人，他獨具匠心，應使他名垂千古。”
茜茜（友人）：@黃仕忠 博士的回憶，點點滴滴記錄了那個時代有志青年或順利或曲折的成長曆程 。您的同學們也是記憶超凡的段子手，讓我全程帶著笑容閱讀。謝謝分享哈。
張照麗（中山大學本科生）：閱及老師在“回音壁”之語，深有感觸。小學時期，學生所在小學不重視英語教學，講台底下的學生也是嬉笑打鬧，課堂內容無非是反複朗讀課文、課後單詞。期末英語考試的試題，不外乎單詞的中英對照填空，和“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的課本原文默寫。難以忘懷的是，每次英語課後，都有不少同學公開支持“中國人不學英文”的看法，還對認真複習英語單詞的好學生嗤之以鼻——現在想來，實在心驚。
學生真正開始學習英文，是在中學時期。初中入學時由于英語基礎不好，48個英語國際音標中只馬馬虎虎認得12個單元音（因爲形狀、發音與漢語拼音相似），導致“課前小讀”對著音標朗讀單詞時，我磕磕巴巴，而同桌語出流暢、發音甚有美感。十分羞愧的我決定惡補英文，尤其是發音。作爲住校生，在校內，我每日最常做的就是“叨擾”同桌，連番轟炸式進行討教，或是自習課揣著課本、卷子直沖英語老師辦公室，開始今日份“十萬個爲什麽”。放假回家，就坐在電腦前，反複觀看一部英文電影，或反複閱讀一篇英文文章，背台詞、背句式、記發音——雖然方法笨，但的確卓有成效。
學生中學時期的英文學習，也只停留在應試階段，直到來到中山大學求學，課堂全英授課、課後與留學生交流等，才覺醒了“外語是一種溝通與交際的工具”意識，也很慶幸，自己能夠習得一門外語，在閱讀與交流間開拓視野，與另一種文明進行思維和觀點碰撞。[慶祝]。
任珂旻（中山大學本科生）：我到目前爲止系統學習過的只有英語，希望能利用暑假時間多學習一些其它語言。我應該是從小學開始正式學習英語，記得學校第一次英語測試，我考得極差，回家後媽媽便鄭重的對我說：你想提高嗎？我陪你上補習班。那個補習班是早上六七點開始，那時候是冬天，從家到補習的地方要經過一些巷子，經常能聽到雞打鳴的聲音。那位老師很年輕，應該是沒有足夠的耐心，對學得慢又沒去問的同學會出言諷刺，說“不懂裝懂是飯桶”，那時候聽到這些話總是會紅著臉看一眼老師，害怕老師在說自己，然後又埋頭趕緊讀書。補習完上午才剛剛開始，離開教室能看到非常幹淨的天空，那時候英語是害怕但又不得不去面對的事。到後來看得多記得多了，學習英語便輕松起來。高中時覺得最繁瑣的是語法，到大學英語學習仍主要用在考試和閱讀上，實際中說的機會也很少。
作者簡介：黃仕忠，浙江諸暨人。1978年考入杭州大學中文系，曆本科、碩士，並留校任教。後往中山大學讀博士，現爲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文獻研究所所長。主要從事中國戲曲和俗文學研究。曾獲長江學者等稱號。學術著作而外，有隨筆《書的誘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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