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網站5月17日發表文章，題爲《澳大利亞在對華問題上是如何沖到前面的》，作者爲馬克斯·蘇伊希。文章回顧了澳大利亞逐漸充當“反華急先鋒”的過程，並提到這一過程是受到（澳）安全政策屈從國內政治，不再深思熟慮，主要受國內情報機構影響的結果。全文摘編如下：
盡管有曆史教訓，但澳大利亞還是再次對中國采取了一種將口號置于考慮周全、靈活應變的決策之上的方式。自2016年底以來，先是在幕後，而後從2017年開始，在安全和情報機構負責人具有決定作用的敦促下，澳大利亞公開選擇了一條行動路線——“反擊”中國、“大聲抗議”中國，然後在2017年和2018年，我們站到了盟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前面”，刺激中國，對抗中國。
安全政策屈從國內政治
2018年8月，斯科特·莫裏森接任後，這種政策變得更加明顯。三周前，莫裏森政府通過國防部長彼得·達頓和內政部高級官員邁克·佩祖洛的講話提出所謂“爲戰爭做好准備”。
在高級部長和高級官員層面討論爲可能的“戰爭”做准備，這讓我們走到了拜登政府的前面。與我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拜登政府的官員措辭謹慎，協調各部門的表述，並讓其盟友加入到向中國施壓的行列。當然，我們也遠遠走在了日本、新西蘭和新加坡的前面。
一位非常了解國防政策制定的前高級官員說：“如果莫裏森政府在談到與中國的戰爭時是認真的，那麽如果不把5%-6%的國內生産總值用于防務，就是一種應當受到責備的疏忽。這是讓國家安全政策屈從于國內政治。”
近幾個月來，我一直試圖弄清楚澳大利亞爲什麽、怎麽如此突然地在對華政策上出現180度大轉彎，它的政策目標是什麽，爲什麽我們以如此笨拙、代價高昂而且如今又以非常好戰的方式維持了它。
決策已經不再深思熟慮
結論是，雖然我們大大改變了我們的應對方式，但我們沒有爲與中國的新關系確定政策目標，沒有爲實現這個目標制定戰略。我們也沒有徹底評估各種備選方案。部長級別的官員對中國的潛在敵意加深，並將陳舊的口號變成了政策。在一個如此重要的領域，傳統上分寸得當、深思熟慮的決策已經不複存在。
這種新方式是內閣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桌旁的部長和顧問們討論形成的。但同樣重要的是，部長辦公室裏的工作人員、後座議員中的鷹派人物以及安全和情報機構的關鍵人物進行的非正式討論，目的是爲各機構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意見提供一個“鼓舞人心”的環境。因此，在他們的提議提交國家安全委員會前，就預先得到了議會後座議員中安全問題上的鷹派以及總理身邊、外交和國防等關鍵部門的部長級顧問的支持。
（澳）國家安全委員會聽取了情報界“令人恐慌”的警告。
背離曆屆政府傳統策略
大多數（澳）部長迅速相信，他們長期以來對中國的反感是有道理的，他們願意接受咄咄逼人的應對方式。
特恩布爾和莫裏森政府從未向澳大利亞公衆充分解釋我們完全背離霍華德時代和曆屆政府的對華政策的原因，以及其中的真正風險。
（澳）國家安全委員會支持的最後一項有關對華關系的傳統、詳細和有記錄的戰略是在2013年陸克文的最後一任政府中，其中確認了“(與中國)進行接觸”以及規避“與中國發生沖突”的風險。主要的政策目標是維護《澳大利亞、新西蘭和美國安全條約》的聯盟和我們與中國龐大的貿易，並鼓勵中國支持國際合作和現有的國際機構。
約翰·霍華德2016年2月宣稱：“不必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做出選擇，這是荒謬的。”當年晚些時候，政府決定我們不得不做出選擇。從2017年初開始，部長們開始公開指責中國。一名內部人士證實，情報機構是這一變化的有力倡導者。
來源：參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