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 徐婷婷 王艾冰）2021年全國兩會到來之際，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委員嚴慧英見到了中國開胸驗肺第一人張海超。

“海超告訴我，三年前與他一起來參加一個會議的5位塵肺病農民，其中3位已去世，還有一位病倒在床。我特別的難受。”說到這裏，嚴慧英已經哽咽到難以控制自己。

“塵肺病農民這麽巨大的群體，處境爲何如此悲慘？我出門走了半天，才回過神，穩定了自己的情緒。” 嚴慧英說。

全國人大代表、無錫市人民醫院副院長陳靜瑜也倍感痛惜，“還有大量這樣的塵肺病患者年紀輕輕就去世，這是非常可惜的。”

一名塵肺病患者。胡國慶攝。

見到骨瘦如柴的塵肺病患者，強忍住淚水寫下了提案

2014年2月22日，嚴慧英在一個會議上了解到，有一個名爲“塵肺病患者”的群體。一個多星期後，她便組織全國政協委員周秉建、楊佳、侯露、李仁真等一行前往北京市房山區良鄉醫院探訪塵肺病患者。

傳染病病區塵肺病三期患者牛鳳祥，讓她至今印象深刻，“在醫院的病房裏，躺在床上的牛鳳祥骨瘦如柴，被無法呼吸的痛撕扯卻沒有力氣呐喊，而他的妻子面色憔悴”。牛鳳祥1995年至2010年間在北京房山史家營鄉的北京翁窯煤礦做采煤工人。長達15年在粉塵彌漫的環境中工作，他不幸患上塵肺病，當時已發展至三期，並發肺結核，喪失勞動能力。

聽到這裏，嚴慧英控制著自己的眼淚。

原衛生部于2002年4月8日發布、6月1日實施的《塵肺病理診斷標准》中指出，塵肺系指在生産活動中吸入粉塵而發生的以肺組織纖維化爲主的疾病。2015年我國在《職業性塵肺病的診斷》裏將塵肺病明確概述爲“在職業活動中長期吸入生産性粉塵，並在肺部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組織彌漫性纖維化爲主的疾病。”

嚴慧英說：“要將這些一線的調研資料總結整理出來，寫出調研報告，形成相關提案，向全國兩會提交”。八年前，嚴慧英被這群患者的遭遇所觸動，此後八年，嚴慧英從未停止關注。

來自河南省濟源市王屋鎮西部山區的趙喜順（化名），也是一名塵肺病患者。從1999年開始，100多米深、橫斷面積大概5平米左右的礦井，是趙喜順正值壯年的時候，長達13年的工作地。

“當時井裏面基本上全是灰塵，工作的時候連人都看不清，每次從井裏面出來，我們整個面部只有牙齒是白的，嘴和鼻孔裏面也全部是黑色的。”趙喜順這樣形容自己的工作環境，那會兒，他還從未聽過“塵肺病”。

“開始時會有氣喘、呼吸困難的症狀，慢慢的就無法從事重體力勞動，繼而開始出現胸悶、胸痛的症狀，隨著這些症狀加重，患病的人將變得無法離開制氧機、無法下床活動、骨瘦如柴而死。”100多位工友先後被確診，趙喜順這樣形容到他眼中塵肺病人的症狀。

令趙喜順萬萬沒想到的是，“塵肺病”最終還是找上了他。

2020年3月份，趙喜順也“終于”開始出現了氣喘的症狀，“雖然離開工廠7年之久，但是這7年的時間裏，有的工友因爲塵肺病離開了，有的也陸續確診，所以我其實經常懷疑自己也已經患病了。”趙喜順說，“拿到確診結果的那一刻，我覺得我的天都塌了，因爲還需要去另一棟樓蓋章，原本只需要3分鍾的那段路，我整整走了10多分鍾”。

就在趙喜順被確診的一個月前，他的工友張明（化名）永遠離開了他，“他和我一樣，在礦場工作了10多年，2014年被確診爲塵肺病三期，直到2019年，他的病情惡化，用上了制氧機，慢慢的只能長期臥床。”趙喜順介紹，我們最後見到他的時候，他骨瘦如柴，躺在邊上堆滿藥的床上，床邊還有一個不停運作的制氧機，而他自己依然不停地用拳頭捶著自己的胸口。

2020年7月，張明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我們所有到場的工友都哭了，哭他也是哭自己的以後，因爲我們都知道，終有一天，我們也會和他一樣。”

患者直到去世也沒有拿到賠償，8年呼籲仍難落實主體責任

2017年兩會研討會後，嚴慧英與5位患者交流聊天。如今死亡者2人，其中一位正是來自河南的張明（化名）。自2014年開始打工傷認定的官司，到2020年7月張明去世時還沒打完，直到現在依然沒有結果。

“我曾接觸過一對20歲出頭的夫妻，他倆都是在玉廠工作，都得了塵肺病，他們想跟工廠打官司，但因爲無法診斷而敗訴。塵肺病群體大多數是像他們這樣擔負家庭經濟支柱的中青年人，一旦患病整個家庭都陷入困境。” 嚴慧英說。

嚴慧英發現，如何督促落實企業主體責任，仍然是職業病防治當中的難點之一。《中國塵肺病農民工調查報告（2020）》顯示，目前部分地區出台了一些針對塵肺病人的專項保障制度，但同時也有包括江西、湖北（除鄖西）、內蒙古、河北等多個地方未出台相關政策。而除了國家補助，和趙喜順、張明等人一樣，他們更難走的路，是尋求勞動仲裁和勞動賠償。

“從2014年到現在，我們廠先後有100多位工友一起奔走，尋求企業的勞動賠償，但是直到現在都沒有得到一個很好的結果，這其中，有很多工友直到去世，都沒有等到這個結果。”趙喜順透露。

據趙喜順等多位工友向記者證實，此前，在該工廠工作的工人已有100多人被確診，與此同時，也有10多位工友永遠的離開了他們。

2014年兩會期間，嚴慧英提出的第一條關于塵肺病的提案中，特別強調了對職業危害嚴重的行業和企業加強工傷保險征繳的執法檢查，擴大工傷保險覆蓋範圍，特別要對不依法參加工傷保險的企業予以嚴懲和重罰，並對不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不履行職業病體檢、不予以職業衛生培訓、不提供職業病防護用品的企業，予以嚴查和重罰等內容。

然而，患者們至今依然面臨著維權難的問題。“我們已經發現了很多的塵肺病農民工因爲沒有企業提供保險，或者找不到原雇傭企業，導致疾病能夠救助但是救助不了，到最後很年輕就導致死亡。”全國人大代表、無錫市人民醫院副院長陳靜瑜說，“現實中遇到的情況是，因爲你是塵肺病了，反而就不能夠享受到正常的醫保的服務，而要走工傷鑒定相對複雜的流程，這讓很多無法獲得工傷認定的塵肺病農民工遭遇工傷保障和普通醫療保障雙重缺失的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職業衛生與中毒控制所副所長孫承業也認爲，如何持續關愛農民工塵肺病患者是我們要關注和提議的重點。根據2020年的調查顯示，受訪塵肺病農民家庭人均月收入僅爲392.7元，超過50%患者家庭月均收入不足千元，而家庭年收入中用于醫療支出的占77%。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馮文猛提出：“在整個社會保障體系中，我們要考慮把塵肺病農民工這群人在社會救助盤子中充分融合進去。”

專家呼籲：在刑法中增設職業病防治不力罪

會前，嚴慧英得知三年前同來參會的5位患者有3位已經去世，還有1位在醫院。她深感責任沉重。“在刑法中應增設職業病防治不力罪，要從源頭治理塵肺病持續高發的問題。生産場所消除了粉塵危害，塵肺病就會得到根本性的消除。”2021年全國兩會，嚴慧英決定提交此份提案。

國際上，新加坡、馬來西亞、意大利、德國、韓國、日本等國家在其勞動部門下設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職業安全與健康審查委員會等機構，專門解決職業安全與健康問題。

目前，勞動者的勞動關系與工傷保險統籌、安全生産各級預防與培訓、職業健康各級預防與培訓由勞動保障部門、應急管理部門、衛生行政部門分別監管與執法。這造成了企業負擔與行政冗余。同時，相關信息不互通也對執法效果的明確造成了困擾。

嚴慧英說：“這些年我們提了很多提案和建議，但是很多沒有得到具體落實，真的很慚愧，職業病防治貴在落實，我們的提案和建議中是否可以加入將職業病防治不力的企業上升到刑事責任上來追究，對于違反職業病防治法的企業，如果能追究其刑事責任，最起碼在職業病預防上能夠有一個法律層面的支持。”

北京市炜衡律師事務所律師郝亞超介紹，早在2012年，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遲夙生律師就提出過要在《刑法》當中增加防治職業病不力罪。郝亞超律師以酒駕入刑舉例，當刑法修正案增加了危險駕駛罪之後，大大減少了酒駕引發的悲劇，“如果職業病防治不力也能入刑，或許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郝亞超說。

“我們要相信這個社會上有無緣無故的愛。希望我們80年邁，蓦然回首，深感欣慰，這些年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了件正確的事情。”這是嚴慧英八年來的真實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