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小山
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充滿著戲劇性。因爲僅僅在半年前，革命黨人傾盡全力、精心策劃的黃花崗起義以失敗告終，清政府看起來還是堅不可摧。
但是僅僅在半年之後，隨著武昌起義的一聲槍響，仿佛一夜之間，大清帝國就轟然坍塌。
不過，辛亥革命只是推翻清政府的多米諾骨牌的最後一張，而這幅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則更令人意想不到，它居然是一個外國人策劃的一場金融詐騙。
這一切看起來是如此的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曆史就是如此的機緣巧合，或許說，這也正是曆史的魅力所在。
一、大清第一次股災
早在1872年，李鴻章受到中國第一個留學生容闳的啓發，面向社會籌集資本興辦新型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李鴻章也因此被稱爲“中國股民之祖”。
清朝人，尤其是上海人，或許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頑固，輪船招商局的股票剛一發行，就受到民間的熱烈追捧。十年間，這支股票從原始股每股一百兩白銀被炒到了每股二百六十五兩白銀。這支股票的暴漲，帶動了其他民族工商企業的效仿。從1880年開始，大清國掀起了一股興辦股份制企業的高潮，甚至還催生出了中國第一家帶有證券交易所雛形的股票公司——上海股票平淮公司。
在真金白銀面前，人們會往往會喪失理性。1882年9月2日的《申報》評論：“今華人之購股票者，則不問該公司之美惡，及可以獲利與否，但有一公司新創、糾集股份，則無論如何，競往附股。”那時的上海“全民炒股”，市民們甭管是在茶館喝茶，還是在戲院看戲，所談內容無一不是股票行情，有的甚至口頭拍板成交。
也就是說，他們在買股票時，幾乎是見了就買，連哪家企業發行的股票、企業生産經營什麽、經營狀況如何、贏利的前景如何，都可以一概不問，只是一廂情願的認爲股價會直線上漲，絲毫沒有考慮過股價可能會直線下跌的情況。
1883年，由于礦業股票暴跌，清朝爆發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股災，破産關閉的企業商號多達400家。李鴻章甚至將此事上報朝廷，並深刻反省，可見這場股災有多麽的嚴重。
然而，這次股災並沒有湮滅中國人民心中對炒股的向往，畢竟人性裏就有投機心理。更何況，只有這麽一次股災，並不能培養出人們在市場投資中的風險意識。只有當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發展起來，讓人們反複經曆市場的波動、盈虧的變動，讓人們經常體會虧損、破産、倒閉、被套等噩夢，人們才會在投資時謹慎小心。
二、橡膠風潮
19世紀末，隨著汽車工業的迅猛發展，橡膠作爲輪胎的必備材料，成爲當時全世界的朝陽産業。
倫敦、紐約等股票市場上橡膠熱潮異常高漲。雖然當時中國處處落後于世界，但是在炒股上我們並不後知後覺。1909年，上海的橡膠股票交易立即升溫，當人們看到英商渣華橡膠公司的股價從每股9兩迅速上漲到30兩，大家都瘋狂了。
但是，當時的橡膠股票，只對洋人出售。那些住在上海的洋人也被股票風潮吹得雲裏霧裏，不舍得把一夜暴富的機會分給中國人，于是中國人只能瞪眼幹著急。
這時，一位叫麥邊的國際友人向中國人伸出了溫暖的雙手，他在好幾家報紙上聲稱“ 英人麥邊，鑒于橡皮世界指日可待，特成立蘭格志橡皮公司，發行股票，歡迎商民購買。”
市民們被國際友人的真誠深深的感動了，他們在好幾家大報上都看到整版整版有關蘭格志橡皮公司的報道，該公司實力雄厚，資金充足，在新加坡擁有大規模的橡膠種植園，此外還從事木材、石油等行業。公司以商業開發爲羽翼，以服務社會爲宗旨，十幾年的發展過程中贏得了廣泛的贊譽，目前已經在英國倫敦上市。
除了報紙，市民們還能走進電影院，免費觀看蘭格志橡皮公司的企業宣傳片。宣傳片裏，公司在新加坡的橡膠種植園一望無際，一棵棵橡皮樹昂然聳立，許許多多的工人穿著短衫短褲，佩著橡皮刀，走來走去地割橡皮。
走出電影院的市民們不僅被電影這種新鮮事物所折服，而且腦子裏始終回蕩著蘭格志橡皮公司股票每年分紅達45%的數字。而且因爲今年橡膠大豐收，公司業績實在是好的不得了，所以公司可以早發紅利，每3個月就給股東們每股高達12.5兩的股息。
不但如此，還有好幾家外資銀行，包括鼎鼎大名的彙豐銀行、麥加利銀行、花旗銀行宣布，它們可以接受蘭格志橡皮公司股票進行抵押貸款。
上海市民開始瘋狂搶購蘭格志橡皮公司股票，“投出多年的積蓄尚且不以爲足，進而變賣家人的衣裝、首飾等物，競相購買橡膠股票”。根據當時的《國風報》記載“此風披靡上海，各官商競向錢莊及外國銀行調用款項，投機若狂”，甚至連上海道台菜乃煌都一心撲在炒股上。除了個人，各個錢莊、票號也迅速跟進，這些錢莊、票號通過他們遍布全國的經營網絡，吸納著各個角落裏的資金，大量購進該公司股票。
據《上海總商會史1902-1929》一書中引用到的史料所述，當時在上海發行的橡皮股票，除20%爲在滬外國人購去外，其余80%均爲華人所購。
在這衆多瘋狂的股民中，有一位叫施典章的四川人，他是川漢鐵路總公司總收支及上海辦事處保款委員。他眼見橡膠股票如此火爆，便私自動用了川漢鐵路公司的公款，購買了485股蘭格志股票。
（蘭格志橡皮公司股票）
三、騙局浮出水面
20世紀初，新任四川總督錫良給朝廷上了一個“自設川漢鐵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權”的折子，用以應對列強搶奪四川鐵路築路權的野心。
1909年，川漢鐵路公司開始破土動工，首先修築宜昌至歸州段。朝廷沒有錢，川漢鐵路的資金來源于政府向全省農民強行攤派征收的“租股”，即在田租的基礎上征收附加稅，每一畝稅率爲3%。作爲一個內陸的農業省，四川人口絕大多數都是農民，因此這種“租股”相當于“川人一點一滴之膏血，類由傾家蕩産，敲肌吸髓而來”（《民立報》）。“租股”也等于讓每個四川人都成爲鐵路的投資人，雖然他們並不十分情願。
幾年之內，“租股”征收到了1500萬兩左右，但是川漢鐵路的預算高達9000萬兩。眼看一時修不起來，川漢鐵路公司的高層就想拿這筆錢做些投資，看能不能想辦法以錢生錢。這就是施典章從四川來到上海的原因，當時，他的手裏共有350萬兩。
施典章拿著這筆錢全買了蘭格志橡皮公司股票，然後坐等股票升值。蘭格志橡皮公司也不負他的期望，迅速從每股市價1400兩增長到每股1650兩。
盡管此時賣出股票能賺一大筆，但是施典章覺得股價還能再往上漲，不妨再等等。
突然，全球最大的橡膠買主美國宣布對橡膠實行限制消費政策。緊接著，橡膠價格一落千丈，上海股市陷入恐慌。麥邊跟公司員工說，他要回英國辦點急事，馬上就回來。結果他這一走，就拉黑了所有人，杳無音信。公司的中國員工覺得不對勁，立刻檢查公司的資産，發現賬上的錢只夠去吃一頓黃焖雞米飯。
此時，那些給蘭格志橡皮公司站台的外國銀行紛紛宣布，該公司的股票無法再在銀行抵押，並要追回前期的押款。
所有人如夢方醒，原來他們都被騙了！無數股民傾家蕩産，多家錢莊關門歇業，上海市陷入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百業蕭條，人人自危，連跳樓都需要排隊。
原來，麥邊的蘭格志橡皮公司雖然早在很多年前就開始從事經營橡膠園，發掘石油和煤炭及采伐木材等業務。但是一直業績慘淡，入不敷出。他的公司根本沒有宣傳裏所說的那樣有大規模的種植園，以及強大的營收能力。他精心編造謊言，就像微商告訴你做他的代理馬上就能喜提瑪莎拉蒂一樣，忽悠了無數人買他的股票。但是泡沫就是泡沫，雖然在陽光下看起來會五彩斑斓，但是它注定要破滅。
施典章淩亂了。
他迅速反應過來，一邊拍電報將小妾和兒子都召到了上海，一邊提取僅剩的8萬兩銀子，准備跑路到香港。
四、盛宣懷的昏招
這次股災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視，攝政王載沣親自批示，責令郵傳部派出專案組，一定要嚴查川漢鐵路公司相關領導私自挪用公款炒股的特大金融犯罪案件。
很快，還沒來得及逃走的施典章就在上海被專案組抓獲。但是，人雖然抓住了，但是他挪用的巨額公款卻是追不回來了。而且，因爲施典章曾經在瓊州和廣州當過知府，算是體制內的同志，所以清政府網開一面，只把他交給地方官監禁三年，罰金定爲一萬兩，繳清後就可以釋放。
你“刑不上大夫”也就算了，問題是因爲施典章投資虧空的300萬兩怎麽辦？那可都是四川的父老鄉親的血汗錢。
盛宣懷認爲這是你們自己的事，不應“慷國家之慨”，所以決定不予承擔” 。
問題是川漢鐵路公司的資金是清政府強迫四川人民繳納的，此時清政府說自己不予擔保，這不是耍流氓嗎？
盛宣懷還以這個金融案件爲借口，說明鐵路建設確實不適合商辦，1911年5月他宣布“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強收川漢、粵漢鐵路爲國有，由中央借外債修築鐵路。很快，他與美、英、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借款合同，總額爲六百萬英鎊，以兩湖厘金、鹽稅爲投資抵押。
你收回了鐵路路權，還不退還補償先前民間資本的投入，這是想上天嗎？時任代理四川總督王人文，看到這個方案非常震驚，他認爲這個政策會引起民衆的堅決反對，進而動搖國本。但是盛宣懷滿不在乎，他高估了清政府的威望，以及老百姓的支持度，強行推出了這個政策。
盛宣懷明顯誤判了形勢，在上個世紀，前有曾國藩等漢族士紳，後有義和團等基層民衆支持大清朝的統治，但是在日俄戰爭之後，清政府的威望已經零落成泥碾作塵，在民間，在海外，推翻清政府已經成爲一股心照不宣的共識。在四川，早就有革命黨人深入基層進行宣傳，“仿金田起義故事，遠近同情者百余處”。
不出王人文所料，這波操作徹底惹怒了四川人。著名報人鄧孝可寫出一篇討伐盛宣懷的雄文——《賣國郵傳部！賣國奴盛宣懷！》，文章告訴四川人民，看起來濃眉大眼的盛宣懷其實是個賣國求榮的漢奸，他將鐵路收歸國有，只是賣國求利的第一步，他下一步還要將各種稅收與厘金，統統交給外國人管理生息，反正就是良心大大的壞。
6月17日，川漢鐵路股東大會在成都組織“保路同志會”，時任四川咨議局副議長的羅綸慷慨激昂“川漢鐵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國也完了！”。本來聞訊前來鎮壓的軍警到場後，也被羅綸的演說所感動，紛紛痛哭，放棄了鎮壓。短短10天時間，四川各地紛紛成立保路同志會，142個州縣的工人、農民、學生和市民加入保路運動，人員多達10余萬。
總督王人文對保路運動持同情的態度，他說：“四川總督是朝廷派來代四川人辦事的，四川人對政府有什麽意見，總督有代你們轉達的責任。你們就將方才說的要求遞交呈文，我立刻代你們電奏，並代你們力爭。一爭不行就再爭。哪怕爲此丟了官，能盡到總督的責任，我王人文心裏也高興。”
然而，朝廷認爲王人文軟弱無能，就撤了他的職，改派強硬派的代表人物趙爾豐擔任四川總督。在盛宣懷的影響下，皇族內閣對各省反對集會下達“倘敢糾衆作亂，格殺勿論”的指示。趙爾豐上任後，立刻血腥鎮壓群衆，僅在成都總督府門口，就一次性開槍打死了32名請願群衆，並逮捕了保路會的領導成員，准備押解進京，這就是有名的“成都血案”。
趙爾豐的鐵血政策沒有撲滅群衆的怒氣，在革命黨人的鼓動下，四川各地人民揭竿而起，全省燃起燎原之火。面對剛剛成立的20萬人的保路軍，清政府被迫從湖北調集新軍兩個團前往四川鎮壓。
後來的故事大家也都耳熟能詳了，由于湖北內部空虛，革命黨人乘機在武昌策動起義，短短兩個月內，湖南、廣東等十五個省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宣布獨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被迫退位，清朝滅亡。
面對曆史的偶然，清政府一意孤行，無視民衆的利益，以武力的方式進行彈壓，實在是愚不可及。茅海建教授曾在分析三元裏抗英時指出，清朝的民衆可能不太懂得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真谛，但是當他們的利益受到侵犯，“他們的憤怒轉瞬間化作以牙還牙的武力對抗，如同千百年來因討生計而被迫造反一樣”。清政府以爲7000萬四川人會咽下自己投資打水漂的苦果，反映出統治者對現實世界失去了基本的認知。他們硬是將民衆推向革命黨的懷抱，進而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最終葬送了自己的王朝，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參考資料：
1、陳旭麓主編《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版
2、李冬君《辛亥革命：導火索與“投名狀”》，《同舟共進》，2011年第8期；
3、吳比《革命與生意》，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4、馬勇《容忍曆史不完美》，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13年版；
5、隗瀛濤等編《四川辛亥革命史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四川省檔案館編《四川保路運動檔案選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