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未未

編輯|江嶽

微信公衆號：首席人物觀（ID：sxrenwuguan）

01 折疊

同樣的境遇在不同個體身上會産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結果，比如在異國失業。

50歲的陳紅和28歲的KOKO 都撞上了。他們都在新加坡，失業都發生在2022年。

不同的是，趁著失業，陳紅在爲自己放了大半年的假，KOKO 則在求職的壓力之下患上了皮疹。他只有4個月的時間窗口，如果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就要被遣返。現在1個月過去了，他感慨，相比找工作，工作本身簡直太輕松了。

表面的區別在于新加坡永居身份。前者有，而後者沒有。

同樣是移民國家，美國和澳洲都有相對明確的積分政策。而在新加坡，拿永居更像開盲盒，缺乏明確的政策引導，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早去的人更有機會。

陳紅在2000年到新加坡從事酒店管理，8年後拿到永居身份，還把愛人和孩子都接了過來。後來侄女也通過留學來了新加坡，生活十幾年，嫁給新加坡本地人，還生了兩個孩子，但她真正拿到永居身份時已是2021年，這還是受益于新加坡加緊疫情管控導致人口外流，“盲盒”露出了一條小縫。

KOKO還沒有得到開盲盒的資格。一份工作，是他現在最大的渴望。

電商公司 Shopee的offer讓他在今年2月來到了新加坡。他原本任職于深圳一家咨詢公司，2021年下半年離職後，開始看互聯網的工作機會。雖然裁員消息頻出，但互聯網公司們都在發力的出海方向，讓他很感興趣。

幾個月後，他如願以償，新東家是Shopee，工作地點在新加坡。他對新工作很滿意。當時，Shopee剛剛憑借2.03億的下載量登頂全球下載量最高的購物應用，是整個東南亞最矚目的互聯網公司。

不只有數據。在Shopee內部，不僅有健身房、淋浴間和下午茶這類常見福利，而且常備按摩師，每位員工每月有兩次預約免費按摩的福利。這家自2015年新加坡成立的電商公司，隸屬于東海集團，占據著新加坡科技園正中央5號大道的位置，在馬來西亞、上海和深圳設有分公司。其董事長李小東出生于天津，2009年在新加坡創辦了東海集團。

KOKO對新加坡的生活適應很快。他曾經在澳洲留學，又先後在北京和深圳工作過。對他而言，搬到新加坡帶來的生活變化，其實比從深圳搬到北京還要小。比如他日常解決三餐都是在食閣，相當于深圳的大排檔，菜單上砂鍋牛肉、麻辣燙和各類奶茶的中文，比新加坡的官方用語英文字體還要大。

物價方面變化也不大。一頓飯5-8新幣（相當于人民幣25-40元），周末去烏節路和朋友小吃一頓也不過人均30新幣，再貴一點的海底撈人均70新幣，物價與國內相仿。他與人合租，10平米左右的房間月租3000元，基本等同于國內一線城市的房租水平。

細微的差別體現在口語交流上，由于第一批新加坡華人是閩南移民，這裏的語言混合著英語和閩南語。比如不想喝咖啡You don’t have a coffee.”（你不喝咖啡。）可以說成 you “lim kopi”，“lim”是閩南語的“喝”，“kopi”是馬來語的“咖啡”，這種被稱爲新式英語的本土語言體系，像極了《三體》中描述的各類語言夾雜的交流場景。

但對于KOKO而言，屬于Shopee的新加坡生活只維持了短短7個月。2022年9月，在持續虧損之下，Shopee開始收縮業務，關閉國外站點，大量裁員，上午開會，下午走人，有些部門的應屆畢業生直接“團滅”，還有人遭遇了剛剛在新加坡下飛機就接到裁員通知的戲劇一幕。

快速崛起、繁花似錦，然後冷卻，2022年的新加坡，也在重複著中國互聯網行業的周期。

就這樣，入職7個月後，KOKO被裁了。在Shopee，他拿到的最後一個福利是被延長兩個月的工作簽證。這也意味著，他擁有4個月的時間，去尋找下一份可以讓自己留在新加坡的工作。

KOKO將這些內容發在了自己的小紅書賬號。在評論區，有十幾位同樣在新加坡找工作的年輕人交流和祈願，其中一位同樣剛剛被Shopee裁員。

KOKO爲自己的賬號起名爲“考CFA的pm.eth”。這是一個可以快速辨別出他的三重身份的賬號名：pm是互聯網公司項目管理的名稱，代表他短暫的互聯網工作經驗；CFA是金融行業的從業資格證，在被裁員後，他重新開始考CFA三級，考慮回到老本行。“.eth”則代表他對Web3的關注，那是一個同樣火熱的行業，也是當下很多人湧向新加坡的重要原因，他們將這裏視爲最有希望的淘金勝地。

50歲的陳紅已經在新加坡淘到了金。

她和愛人在這裏經營著旅遊、藥店和出行相關的三家公司，主要面向國內客戶。盡管因防疫需求，目前公司被迫暫停營業，但她早早拿到了永居，購買了組屋，家裏還有兩輛車——在新加坡，由于高昂的稅率和養車成本，一輛15萬新幣的車落地要近30萬新幣，有車比有房更能展現經濟實力。

于是，生意暫停的2022年，她索性給自己放了大半年假，先是回到山西老家和家人一起迎接新年，又一路南下例行，最近剛剛結束在泰國的行程。對她而言，今年真正的大事是女兒大學畢業，畢業典禮的那天，她拍下了女兒站在講台上的照片，在朋友圈裏難掩喜悅：以後要靠女兒啦。

在新加坡闖蕩的20年，給了陳紅小富即安的資本。而在這個國土面積僅相當于珠海市的東南亞國度裏，淘金的真正刺激還屬于那些位于財富金字塔頂端的人，或者說，屬于第一空間的人——這是郝景芳科幻小說《折疊北京》中的概念，同一個城市被分爲三個空間，不同的人在時空中被隔離，第三空間的人可以通過奮鬥實現空間躍升，但要爲此付出極大的代價。

2022年，新加坡的第一空間變得擁擠了起來，這很大程度是因爲中國富豪的湧入。

6月《聯合早報》曾報道，一名來自中國福建的買家一口氣在新加坡買下了20個豪華公寓。此外，2022年美國財經媒體富比士發布的新加坡十大富豪榜中，有四位是來自國內的新移民，位居榜首的是邁瑞醫療的李西廷，他在71歲移居新加坡。在李西廷出現之前，這個位子屬于海底撈的創始人張勇，2019年，他早一步移民到了新加坡。

在榜單之外，SOHO創始人潘石屹的妻子張欣、融創董事長孫宏斌、光伏大佬施正榮、阿裏巴巴副主席蔡崇信等都被爆移民新加坡。至于幣圈，從趙長鵬到杜鈞，以及各路真真假假宣稱自己已經獲得財務自由的人士，早就已經活躍在新加坡。

02 淘金

吳曉波曾在《激蕩三十年》中描寫80年代的中國熱烈而騷動：所有的年輕人或不太年輕的人們，都在用“我們下海吧”這樣的詞彙相互試探或鼓勵。

現在，這句話被換成了“要去新加坡嗎？”

騷動永遠都在，更換的只有面孔。

幾乎在所有關于財富獲取新方式的討論場合中，“新加坡”都是難以回避的關鍵詞。一個名爲“數字遊民”的微信群裏，關于新加坡找工作的話題引發了數百條信息。在北京中關村的Web3主題咖啡館Meta Space中，人們來參加沙龍時，總要互相盤點，身邊有哪些朋友去了新加坡。甚至很多時候，能列舉出幾位名字的人，臉上總摻雜著驕傲和羨慕的複雜情緒。

爲這一切升溫的，還有時不時在Web3社群裏傳播的照片。有明星出席的活動照片，往往更容易引發討論。比如有人拍下了林俊傑和陳柏霖，今天,張藝興與孫宇晨在新加坡的合照也在圈內不斷流傳。在Web3的世界裏不存在明星代言，但習慣被廣告代言帶著跑的人們，顯然已經學會了自行加戲。明星的現身被他們視爲一種背書，事實上，這也是人們習慣尋找確定性信號的慣性使然。

在這場關于信心的傳播（或者說傳銷）之中，新加坡也成爲了一種符號。

尤其對于那些頻繁現身于 Web 線下聚會的人士。能去新加坡，似乎就等同于能去接觸更加新鮮前沿的信息，認識更多元的從業者，打開新的視野。即使要付出平均每晚1萬元的酒店費用和不算短的隔離期作爲代價，但“新加坡”帶來的階層上遷意味，似乎也是值得這筆花銷的。

潑冷水的聲音陸續出現。

幣圈創業者趙晨最近發布了一篇文章《Token 2049 Takeaways》。他將去往新加坡的Web3中國從業者比喻爲加密世界的猶太人，並認爲，盡管會議有大量中國人到來，演講台上已經基本沒有中國面孔了，即使有，也沒啥人願意聽了。

顯然，中國的Web3項目並不受歡迎。趙晨還在文章裏追憶了2014年，國際加密世界對中國的熱情之盛，讓行業大佬“V神”都學起了中文。8年後，中國資本和項目方最大的瓶頸是創始人的英語。因爲幾乎所有的中國項目，都只是對國際流行模式的亦步亦趨。

一言以蔽之，新加坡賺麻了，中國創業者輸慘了。經緯中國的張穎甚至發出不理解爲什麽創業者要放棄中國轉向新加坡的疑惑。很快，王峰、汪天凡、Frank以及孫宇晨，這些在Web3世界中頗具名氣的創始人們，也紛紛參與了論戰。

不過，不管他們對于這波新加坡淘金潮秉持怎樣的態度，有一點幾乎是共識：這些蜂擁而至的人和資金，給新加坡帶來了新的機遇。

據橙易産業數據顯示，2022年1-8月，在新加坡購買非有地私宅最多的外國人來自中國。在Youtube，一家新加坡房屋中介公司曾開設賬號，以英文視頻介紹的方式獲取客戶。從2020年開始，它增設了豪宅系列頻道，主持人使用的語言是中文。

各類中介暗中生長，不同的角色在龐大的淘金系統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有中介公司針對國內富豪開展家族辦公室服務，幫助後者遷移資産。有公司針對國內的普通打工人做中介服務，其中最火熱的崗位是中文教師。從考對外漢語證書到找教師工作，中介都提供一條龍服務，甚至貼心地安排了國內線上兼職和國外線下教學兩種方式。

爲了盡快促單，在添加微信後，工作人員會頻繁向還未下定決心的客戶發送信息，諸如：學員某某某在新加坡教中文月入2萬。套路和國內的微商、健身房傳單如出一轍，通過勾畫一個美好的未來，打開你的錢包。

事實上，新加坡一直是中國人海外淘金的重要之地。在時勢成就的機遇面前，新加坡至少出現過三次以上的華人淘金熱。

架在新加坡河上的“金聲橋”，便是得名于華裔富豪陳金聲。他在1850年修建此橋後，普遍民衆不再需要坐船或者繞行，便可直接進出河岸的世界城，這是新加坡最大的商業中心。

19世紀也是華人不斷在新加坡創造影響力的時代，除了以零售起家，爲新加坡改善水利設施的陳金聲，還有以林恩強爲代表的“福建石油幫”。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先輩出生貧寒，爲求生路而來到馬六甲海峽，在亂世中掙得一份事業，並反哺新加坡。傳統的商貿生意是華人在新加坡最集中的産業，作爲英國殖民地，當時的新加坡是亞洲最自由的港口之一。

圖：年輕的林恩強

新加坡的第二次“淘金熱”發生在2000年。1997年金融危機後，爲了尋求新的發展機遇，新加坡政府提出了高科技戰略、中國戰略和擴大腹地戰略。那是中國經濟快速騰飛的時代，新加坡希望借力，首任總理李光耀在當年出版了回憶錄，內容簡介上的第一句話是：

未來充滿希望，也充滿變數。

無數像陳紅這樣的普通中國人，在千禧之年選擇南下。陳紅的第一份工作是華人酒店的管理者，幾年後，她拿到了永居身份。類似的故事在親友間流傳，新加坡的那尊獅身魚尾像被更多人所向往，2005年，北京電梯廣告裏反複播放著新加坡歌手阿杜的音樂MV，他唱著“瘋狂新加坡，三天還不夠”，結尾處，是他與女朋友站在噴泉前的幸福畫面。

對于向往新加坡的普通人，美好的幻象便有了更加真切的落款。

03 混亂與規則

“我們的生存原則很簡單，只有一個：新加坡必須比本區域其他國家更加剛強勇猛，更加有組織和富有效率……盡管我們缺乏國內市場和天然資源，我們一定要提供條件讓投資者能在新加坡成功營業，有利可圖。”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如此寫道。但對于外來淘金者，成功營業的有利條件，往往也並非絕對。生存在新加坡，需要的也不僅僅是中國式的勤勉。

2000年，金城尾以國際學校老師的身份來到新加坡。但幾年後他就辭職了。他無法忍受身邊同事的過于刻板與內卷：有同事從不遲到早退，經常主動加班；有同事周末在快餐店義務給學生補課，還會幫學生買好套餐；還有一位同事，三個月的産假只休三周，就重新回到工作崗位。

辭職後，他開始賣襪子，也由此窺得新加坡隱藏在規則之下的另一面。

金城尾第一個賣襪子的店鋪開在新加坡的叉叉商場，它隸屬于本土最大地産公司，還和中國簽了很多大型地産項目。簽約時，金城尾提出想要3個月簽一次合同，卻被管理人員告知：最短簽約一年。結果，等正式開檔，他和左鄰右舍聊天才發現，別人都是3月一簽，唯有自己是“冤大頭”。

在商場賣襪子的一年裏，金城尾目睹了管理人員在不同當鋪吃拿卡要；也看到了60多歲的保安眼睜睜讓搶了碟片的歹徒從自己眼皮下溜掉，甚至沒有做出試圖攔截的假動作；他還在監控錄像中看到半夜在商場看完電影找不到衛生間的顧客，直接在漆黑的樓道裏解決了個人問題。

種種細節，如同藏身于華麗袍子之下的虱子。外人所見的只有光鮮，只有身在其中之人才會被煩擾。

世界上規則最嚴厲的國家，這是新加坡最爲人所知的標簽。爲了保護環境，這裏的人們不被允許吃口香糖。以及，這裏是世界上少有還在保留鞭刑的國家。李光耀曾在回憶錄中寫下：“權威是爲了出于崇高的目的。”

但規則並非能滲透到每一個細節中。而陳紅最初被這個國家打動，正是源于這些規則之外的細節，比如：商場會提供免費的雨傘、問路時路人會熱情指路，甚至將你帶到目的地、下雨天沒帶傘，會有人走來將傘分給自己一半。

這些溫潤的關懷給了初到異鄉的陳紅溫暖。但隨著移民越來越多，如今商場裏免費的雨傘幾乎已經消失。很多時候，人文是效率的犧牲品。

陳紅也成爲這套高效運轉的系統中的一員。11年後她擁有了自己的公司，員工大半是來新加坡務工的華人。但她很少和員工交流，在被問及創業十年中，有哪位印象深刻的員工時，她沉默了一會，“他們都差不多吧，下班就都回家了。”

在折疊的新加坡裏，作爲老板的陳紅，與她的同胞員工們，已然身處不同的空間。類似的看不見的隔閡，還存在于這些人群之間：暫居者與永居者、Web3沙龍的台上人與台下人。實現空間自下而上的突破，在新加坡，難度其實比國內還要大。

陳紅慶幸自己趕上了好時候。在她看來，如今的這波淘金熱充滿苦澀。她直言如今的新加坡永居身份太難拿、組屋成本連年攀升，只爲賺1:5的彙率，完全不值得來受苦——當然，某種程度上，這些感受也加上了上層空間對下層空間的俯視濾鏡。

事實上，20年前，她過年回家要先乘飛機回北京再坐大巴到老家，一趟路程需要4天。在如今習慣了飛機和高鐵的便捷出行方式的人看來，這樣的奔波也是辛苦的。

對于多數淘金者而言，辛苦，是自己爲更好的生活和工作，做好了准備要付出的代價。只是辛苦的模樣有很多種，有時是體力勞作後的汗水，有時是獨居異鄉的孤獨，有時是遭遇變故時即使心裏再慌也要咬牙面對的堅毅。

在新加坡，有一條長約2.2公裏的烏節路，這是新加坡最繁華的商業街，聚集了51座購物商場，25間飯店旅館，超過5000家商店，每年有超過800萬遊客從這裏經過，清潔工人每小時需要清空121個垃圾桶。

對于烏節路，KOKO最初的印象是落地後的酒店隔離。根據新加坡防疫要求，2月來新加坡時，他在烏節路上的酒店自費隔離了14天。盡管隔離的日子難免苦悶，但當時的他滿懷希望，認定自己即將走進一個無比光明的未來。

半年後的9月20日，KOKO正在和一位同事通過某辦公軟件溝通工作，對方頭像突然變成了灰色，KOKO正在打字的手停在了鍵盤上，有點懵。直到半小時後，hr發來消息，約他一對一聊一下下午的大會內容，他才知道，對方也是被喊走約談裁員了。

那天，與KOKO一起離職的有8人。半年前入職時，組內人數是14個，這意味著該組有一半的人失業了。hr當天的原話是：你現在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休息當然是不太可能的。KOKO對如何在新加坡休閑娛樂並不感興趣，就連那尊著名的獅身魚尾像，他都沒有特意去打過卡，只在一次騎行的路上匆匆瞥過一眼，就又離開。搞錢搞事業，是他現階段在新加坡的全部任務。

如今，首要任務又變成了：找到一份新工作。別管新加坡的空間如何折疊，階層的向上跨越如何艱難，先擠進空間並留下來，後面的一切才有可能。

古往今來，這都是華人淘金者在新加坡的宿命。

在新加坡的居民中，華人占比在70%，他們大多數在國內通過不同的渠道找到工作，然後再搭乘飛機來到樟宜機場，在熟人或公司的陪伴下，開始進入新的生活。事實上，人類的多數遷徙都是如此。從農村到城市，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對于多數人，在異鄉的起步，都只能從第三空間開始。

新加坡也沒有新故事。

對于這些向往新世界的人們而言，來到新加坡，更像是從熟悉的系統中進入到一個看似新鮮的、實際已經被精准劃分好的系統之中。能否看到它，並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便成爲了關鍵性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