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的人們需要個方向，新加坡暫時成了這個方向。”

圖/視覺中國

文 | 《財經》記者 陳晶

編輯 | 錢楊

盡管只有一個半北京朝陽區的大小，盡管風景單調、沒有四季、資源匮乏，新加坡這個位于馬來半島南段的小島，被雀躍的新移民們視爲一個應許之地——至少是一個過渡之地。

有創業者稱新加坡爲 “東南亞的首都”，意思是它是有潛力的市場，值得重視；它也是一個效率更高的地方，開一家公司最快只需要一天，填幾張表即可；一個基礎設施更好的地方，甚至還有兩所全球排名前 15 的大學。

“ A fine society ” 這個描述則有兩重意思，一個明亮幹淨、更文明的 “好（ fine )” 社會；一個重刑罰的國家，一個隨地吐痰、吃口香糖、上廁所不沖都要面臨罰款（ fine ）甚至監禁的地方。

對一些人來說，新加坡是一個更安全的地方——人和錢都更安全了。過去一年，更多的家族辦公室在此落地。在雲南大理被警察叫停的 Web3 聚會，在這裏一場場展開，氛圍熱烈之至。一位是區塊鏈創業者也是母親的人說起新加坡給她的安全感，事業在這裏是合法的，而孩子在這街頭亂跑她也不用擔心。

人們還發明了 “ singaboring ” 這樣的詞，說明這個地方的單調。一個在新加坡組織爬山的創業者說，徒步只有一條線路，路邊的猴子都臉熟了。城市裏最大的起伏，是一座 163 米高的山——說是坡更恰當。一個打算在這退休的前互聯網證券公司人士說，“真的無聊了，太無聊”，他養花種草學畫畫，在海裏練習帆船駕駛；一位 SEA 集團員工抱怨說，“繁華程度還不如上海。”

對一些求職者來說，新加坡是一個更理想的職場。一個疲憊的前大廠職員看中這裏 “不卷”，他很高興下午 6 點能下班。一位東南亞電商平台 Shopee 的應聘者被告誡，“可以卷自己，不要卷別人。” 字節跳動是一個例外，他們一來就把辦公樓空調關閉的時間從 6 點調整到 7 點半，以便員工加班。

一個連續創業者說，他一直把新加坡視爲一個備選，不想美化它，而是實際地分析它好與不那麽好的地方。但在 2021 年，他舉家搬來了，“原本只是一個 B 計劃，現在不得不變成了 A 計劃。”

當願望在一個地方落空時，人總期待在另一處實現。新加坡就是 “另一處”。無論是被新加坡積極的 Web3 政策吸引，來追求財富的投機者，還是看到了海外的市場空間，希望再現增長奇迹的創業者，又或者僅僅是尋求更加自由、更多生活空間的職場失意者，對他們大多數人而言都是 “退而求其次”，就如一位投資人所說，“彷徨的人們需要個方向，新加坡暫時成了這個方向。”

攜程發布的數據顯示，在邊境松綁的消息發布後隔天，從中國大陸飛往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目的地的航班預訂量增加了三倍。排名第一的目的地是新加坡，飛往這個小島的航班預訂量增加了 600% 。

熱鬧和虛無都屬于 Web3

近兩年魚貫湧入新加坡的人裏，最熱鬧和最空虛的都屬 Web3 圈的人士。

Web3 創業者們幾乎每個小時都在社交。9 月 23 號後的那一周，這個圈子的火熱氣氛被烘托到頂點。從早上 9 點到晚上 12 點，從卡爾頓酒店到濱海灣金沙酒店，再到舊國會大廈，Web3 創業者李小蛙從一群端著酒杯的人群裏擠進另一群，看著每個人像獵人一樣尋找著獵物。

在頭部交易所火幣組織的活動上，原本只能站立 500 人的會場裏，擠滿了上千個身著短袖、胸口前印著自己公司 Logo 的人。音樂轟鳴，人們互相打量，湊近了才能聽清彼此在說什麽。

最熱鬧的那個禮拜，Web3 行業盛會 TOKEN 2049 在新加坡舉辦，超過 5000 名從業者湧入了這座 2022 年 4 月剛放開疫情邊境管控的小島。支付 1000 美元換取一張通向人脈和機會的大會門票。李小蛙的一位朋友買了票，聽了半天就聽不下去了，“幣圈發了這麽多輪幣都沒被割韭菜，被一場活動割了。”

周一晚上是分享局，周二晚上是火鍋局，周三晚上 “大佬” 組局，聽說有 “美女” 到場，李小蛙到了一看，“美女” 是周一分享局上的同一位。

“大家不想錯過每個局，就是拼命社交。” 李小蛙說。他在 2022 年 2 月開始 Web3 創業，因爲看到了行業 “很陡峭的上升曲線”。

一位 2022 年剛從武漢來到新加坡的創業者一天向 200 多個人介紹了自己的項目，也是在這場活動上，他感染了新冠病毒。

Web3 人士習慣把 “大佬” 兩個字挂在嘴邊。這些 “大佬” 或是在國內已經賺到了億元以上的財富，他們來自互聯網、房地産和貿易公司；或是紅杉、鼎輝等在海外尋找機會的基金的高管；或是已經靠數字貨幣賺得盆滿缽滿的新貴。如今，新舊 ” 大佬 ” 都樂于爲 Web3 新項目站台。

一場德撲牌局，輸贏幾十萬美元；高檔會所內，茅台酒一瓶接一瓶地開。柯志淩邊喝茅台邊算，“一口酒就得 100 塊，一杯酒下肚就是 1000 多。”

對他來說，這兩年是過去十年生意最好的時候。2022 年 4 月後，他接待了一批從上海來的新人，10 月又接待了一批從北京來的，現在武漢、長沙這些二線城市的人也來咨詢了。他在 10 年前就來到了新加坡，直接原因是北京的霧霾。

“在國內我一個新人要接觸這些身價十幾億美元的大佬很難，但在 Web3，這些人讓我覺得很平等。” 一位生于 1995 年的新晉 Web3 創業者馬思思說，“像某交易所聯合創始人這樣的 ‘大佬’ 都來約我，主動給我提供幫助，讓我覺得這個圈子確實不一樣。”

會議舉辦前後的 40 天內，她深入聊了 40 多個人，建了個微信群。轉折點是有一天一位女性 “大佬” 入群了，拔河似的——“大佬” 又拉了更多的 “大佬” 進群。

實際上，她半年前才開始了解 Web3 。2022 年 8 月她在雲南參加了一場 Web3 活動，第一晚就被叫停了。中國在 2021 年 9 月宣布所有加密貨幣交易非法。

新加坡對 Web3 采取沙盒一樣的監管政策，簡單來說，這裏歡迎金融創新試驗。

她曾經在中國香港創辦了一家留學公司，越來越多的留學申請都指向名校的加密貨幣專業，他們的就業目標從華爾街證券交易員，轉爲加密貨幣交易員。這是她轉換賽道的原因之一。她最高目標是做出 Web3 領域的 YC 孵化器，“如果還是只做留學的生意，我的人生一眼可以望到頭。但在 Web3 的世界裏，我有無盡可能。”

沙丁魚一般的人群或在 50 多場 TOKEN 2049 的周邊活動中流動，或跟著李小蛙在城市中心的麥裏芝水庫周邊一圈又一圈地徒步。

建徒步群是李小蛙的一個正確選擇，上一個正確選擇是來新加坡創業。他在發給別人的介紹中排在第一的是 “新加坡徒步群組織者”，第二個才是 “ Web3 創業者”。最初，他看到一些身價數億的富豪們在周末組織徒步，他效仿他們建了一個 30 多人的徒步群，並由著它壯大起來。

第一場活動就有 25 個人參加，到了 9 月，隨著 TOKEN 2049 召開，數字攀升到 60 人，9 月下旬 120 多人參加了活動，其中投資人占了一大半。下著暴雨的一天，一百多人打著傘、排著隊，浩浩蕩蕩地在水庫徒步，引人注目。隊伍中的人們孜孜不倦地聊著 Web3。

李小蛙的創業項目 Slash 是 NFT SaaS 平台，他描述它是 “ Web3 世界的有贊”，爲想要進入 Web3 的人提供 NFT 解決方案，這意味著需要真的有大量用戶進入 Web3，而不僅在小圈子內喧鬧。他也知道，很多人的狂熱都是 “裝的”，只是想 “割韭菜”。

TOKEN 2049 結束三個月後，他感到疲憊和厭倦，“業務沒進展、沒起色，每天還是入不敷出。” 他的三位合夥人已經兩年沒有拿工資，團隊每個月的人力成本就達到 2 萬美金，“只要沒融資，每天都是在割自己的肉過日子。”

B 計劃不得不變成 A 計劃

2022 年 3 月底，新加坡宣布接種了新冠疫苗的旅客進入境內都不需再隔離，民衆在戶外不再強制佩戴口罩，這讓新加坡機場成爲亞洲最繁忙的機場，去年 4 到 6 月客運量高出中國香港地區 11 倍。

出海寶是一家爲中國公司布局海外提供稅務、移民、招聘、工商注冊等綜合服務的公司，高管艾薇說，過去幾年選擇遠程指揮海外業務的 CEO 們，2022 年都紛紛向她咨詢如何投資移民。

她曾看著一家國內頭部視頻網站的女性 COO 頭發淩亂、裹著被子、素顔參加一場十分正式的線上會議，律師、審計師們都在場，會議的主題是討論如何進一步把業務擴展到海外，當時對方已經在上海家中待了 3 個月，“看得出她恨不得馬上就出國”。

曹桂林在 2006 年就拿到了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爲資産安全和合理避稅做准備。在 2021 年之前，他沒去新加坡長住過，只是把孩子送去讀書。2021 年，因爲疫情持續虧損，他退出了最後一次創業，一項咖啡機生意，他來到了新加坡。

過去他是一名連續互聯網創業者，做過社交産品、訂餐網站、服裝品牌、短視頻等等。他明白，過去十年全球最好的市場就是中國，“如果你在中國賺不到錢，你大概率在海外也很難掙到錢。”

“來不來取決于個人對未來的判斷，以及資産。” 他說，來這裏的人 “基本都是有錢並且都想明白的。”

自 2022 年 4 月以後，他每周都要接待幾個從國內來的朋友，如今，他的新加坡本地朋友圈日漸壯大，隨時能喊出來吃飯、喝咖啡的朋友有幾百個。

佟揚是一位單親母親，也是區塊鏈安全公司 Fairyproof 的創立者。由于在國外出差，她先後在蘇州、北京被隔離，三個月沒見到 6 歲的兒子，孩子每天在電話中哭著問，“媽媽我什麽時候才能抱到你？” 她焦慮到頭皮上長滿了火疖子，撓頭撓成神經性皮炎。

新加坡是她的過渡之地。不會英語的老人在這裏能生活，新加坡的嚴刑峻法也讓她有安全感，“孩子丟馬路上也不會有人拐走”。她的項目 Fairyproof 主要面向早期創業項目，做智能合約、區塊鏈和錢包的自動化安全審計，曾審計過 mdex 等知名項目。Web3 投資人、創業者、交易所、孵化器聚集在此，她也只好追逐到此。

嚴曉頻和妻子在兩年前從深圳來到新加坡。他在深圳一家遊戲創業公司工作了五年，每天工作約 13 小時，常常加班，待命到淩晨兩三點，還有了脂肪肝。2020 年，他和妻子都年過 30 歲，想起國內互聯網行業的 “35 歲魔咒”，兩個人拖著倆行李箱就來到了新加坡。他們要在新加坡奮鬥、安家、生孩子。

高國華之前是一家國內互聯網證券公司的銷售，過去一年他僅僅承接了一家公司上市的業務，往年他至少得承接十家。上市項目稀少，他看到同行們餓狼一般搶著承接公司股票的銷售業務，最後往往做的都是無用功。這些公司大多延遲或者終止上市，即使勉強上市的股票發行量也很小。

他感到疲憊，也覺得未來幾年經濟形勢會有更多不確定性，辭了工作，來到了新加坡。現在他每周都會在海裏練習駕駛技巧，夢想切換成駕駛帆船環遊世界。

房租連續上漲二十多個月

僅僅通過看視頻，高國華就著急租下了 360 平米的公寓。租金在飛漲。2022 年 3 月前後，這間公寓附近的房價就上漲了 50 %。2022 年初，字節跳動爲了留住新加坡員工，房補標准也從之前的每人每月 1 萬元人民幣上漲到 1.85 萬元人民幣。

到 9 月，新加坡私人公寓與組屋的租金已分別連續上漲 21 個月、27 個月，漲幅三成左右。

一位字節跳動員工說，預期新加坡生活花費比北京高出 30%，實際上高出了一倍。連養狗都比國內貴得多。

一位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中國籍畢業生說，自己找房找了一個月，通過房東面試的難度比應聘一份工作還高。他需要向房東提交自己的個人簡曆，承諾至少租房兩年，不允許帶外人回家、不在屋內做飯。最終花費 8000 元人民幣，租了一間不到 10 平米的臥室，只有內窗，不到 100 平的房子被隔斷出 6 個臥室。

在新加坡，一些房東會把 “禁止油煙” 寫在租房合同裏，人們常去樓下隨處可見的 “食閣” 吃飯。這是新加坡政府爲了管理街頭無牌照的熟食小販設立的，常見海南雞飯、燒臘、雜菜飯等。

一位江西年輕人冒險打開了功率微弱的抽煙煙機，他炒了一個青菜，觸發了煙霧報警器。現在他的做法是搬來一架風力強勁的電風扇，對著窗戶吹走油煙。

從義烏發過來的快遞時間至少一周起。一位在新加坡生活了五年的中國房東，總是委托往返中國的房客幫自己代購廚房水槽漏網，在拼多多只需 0.1 元人民幣一件，但他在新加坡大小商店很難買到。

新加坡被稱爲 “ a fine society ”。在這裏，售賣和亂扔亂吐口香糖都可能會面臨罰款和監禁；如果一個人在公園裏給猴子遞了根香蕉，也可能面臨 5000 元人民幣的罰款。柯志淩會叮囑他的移民客戶們，來到新加坡以後出門不要亂拍照，不要在公共場合吸煙、吐痰或者偷東西，甚至上廁所不要忘記沖水。

Web3 創業者李小蛙曾因爲開車匆匆看了一眼手機，被罰了 300 新幣（1500 元人民幣），扣了 12 分，一年總分的一半。

點外賣和網購都成了奢侈動作。島上寸土寸金，東南亞頭部電商平台 Lazada 創立十年，2022 年才在新加坡本地設立倉庫，此前都是通過印尼、馬來西亞的倉庫給新加坡送貨，配送時間長。習慣了在家中等待半小時，只需花費 5 元人民幣配送費就能吃到一份外賣的中國新移民們，不得不適應新加坡 1 小時起步的配送時間和 30 元人民幣一單的配送費。

新加坡也出售世界上也許最貴的一塊鐵皮。一位習慣開車的工程師曾打算買輛小排量的代步車，可他發現，汽車排量 1600cc 及以下、馬力不超過 130 bhp 的汽車車輛牌照配額許可證就要花費 36.4 萬元人民幣，且牌照使用期限只有 10 年，他不得不放棄開車。

《經濟學人》雜志旗下的智庫機構 2022 年 12 月發布的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行榜中，美國紐約和新加坡首都新加坡市並列第一，過去 10 年間新加坡曾 8 次排名第一。

錢和人的中轉站

新加坡是人的中轉站，也是錢的中轉站。按照總部位于倫敦的投資移民咨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預估，2022 年有超過 1 萬名高淨值人士准備離開中國，其中約有 4200 名在 2022 年上半年離開了中國，這些人平均每人攜帶 480 萬美元資産，中國總資産流出會超過 480 億美元。

高淨值人士將財産轉移到新加坡，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設立家族辦公室（簡稱家辦）。家辦不僅能幫客戶做多元化的資産配置，而且可以幫助客戶申請新加坡稅務居民身份。有了這個身份後，個人金融賬戶信息不會被交換回中國，實現資産隔離；也能夠在絕大多數常見的投資範圍、地區內豁免資産利得與投資所得稅。

盡管在新加坡成立家辦的門檻已經是全球最高——最低資産管理規模是 2000 萬新幣（約 1 億人民幣），但需求仍然旺盛。據外媒報道，截至 2022 年 4 月，在 143 個新家族辦公室中，有近 44% 來自中國。2018 年，新加坡的家辦數量僅 50 家，但截至 2022 年第一季度，這一數字變成 800 家。

富美聯合家辦創始人徐欽實覺得，除了稅收優惠等條件，新加坡還被高淨值客戶看重的一點是政策的穩定性和持續性，簡而言之：更安全。

出海寶高管艾薇說，她接觸的不少幣圈人把主權國家貨幣都在這裏換成了比特幣。新加坡也有成熟的産業鏈，方便把比特幣換成主權國家貨幣。人們擔心在某些情況下，“我的錢可能就不是我的錢了。”

一位移民中介分享了如何把國內的錢轉移到新加坡：一種是通過企業貿易轉移，方式包括違約罰款、海外投資等方式；另一種是直接通過外彙管理公司彙款，當天就能從國內彙出上百萬，收取一定手續費，但以上方式都可能存在合規問題。

一種比較 “原始” 的方法是直接帶現金出境。按照規定，出境人員在沒有特殊許可的情況下，只能攜帶 5000 美元以內的現鈔。嚴曉頻的一位朋友通過多人多次出境的方式，靠行李箱運了幾十萬元人民幣到新加坡買房。

以上這些方式，一位國內頭部機構投資人都想過，但都不理想、不合算，帶現金出海關可能當場被扣下；換成藝術品、珠寶帶出國，價值會大幅折損；在海外投資公司是很多企業家的選擇，如何把公司資産無損地轉化成現金，他還在犯愁。

徐欽實在新加坡從事資産管理近 10 年，他看到過去 5 年來新加坡創立家辦的人分三批：第一批主要是 2020 年以前出來的東南沿海的外貿商；第二批是 2022 年以前出來的房地産、鋼鐵等傳統行業企業家；2022 年到來的企業家或是追求資産安全的互聯網新貴，或是受到中美貿易影響，不得不外遷産業鏈的上市公司實控人。

“這其實就是中國近些年産業變遷的脈絡。” 他說。

徐欽實發現了這些高淨值人士身上的共同點：非常依賴以往的投資邏輯。

要麽是過于保守。比如，有一位客戶對家辦的期待是每年有 20 – 30% 年化回報率，但做完風險等級測試，徐欽實才發現這位客戶連本金都不願意損失，甚至還想剛性兌付。這類人追求安全第一，把家辦當成保險櫃、大後方。

要麽是過于激進，一位客戶把自己全部的流動資産都投入到股市上，徐欽實嘗試扭轉客戶，讓他們從熟悉的人民幣、中概股投資邏輯跳出來，理解美元多元化的投資邏輯，但和客戶很難溝通。

他很無奈，“這些人過去之所以能賺到錢，很多是靠以小博大的賭徒心態，本身就是大號的韭菜和散戶。”

2022 年前三季度，那位把流動資産都投到股市的客戶虧了 3000 萬美元。現在，他建議客戶們的投資方向從股市轉向 PE 或 VC ，投資對象從中國公司轉向歐美公司。

職場忠告：可以卷自己，但別卷別人

創業者們來到新加坡之前，往往都有預期，知道東南亞是個比中國小得多、分散得多的市場，但真的身臨其境，才知道小得有多具體。

對中國創業者來說，“新加坡就是個城市級別的市場。”2022 年來到新加坡創業的在線教育創業者李曉明說。

新加坡本地市場有限，只有 500 多萬人口。連續創業者曹桂林說，這裏只適合做個 “指揮部”，真的要做出海業務還是得走向全球。

在東南亞，現金支付仍是主流，據 2021 年東南亞互聯網經濟報告顯示，這一年現金在支付總交易額（GTV）所占比例在 60% 左右。Grab 已經是東南亞最大的網約車平台，但在新加坡 Grab 司機的座位旁，多數都擺放著收零錢的小籃子。

東南亞消費能力也有限，2021 年，東南亞 11 個國家中唯一一個 GDP 超過萬億美元的國家是印度尼西亞，人均 GDP 只有 4349 美元（約 2.8 萬人民幣），只有同年中國甘肅省人均 GDP 的一半多。

一位遊戲公司高管認爲，東南亞遊戲用戶付費能力極差，還是在和 VC 講故事的階段，“你看國內哪家互聯網公司把青海、西藏地區做得好了？很難。”

李曉明感歎過去十年在中國創業的人的幸運，一款産品做出來就是面向 14 億人，而且不用考慮像東南亞各國間巨大的宗教、法律和支付方式等差異。

他正在認識和接受在新加坡創業的現實。國內的教育公司的學生數量，是以百萬爲單位的，比新加坡全國學生人數還多，且積累的周期就是過去的 5 到 10 年。而他從 2022 年年中開始的新加坡業務，只有 1000 多個本地學員。

他和朋友幾年前在國內創立了一家在線教育公司，公司兩年前就開始把國內課程賣給海外華人，海外已經有數萬名學員，但一直沒在海外設立團隊。

中國的 “雙減” 政策是李曉明來到新加坡創業的直接動力。考慮到新加坡已經是東南亞基礎設施最先進的國家，他決定將公司的海外業務第一站設在這裏，設計針對東南亞學生的本地課程。

課程內容要作本地化調整：課件中不能出現狗、豬，哪怕是卡通形象。在東南亞，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穆斯林占比都超過 50%。

以往熟悉的打法無處施展。在國內，教育公司熟悉的銷售手段是在學校、商場門口向學生家長散發傳單，這是最精准最有需求的群體，來自國內的員工也把這作爲成功經驗在新加坡分享，但會上就有新加坡本地員工向李曉明建議：可能會被當成小商小販，品牌形象受損。商場也只允許店鋪在自己店面門口散發傳單，一旦站在別的店面門口就會被其他店主投訴。

李曉明很無奈，“這時候才知道什麽叫流量——流過你門口的才算你的量。”

李曉明的教育公司在國內擴張的一種方式是，找線下教育機構加盟，李曉明提供錄制好的課程內容，線下機構提供場地和助教老師，一位資金充沛的店主兩年內擴張 10 家店不是什麽難事。但到了新加坡，李曉明發現小機構店主沒什麽擴張的欲望。他們更像按照家庭生意的方式來經營，店主就是老師，招上百個學生 3 年回本。

創業者們也需要適應本地不同的工作節奏。李曉明觀察，在中國 10 個員工中至少 8 個人願意 “卷”，但在新加坡只有 4 個。他們往往從 5 點 58 分就開始收拾東西，6 點准時下班，哪怕老板本人就坐在他們旁邊。

創業者們沒法都請中國員工來 “卷”，新加坡政府規定，公司必須要招聘較大比例的本地人，才有一定招聘外國人並發放工作簽證的配額，以保障本地人的工作機會。

“奮鬥氛圍比中國差很多。” 李曉明說。

一位 2022 年剛加入 Shopee 的員工從部門負責人那裏得到的一則忠告是，“你可以卷你自己，但別卷別人。”

他見證了公司內部的一場文化沖突：2022 年上半年，一批阿裏巴巴高管加入 Shopee，他們帶來了阿裏的工作方式：每周讓員工多留半小時，總結複盤一周工作。一些員工因此主動離職或轉崗。

在深圳習慣了每天工作 13 個小時的遊戲行業從業者嚴曉頻，來到新加坡松了口氣。以前的工作軟件是釘釘，不分工作日和周末，如果沒有及時回複消息催促電話就會打到手機上。現在他和同事們談事都提前通過 Google Calendar 預約，很少臨時拉群；晚上 7 點准時下班，他在意的脂肪肝問題也在好轉。

字節跳動是個例外。2020 年在新加坡設立亞洲地區（除中國）總部後，從中國招來了大量員工，一起帶來的還有國內的工作氛圍。一位字節跳動合作商說，2019 年對接的字節員工還是新加坡人，周末從來不回複工作消息，2020 年對接人換成了更勤奮的中國員工，周末會主動回訪。

六點辦公樓統一關閉空調是新加坡物業的默認規則，字節租下了新加坡中央商業區萊佛士碼頭一號三層樓後，空調關閉時間延長到了七點半。

一位 2022 年初來到新加坡的 TikTok 員工說，自己租房子時考慮的第一條就是要離公司近，就像他在北京時那樣，這源于創始人張一鳴的看法，“年輕人不應該浪費精力在下班擠地鐵上”，爲此公司願意爲住得近的員工每個月提供上千元人民幣的房補。

新加坡小到 20 分鍾就可以打車去大部分地方，字節員工住哪裏都能很方便地來公司加班。

在新加坡真的無聊，太無聊

新加坡主島的一端到另一端不足 50 公裏，從市中心打車，20 分鍾就能達到大部分地點——這讓不少從北京、上海搬來生活的人感到松弛。

新加坡最高的點只有 163 米，即位于城市中心的武吉知馬，一位來自北京的戶外運動愛好者說，自己來到新加坡後最常爬的山就是這裏，他很快又糾正，那只能算 “小土坡”。

“大家在新加坡真的無聊，太無聊。” 在新加坡已經生活了三年的李小蛙說。

有一個生造詞形容新加坡的生活氛圍，“ singaboring ” ，它由 “新加坡（Singapore）” 和 “煩悶的、無聊的（boring）” 組合而成。

“第一天吃飯，第二天打球，第三天幹啥呢？地方就這麽小。” 李小蛙之所以組織徒步也是想找點新消遣，但走來走去都是同一條路線，因爲城市中心風景最好的地方就是麥裏芝水庫。重複走到 “水庫邊的每只猴子都認識了”。

待了兩個月，高國華就覺得無聊了，雖然才過 40 歲，但他覺得自己心態在衰老。他開始在院子裏種起羅勒，百裏香，放進茶裏增加香氣。爲了掌握熱帶植物種植技巧，他跑進圖書館裏看書學習。他還開始重拾繪畫，畫著畫著更沮喪，和以前一樣，他知道自己成不了藝術家。

以前在北京每天十幾個小時的工作強度不允許他做這些，但真的在新加坡退後一步，他又質問自己，“我是不是太無所事事了？我是不是還應該工作？”

李小蛙在來到新加坡之前，曾在美團、阿裏、網易都孵化過産品，2018 年他看到東南亞市場成長起來了打車巨頭 Grab 和電商巨頭 Shopee ，仿佛看到了 2014 年的中國互聯網，一念之間，就來了東南亞闖蕩。

現在他在新加坡看到的 Web3 氛圍，就像多年前他在一個叫 “塞班論壇” 的智能手機討論社區裏看到的一樣，當時人們大多還在用電腦上網，但那個論壇裏的很多人開始相信手機上網是未來。盡管每天都有投資人來問，但李小蛙不想這麽早融資；投資人還總問，“你們爲什麽不發幣？” 發幣相當于提前 IPO ，李小蛙琢磨著——至少業務得先跑通吧。

嚴曉頻和妻子按計劃在新加坡生了一個孩子。新加坡教育的分流模式幫助這個國家更高效地發掘精英人才資源。讓孩子誕生在這裏，爲了以後 “有更大的贏面”。根據劍橋大學 2021 年的官方數據，中國大陸錄取成功率爲 10.8%，而新加坡的錄取率爲 17.8%。這不意味著壓力更小——在新加坡的星巴克裏，經常可以看到 “高峰時段禁止學習” 的標志，以防止咖啡館裏擠滿做代數題的學生。

一位在新加坡就業的上海哲學系畢業生在考慮離開新加坡。他剛落地時懷著良好的願望：一切都是新的，生活開始了。

樟宜機場內 3000 多棵熱帶樹木令他驚奇，它們高聳如屋頂，葉面碩大，還透著陣陣樟腦味的清香。三個月後，他發現機場的景觀和自己小區樓下沒多大差別。市中心也有雜亂的工地，唐人街上的招牌老舊掉色。

要他描述在新加坡的生活，他覺得自己像是住在一個洞穴裏：每天從家裏到地鐵再到公司，朋友、室友都是同事，久而久之對一切都怠惰，連胡子都不想刮了。他在職場裏有一個固定的位置，可在生活裏似乎缺席了。這名哲學系畢業生想到柏拉圖關于洞穴的寓言，讓他懷疑自己的生活，看到的、感受到的究竟是真實發生的，還是篝火投射到洞穴牆壁上的影子。

這個城市型國家，誰都說它美麗、整潔，可主要的顔色只有兩種，樹木的綠色和天空的藍色，連紅色和黃色都很少見到。每一天都一樣炎熱，中午或者下午通常會下一場暴雨，沒有分明的四季，只有雨季、非雨季。他看到每天上班路過的那朵花，太鮮豔了，好像能永遠那麽開著，不凋謝。這個年輕的異鄉人陷入了彷徨。

文中李小蛙、柯志淩、馬思思、艾薇、曹桂林、嚴曉頻、高國華、李曉明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