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說，今後十年，中國會考慮再把越南從蘇聯手中拉過來。我暗想，鄧小平是從長計議，跟美國領導人的思維方式完全不同。”
2013年，剛剛過完90歲生日的“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他的新書中回憶起鄧小平1978年訪問新加坡時的場景，有這樣一段描述。
1978年11月，鄧小平先後到訪泰國、馬來西亞跟新加坡，在跟三國領導人會面的過程中，都不可避免的談到了一個主題——如何團結起來，面對蘇聯和越南在東南亞的擴張。鄧小平毫不含糊地抨擊大霸（蘇聯）和小霸（越南），提醒東南亞提防“東方的古巴”，並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
70年代末期的世界還是個冷戰的世界，當時還是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對立，形成兩個壁壘分明的陣營。當時的中國成爲第三世界國家的代言人，但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還是遠遠不足以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匹敵。相反，由于中蘇交惡，蘇聯又拼命拉攏中南半島小國越南，從戰略上對中國形成了一種合圍的態勢。
這種對中國合圍的做法，美國在新中國50年代就曾做過。當時，美國先後拉東南亞國家成立“馬尼拉條約組織”，及西亞國家成立“巴格達條約組織”，試圖在中國西面跟南面形成一條鎖鏈。最後，在毛主席的敏銳洞察下，中國利用發展跟巴基斯坦的關系，將這條“鎖鏈”當中斬斷。20年過去了，對中國采取合圍戰略的，變成了昔日的老大哥蘇聯。
在越南抗法抗美戰爭的三十年間，中國派防空部隊和工程部隊支援越南，中國人民還勒緊褲腰帶爲越南提供了價值200億美元的無私援助。1975年越南完成統一後，越南政府卻忘恩負義，瘋狂反華排華。剛開始時，越南在剛剛統一的南方將比較富裕的華人排走，後來連北方的華僑也被排走。
越南北部的難民潮從1977年就開始了，在1978年達到高潮。在排華浪潮中，華裔政府官員被解職，獨立開業的商人被迫停業，華人學校被關閉。在所謂的戰略要地，華人要接受“忠誠測試”，直至被驅逐。而在南部，大約3萬家華人商店被關閉。在越南政府的授意下，富有的華人被迫繳納多達數百萬美元的出境稅，並被趕上破舊的漁船駛向怒海。
在訪問新加坡之前，鄧小平已經訪問了泰國跟馬來西亞。泰國首相克良薩將軍在曼谷熱切接待，並明確表示站在中國一邊。但在馬來西亞，鄧小平得到的反饋卻是模棱兩可。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到訪新加坡。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鄧小平前往法國馬賽念書和工作時，曾經經過新加坡。而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十年裏，新加坡一直都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但在鄧小平出山後，選擇了出訪新加坡。對于那一天的場景，李光耀記憶猶新：
“這位74歲高齡的長者，身穿米色毛裝，從巴耶利巴機場的一架波音707客機上走下來。他腳步輕快，檢閱了儀仗隊之後，同我一起乘車到總統府的賓館去。那是我們總統府裏的迎賓別墅。當天下午，我們在內閣會議室進行正式會談。”
李光耀曾經看到過人民大會堂裏擺放著痰盂，所以也特地安排把一個藍白色的瓷痰盂擺在鄧小平的座位旁。李光耀也了解到鄧小平有使用痰盂的習慣，因此雖然新加坡總統府裏有規定，冷氣房裏不准抽煙，但還是特地在顯眼的地方爲鄧小平擺了個煙灰缸。“這都是爲中國曆史上一個偉大的人物而准備的。”
晚餐時，李光耀請鄧小平盡管抽煙，鄧指著夫人說，醫生要她讓他把煙戒掉，他正在想辦法少抽。整個晚上鄧小平沒有抽煙，也不用痰盂。因爲鄧小平看過報道，知道李光耀對香煙敏感。
在晚宴上，李光耀對鄧小平說：“我在想，如果你出生在新加坡而我出生在中國會怎樣？我敢肯定你將是新加坡的領導人。但是如果我在中國，我很可能走到半路就被人推開了。我能走到一半就不錯了。”
鄧小平對李光耀將新加坡建設成爲一座花園城市感到非常驚奇，但李光耀卻說：“凡是我們能做到的，你們都能做得更好。我們是沒有土地的南華農民的後代，而你們有知識分子，有最傑出的人才，有詩人，有藝術家。”
鄧小平看著李光耀，沒有回答，然後繼續吃飯。中國後來的發展或許可以解釋，鄧小平當時在想著什麽。李光耀從1980年開始，到上世紀90年代末，幾乎每年都來中國，親眼見證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變化。
當然，鄧小平跟李光耀說得最多的，還是越南跟蘇聯。他全盤分析了蘇聯在歐洲、中東、非洲、南亞和中南半島的行動策略。他說，所有反對戰爭的國家和人民必須組織聯合陣線，同聲反抗戰爭販子。
當時大家都不明白，中國和越南的關系爲什麽這麽糟，中國在這樣的情況下，爲什麽不是積極拉攏越南，而是選擇切斷對越南的援助，把它推向蘇聯。而這其中最關鍵的疑惑是，越南怎麽會在絲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況下，還要完全傾向蘇聯。
對此，鄧小平解釋道：“越南多年來有個成立中南半島聯邦的美夢。就連胡志明也有過這種想法。中國向來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國視爲實現中南半島聯邦的最大障礙。中國的結論是，越南非但不會改變立場，而且會變本加厲地反中國，把大批越南華裔驅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證明。中國是經過慎重考慮，才決定停止對越南的援助的。”
李光耀仍是滿臉疑惑，鄧小平進一步作出解釋，“中國總共爲越南提供了100多億美元，現值20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一旦中國撤回對越南的經濟援助，蘇聯就必須獨自挑起這副擔子，但是他們又無法滿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讓越南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相當于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東歐共産集團經濟共同體），把擔子推給東歐國家。今後十年，中國會考慮再把越南從蘇聯手中拉過來。”
正是這一番話，讓李光耀發出感歎：鄧小平是從長計議，跟美國領導人的思維方式完全不同！
鄧小平表示，真正緊迫的問題是，越南可能大舉進攻柬埔寨。中國應該怎麽做？不等李光耀回答，鄧小平自己便給出了答案，“中國要怎麽做，就得看越南這一步走得多遠。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個中南半島，許多亞洲國家將失去掩蔽。中南半島聯邦會逐漸擴大影響力，成爲蘇聯南下進軍印度洋的環球戰略的一步棋。”
從頭到尾，鄧小平都沒有說會對越南進行反擊，即便是被問到萬一越南真的進攻柬埔寨，他打算怎麽做。他可會任由泰國脆弱無助地自生自滅，冷眼看他們受盡威脅恫嚇，然後向蘇聯靠攏？鄧小平也只是撅起嘴唇，眯著眼睛喃喃地說：“那得看他們這一步走得多遠。”
但在李光耀看來，越南的行動要是止于湄公河，情況也許不至于那麽危險。反之，攻勢一過了湄公河，中國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動。因爲在談到柬埔寨的問題時，鄧小平曾向他保證：
“中國的處理方法不會因爲蘇越簽訂友好合作條約而受影響。即使越南要求蘇聯聯手威脅中國，中國也不會被嚇倒，更何況蘇聯也不敢明目張膽地招惹中國。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國必會懲罰越南。中國勢必要他們爲此付出代價，蘇聯也終會發現，支持越南是個不勝負荷的沉重負擔。”
因爲，李光耀相信鄧小平說的，中國人從不隱瞞自己的看法，說一句是一句。
事實上，在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前幾個星期，越南總理範文同也曾到過這裏，就坐在鄧小平坐的位子上，向李光耀講述“東南亞爲何要聯合起來對抗中國”。他很不客氣地對李光耀說：“你身爲華人，應該清楚知道華人在任何時刻都會心向中國，就像越南人無論身在何處總會支持越南一樣。”範文同也去了馬來西亞，說著同樣的話。
範文同
對于範文同的話，李光耀不以爲然，但他卻擔心馬來西亞領導人聽了這番話後，可能會受到很大沖擊。因爲就在不久前，越南駐聯合國代表曾經跟印尼、菲律賓、泰國及新加坡的代表大肆抨擊華裔。而印尼代表竟不顧另外三名來自菲律賓、泰國和新加坡的代表都是華裔，口口聲聲說越南人對待國內的華裔過于仁慈善良，說越南應該向印尼看齊。
李光耀借此告訴鄧小平，東南亞有一些國家希望新加坡跟他們聯合起來，不爲抵抗蘇聯，而是同中國對抗。因爲中國的電台廣播直接向這些國家的華人發出號召，在這些國家政府看來，是一種非常危險的顛覆行爲。
讓李光耀沒想到的是，鄧小平接下來的反應，他突然問道：“你要我怎麽做？” 李光耀後來回憶：“我從未見過一位共産黨領袖，在現實面前會願意放棄一己之見，甚至還問我要他怎麽做。盡管鄧小平當時已經74歲，但當他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還是隨時准備改變自己的想法。”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鄧小平出山以後帶給中國社會最大的活力。就在鄧小平訪問新加坡的這期間，關于“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討論，正在中國輿論界如火如荼地展開。而在結束訪問回國後不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提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
李光耀的話讓鄧小平感到有些錯愕，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視這個問題。于是，他幾乎沒有猶豫，就向李光耀“請教”解決的方法。李光耀也直言不諱，“停止那些電台廣播，停止發出號召。中國必須停止馬來亞共産黨和印尼共産黨在華南所進行的電台廣播。”兩年後，中國同馬來西亞和泰國兩地的共産黨分別做了其他安排，果然從此終止了電台的廣播。
1979年1月底，鄧小平訪問美國，當被問及對越政策時，他胸有成竹地說，“小朋友不聽話，該打打屁股了”，當時已有22.5萬解放軍集結在中越邊境，只等一聲令下。
當時，李光耀正在香港粉嶺總督府賓館度假，打高爾夫球，在那兒遇上一位曾經任職于《泰晤士報》的中國問題專家大衛·博納維亞。他認爲鄧小平的警告不過是空口唬人，因爲蘇聯海軍已駛入南中國海。李光耀笑了，他說：“我剛在三個月前跟鄧小平見過面，他絕對是個說話算數的人。”
兩天後，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國軍隊攻入越南北部邊境，對越自衛反擊戰正式爆發。
77歲的老帥徐向前于1978年10月就任國防部長，當對越自衛反擊戰在雲南、廣西邊境打響時，他每天都要到位于北京西山的統帥部指揮作戰室，親自參與作戰方案的擬定，關注前線戰事的進展。
戰爭分別由雲南和廣西兩個作戰方向。雲南前線作戰由臨時調任的熟悉越軍戰法的昆明戰區司令員楊得志指揮，廣西前線作戰則由當時的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指揮。當時，許世友已經73歲高齡，楊得志也已經是68歲了。
兩位都是開國上將，曾經爲國內革命的勝利立下過汗馬功勞。雖然年歲已大，但在面對國家的召喚時，兩位老將軍都毫無怨言。在艱苦的作戰環境中，楊得志的老胃病和高血壓都急劇惡化，期間好幾次因身體扛不住暈厥過去，最終不得不住進醫院進行治療。
面對中國解放軍的來勢洶洶，蘇聯國防部一個20人組成的軍事顧問團趕到河內。塗著蘇聯民航總局標志的伊爾-76和安-12運輸機共爲越南運去20架戰鬥機、400多輛坦克裝甲車、400門身管大炮、50門BM-21火箭炮、100多門高射炮、數千枚SA-7防空導彈和800多具RPG-7火箭筒。一個安-12運輸航空兵大隊幫助越南從柬埔寨向諒山轉運了一個步兵師。一支由68人組成的蘇聯通信兵部隊接管了從河內到越北前線的所有通信保障工作。
爲了給中國制造更大壓力，蘇聯調集大軍在蘇聯及蒙古境內搞大規模演習，投擲和發射了超過1000枚航空炸彈和導彈。甚至還演習了從蒙古機場起飛，飛行一個半小後到北京上空，然後空降的場景。蘇聯海軍的巡洋艦跟驅逐艦也接連出現在南海，目的都是爲了將武力恫嚇的效果傳到北京。
但中國顯然是不會被嚇倒的。最終，我軍從東西兩線突進敵縱深20至40公裏，攻占了高平、諒山等重要城鎮和戰略要地。越北個重鎮被我軍控制，威逼河內的態勢已經形成，反擊作戰的戰略目的已經達到。
3月5日，中央軍委下達撤軍命令。西線部隊于3月13日全部撤回中國境內，東線部隊于3月16日全部撤回中國境內，對越自衛反擊戰告一段落。
戰爭結束後，徐向前元帥回到家，夫人黃傑開玩笑地對秘書說：“老徐一打仗精神好多了，只怕今後沒有那麽多的仗打呢。”徐帥聽了，哈哈一笑：“失業好嘛，軍隊失業。可以全力投入經濟建設。”
徐帥的想法，也正是當時全國上下的想法，是鄧小平的想法。自那之後，在改革開放的正確政策下，中國在經濟建設上一路發展，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