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崇寒

1961年8月12日，88歲的陳嘉庚在北京逝世。臨終前，他囑咐，“棺木一定要運回集美”，並將國內銀行的存款300多萬元，全數捐于國家。3天後，中央政府爲這位“華僑的領袖人物”“愛國愛鄉、熱心公益教育事業的愛國老人”舉行了隆重的國葬，極盡哀榮。周恩來親自擔任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前往吊唁者不乏黨政軍高級領導朱德、周恩來、陳毅、陳伯達、廖承志、董必武等人。一片哀樂聲中，周恩來、朱德領先執绋，護送靈柩上靈車，由專列開往廈門。專列停留之處，各地黨政部門和僑聯負責人，均前往車站迎靈、送靈。

20日下午，靈柩抵達集美，安葬在陳嘉庚生前設計的鳌園。據陳忠信（陳嘉庚侄孫）回憶，那天集美學村裏的數千名師生，社會各個單位、團體的人士都來爲陳嘉庚送行，陳嘉庚的兒子抱著父親的遺像走在最前面，32個人扛著靈柩，後面的送行隊伍，望不到盡頭。

不止在國內，追悼活動甚至蔓延到海外華僑彙聚的各大都市，東南亞各地華僑自動分設靈堂祭奠，“這種因一人去世而不能抑止的悼念熱忱，在東南亞華人曆史上，尚屬首見”。在新加坡舉辦的萬人追悼會上，挽聯“前半生興學，後半生纾難；是一代正氣，亦一代完人”概括了陳嘉庚的一生。

1890年秋，17歲的陳嘉庚應父親陳杞柏之命前往新加坡，在順安米店學商。他花了50多年的時間，以一個初出茅廬的集美移民身份，在新加坡“尋覓、奮鬥並最終獲致了社會及政治領導大權”。他是東南亞的知名華商，銷售網點遍布東南亞各大城市以及香港、上海、廈門、廣州等地，亦是享譽亞洲的華僑領袖：創辦廈門大學，領導東南亞華僑，爲國民黨（同盟會）抗清，北伐、抗日提供資金，支持毛澤東政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資在多山的福建興建鷹廈鐵路（中國第一條由民間人士出資興建的鐵路）。

他曾與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談笑風生；又自稱“政治門外漢”，與政治刻意保持距離，“是否合理，是否合義，是否合大衆要求”是陳嘉庚爲人及衡量世人的准則，而他的本色，始終是實業。

爲父還債

說陳嘉庚“毀家興學”也好，“傾資興學”也罷，首先必須有錢與實業，企業家陳嘉庚才有可能成爲教育家、慈善家、社會改革者乃至華僑領袖。陳嘉庚本人亦承認，“先有營業而後能服務社會。繼而後得領導南僑襄助抗戰工作也。”1904年，陳嘉庚自立門戶，開始走上創業道路。此前，他已在父親的順安米店服務十余年，熟稔理財與經商之道，成功立足新馬商界，擁有自己的商業網絡和朋友圈。

1895年，在陳嘉庚的經營下，陳杞柏在新加坡的業務擴大，涉足菠蘿種植、罐頭、房地産、白灰等領域，陳氏資産增值3倍。1900年，陳嘉庚返鄉葬母之際，陳杞柏實業達至頂峰，資産合計40余萬元（除注明外，下文所述貨幣均爲叻幣，即新加坡幣），待陳嘉庚3年後由集美返回新加坡，迎接他的卻是20多萬元的負債，好端端的一個中興之家被陳杞柏側室蘇氏及養子搞得面目全非。

爲處理父親的財政危機，陳嘉庚先將3年來賬目來往各項查核清楚，然後采取開源節流的方法，割肉補瘡，總算爲順安米店挽回點名譽。豈料冬至以後，米業減作，順安米店實在無法維持下去，終于1904年春宣告倒閉，31歲的陳嘉庚爲了代父還債，不得不從頭起步，重振家業。

陳嘉庚起家，先從菠蘿罐頭入手，當時馬來亞各區盛産菠蘿，由菠蘿加工制成的罐頭，遠銷歐美各國，僅新加坡一地外銷數量即年達200萬箱。1903年陳嘉庚將負債的菠蘿罐頭廠頂讓于潮商，自己投資5000元，與潮商合股發展日新公司，不到半年時間，獲利18000余元。一年後，在距新加坡10英裏外的汫水港山地，即今天的義順區，陳嘉庚投資7000多元，自建新利川菠蘿罐頭廠。廠房用木料茅草搭成，機器買舊的，2個月便建成投産，剛好趕上當年菠蘿旺産季節，短短3個月間，“新利川”和“日新”獲利近4萬元，這對身負債務、獨闖商海的陳嘉庚來說，無疑是一種鼓勵。而他于創業初期展現出的敏銳眼光及勇于改革的魄力也爲他在新加坡的菠蘿罐頭制造業中站穩了腳跟。

當時新加坡的菠蘿罐頭廠商有10余家，陳嘉庚發現，歐美、加拿大各洋行到新加坡訂購菠蘿罐頭分兩類：普通莊和雜莊，普通莊有五六十種，包含把菠蘿切割成方形（方莊）、圓形（圓莊）或菱形的小塊（旗莊）等，占收購總量80%。所以各廠家都爭做普通莊的大路貨，對制作難、費時多、銷路少的雜莊罐頭不屑一顧。陳嘉庚反其道行之，攬下所有雜莊訂貨，雖費工，但收購價格高，兩者相抵，利潤稍高一些，加上獨家生産銷售，銷量非但不少，反而比別的廠多，“人棄我爲”，獲利頗豐。

由于菠蘿價格隨行市變，上市量時多時少，質量參差不齊，爲了解決這些弊端，陳嘉庚以2500元在“新利川＂附近置地500英畝，名“福山園”，種植菠蘿。他見冰糖有利可圖，便利用罐頭廠兼煮冰糖，別廠熬糖用大鋅鍋，以木柴爲燃料，他則用內銅外鐵的蒸氣爐煮，燃料用木屑，每日煮糖成本降低數十元。

雖不是白手起家，但因祖業中落，想重整旗鼓，陳嘉庚不免“在工商業界努力奮鬥數十年，吃盡苦頭，曆盡風波”。1907年底，陳嘉庚終于將父親所欠債務全部還清，一方面盡孝道，另一方面也樹立了自己的威信，爲商業同行所崇敬（依當年英殖民地的法律，父親欠下的債務，子女是不需要代還的）。至1911年，陳嘉庚坐擁2處橡膠園、4個菠蘿罐頭廠、1家米廠、1間米店，存款四五十萬元，小有所成。

稱雄南洋

陳嘉庚家鄉集美位于同安縣最南端，凸伸向海，與廈門島僅隔10余裏，因地方偏僻，土壤貧瘠，人們多倚海爲生。幾百年來同安人打魚、航海，與天鬥，與浪搏，助長了同安人獨立、冒險、奮發、頑固、正義與矛盾等品性的形成。“爲了生計，他們被迫要竭力訓馭變幻莫測的氣候，遂使他們變成了一種頑強的民族。與外商往來之傳統亦練就了一身經商本事，掌握了精打細算及鐵面無情的買賣手腕”。這種果敢和勇于冒險的“同安精神”在創業者陳嘉庚身上表現得尤爲明顯。

在陳嘉庚的有限公司1934年收盤之前，他曾做過兩個極爲冒險但又無比重要的決策，第一個堪稱“冒險”的經濟決策，發生在1906年。20世紀初，南洋橡膠業正處萌芽階段，橡膠樹所出生膠在工業生産、交通運輸和軍事方面用途極大，前途一片光明。該年，陳嘉庚聽聞馬六甲陳齊賢向英人出售2000英畝橡膠園，得款200萬元，獲利達25倍，隨即向陳齊賢購18萬粒橡膠種子（每粒1分，共投資1800元），將其種在“福山園”內。當時的陳嘉庚還不知道，就是這些安家落戶的橡膠種，奠定了他日後大規模經營的基礎。

1909年，陳嘉庚先將“福山園”膠園擴展至1000英畝，又于1910年夏，趁膠價上升之際，“賣小買大”，以32萬元的價格出售“福山園”，獲利何止百倍！與此同時，他又在柔佛笨珍港和老謝港買地種植橡膠2000余英畝，之後不斷借橡膠市價下滑之際，擴大橡膠園面積，收購橡膠廠，生産膠鞋、輪胎等産品，發展橡膠事業。正是他在商業上所表現出的卓越才識和超前眼光，使其成爲名聲響亮的橡膠大王。1925年，橡膠價格從年初每擔30多元暴漲到年底200元，陳嘉庚事業進入鼎盛時期，15000多英畝橡膠園，30多家工廠，100多處分店均在他名下。他雇用職工數萬人，資産總值1200萬元左右，經濟實力稱雄整個東南亞。

陳嘉庚做出第二個重要且頗富風險的經濟決策——兼營航運發生在1916年。時值一戰爆發，英殖民政府嚴禁船運，陳嘉庚菠蘿罐頭與熟米的出口貿易深受影響。爲解船運恐慌，迅速打開運輸困難局面，陳嘉庚果斷于1915年租賃4艘輪船，幹起航運來。租船目的有二：“第一，從安南與暹羅運粟來新，在新制成熟米後再運往印度。第二，因爲英殖民政府承運枋木片往波斯灣，政府給陳嘉庚船只運載木枋專利，不免提高陳嘉庚打進航業的信心。”僅一年時間，租船得利20余萬元，陳嘉庚繼而決定自購商船來發展航業。1914——1918年間，陳嘉庚所營各業獲利450萬元，輪船收入占同期總收入的35%。期間，陳嘉庚購買的“東豐”和“謙泰”兩艘輪船不幸被擊沉，陳嘉庚又用輪船所得保險賠款120萬元發展橡膠業，爲其“橡膠王國”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

一戰結束後，因人手不足，陳嘉庚果斷結束曾獲大利的航運業，集中發展橡膠種植、膠片制造與貿易、膠品制造業並建立陳嘉庚公司，讓其弟陳敬賢參與股份。1919年，陳嘉庚回鄉3年，將新加坡所辦企業交由陳敬賢打理，此時在他心中，已萌生出“在家鄉作退隱計，爲國作育英才”的想法。

傾資興學

事實上早在陳嘉庚1893年回家完婚之際，即已出資2000元在集美創辦惕齋學塾。他將自己對鄉黨祠堂私塾及社會義務諸事的熱心歸因爲“出乎生性之自然”，認爲：“國家之富強，全在于國民，國民之發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國之本。”

1907年４月，爲了“教育僑民子弟，使之勿忘祖國”，新加坡110位閩幫商人發起成立道南學堂，陳嘉庚的謙益號慨捐1000元，不到半年，道南學堂便已籌得59000元，聘得教師4位，近100名學生于11月8日正式開課。陳嘉庚獲選爲道南學堂正總理後，對道南學堂進行了一系列的課程改革，在傳統儒家教材的基礎上，增設西方教育的學科，並引入“課外活動”課如體操課、音樂課和繪畫課等。

既然華僑教育事業能在南洋各地有效開展，爲何不趁民國政府成立，百廢待興之際盡國民一分子之天職，回國創辦學校呢？考慮再三，陳嘉庚決心以家鄉集美作爲其“教育救國“的起點。1912年秋，陳嘉庚第四次回鄉，途中，他在輪船上同林文慶暢談教育，林文慶後來概括他的談話內容：“慨民智未啓，則共和之基礎終無由鞏固”。又回憶說：“他（陳嘉庚）因爲自認爲是一個素來信仰革命的人，所以他覺得他的責任是應該幫助這新生的民國建立在一個穩固的基礎上。在他看來，使他的祖國達到民主政治之唯一的道路，就是提高一般人民教育的程度，使他們在無知的深淵中得見光明。唯一的希望就在給他們知識之光，使他們可以認清一切。因爲無教育，他們就一定滿足現狀，縱使那現狀是腐敗與有害的。”

在集美，陳嘉庚“見十余歲兒童成群遊戲，多有裸體者，幾將回複上古野蠻狀態，觸目心驚，弗能自已！同安縣雖辦起縣立小學，集美卻仍是舊式私塾，塾師學識平庸，女孩不得入學，學生上學不過是混日子而已。他爲福建教育現狀深深擔憂，“默念待力能辦到，當先辦師範學校，收閩南貧寒子弟才志相當者加以訓練，以挽救本省教育之頹風”。他奔走各房，勸告停私塾，全鄉一致合作創辦集美小學，出資2000元，建築校舍和操場。在陳嘉庚和鄉人努力下，集美小學終于建成，共有學生135名。

此後數十年，陳嘉庚的辦學熱忱可用“癡狂”來形容，他相繼在集美創辦男小、女小、男子師範、中學、水産航海、商業、女中、幼稚師範、國學專門學校，附設發電廠、大會堂、醫院、圖書館、科學館、大會堂、遊泳池等現代化設備，使集美成爲系統完整的學村，學生人數最多時達11000余人。集美學村規模之大，設備之齊全在全國找不到第二處。

陳嘉庚“傾資興學”的高峰發生在1921年。1919年的五四運動席卷全國，給陳嘉庚辦學活動以巨大推動力。他痛感千萬余人的福建省，連一所以公立、私立大學都沒有，不但專門人才稀少，中等教師也無可深造之處，決意籌辦廈門大學。募款會上，陳嘉庚當場認捐開辦費100萬元，經營費300萬元分12年支付。他理想中的廈門大學，校舍面積應有兩千多畝，學生人數三四萬人，除文法理工教育等學院外還准備增設醫、農兩學院，然而一個人力量終究有限，他想待廈大初具規模時再向富有僑商募捐，不料屢屢碰壁。

1926年春，膠價突跌，緊隨其後的日本在東南亞傾銷膠制品及1929年經濟危機，給予陳嘉庚實業嚴重打擊。爲了支付集美和廈大所需經費，他以房産抵押給銀行借款，“出賣大廈，接濟廈大”。很多人勸他停止校費以維持營業，陳嘉庚擔心“兩校如關門，自己誤青年之罪小，影響社會之罪大。……一經聽課關門，則恢複難望”，仍勉力經營，甚至明確表態，“甯可企業收盤，絕不停辦學校”。兩校雖能維持現狀，但設備、人才跟不上，“幹思萬想，別無他法”，陳嘉庚只好于1937年春將苦心經營16年之久的廈門大學無條件移交國民政府接辦，改爲“國立”，使自己得以“專力維持集美”。

後來每每回憶當年此舉，痛苦的嘉庚只好以“善始者不必善終”聊以自慰。1937年，廈門大學發展到三院（文、理、法商）九系，累計畢業學生1000人以上，是當時國內科系最多的5所大學之一。期間，林語堂、魯迅、顧颉剛、張星烺、羅常培等均來此教學，一時群賢畢至、名流雲集，爲中國培養了不少人才。

支持抗戰

盡管陳嘉庚自稱“不懂政治”，中國近代史上幾大重要政治變革——清朝覆亡、中日戰爭、國共內戰，他都參與其中，並“爲中國的各個政治變革，做出了貢獻”。“從1910年的剪辮參加革命黨、1936年的購機壽蔣、1937年的‘南僑愛國無黨派’爲中國存亡而奮鬥，到戰後的親共、袒共以至參加中共之行列，都是爲了國家民族利益”。毫不誇張地說，“陳嘉庚本人的政治史，便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

1909年，經友人介紹，陳嘉庚認識孫中山，參加了新加坡同盟會員在晚晴園的秘密聚會，這是陳嘉庚傾心革命的開始。隔年春，正式加入同盟會。他曾兩次資助孫中山，第一次是武昌起義成功後，孫中山從歐洲取道新加坡准備回國時，陳嘉庚資助其1萬元作路費；第二次是“孫中山從上海往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前再次電求支援”，陳嘉庚許籌5萬元“壯其行色”。

其時陳嘉庚事業正處上升期，也算是個“百萬富翁”。當他得知福建光複，立馬聯絡其他閩僑，籌備發動捐款，支援福建，穩定當地局勢等事宜。1911年11月13日，千余閩僑聚集天福宮召開保安捐大會，37歲的陳嘉庚被推舉爲保安捐正總理，這是他第一次在閩幫重大事務中扮演領導角色。論資格、財力和聲望，比陳嘉庚好的閩商多得是，選他擔當一幫之主，有學者分析，這與其“首倡者”的身份息息相關。福建保安捐運動持續了10個月，先後彙回十余萬元，給新政府有力的財政支持，大大穩定人心，爲陳嘉庚增加了諸多經驗。

陳嘉庚南洋華僑領袖地位的奠定是在其擔任“山東慘禍籌赈會”主席期間。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後，陳嘉庚聯合新加坡華僑組織“山東慘禍籌赈會”，籌資救濟山東被害民衆，並發動抵制日貨運動。如果說之前福建保安捐運動還停留在關注家鄉局勢層面上的話，到山東籌赈會運動時，陳嘉庚已“以國家命運和民族振興爲其奮鬥目標”，華僑社會各階層都被動員起來了。

乃至七七事變後，新加坡成立的“新加坡華僑籌赈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簡稱“星華籌赈會”），受國民政府命令，統合南洋45個愛國團體，組成的“南洋華僑籌赈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皆以陳嘉庚爲領導。南僑總會除了以巨額捐款、購買救國公債方式支持國內抗日外，還選送了3200名華僑機工回國，在滇緬公路及西南各省協助運輸抗戰物資，以實際行動支援祖國。

據陳嘉庚粗略估計，抗戰前五年，“華僑彙款和義捐總數共有國幣50余億元”，比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在國民參政會報告的1939年全部軍費支出18余億元多出3倍，足見華僑對中國抗戰支援力度之大。以至于1940年3月，陳嘉庚以南洋華僑總會主席的身份率南洋華僑慰問團回國時，受到了國共雙方的盛情接待。

抗戰期間，陳嘉庚何以能在英殖民當局眼皮底下領導如此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學者楊進發認爲，關鍵在其無黨派身份，陳嘉庚常說，“我不能領導人，亦不能受人領導，蓋乏同志而孤立故也”，故在辛亥革命後，便決定不參加任何黨派。在英殖民地政府看來，“政黨組織的存在，可能導致‘顛覆’思想的傳播以及社會治安的破壞”。而陳嘉庚領導的社會運動，都是相當和平而有秩序的，蓋因他每每大聲疾呼，“千萬別以暴力進行救亡運動，以免觸犯當地法律與治安”，故給當局留下了“社會秩序維持者”的良好印象。而陳嘉庚本人對新加坡本地經濟、教育的投入也讓英人認爲他是一位有效能的“合作者”。

落葉歸根

晚年陳嘉庚離開僑居地，回到中國“落葉歸根”，建設新中國，被毛澤東盛譽“華僑旗幟，民族光輝”。黃炎培曾這樣說過，“發了財的人，而肯全拿出來的，只有陳先生”。的確如此，據統計，陳嘉庚一生獻給文化教育事業的錢，如果按當時黃金價格計算的話，約合人民幣1.5億元。而他本人卻十分節儉，陳嘉庚規定每日夥食費不得超過5角，兒子和孫子們也不例外。他每餐食不過飽，愛吃番薯粥、高粱米粥、海蚝和箭頭魚等集美特産。據陳嘉庚兒子陳國慶回憶，在新加坡期間，父親平日身上現款不超過5元，他從不在外頭亂花費一分錢，即便是工作場所附近的菜館、咖啡店也未光顧過。“他一生只看過一部電影，是在新加坡首都戲院看的，那是一部爲籌赈會義演的片子。他一生只帶妻兒到新世界看過一次拳擊比賽。”

歸國後，中央每個月發給他300元人民幣，除15塊用于夥食費外，剩下都被陳嘉庚存入集美學校校委會會計處公用。招待客人時，也無外乎油炸蚝、蚝煮面線、炒米粉、薄餅、煮芋頭之類，再加一道湯，不過四五樣菜。有一回，陳毅來看他，炊事員買了1斤糖果回來，事後被陳嘉庚批評，“首長至多嘗一兩粒糖，買兩角錢滿夠了”，足應了其“該花的千百萬都不要吝惜，不該花的一分錢也不能浪費”的理念。陳嘉庚素來不喜沽名釣譽，別人頌揚。有一次，陳嘉庚去長汀參觀內遷的廈門大學，對各系辦公室以“嘉庚堂”命名很不滿意，責備學校當局不應該事先沒有征求他的意見。

一直到臨死之前，他還挂念著國家前途。不忘囑咐，“我國海岸線長，海洋事業一定要大發展，航海學校一定要辦下去！

追溯過往曆史，中國移民到東南亞發展的成功事迹比比皆是，陳嘉庚的獨特性則在于“他是華僑史上第一個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活動集合于一身的領袖人物，是華僑史上第一個把東南亞各地華僑組織在一個統一的團體之內的領袖人物，是華僑史上第一個把東南亞華僑利益與祖國命運密切聯結在一起的領袖人物。”正因爲此，他留下的寶貴財富——以愛國、誠毅、奉獻、勤儉爲核心的嘉庚精神，時至今日仍被繼承和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