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越來越熱鬧了。”在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李薇薇,最近半年接待了不少從中國香港搬到新加坡的同學和朋友。這些人中,既有因公司遷移亞太區總部舉家搬遷的,也有考慮出差便利借新加坡作爲中轉站的。
“原本想在新加坡躺平,但現在不得不‘仰臥起坐’了。”李薇薇的孩子就讀的國際學校競爭本不激烈,近期卻申請難度陡增,插班需要排隊幾個月。
與此同時,隨著越來越多人湧入新加坡,當地房租飛漲50%的情況比比皆是,加之屢創新高的通脹數字,生活成本顯著上升,一些人又開始考慮離開新加坡這個小島了。
圖:李志華/中新社
2022年4月25日,香港中環地鐵站,下班時間市民出行。財新從香港入境處取得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9月期間,優才計劃的申請數量達到9252宗,較2021年同期的3386宗大增1773%。
人才流動,有來有往,香港和新加坡這兩個服務型經濟體,正積極把握疫後經濟複蘇機遇。競爭的背後,歸根結底是人的競爭。然而,受防疫限制、移民潮、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齡化等多種因素影響,香港和新加坡過去兩年均出現人才流失。
8月20日,“新官上任”的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2022年《施政報告》咨詢會上,雄心勃勃地說,“香港一定會搶人才”,包括創新、醫療及高端科技等領域的優質人才。
無獨有偶,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8月21日國慶演講中同樣指出,新加坡須不斷建立全球一流的人才庫,除了壯大本地人才,還需要吸引和留住頂尖人才。
當前全球經濟衰退風險大增,不同經濟體都在借機吸引新産業和中高端人才,務求保持經濟及産業發展動力。由于持續的防疫限制,許多外籍人才在疫情暴發的三年內陸續回到原居地,如今進入後疫情時代,高度依賴外來人才的香港與新加坡,又將如何吸引更多人才?
緣何如此急迫
人口急速老齡化、生育率持續下降,令港星(新加坡又稱“星洲”)兩地共同面對人力資源供應難題。新冠疫情以來,香港“人才荒”日益嚴峻。過去兩年,香港勞動人口流失約14萬,流失人口當中約三分之二屬于高技術勞動力,而且青年群體明顯減少,25歲至39歲年齡群組下跌幅度最爲明顯,與2020年二季度末相比減少7.8萬人。新加坡《2021年人才簡報》顯示,新加坡總人口2020年起連續兩年下降,2021年總人口同比下跌4.1%,爲1950年以來最大跌幅。
作爲小經濟體,香港和新加坡都難以依靠培育本地人才滿足經濟發展需求,需要更進取地吸納非本地人才。不過,從2021年年中開始,新加坡無論是在放寬本地防疫措施,還是在解除入境隔離檢疫方面,均比香港先行一步,也在吸引人才方面“搶占先機”。
“每天都能遇到新老朋友,沒時間想家了!”風險投資行業的陳倩今年8月從香港轉崗到新加坡,公司正在積極布局東南亞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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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米爾肯亞洲峰會、福布斯全球總裁會議等各大國際會議在新加坡緊鑼密鼓地召開,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精英前來“跑會”。全球私募盛會SuperReturn Asia 2022和加密貨幣盛會Token 2049,也首次在新加坡召開。成千上萬的投資者、行業專家聚集在新加坡濱海灣金沙、四季、富麗敦等各大豪華酒店,令當地酒店一房難求,房價飙升至2000美元一晚,創下曆史之最。
來自上海的投資人王峰(化名)向財新感歎,“好多私募大佬在國內都約不上,到了新加坡倒有機會交流”。王峰曾參加2019年在香港舉行的SuperReturn Asia峰會,“這是私募行業在疫情之後首次舉行大型線下活動,新加坡這次會議的規模遠遠大于疫情前在香港的那次”。短短兩周內,王峰安排了60個會議,他不想放過任何交流的機會。
作爲東南亞重要的區域中心和金融中心,新加坡正成爲私募和風投把握區域增長機遇的門戶。今年7月,日經等媒體報道稱,哈佛捐贈基金(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計劃在新加坡開設辦公室。此外,香港富豪李嘉誠旗下的維港投資,向財新證實近期亦在新加坡開設辦事處,成爲其在香港以外地區的首個辦事處。而據Dealstreetasia報道,中國順爲資本、源碼資本、元璟資本也紛紛登陸新加坡。
新冠疫情之下,新加坡憑借穩定的政治環境和監管環境,資管規模增長強勁。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新加坡資産管理規模(AUM)同比增長16%至4.1萬億美元(約合29.7萬億元人民幣),爲1998年以來最高水平。2021年,新加坡獲得營業執照的資産管理公司同比增長15%至1108家。
面對新加坡金融業迅猛的發展勢頭,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文回應稱:“香港無須妄自菲薄,也不用回避不足。”陳茂波也羅列了多項數據,試圖展示香港在與新加坡的競爭中並不輸給後者。但是,一名家族辦公室行業資深人士告訴財新,過去香港一直是中國“新貴”開設境外家族辦公室的首選地,但近兩年來形勢發生了變化,部分富豪選擇將家族辦公室部分或全部搬到新加坡。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數據顯示,新加坡家族辦公室數量在2017年至2019年期間增長了5倍。截至2020年底,新加坡有400個單一家族辦公室,且數量仍在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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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管理行業格局的變幻,代表著“錢”的流動,背後則是企業家資源及營商環境的較量。行業的遷移也帶走了原本在香港的工作崗位,許多財富管理、私募和風投人才也隨之遷移到了新加坡。主要負責金融行業的國際獵頭公司NexusSearch董事麥潔靈告訴財新,她的許多客戶從2021年開始已陸續從香港搬到新加坡,許多招聘崗位尤其是高級管理層崗位都轉到新加坡,“這些客戶包括銀行,還有不少資管公司,因爲錢流向了新加坡”。
兩地“求賢若渴”
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在上任之後便多次主動提及“搶人才”話題,在10月19日公布的首份《施政報告》中,港府拿出一套面向全球初級、中高級人才的政策“組合拳”,開放力度前所未有。
針對初級人才,港府此次推出更有彈性、受衆更廣的政策。對在港攻讀全日制大學的非本地學生,或畢業于香港高校在大灣區合辦高校的學生,均給予IANG簽證,把畢業後在港逗留時間從一年延長至兩年,以便學生有充足的時間尋找工作機會。
香港立法會議員洪雯向財新表示,這些來港讀書的留學生是香港寶貴的人才資源,“他們來到香港念書,一年時間已經可以熟悉香港的環境,對香港有一定的認同感,要讓他們成爲香港的生力軍,補充香港勞動力的新鮮血液”。
至于中高端人才,港府最新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畢業于全球百強大學,並在過去五年內累積了三年以上工作經驗,相關人士即可獲發爲期兩年的簽證來港尋找工作機會。過去一年在其他地區年薪達250萬港元(約合230萬元人民幣)或以上的人士,亦可通過直接獲發兩年簽證來港求職,名額不設上限。
此外,擁有大學學曆、具備負擔自己食宿的財力、擁有中英文書寫及口語能力人士即可申請“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獲得來港逗留的簽證。這一計劃最初的年度配額爲2000人,2021年林鄭月娥政府將其提升至4000人,最新的《施政報告》則進一步取消配額,優化審批程序。如果優才申請人來自資産管理合規、海事保險、金融科技、創意産業等13個香港人才短缺的行業,則有更大機會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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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政策可以幫助緩解香港勞動力緊缺局面。”麥潔靈指出,香港初級人才的市場一直是不飽和的,本地畢業的大學生數量難以滿足市場需要;另一方面,由于近兩年中高層人才流失,企業招聘需要更長時間,不少金融行業的大公司更加重視培養初級人才,以便內部晉升。“我的不少客戶近期都在招聘管培生,並且提供更好的福利、薪酬、遠程工作安排,方便吸引和留住本地和國際人才。”
爲保證人才政策有效執行,港府還將成立“人才服務窗口”,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負責,專門制定並統籌招攬內地和海外人才的策略和工作,並向來港人才提供“一站式”支持,譬如會爲他們在生活或子女就學等方面提供協助。爲了讓外地人才來港後可以長期定居發展,《施政報告》還提出豁免合資格外來人才在港置業的額外印花稅,居港滿七年後可獲退還稅項,退稅總額最多相當于房價的28.5%。
(香港,圖源:PIXABAY)
爲應對“人才荒”,港府此次顯得雄心勃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指出,政府期望在2023年至2025年間,通過一系列新措施,每年最少可以輸入3.5萬名預計逗留超過12個月、打算在香港長遠發展的人才,較2021年輸入人才的水平增加約40%。
相較于港府的廣納賢才,新加坡政府招攬人才主要瞄准頂尖專業人才。就在李顯龍8月國慶演講後一周,新加坡人力部(MOM)宣布自2023年1月1日起,開放“頂級專才准證”(Overseas Networks & Expertise Pass,ONE Pass)申請,不設申請人數或所屬國籍限額,爭奪全球頂尖人才。“頂級專才准證”要求外籍申請人過去一年的月薪須達3萬新加坡元(約合15萬元人民幣),或到新加坡後能賺取相同的月薪。海外申請者還需證明在市值超過5億美元,或年營收超過2億美元的企業擔任要職。若在文化藝術、體育、科技和學術方面有卓越成就的個人,則不必滿足該月薪門檻。
2021年1月,新加坡經濟發展局推出了限額500人的“科技准證”(Tech Pass)計劃。但“科技准證”有效期爲兩年,之後須達到特定收入、營業開支和本地員工人數等要求才能更新。一些中國頭部互聯網高管,即是持有該准證悄然“登陸”新加坡。
相較而言,此次推出的“頂級專才准證”不設申請人數或所屬國籍限額,雖然提高了月薪門檻,但也更具靈活性,持有者不必受限于特定的任職公司,可在多家公司任職,逗留期延長至5年。此外,“頂級專才准證”也爲持有者配偶求職提供了便利。該准證持有者的配偶在新加坡本地求職,可獲得新加坡政府頒發的同意書,不必另外申請工作准證。
香港吸引力仍存
2022年以來,香港優才計劃的申請開始變得尤爲火爆,在北京一家證券公司工作的文佳最近也在觀望優才申請的機會。文佳碩士畢業于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金融專業,在積累了幾年工作經驗後,文佳希望能趁年輕到國際化都市闖蕩一番。
財新從香港入境處取得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9月期間,優才計劃的申請數量達到9252宗,較2021年同期的3386宗大增173%。申請優才計劃的人士競爭壓力也明顯上升,今年前九個月共有1853人獲批,相當于每5人申請有1人獲批;當中來自金融及會計服務行業、資訊科技和電訊行業申請人獲批最多,分別達到584人和565人。自從2006年港府推出該計劃以來,截至2021年底共有3.7萬人申請,9131人獲批,當中88%的優才來自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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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佳看來,香港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香港從事金融可以擁有更開放、更國際化的視野,薪資水平也比內地高出不少”。對高薪人士而言,香港的稅負偏低,個稅累計的稅率最高爲17%,顯著低于美國稅改後的37%,亦遠遠低于英國、德國、中國等的最高檔45%。
作爲背靠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許多中國內地的優才申請者也希望將香港作爲移居海外的中轉站,借此接觸更多海外的工作機會。“香港如今經曆‘人才荒’,房租水平也在下降,相對處在上升期的新加坡,此時正是去香港‘撿漏’的好機會。”文佳笑稱,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地緣政治中,香港反而是個可攻可守、可進可退的地方。
對新加坡而言,越來越多人才、“熱錢”湧入這個700多平方公裏的小島,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通脹繼續高企,9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增長7.5%,核心食品通脹上升至6.9%,面粉和面條等主食價格創下曆史新高,住房和公用事業成本9月份同比上漲6.2%。新加坡各地的房屋租金也在飛漲,特別是外籍租客較多的區域,租金平均上漲20%至40%。
“太誇張了,漲了將近55%!”怡琳在新加坡東海岸租了一套三房公寓,今年8月租約到期後房東將租金從4200新加坡元(約合21150元人民幣)直接漲到6500新加坡元(約合32732元人民幣)。
這個公寓附近有風景宜人的東海岸公園,也因靠近中央商務區邊界,是外籍人士居住的首選地之一。但是,急速上升的房租讓怡琳對這裏的好感大打折扣。五年前,怡琳一家因工作原因從香港搬到新加坡,如今他們開始考慮“逆流”回港。
新加坡即將開始針對富人的加稅行動,也成爲頂級人才考慮離開的因素之一。今年2月,新加坡政府在2022財政年預算案中宣布,從2024估稅年開始,應繳個人所得稅稅率將上調。此外,房地産稅、印花稅和汽車附加注冊費等“富人稅”也將明顯上調。
“未來香港和新加坡的個人薪俸稅最高稅差達7個百分點,足以覆蓋在香港多出來的生活成本。”怡琳盤算道,對年入100萬美元(約合141萬新加坡元)的金融業高收入群體來說,新加坡加稅之後的個稅將達到21萬美元,而在香港只需要交稅15萬美元,兩地稅差約6萬美元,足以在港租住與新加坡同檔次的房屋。新加坡政府在2022財政年預算案中宣布,從2024估稅年開始,應繳個人所得稅稅率將上調。應繳稅收入從32萬以上至50萬新加坡元,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仍保持在當前的最高稅率22%,不過,收入50萬以上至100萬新加坡元,邊際稅率將從目前的22%調高至23%,應繳稅收入100萬新加坡元以上,邊際稅率從22%調高至24%。相較而言,香港的個稅稅率更低,如以累進稅率算,最高一檔的稅率僅有17%,而不扣減任何減稅項目的標准稅率爲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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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生活七年、已經拿到新加坡永久性居民身份的方桐也在考慮搬到香港,“一個已入籍新加坡的朋友,疫情期間母親病重,雖然盡力趕回國,但她尚在隔離檢疫期間母親就已經去世了”。持續三年的新冠疫情,讓漂在海外的華人更深刻地體會到兼顧父母養老的不易。在新加坡,父母養老和子女服兵役是兩個“卡脖子”的事情。中國新移民的父母大多只能拿到長期探訪簽證(LTVP),有健康狀況的老年人若無法購買當地醫療保險,一旦生病住院將面臨難以負擔的醫療費用。
“香港對華人群體來說,是相對折中的地方。”方桐和家人討論良久後認爲。香港既是開放、透明的國際化大都市,又與中國文化、曆史有著更深的聯結,適合華人長期生活定居。同時,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化發展,在香港工作的家庭未來亦可將老人安頓在大灣區的內地城市,老人也可以繼續生活中熟悉的環境,享受醫療保險。如果是獨生子女,或兄弟姐妹均在海外,父母60歲以後亦可以投靠子女的理由,換取香港身份,享受香港的公立醫療等諸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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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雖然面積小,但這塊彈丸之地有著無數迷人的風景。在大海之濱,有淺灘偉岸;群山疊嶺間,有草坡茂林。周末可以徒步登山、劃獨木舟、出海潛水。隨著近期M+視覺文化博物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等多家文化設施相繼開放,連李家超都笑稱:“香港如今是文化藝術之都,有些人去其他地方覺得好悶,香港不會悶的,幾點都有節目(有得玩)。”
英國人Dudley作爲跨國公司的外派人員,今年初曾因爲疫情政策離開居住多年的香港飛回倫敦,在英國待了半年後,“我覺得還要回到亞洲”;但這次他選擇了新加坡,“因爲那裏是個很受歡迎的地方”。但在新加坡待了兩個月後,Dudley有點忍受不了沉悶的生活,10月底再次回到香港,“兜了一圈,還是覺得香港很舒適”。
關于港星兩地人才競爭的討論不絕于耳,量化基金Two Sigma亞太首席執行官林國沣在接受財新采訪時稱,香港和新加坡的競爭不能用“零和遊戲”來看。從整個亞洲區域來看,東京和上海主要面向其國內市場;新加坡憑借良好的社會環境和穩定的政策,背靠東南亞市場,可發揮區域中心的作用;香港則是中國企業往外走的平台,也是全球通向中國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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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當前香港面臨的人才外流困境,林國沣認爲,過去幾十年,香港也曾出現過幾次“移民潮”,但人們最終還需要考慮工作機會和生活舒適度。現在各個地區都處于從新冠疫情複蘇的階段,新加坡可能比香港快了三個月到半年,但隨著香港進一步開放,這種差異會逐漸縮小。
李家超近期坦言,三年前香港未曾憂慮過人才問題,而疫情防控帶來的活動空間縮小,令香港在爭取人才方面一度落後,但隨著未來香港逐步開放,經濟活動恢複,人才也會重回香港的。
如何留住人
“幾年前出差到新加坡時,完全沒有想過搬到這裏。”香港居民馬克(化名)就職于一家法國投行位于香港的亞太區總部,今年初該銀行與新加坡政府達成協議,指定新加坡辦公室爲其亞太區總部的後備地點。考慮到工作機遇及孩子因疫情許久未返校,馬克一家最終決定搬到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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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港星來說,比吸引人才更重要的是要長久地留住人才,這不僅僅是降低簽證門檻就能實現的。洪雯認爲,人才的流動優先考慮的是工作機會以及相關産業的發展前景,當前香港産業結構並不合理,金融産業一枝獨秀,而其他傳統支柱産業對GDP的貢獻明顯萎縮,人力資源存在明顯的錯配。政府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金融業在香港GDP的占比從2010年的16.4%升至23.3%,而貿易、物流、旅遊均有明顯下降,旅遊業的GDP占比從2010年的4.3%驟降至2020年的0.4%,貿易、物流2020年的就業人數亦同比下降4.9%和0.7%。
不過,對正在謀求發展新産業的香港而言,創新科技發展正亟須大量優質人才。以生物醫藥行業爲例,香港特區將生物科技列爲創新科技領域的四大優先發展範疇之一,但發展遲緩。相較而言,新加坡在生物科技、先進制造等領域已經提前布局;2021年,制造業貢獻了新加坡國民生産總值中的22%。新加坡政府亦早早設立目標吸引全球最頂尖制造商來新加坡設廠,成果顯著。
2022年以來,中國疫苗企業科興生物、醫藥外包(CXO)行業龍頭企業藥明康德、藥明生物等多家公司宣布在新加坡建設新基地;美國mRNA疫苗生産商莫德納(Moderna)也宣布在新加坡設子公司,作爲進軍亞洲的首站。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新加坡成爲全球生物醫藥制造和研發重點地區,已形成相對成熟的産業鏈,更能形成聚合效應。
10月18日,新加坡副總理兼經濟政策統籌部長王瑞傑宣布,政府將推出針對先進制造業與貿易産業集群下屬的五個行業的更新版産業轉型計劃,包括電子行業、精密工程行業、能源和化工行業、航空航天行業和物流行業。根據這五份轉型計劃,新加坡政府將采取新的策略,爲實現從2020年到2030年將該國制造業産值提升50%的總體目標鋪平道路。
爲改善産業結構,香港同樣選擇以創新科技爲重點,實現香港“再工業化”。在《施政報告》中,港府提出在今年內推出“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在完善創科生態圈和實現再工業化、壯大人才庫、建設智慧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四個方面制定政策,就四大發展方向制定重點政策。
(香港九龍城夜景)
《施政報告》提出設立100億港元的“産學研1+計劃”,2023年起將以配對形式資助最少100支有潛質成爲初創企業的大學研發團隊,激勵産學研協作,加快科研成果的轉化和産業發展。同時,政府會連同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帶隊的“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配合50億港元的“策略性創科基金”,以及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提供的土地,吸引來自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以及先進制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産業的優秀企業和人才落戶香港。
李家超表示,希望未來五年能吸引不少于100家具潛力或代表性的創科企業在港設立或擴展業務,當中包括至少20家龍頭創科企業,以期爲香港帶來過百億元投資及創造以千計的本地就業職位。
但是,香港、新加坡這類城市,市場容量小、創業生態不夠活躍,要實現産業多元化並不容易。一名曾在輝瑞、默克等多家國際藥企擔任區域負責人的人士向財新表示,從美國回流新加坡三年後,他選擇回到上海加入創新藥公司。他坦率地表示,新加坡的生物科技缺乏深度和廣度,整個氛圍並不適合科研,其定位更像“服務性的中轉站”,相較而言,上海整個生態更加活躍,從事醫藥、研發的人才非常多。
“香港有同樣的問題。”上述人士指出,在以金融、房地産爲導向的城市,人才更集中在律師、會計這樣“賺錢”的行業,生活更加光鮮,很難形成濃厚的科研氛圍。他舉例稱,不論是輝瑞還是默克,它們的研發單位通常不在紐約這樣的大城市,而是波士頓這樣的中等城市,甚至城市之外車程一兩小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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