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龔思量
編者按：“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一個人從一出生由誰來撫養，接受怎樣的教育，長大後從事什麽樣的工作，生病時接受怎樣的醫療服務，老年之後由誰照顧，這看似主觀的人生選擇背後，實則是維系人與人、人與家庭、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社會契約在起作用，它定義了社會的組織方式，決定著人們的生活境況和機會結構。
如今，越來越多人都對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在國內層面，這體現爲普遍的生育焦慮、學區房之殇、“躺平”與“內卷”之爭、醫患關系的緊張，以及老齡少子化困境；在國際層面，這體現爲民粹主義擡頭、全球化遇冷、國際紛爭叠起、女性社會角色和種族主義的文化鬥爭等。
倫敦政治經濟學學院校長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在她的新書《新社會契約：重系21世紀公民與社會的紐帶》討論了依據在國際經濟機構多年的工作經驗和大量專業研究成果，依次從育兒、教育、醫療、就業、養老、代際沖突這六大民生問題切入，認爲人們的失望情緒是源于技術變革、人口壓力、女性角色的轉變、環境問題等所導致的傳統社會契約的失靈。在她看來，新冠疫情的全球暴發是一個契機，讓人們更直觀地意識到彼此的相互依存關系，一個更加慷慨、更具包容性的新社會契約勢在必行。在“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對米努什·沙菲克采訪中，她談到了對全球疫情的經濟、勞動與社會問題的看法。
倫敦政治經濟學學院校長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
澎湃新聞：在過去的三年裏，我們目睹了許多國家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工人們則抱怨自己的工資增長並沒有和高通貨膨脹率保持一致。諸如亞馬遜等巨型公司甚至在疫情期間要求員工在不安全的環境中處理繁重的工作，並從中賺取了巨額利潤。您對疫情期間的不平等加劇有什麽看法？政府是否應該幹預工人和公司之間的不平等關系？
米努什·沙菲克：這場大流行無疑加劇了不平等，尤其是加劇了“可以在家工作的工人”和“不能在家工作的工人”之間的不平等。但這種不平等是建立在一個更大的趨勢之上：那就是技術對就業的影響。科技極大地提高了教育的回報，因此那些擁有更高學位的人比那些沒有學位的人掙得更多。傳統的中産階級工作（如工廠或文書工作）正越來越多地被自動化所取代，甚至消失不見。因此，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分化變得更加嚴重、更加隨處可見。受過教育的人賺得很多，而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則賺得很少。
那麽，政府的作用是什麽呢？有些人將國家的角色稱作“羅賓漢”：把富人的收入重新分配給窮人，這或許有其道理。但我認爲，“存錢罐”的國家功能或許更爲重要——投資于人們在當下接受的教育，讓他們在未來賺得更多。這就是爲什麽我在書中主張加大對早期教育和終身學習的投資，這能夠使那些自己工作正在消失的部門工人有機會改善他們的未來。
澎湃新聞：在疫情期間，歐美國家許多合同工失去了工作。相較于能夠保護自身權益的正式員工，合同工的工作極不穩定，也更爲脆弱，隨時可能遭到降薪或被解雇。一些歐美國家的工會領導人認爲，工會應該設法使合同工成爲工會成員，並保護他們的權利。您對零工的未來有什麽看法？政府可以做些什麽來幫助這些工人更好地保護他們的權利？
米努什·沙菲克：我認爲所有的工人，不論是合同工還是正式員工，都應該享受應有的福利，並得到保障。擁有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有利于提高效率和競爭力。但我們需要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同時爲工人的收入提供一些保障，尤其是在疫情期間。在許多國家養老金已經變得便于轉移，以便工人在跳槽時轉移這部分福利金。我認爲福利應該變得便于轉移。如此一來，如果一個工人在一周內被3家不同的公司雇傭，每家公司都可以爲工人的福利提供病假、育嬰假、培訓和養老金。在我的書中，我談到了這樣一個系統如何在雇主的靈活性和雇員的安全性之間取得恰當的平衡，其中包括爲收入設定最低標准、爲所有工種提供更多保障，以及更注重員工培訓和再就業。
澎湃新聞：在疫情期間，制藥企業和疫苗生産企業利潤豐厚。有人認爲政府應該對這些公司征收重稅，因爲許多國家都資助了疫苗的開發。而這些公司聲稱，由于疫苗的研發極爲困難，所以高額的利潤能更好地鼓勵藥企投入研發。您是否認爲這些公司從疫情中獲利？政府是否有必要對這些公司征收更高的稅款？
米努什·沙菲克：我認爲較好的模式是阿斯利康公司所采取的——他們接受公共資金，但承諾在整個疫情期間以成本價爲低收入國家提供疫苗。我希望能在未來看到各國政府能夠達成共識：公共資金必須確保世界上最貧窮的人能夠獲得他們可負擔的藥物。這將保留企業的創新性和開發新藥的動力，同時確保藥物的分配變得更公平。
《新社會契約：重系21世紀公民與社會的紐帶》書封
澎湃新聞：許多婦女在隔離期間不得不平衡工作和照顧家庭。然而，聯合國婦女署表示，在疫情期間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有所增加。此外，不公平的家庭工作分配給女性和家庭帶來了不確定性。未來我們能做些什麽來爲女性提供更多的支持？
米努什·沙菲克：我們正處于曆史上一個有趣的時刻：全世界接受大學教育的女性人數首次超過了男性。我們在教育方面縮小了性別差距，但在就業方面的性別差距依然存在。其原因是婦女仍然承擔著照顧孩子和老人的責任。我們必須找到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案，讓所有這些有才華的女性都能夠選擇繼續留在勞動力市場裏。這就需要更好的、高質量的育兒假，這也意味著男性必須分擔更多的家務。據統計，女性平均每天比男性多做2小時的無償工作，這需要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表明，讓更多的女性投入工作可以提高男性和女性的生産率，因爲雇主能夠更好地將員工與最適合他們的工作匹配起來。這不僅能提高社會的經濟生産率，而且隨著社會逐步老齡化，通過增加工人數量來維持我們的養老金體系也是至關重要的。
澎湃新聞：在疫情期間，美國與歐洲的養老中心的許多老人感染了新冠，很多老人缺乏適當的醫療照顧。他們面臨著嚴重的身心健康問題，而社會對他們的狀況關注有限。社會能做些什麽來幫助老年人和退休人員過上高質量的生活？
米努什·沙菲克：隨著社會的老齡化問題越來越嚴重，醫療保健將成爲一個巨大的問題。未來人們將不得不工作更長的時間，來維持養老體系的運作。我們也應該意識到，隨著年齡的增長，大多數人更願意呆在家裏安度晚年。隨著科技的進步，新的技術可以對老年人進行健康檢測，甚至照顧在家中的老人。科技進步應該會使這一切成爲可能。而對于那些需要住進養老院的人，我們需要找到一種可持續的融資方式。在德國和新加坡等國家，每個人一旦到了一定年齡就必須購買護理保險，以確保他們在年老時的需求能夠得到滿足。最終，國家必須爲那些無力負擔老年護理費用的人提供安全網。
澎湃新聞：對于英國和美國的大學畢業生來說，學生貸款一直是許多人無法回避的問題，許多人不得不在未來的幾十年中持續償還債務和利息。在疫情期間畢業的學生在找工作和償還學生貸款方面面臨著更大的壓力。許多學生還在等待拜登取消學生貸款，而年輕一代可能會因爲學生貸款的負擔而選擇不上大學。您對這種情況有怎樣的看法？
米努什·沙菲克：接受大學教育對個人（收入更高）和社會（擁有生産力更高、納稅更多、更健康、更有公民意識的公民）都有好處。所以我認爲大學費用由個人和國家共同承擔是公平的。英國有著不錯的學生貸款制度，學生獲得了學生貸款，但只有在他們賺到一定收入後才需要開始償還。更好的辦法是不論年輕人最終是否選擇上大學，都爲他們提供終身學習的權利，讓每個年輕人都能夠有一筆用來投資他們的教育和技能課程的固定資金。
澎湃新聞：氣候變化和俄烏沖突給世界糧食供應鏈帶來了沖擊。一些專家表達了他們對未來暴發饑荒的擔憂。您如何看待這場潛在的危機？
米努什·沙菲克：我非常擔心糧食和燃料危機對低收入國家的影響。許多國家的債務水平已經非常高，它們將很難借更多的錢來支付能源和食品進口。世界各地的許多家庭將受到這場危機的影響。我們應該盡我們所能，通過人道主義援助、現金轉移和向最貧困家庭發放福利，並保護最脆弱的群體。這將是一個建立更好的國際社會契約的好例子。
責任編輯：韓少華
校對：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