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方岸
【編者按】
藝人鄭爽的“代孕”風波讓公衆再次聚焦代孕話題。
事實上，大多數國家明令禁止代孕，或禁止商業代孕，正是憂慮其倫理風險，把“生育降低爲工具性需求”將沖擊和瓦解社會慣例。
但代孕的難以禁絕，背後是來自不孕不育者、性少數群體等高漲的需求。如何保障他們的生育權利，同時防範輔助生殖技術的倫理風險，仍是有待探討的課題。
本文是一篇地下代孕市場調查，采寫于2017年底，你會看到，由代媽、中介、客戶、醫生構成的利益鏈條，灰色且脆弱，風險隨時可能被引爆。
這是一個關于金錢、人性、利益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彼此依賴，卻又互相提防。
這是一間尋常的三室一廳，隱匿在一座高檔小區中。推開門，四位大肚子的女人橫七豎八地躺在沙發上看電視，另有兩位大肚子女人坐在椅子上，用線串起彩色珠子，編織紙巾盒，百無聊賴的樣子。
桌上雜亂地擺放著牛奶、藥、水果以及一些雜物。50多歲的保姆正在廚房做飯。
女人們看上去30多歲，南方口音，有的即將臨産，有的剛懷孕不久。她們集聚在這套不到一百平方米的民宅裏，同吃同住，由人照顧一日三餐，唯一需要她們做的，就是看顧肚中的孩子——某種意義上，那是價值15到20萬元的昂貴“商品”。
2017年11月，一家代孕機構的孕媽基地，五位代孕媽媽飯後看電視。本文均爲澎湃新聞記者 方岸圖。
每年，數以萬計的女性湧入地下代孕市場，成爲“代媽”——對外她們自稱服務不孕人群的“志願者”。2009年的一份數據顯示，中國不孕不育患者超過4000萬，占育齡人口的12.5%。除此之外，性少數群體、失獨家庭以及不願親自生育的女性也構成代孕的潛在客戶。
需求連年看漲，代孕中介由此搭建起以嬰兒爲標的的地下交易鏈。它灰色且脆弱，風險隨時可能被引爆——代孕雙方身體與心靈的傷害，協議背後的隱瞞與欺詐……金錢、人性、利益交織，催生錯綜複雜的代孕亂象。
“代媽”
人生的前32年，李蓉過得循規蹈矩——她出生在河南農村，和同鄉結婚後，育有一子一女。家裏種地爲生，還開了家小賣部補貼家用。天順時攢點錢，遇上洪水旱災，只能勉強維生。
這樣的生活在公婆相繼患病後被打破——公公從樓梯上摔下，癱瘓在床；婆婆心髒病發，搶救後欠下了好幾萬。丈夫在家種地、帶孩子、打零工，她便獨自外出打工，想早日還清債。
她住10人一間的地下群租房，白天在超市理貨，晚上在西餐廳做服務員，一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從早站到晚，腳像泡在水裏一樣。即便這樣，一個月也只能存下4000多塊。
李蓉掰著指頭算，這樣攢下去要熬多久。離家時，兩歲小女兒尚未斷奶，脹奶時她恨不能飛回孩子身邊。
2017年5月，手機上一條推送攥住了她的心，“河南鄭州一位女子給人代孕，一年掙了十幾萬”，她想，那些錢，“我累死也掙不了”。
推送她反反複複看了幾遍，又上網去搜“代孕”，看到底是怎麽回事——
所謂代孕，是將受精卵子植入代孕媽媽子宮，由其代替完成妊娠及分娩過程，屬于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一種。根據雙方是否涉及商業利益，可分爲商業化代孕和非商業化代孕。
而依據精子和卵子來源不同，又分爲完全代孕和局部代孕，前者是委托夫婦提供精子和卵子；後者需要第三方提供。
“人家做好了胚胎放到你子宮裏，你生下來就行。”只有初中學曆的李蓉，用有限的文化知識快速消化了這項新事物。
在確定不會和男人發生性關系、孩子和自己也沒有血緣關系後，她決定做代媽。“來錢快，掙得多”，她不諱言，看重的就是這點。
李蓉聯系到網上一家知名度頗高的代孕機構，客服讓她先去做個體檢，“沒有傳染病，子宮內膜厚度達到9或者9以上”才可以去應聘，路費、檢查費都報銷。
盡管丈夫並不同意，李蓉還是 “破釜沉舟”，辭了工作，瞞著丈夫買了車票。那是2017年5月13日，等待她的將是什麽，她不敢設想。
那時，來自四川的張豔已經成功懷孕了。張豔比李蓉小一歲，家在尚未通公路的小山村。丈夫在外打工，她在家養豬帶孩子。
代孕媽媽張豔
當代孕的風悄無聲息地刮進村裏時，張豔糾結了幾個月，“家裏太窮了，想出來賺錢，但又怕受騙犯法”。
過完年，她終于下定了決心，以打工的名義離開山村，去了遙遠城市的代孕機構。“反正不跟男人上床，不會出賣身體，我就想賺點錢，回去把房子蓋了”，她安慰自己。
張豔在長三角的鞋廠、塑料廠打過工，一個月工資3000元左右，而做代孕，“發的生活費就差不多抵上工資了”，她無法抗拒那個巨大的誘惑。
“嬰兒工廠”
1978年世界首例試管嬰兒誕生，爲代孕提供了技術可能。幾十年間，代孕在許多國家相繼出現，也引發了道德、倫理和法律等各方面的爭議。
2001年，我國衛生部頒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2003年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與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再次明確規定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代孕技術。
但龐大的市場需求，讓代孕走入地下，潛滋暗長。
2004年，27歲的江蘇人呂進峰創辦了一家代孕網，被不少人認爲是國內首家地下代孕機構。
他的“創業”之路在今天看來頗爲“簡單粗暴”：妻子懷孕後，他開始關注准媽媽論壇，捕捉到代孕商機，于是買來幾台電腦，注冊一批QQ號，瘋狂群發廣告，客戶、代媽、醫生隨之找上門來，他將幾方環節打通，做起了代孕中介。在這之前，他還只是一名大專畢業的物流從業者。
最初，呂進峰只負責向客戶介紹醫生和代媽，收取兩三萬塊錢的介紹費，其他由客戶自理。2006年後，他全盤接手代媽事宜，跟客戶費用打包。這一模式被後來不少人複制並沿用。
包括呂進峰在內的不少代孕中介談到，地下代孕經曆了幾個“井噴期”：第一次出現在2009年到2012年，一線城市出現大量中介；2015年到2017年是第二個“井噴期”，從業人員越來越多，海外代孕大量湧現。
一些代孕中介爲規避法律風險，將業務轉移到代孕合法的俄羅斯、印度（2016年開始禁止）、美國部分州等海外地區，或是在國內選好代媽，到這些國家進行胚胎移植，再回國生産。
及至今日，已然形成分工明晰的産業鏈：有人專職搜羅代媽；有人負責照顧和管理代媽；有人負責拉攏客戶；有人尋找醫療支持；還有人組織第三方供精供卵。一些大的中介機構各環節全包，小型中介則只做某一方面。
代孕機構價格差異較大，三四十萬到一百多萬不等。以某家規模較大的機構爲例，國內純代媽套餐爲36萬，包成功套餐爲68萬，雙胞胎的話是78萬，選擇嬰兒性別是86萬。若需要第三方供卵或供精，則在此基礎上加價。赴泰國、柬埔寨代孕要比國內便宜一二十萬，美國則至少需要上百萬。
尚無數據統計國內有多少家代孕機構。呂進峰稱，至少不少于1000家，一年簽約的客戶，不少于10萬個。
2009年，中國人口協會發布了一組數據，中國不孕不育患者超過4000萬，占育齡人口的12.5%，這意味著平均每八對夫婦中就有一對無法生育。而全國老齡辦發布的《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13）》顯示，2012年，中國失獨家庭已經超過百萬個，每年新增7.6萬個。
在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後，還有一些夫妻通過代孕尋求二胎，以及性少數群體、不願親自生育的女性和想要“多子多福”的家庭，都是代孕的潛在客戶。
早前，他們大多通過醫生介紹、熟人推薦、小廣告找到代孕機構。近年，網絡湧現大量代孕廣告。
呂進峰稱，過去客戶以爲代孕是找“小三”，讓他幫忙找個女大學生；還有人以爲他是賣孩子的；也有人擔心生出的孩子長得像代媽……現在，大多客戶找上門來，首先問的就是成功率。
“我想要個孩子”
36歲的沈溪和丈夫開了家公司，事業風生水起，卻始終覺得缺點什麽。
年輕時，她被檢查出患有紅斑狼瘡腎炎。醫生告訴她，生孩子的話會危及生命。她寄望于試管嬰兒，大大小小的醫院跑了七八家，折騰了上百次。
爲了備孕，她戒掉10多年的煙瘾，常年打促排卵針和黃體酮，體重由90斤漲到了120。站在醫院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她有時覺得，自己就像供人挑選的商品，“自尊心碎了一地”。
沈溪
她也考慮過領養，但總覺得不是自己的接受不了。胚胎移植九次都失敗後，醫生下了“最後通牒”：不要折騰了，去找代孕吧。
2017年2月，沈溪找到一家代孕機構，身體調養大半年後“攢下”了幾枚胚胎，她盼著生兩個兒子。“明年我要賺個1000萬，生5個孩子！”她開玩笑說。
薛露也瘋狂地想要個孩子，盡管她已是一個20多歲孩子的母親。
七年前，讀高中的兒子做闌尾炎手術時麻醉過量，引發缺血缺氧性腦病，從此生活不能自理，“以前我們做生意沒時間管孩子，現在反而要一天到晚看著他，後悔也來不及了。”說這話時，她從桌上抽出紙巾擦了擦眼睛。
孩子出事後，丈夫想再生一個，薛露不答應，想等兒子好了再生。
一等就是四五年，眼淚流幹了，孩子也沒好起來。她懷過兩次孕，都流産了。2016年起，她嘗試做試管，但取了五次卵都沒成功。
2017年6月，薛露瞞著丈夫找到一家代孕機構，包成功套餐需要七八十萬，對他們這樣做小生意的家庭不是小數目。
丈夫不同意，但她態度堅決，“不生二胎，家就裂了……砸鍋賣房子也要做”。她向丈夫少報了二三十萬，又找親友東拼西湊，勉強籌齊了錢。
薛露東拼西湊找了代孕。
2017年12月，跟代孕機構負責人簽協議時，她兩手緊扣，幾乎用懇求的語氣說：“就要小孩子健康。”
此前，身邊有朋友通過小中介花四五十萬就生了孩子，她咬咬牙，決定還是找家大的，“只有這一次機會，不包成功不敢做”，但不受法律保護，她始終是提心吊膽著。
“這麽大歲數還要在這裏做這種事情。”她有些悲傷地說。
每當客戶提著一袋病曆找過來，眼淚婆娑地訴說多年求子不得的經曆時，呂進峰就覺得，自己在做“助人爲樂的愛心慈善事業”——這也是中介們最常用的話術，沒人願意承認，這是一樁以新生嬰兒爲交易物的買賣。
“籠中鳥”
坐了20多個小時的火車後，李蓉在天黑時抵達了陌生的城市。
一位負責代媽管理的後勤主管把她從車站接到了住處，三室一廳的住宅，電視、空調、冰箱一應俱全，李蓉從沒有住過這樣好的地方。
一家代孕機構爲代孕媽媽提供的住處。
她被分配到一個單間，另外兩位已經移植胚胎的代媽各住一間，40多歲的保姆睡沙發。
保姆爲李蓉煮了面條，還臥了個雞蛋。吃完後，她跟丈夫視頻，讓丈夫看看住的地方。丈夫囑咐她：“你自己留個心眼，別被人家騙了。”
第二天一大早，後勤主管就帶她去醫院檢查，婦科、抽血，全套查一遍。 檢查合格後，李蓉便簽了入職協議，同時上交了身份證——中介直言，這是爲了防止代媽逃跑。
工資從來的那一天算起，一個月2000塊錢的生活費，17萬的傭金分批發，3個月時給1萬，5個月開始每個月給2萬，最後的一筆生完後支付。如果生雙胞胎，加2萬；剖腹産再加1萬。
等十幾天後來了例假，李蓉被蒙上眼，帶到一家所謂的“正規大醫院”移植。
代孕媽媽李蓉
代孕中介們透露，醫生水平的高低，醫療技術、環境、設備的好壞，直接影響移植的成功率，這也是中介們最關鍵的籌碼。不同中介機構移植成功率不一，高的有百分之七八十，低的僅百分之一二十。
早些時候，取卵和移植手術通常在私立醫院的地下實驗室進行。幾十家代孕中介與醫院捆綁合作，共用一間實驗室。後來一些有實力的代孕機構開始建立自己的實驗室，從海外購買高端設備，花百萬高薪聘請醫院生殖中心的醫務人員前來秘密操作。
實驗室中有昂貴的醫療設備、客戶們的胚胎，一旦被查處，損失慘重。因此，中介往往將實驗室設在隱蔽的郊區別墅中，除醫務人員外，外人難以接近，代媽們被蒙上眼罩帶入。
但很多中介機構不願花費成本，他們通常找沒有門牌和資質的小診所合作，這也增加了代孕過程的風險，“胚胎很嬌嫩，如果淨化達不到標准，容易被汙染，有可能導致嬰兒畸形或其他先天性疾病”，一位代孕中介稱。
胚胎移植前，醫生讓李蓉多喝水憋尿，這樣做B超時才看得清楚。在喝了許多杯水後，她的手機被收走，換上消毒過的衣服和鞋子，進了手術室。
手術室只有衛生間那麽大，旁邊緊挨著一間冷凍室，李蓉猜想大概是儲存胚胎的。做手術的儀器看起來挺“高大上”，她叫不上名，心裏隱隱有些發慌。
躺下後，四十多歲的女醫生安慰她“放松”，問她移的是哪個客戶的胚胎。李蓉報出名字後，醫生取出解凍完的胚胎，放進一根細細的移植管，植入到她子宮。
整個過程不到5分鍾。李蓉沒感覺到痛，醫生只囑咐她回去後不能劇烈運動。她在床上躺了14天。
20多天後，去醫院查胎心，胚胎成活，李蓉長籲一口氣，暗自慶幸自己運氣真好。她之前聽說，有代媽移植了大半年都沒成功，有的移植成功後又流産。
移植後，通常需要連續打75天的黃體酮孕激素來保胎，一些代媽打得屁股都腫了，甚至結起了硬塊。李蓉因爲體質好“逃過一劫”，卻也得每天吃保胎藥。吃藥打針有沒有副作用，沒人告訴她。
懷孕三個月時，李蓉第一次見到了腹中胎兒的母親。對方看起來40多歲，甘肅人，陪她去體檢，又去她住的地方看了下，詢問了身體狀況，便不再多問。那是兩人唯一一次見面。
她聽說有些對孩子特別上心的客戶，會親自挑選代媽，把代媽接出去單獨照料，甚至讓她學英語、書法等各種課程。
挑選代媽時，中介把她們聚到一起，一字排開，由客戶們詢問各種隱私的問題，她們要逐一回答，不許反問。
一些中介會讓代媽虛報生育情況、身體條件、年齡、學曆等，甚至僞造身份證和體驗報告。更有甚者，爲客戶介紹第三方供卵志願者時，給他們看的是身高、學曆、相貌各方面都好的，實際用的是條件沒那麽好、費用低很多的；有些找條件優秀的女孩冒充志願者與客戶見面，之後用別人的卵子頂替。
代孕機構通常會制定詳細的規則約束代媽：代孕期間可以和家人聯系，但不得透露居住地地址；不能帶外人留宿或夜不歸宿，未經允許不得和任何人見面，不能跟客戶單獨聯系，原則上不允許回家；每天22點前睡覺……違者將領受處罰。
代媽們像被金錢誘進籠中的鳥兒。除了飯後在小區樓下散步，她們很少出門。即便出門，也會錯開人流高峰，避免被人認出。有人敲門時，她們不會輕易開門，除非對方說出“暗號”。
孕期不同，代孕媽媽們分開吃飯。
澎湃新聞暗訪一家代孕機構時見到：物業在門外敲門，代媽們躲在貓眼後張望，打電話請示中介後勤人員要不要開門。當發現記者可能在暗訪時，代媽們立即電話報告給後勤人員。
這樣的防備，也發生在代媽之間。她們似乎達成某種默契：每天同吃同住，但很少談及彼此的家庭。中介鼓勵她們相互監督，若有人違規或逃跑，其他人也將受到牽連。
懷孕期間，丈夫帶孩子來看過李蓉一次，約在外面的餐館，她沒有告訴孩子代孕的事，一家人匆匆吃了頓飯就各自分開。
眼下的生活，讓她覺得有些不真實，“看看電視，聽聽歌，挺清閑的”。
但內心深處，她時刻擔心著，一旦胎兒出了什麽事，就前功盡棄了。愛吃辣的她不再吃辣了，怕有胎毒；不愛吃肉和雞蛋的她，強迫自己每天都吃；每天還要聽音樂，喝奶粉，散步，“比自己的孩子還上心”。
李蓉想好了，等過完年生下孩子，拿到17萬後，就回家把賬還了，再做點小生意。至于腹中孩子，“不聯系了，對孩子好，對客戶好，對自己也好。”
張豔也處于矛盾中，什麽都不用幹的日子“挺好的”，但卻感覺比過去在工廠打工還累，“心累，什麽都怕。”
她不願讓人知道自己在代孕，“擔心村裏面說閑話，說你那錢來得不正當。小孩大了怕他承受不了。”
張豔盼著孩子早日降生，但一想到孩子出生就要被抱走，心中有些難過，“畢竟懷了這麽長時間，肯定是有感情的。”
她只能安慰自己，孩子是去有錢人家享福的，“只要想到他比你過得好，比自己家裏的孩子都過得好，那也沒什麽想法。”說完，她下意識地摸了摸肚子。
“代孕村”
在李蓉和張豔所在的村子，代孕還是個不被接受的事物，但在另一些農村地區，代孕不僅頗爲“流行”，還成了發家致富的“捷徑”。
在某中部省份的村莊，當記者以想做代孕的名義打聽起來時，不少村民熱心地介紹說，十多年前，村裏就有人去大城市代孕生孩子，回來後，“你帶我、我帶你，就這樣帶出去了”。一些在代孕機構做飯或是生過孩子的，回家後當起了中介，“介紹一個七千塊錢”。
代孕像風一樣從一個村子吹到另一個村子。一位四十多歲的村民指著附近一排房子說，“有的生了兩三個，有的結紮了也要去，還有的婆媳一起去。”
在相隔不遠的另一個村莊，聚在一起烤火的中年婦女們你一言我一言，熱烈地討論著代孕。有的說“代孕在村裏早已是公開的事，去的人多得很”，有的說“先前還不是蠻怕醜怕別人說，偷偷去，現在就光明正大無所謂了”。
她們曾見到村裏不少姑娘挺著個大肚子回家，“天天打牌天天玩”；也有一些讓丈夫、婆婆過去照顧，一個月就有1萬塊錢的安置費。
“潇灑得很”，一名婦女對此頗爲羨慕，她也想讓自己的女兒去，但女兒不願意。
掙到錢後，大多數村民會蓋房、買房、做生意，也有的夫妻沉迷賭博，“把錢花沒了，又去生了。”
村莊沿路建起了一排嶄新氣派的房子，金色的獅子頭雕像鑲嵌在屋頂，在鄉間顯得格外耀眼。一位70多歲的老人解釋，這些房子都是近兩年新修起來的。
中部某村莊蓋起的新房。
村民介紹，外出代孕的多爲30到40歲的婦女，但也有一些孫子都有了，還想去。一位50多歲的女村民理直氣壯地說：“生一個孩子一二十萬，哪個不想生？我們老了都巴不得去！”
也有些村民不願靠代孕賺錢，認爲“人有自尊，有尊嚴，做人要有底線”，擔心“以後會得病，有後遺症”。他們聽說，有高齡産婦代孕生完孩子後，得了高血壓，還有的剖腹産後傷口崩開了，死了。
39歲的秦雨是村裏最早做代孕的人之一。2017年12月，記者見到她時，她正穿著睡衣，挺著大肚子，悠閑地躺沙發上看電視。丈夫坐在一旁，剝橘子餵給她。
這是她第二次代孕，還有七八天就要生了。六年前，在外地打工的她聽說了代孕，一個10萬，她想著“家裏沒房子”，不顧丈夫反對，就去做了。不久後，她又介紹姐姐和弟媳過去。
再之後，姐姐秦雪留在代孕機構當保姆，同時當介紹人。“本來現在代孕最多給16萬，我做時間長了，別人說只要給我弄人來，就出17萬，我那些朋友就都來了。都是一樣地生孩子，哪個不想多掙呢？”
說這話時，她手機鈴聲響起，又一個咨詢代孕的，她樂呵呵地解釋起來。
一旁的秦雨丈夫說：“這裏好多人都是我姐姐和老婆介紹過來的，等過完年，來的人更多了，就要開始挑人了。”
這位高壯的男人在妻子拿回錢後，態度大轉變，不僅支持妻子再生一個，還特地陪産了幾個月。當記者表露出擔憂時，他安慰說：“她都生幾個啦，一點問題都沒有。”
秦雪說，她們沒有和公司簽協議，“都是口頭協議、君子協定”。之前她介紹的一位代媽懷孕5個月時檢查出有問題，引産了，公司很“負責”地賠了6萬，“要是剛開始時有問題，就只賠1萬”。
秦雪極力勸說記者不用檢查直接開始吃藥，“你今天吃藥就今天有工資，吃八天藥了去檢查身體，合格了過三天就開始移植，一分鍾都不耽誤！”
另一位生過一次的代媽也以過來人的身份勸說，“像我們來，生怕別人不安排，等了一個多月都急死了。你不用等多好啊，我們笑都笑死了！”話沒說完，臉色一變，孕吐起來。
這些代媽都自稱，做代孕是“爲生活所迫”，“有錢的，誰會來做這個？”澎湃新聞調查發現，代媽的群體比較複雜，除了經濟狀況較差的已育女性，也有少數在校大學生。
代孕媽媽們
代媽們的數量難以統計，但傭金連年看漲。呂進峰說，選拔代媽主要看健康指標，其次是身高、長相等外形條件。
幾乎所有代媽都認爲代孕是“積德行善”、又能賺錢的好事。很少有人意識到，代孕背後的風險。
中國醫學科學院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主任翟曉梅談到，代孕對身體的傷害很大，甚至危及生命；另一方面是情感和倫理困境，“十月懷胎，最後把孩子給了別人，已經建立起來的那種母子聯系，就被商業性割斷”。
一些客戶指定要男孩或者雙胞胎，中介爲了提高成功率，往往會讓代媽同時移植幾枚胚胎，著床後再視檢測結果減胎。而這些，中介不會讓代媽知道。
甚至有客戶找四位代媽同時移植，發現四位都是女孩，便讓其中三位代媽流産，只留下一個胎兒，准備之後繼續生男孩。
澎湃新聞在暗訪時發現，一位懷了三胞胎的代媽被帶去減胎，原因是，客戶覺得這樣生出的嬰兒太小不好，而多次流産可能會導致終身不孕。
一位代孕媽媽坦言，心裏很害怕。
“利益場”
“絕大部分中介是不願承擔責任的，出了問題就踢皮球。”代孕中介王異說。
“沒有法律去規範，每個人靠自覺性，惡意競爭、使下三濫手段的很多。”呂進峰承認，代孕行業的門檻越來越低，中介只需將各方對接起來，就可以幹了，“一年哪怕只做兩三單，也至少能賺二三十萬，比打工強吧？”
早年跟著呂進峰幹的人，很多出去自立門戶，一些還打著他的旗號招搖撞騙；有醫院生殖中心的醫生，辭掉公職做胚胎移植，有的自己單幹；還有一些夫妻、兄弟搭檔做，沒有辦公室，沒有網站，就一個“皮包公司”。
呂進峰算了下，一個包成功套餐，代媽的費用加保姆費、租房等，一年二十七八萬，醫療成本十萬以上，加起來近四十萬，再加上取卵、移植不成功，流産、早産等各種風險，綜合成本五十萬左右。很多小中介爲吸引客源打價格戰，開價五十幾萬，但出了事情就跑路，更換名字和手機號，客戶也找不到他。還有的以低價吸引客戶後，在合同中設置隱藏性費用，後續不斷追加費用。
在代孕這個複雜的利益場中，中介、客戶、代媽、醫生，相互牽制又彼此猜疑。
王異說，大部分中介是在賭，賭一次能賺多少利潤，如果失敗的話，就不賠。“在我們這行，如果你秉性差的話，差到不敢想。”
由于客戶大多選擇分期付款，一些中介會讓代媽假懷孕，管客戶要錢；有的胚胎移植了，告訴客戶沒移植或者移植失敗，騙取二次移植費用；有的移植沒成功，就找別人的胚胎代替，要到錢後說流産了；還有的打著包成功的旗號，最後沒做成耍賴；做成了的，又以代媽爲由不斷找客戶要錢。
而代媽這一側，有的爲了掙移植的費用，懷孕後就中途跑掉，或是吃打胎藥流産，休息一陣後換一家重來；有的鼓動全宿舍集體跳槽，然後舉報公司；還有的會賴上客戶，懷孕後找理由向客戶借錢，“你借還是不借？”
客戶這邊則不乏“毀約”的情況，想要兒子，結果生下來是女孩，就拒絕支付尾款。
廣東保典律師事務所律師廖建勳告訴澎湃新聞，代孕雙方與中介機構簽訂的是無效合同，一旦出現嬰兒監護權、撫養關系和探視權的糾紛，以及孕母妊娠中流産、嬰兒出生缺陷等意外事故，法律上很難進行判定。
實踐中，也有一些代孕夫婦心知違法而拒走司法渠道，最後“人財兩空”。
廖建勳指出，從事地下代孕的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涉嫌非法行醫，將面臨行政處罰，吊銷行醫執照；從事地下代孕的中介機構涉嫌構成非法經營罪，非法經營的數額達到一定數額，構成刑事犯罪；而對于代孕客戶和代孕媽媽，法律尚無明文規定。
對代孕機構的監管也有難度。一位工商管理人員告訴澎湃新聞，大多數地下代孕機構在工商登記時，挂靠在健康管理、醫療咨詢類公司名下，工商部門很難在注冊環節監管到，往往是通過投訴舉報獲取線索，再查處取締。
但代孕一直難以禁絕。事實上，自2001年衛生部出台禁令後，關于如何保障喪失生育能力等群體的生育權，同時規避商業性代孕引發的倫理風險，一直是熱議話題。
中信湘雅生殖與遺傳專科醫院院長盧光琇曾參與前述衛生部禁令的制定。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她談到，代孕禁令的出台，是因爲“在法規不健全時，如果放開一個生育方式，雙方都得不到保障。”
縱觀世界各國對待代孕的態度，主要分爲三種：禁止、開放和限制開放。絕大多數國家，包括德國、法國、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等，明令禁止代孕行爲。俄羅斯、烏克蘭等極少數國家代孕合法。而英國、加拿大、韓國、荷蘭、巴西、希臘等國，代孕雖被視爲合法，但禁止商業性代孕，主要采用契約式和收養式模式。美國部分州承認代孕合法，另有少數州禁止代孕。
2015年12月公布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中提出“禁止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不少委員建議將“禁止代孕”改爲“規範代孕”。最終，草案表決稿刪除了“禁止代孕”相關條款。
在國家衛健委醫學倫理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上海中醫藥大學教授樊民勝看來，因爲醫學原因確實無法生育的，可以考慮非商業化的公益性代孕：由親屬或生育過的志願者自願報名後，在符合條件的正規醫院進行，醫學倫理委員會等社會組織進行引導，同時給志願者合理的補償。
但受訪的專家無一例外的反對商業代孕，“爲了賣而生孩子，會導致人類生育動機的深刻改變，動搖和瓦解社會的慣例”，中國醫學科學院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主任翟曉梅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代孕媽媽、代孕客戶、中介王異均爲化名）
責任編輯：黃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