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小山
大唐盛世之時，日本國長屋王崇敬佛法，贈給唐朝僧人千身袈裟，在袈裟邊緣繡著四句偈子：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
大唐高僧鑒真被長屋王的善舉所感動，認爲日本與佛法有緣，于是決定東渡日本，興隆佛法，濟度聚生。
如今，時隔千年，“山川異域 風月同天”這句偈語出現在日本漢語水平考試HSK事務局捐贈湖北的物資上，一時被傳爲美談。
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日本政府和社會各界第一時間表達慰問，並紛紛伸出援手。日本執政黨自民黨甚至決定從黨所屬的國會議員3月份的經費中統一先行扣除5000日元作爲支援金。日本的積極援助，贏得了中國的民心和敬意。
中日兩國隔海相望，曆史人文淵源深厚，早在這次疫情發生的約一百年前，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中國人民也曾熱心地幫助過日本。
一、關東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11時58分，日本東京，正是許多人做午飯的時候，當時的日本攝政即後來的裕仁天皇也在舉行盛大國宴，招待各國使節。
突然間，所有人都感到從大地在猛烈的顫抖，刹那間便地動山搖。裕仁慌亂之下，不顧禮節，踉踉跄跄地跑向殿外的花園，他看到了一幅天崩地陷的恐怖圖景。
此次大地震，震級7.9級（後世研究顯示實爲7.9-8.3級），比我們唐山大地震的震級還要高。地震震中距離東京都六七十公裏，波及整個關東地區。關東地區擁有日本最主要的工業區——京濱工業區，這裏人口稠密，廠房林立。由于當時家庭主婦們都在用火煮飯，東京老城居民區又幾乎全是江戶時代傳統木造建築，這導致建築物倒塌的時候，還引起了火災。
更不幸的是，此時附近沿海還刮來了台風。風助火勢，四處蔓延，連地面上柏油路都被熔化。一時間，住宅在燃燒、學校在燃燒、工廠在燃燒，其中最悲慘的一幕發生在東京市中心的陸軍本所被服廠，被服廠擁有一個體育場大小的空地，當時大約38000人擠進這裏避難，卻不料被後來引起的火災旋風燒死或窒息而死。
地震雖然本身時間並不長，但是地震引起的大火燃燒了3天，直至東京和橫濱已經被燒成一片瓦礫。加上地震還引發了地裂、泥石流、大塌方、海嘯，將整個關東地區變成人間煉獄。當時一位湖北籍的留學生閻五曾這樣描述他所看到的景象：四顧茫茫，盡目所之，昨日比妍爭媚，炫光耀彩者，一朝變爲瓦礫木炭矣！五十年來之苦心努力，盡歸泡影矣！至若橫屍路上者，何莫非昨日意氣揚揚，往來街市之青春男女！觸目淒怆，低徊不忍複視。
事後統計，關東大地震共造成約14.3萬人死亡，其中90％被燒死，負傷者超過20萬人，44.7萬所房屋被燒毀，因此，此次地震後來被列爲“世界火災最大的地震”。
“一切都完了”，日本人這樣感慨。
二、北洋政府伸出援手
關東大地震的消息很快傳到了中國。
當時的中國還處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軍閥混戰，災禍連連。但是當中國政府和社會各界聽到日本發生了這樣的災難後，聽到200多萬日本人無家可歸時，還是積極地伸出了援手。
凡是熟讀中國近代史的人都會覺得這樣的積極援助不可思議，原因倒不是當時的中國有多麽的國弱民窮，自身的物質條件極差，沒有多少援助的能力，而是中國承受了太多日本給予的傷痛。從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到日俄戰爭，日本帝國主義踐踏中國領土、搶奪中國資源、戮殺中國人民，喪心病狂，無惡不作。試問，當時對日本侵略記憶猶新的中國人民，是如何說服自己去幫助一個青面獠牙的惡鄰的？
這個暫且不表，當時，北洋政府號召各界捐棄前嫌，不念舊恨。從國家層面，外交部成立了臨時救濟日災委員會，並拿出20萬元庫銀作爲捐款，並下令暫免食品、服裝、藥品、衛生材料等出口日本的關稅，從社會層面，要求地方長官勸谕紳商，廣募捐款。號召民衆不再抵制日貨，救日本災民于水火。
此時的北洋政府內部正鬧得雞飛狗跳，直系軍閥首領垂涎大總統的職位，就派兵包圍了大總統黎元洪的官邸。黎元洪手裏沒有槍杆子，只得先逃出北京，打算去上海組織新的政府。曹锟趕走了黎元洪，自己卻面臨一個尴尬的局面——在反直系勢力的鼓動下，大量國會議員離京，使國會無法正常開會。從而破壞了曹锟原定的選舉計劃。
沒有國會選舉，曹锟就無法名正言順的坐上總統的寶座。曹锟的解決辦法也簡單粗暴，只要國會議員們回到北京參加選舉，並且選舉我爲大總統，我就給每個人發一個5000元的大紅包。于是，這就出現了民國曆史上相當丟人的一幕，通過賄選，曹锟終于當上了大總統。
也就是說，在關東大地震這段時期，北洋政府並沒有一個真正的大總統。真正做出援助日本的決策的，是當時的內閣。曹锟此時雖然掌握實權，但他正在忙著把國會重新拼湊起來，心力交瘁，哪有什麽閑心去關注日本的大地震？
況且，我也看不到曹锟跟日本政府有什麽暧昧關系，日本政府大力支持的軍閥，是皖系的段祺瑞，和奉系的張作霖，曹锟實在沒有必要去討好日本。
內閣之所以做出積極援助日本的決策，我想應該是受到了外交總長顧維鈞的決定性影響。顧維鈞曾在巴黎和會上堅決反對日本侵占青島，在國內政壇上很有聲望。顧維鈞在內閣會議上主張盡釋前嫌：“我國本救災恤鄰之義，不容袖手旁觀，應由政府下令，勸國民共同籌款赈恤。”之後，外交部電令駐日代理公使張元節調查災情，並向日本政府表示慰問。緊接著外交部負責成立了臨時救濟日災委員會，系統協調相關援助事宜。
中國政府的行動異常迅速，爲了盡快將糧食、藥品及紅十字隊送往日本救災，海軍李鼎新總長甚至調派軍艦兩艘，載運糧食緊急駛往橫濱。
▲關東大地震後災民無家可歸
中國政壇上各位大佬也都掏腰包援助日本，張作霖向日本贈送面粉2萬袋、牛100頭；曹锟捐款5萬元，其中3萬元赈濟日本人，2萬元赈濟旅日華僑、留學生；段祺瑞在天津成立救災同志會，在曹汝霖、張勳等人支持下，籌款10萬元交日本政府；吳佩孚、肖耀南各捐款2萬元；前清皇帝溥儀沒有現金，就捐了價值約在30萬元上下的古玩字畫珍寶，理由是“並沒有什麽政治動機，我們真正對日本感到同情”；孫中山先生則因爲實在是囊中羞澀，就向日本政府發去了一封慰問電······
三、中國民間積極援助
中國民間的動作，比政府還要快。而就在地震發生的半年前，中國社會各界還在推行“對日經濟絕交”的政策，使得日本對華出口額度大幅萎縮。
關東大地震第二天，上海20余個慈善團體就相約討論，前往日本駐滬領事館及日本居留民會探問情況。
4日，上海總商會成立“中國救濟日災義赈會”，幾天之後，運送義赈會救援物資的輪船招商局“新銘輪”就從上海起航，前往神戶港。這批救援物資包括1萬包面粉、3000包大米。日本知名華裔曆史小說家陳舜臣曾寫道：“關東大地震損失慘重，從海外來的救援船紛紛抵達了碼頭，其中最先抵達的是中國的新銘號”。
與“新銘輪”同一天出發的，還有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總辦事處理事長莊得之率領的24人赴日救護隊。救護隊還攜帶2萬元赈災款、10余箱赈災藥品。他們星夜奔赴日本，成爲到達日本的第一支國際醫療救援隊伍。
在北京，北京銀行公會籌撥10萬元，購辦米面3萬石，即行赴日救濟。北京中國畫學研究會在中央公園，即現在的北京中山公園，召開書畫助赈會，9月28日，助赈會第一天即售出書畫數百件。北京各界還舉辦遊園會、遊藝會、展覽會，募集赈款。
民間表現最活躍的就是著名京劇藝術家梅蘭芳，他在上海、北京、江蘇、浙江等大城市組織赈災義演，將募捐所得全數捐給日本災民。在他的號召下，當時的名角余叔岩、楊小樓等均加入了義演。
上海《申報》、天津《大公報》這些之前抨擊日本侵略的報紙，也都及時發布募捐公告。市民們也都積極響應，很快報紙就收到了44萬元善款；就連上海中小學生，都拿出了他們的零用錢……
一個飽受日本侵略的國家的國民，何以會在半年時間裏就轉換了態度？我想，可能這就是中國人恩怨分明的性格吧，當你欺辱我們之時，我們與你抗爭到底，當你落難無助之時，我們不僅不會落井下石，反而會向你伸出援助之手。可以說，這就是中國人的君子之風，也是中國人的大國風範。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及教育界人士積極收容、安置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並多次派遣船只，免費運送他們回國。其中，日華協會對救助受災留學生出力最多。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北洋政府駐日使節卻對地震中受災的華僑和留學生不管不顧，即使是國內赴日救援的團隊也熟視無睹，不予接待，或只是敷衍接待。
四、東瀛血案
然而，就在中國政府和社會各界積極援助日本，表現出高尚的人道主義的時候，日本卻發生了令中國人心寒的“東瀛血案”。
地震發生後，東京、橫濱等地的水電、交通、通訊等完全癱瘓，社會秩序陷入混亂與無序，民衆恐慌不已，加上日本政府沒有統一輿論，導致各種謠言滿天飛。其中一種謠言尤爲令人恐懼，“日本社會受虐待的朝鮮人，要趁震災這良機反擊日本人”，“朝鮮人搶劫、強奸、殺人、朝水井投毒”等等。最扯的一條是——朝鮮人在伊豆大島裝了炸彈而引起了地震。只要是智商正常的人都知道，炸彈只是炸彈，不是原子彈。
而且這些毫無根據的謠言很多還是出自正規的媒體，比如《大阪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河北新聞》，這些報道引起了社會大衆對朝鮮人的憤怒。
日本政府在此時不僅不辟謠，反而推波助瀾，地震第二天，日本內務省警保局長發電報給各地方長官，電文如下：“利用東京附近發生震災之機，朝鮮人在各地放火，……現已在東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令，各地要嚴密巡查，嚴格取締朝鮮人的活動。”3日上午，又向全國發送了“朝鮮人在各地放火，欲達到其不逞之目的……”的電報。
于是，軍隊和警察開始大肆逮捕、屠殺在日朝鮮人。各地也組織“自警團”，武裝起來“獵捕朝鮮人”，一旦發現，就格殺勿論。在捕殺朝鮮人的同時，也順帶捎上中國人——反正從外表看也沒有什麽區別。留學生閻五在日記中記錄了：有三名浙江籍學生，頭已遭重擊流血，由警察帶至北洋政府駐日使館查證身份。在這生死關頭，使館人員竟答複：“你們是否中國人，我不知道。”警察于是把這三名學生帶去警局拘禁，後來生死未蔔。
根據日本官方統計，地震後被暴徒殺害的朝鮮人爲233人，民間統計數則爲2613人，死者中還有3名中國人和59名被誤認爲朝鮮人的日本人。而朝鮮方面的民間統計則多達6660多人。
最令中國人憤怒的是，9月3日，有近200名華工被日本警察和暴徒蓄意屠殺。據當時住在附近的日本人回憶：“五六名士兵和多名警官及很多民衆，包圍了約200名支那人，民衆手持斧頭、鐵鈎、竹槍、日本刀等，從一側屠殺支那人，警察也像瘋了一樣屠殺，其間還有兩聲槍響……我當時都不敢正視自己同胞殘虐行爲。”
在日本的中國工人領袖王希天，事後前往了解和慰問受難華工途中，也被軍警秘密拘捕再被殺害。曾在日本留學的周恩來總理，一直記著這位華工領袖，一直在尋找他的家人。1962年周總理接見了王希天兒子。1974年，王希天被追認爲革命烈士。
日本政府之所以殘殺朝鮮人，其深層原因不是地震引起的恐慌，而是日朝之間由來已久的民族矛盾，正如閻五所說，“日本並吞朝鮮以來，朝鮮人不願久作奴隸，革命運動，自不能免，因此日人仇視日深，處心積慮，幾欲全殺朝鮮人爲快，又不忍舍去五大強國之一之虛面。幸有機可乘，有辭可借，逞其凶暴，大肆虐殺。”
除了朝鮮人，據不完全統計，地震之後有700多名中國人遇害，當中九成爲溫州人。當中國民衆聽到同胞在日被屠殺的消息，輿論嘩然，想不到自己一腔熱血，對方卻以怨報德。盡管北洋政府一再抗議，並派出調查團赴日，但事後僅有362名日本人以殺人罪、殺人未遂罪、傷害致死罪、傷害罪被起訴，且多數不久又因皇太子大婚而從輕發落。
然而，當時的中國人不知道，日本政府和民衆在地震之後以怨報德，只是災難的開始。關東大地震進一步誘發了潛藏在島國民族心理深處的危機意識。在這個災害頻發、地域狹窄的島上，日本人沒有出路，必須要向外開拓，尋求新的生存空間。在這樣的社會心理的背景下，軍部的法西斯勢力迅速崛起，控制了日本政府，開始推行一系列對外擴張的侵略政策。
于是，地震之後不到四年，日本內閣就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這次會議出台了《對華政策綱領》，日本妄圖占有中國東北的企圖昭然若揭。同年7月，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奏呈《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公然宣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
從此，日本走上切腹之路。
結語：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二戰之後，中日關系逐漸走向正常化。合則兩利，鬥則俱傷。曆史上兩國之間的恩怨情仇，既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也讓日本吞下自己釀造的苦果。當硝煙散去，兩國人民都已意識到，和平的國際環境尤其是東亞地區的安定繁榮，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日本的安全和繁榮，都是十分重要的。
▲日本東京一個商場大樓的顯示屏上打出多種語言組合出的中文“加油”字樣
1978年，中日兩國簽訂《中日友好和平條約》。1979年12月5日， 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華，他在與鄧小平會談時表示，日本政府決定向中國提供政府開發援助。
從1979年到2008年，30年間，日本爲對華提供了3萬多億日元（約300多億美元）的政府開發援助。在最高峰時，日本對華援助占到外部援助的80%以上。上世紀80年代以來，援助款項中相當大一部分被用于建設一大批規模大、周期長、技術含量高、施工難度大、占用資金多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北京的中日友好醫院、首都機場2號航站樓；上海的寶鋼和浦東機場；武漢的長江二橋；京泰鐵路的電氣化改造等等，都是過去的日本援華項目。近年來，四川省汶川地震後的重建、老齡化社會之下的介護培訓、空氣汙染防治等項目也均有日方相助。
中國外交部曾對此予以贊揚：“日本對華官方資金合作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日本也從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這是中日互利雙贏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無論是日本政府還是社會各界，無論是日本政府還是日本地方自治體和民間企業都在積極奉獻愛心，紛紛伸出援助之手，共同抗擊疫情。
▲揚州大明寺的一方石刻，寺內設鑒真紀念堂。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願一衣帶水的中日兩國永遠互幫互助，那曆史的悲劇，絕對不要再重演。
參考資料：
1、上海中山學社《近代中國·第二十七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
2、吳正清《大災難》，南文博雅，2014年
3、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4、Clancey, Gregory《 Earthquake Natio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Japanese Seismic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