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目前可引用來管控漂綠的法令包括：保護消費者公平交易法令、證券與期貨法令、公司法令，及誤導性陳述法令（Misrepresentation Act）。
“漂綠行爲揭露更大的社會問題，即一些人對全球暖化冷感，並缺乏對漂綠如何阻礙推動可持續發展，影響地球宜居與否的意識。
“不過，管控漂綠的同時，也要避免造成企業擔心一時疏忽受罰，幹脆放棄環保努力，因此如何拿捏刑罰力度是重要課題。”
漂綠行爲一旦泛濫，不僅削弱各方對企業的信任，企業也可能面對更嚴格監管，也阻礙綠色投資等可持續發展。
通過教育提升識別和舉報“漂綠”能力
陳偉芬也是公司的環境、社會與企業治理、公共政策及競爭聯席主管兼反壟斷東南亞區域聯席主管。她指出，漂綠問題近幾年備受關注，各地政府通過法律管控漂綠，新加坡也不例外。
我國“漂綠”管控獲贊揚 法律仍須與時並進
她說，各地政府近來積極推動對抗漂綠的討論，並推出新措施，其中一些得到環保界支持，各國領導者或能參考。
在證券與期貨法令下，任何人都不可發布可能影響證券市場價格的虛假或誤導性信息。企業若假報環保等數據以影響證券市場價格或抵觸這項法令，一旦罪成，可被判罰款最多25萬元、坐牢最長七年，或兩者兼施。
CMS Holborn Asia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希娜·雅各布（Sheena Jacob）律師也提及，新加坡廣告標准管理局擬定了《廣告守則》，規定企業刊登廣告時應清楚解釋並充分證明達成環保目標的內容，企業若違反守則可能被當局制裁。
“這種行爲被視爲全球金融體系一大禍根，削弱各方對企業的信任，企業也可能因此面對更嚴格的監管，營運上綁手綁腳。若減少碳排放等環保承諾無法兌現，綠色目標將無法達成，人類也可能隨之走上不可逆轉的滅亡之路。”
例如，英國正在辯論數碼市場、競爭與消費者法案（Digital Markets,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Bill），倘若此案通過，競爭與市場管理局將賦予更多權力，向被證實進行漂綠的企業開出高達全球營業額10％的罰款，以阻嚇漂綠行爲。
漂綠的本質是誤導陳述，而誤導是對消費者不公平的做法。根據保護消費者公平交易法令，新加坡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有權針對這種“不公平做法”展開調查。若事後向法院提出申請，法官經評估後也可能向采取這種不公平做法的企業發出禁令。此外，消費者也可以引用法令把企業告上法庭。
希娜認爲，隨著全球暖化爲生活帶來的影響更明顯，越多公衆關心地球宜居與否，可持續發展的討論將越來越熱。
在公司法令下，漂綠也可能被視爲公司董事失責，一旦罪成可被判罰款5000元或坐牢最長12個月。此外，受影響股東也可向失責公司發起民事訴訟。
安盛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首席經濟師）陳偉芬律師說，簡而言之，漂綠行爲泛濫將阻礙綠色投資等可持續發展。
李玮琳因此建議，如果法律接下來可以針對指定領域的漂綠行爲立法，或許能更全面且有效地打擊漂綠。
支持環保的消費者，看到商品注明“環保”或“可持續性”一般會傾向購買。但這類術語含糊且無法證明，一些商家可能趁機掩蓋不利環保的作業方式而張貼誤導性標簽，這種行爲就稱“漂綠”（greenwashing）。本期《說法識法》邀請三位律師，講解漂綠的概念、有哪些法令可管控漂綠，以及法律如何有效鏟除漂綠禍根。
陳偉芬說，企業涉及領域衆多，營運模式不同，運作也會隨著時間改變，法律事實上難以做到一刀切，全面防範各種漂綠行爲，但擬定法令的意義在于設定基本營運標准。她指出，法律能否有效管控漂綠問題，關鍵在于條例是否清晰、刑罰力度是否足夠。
在管控漂綠以推廣可持續發展方面，新加坡在亞太區屬前衛。
盡管如此，法律仍得與時並進，根據大環境做出適當調整，方能更有效杜絕漂綠問題。
新加坡立傑律師事務所銀行和金融部合夥人、可持續性部門主管李玮琳律師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說，“漂綠”指企業選擇性或欺騙性披露環境、社會、治理（ESG）相關信息。
根據誤導性陳述法令，若乙方相信了誤導性陳述而簽約，結果蒙受損失，他可以引用這個法令向甲方索取賠償。
李玮琳認爲，漂綠是誤導性陳述的一種，可以通過法律監管問題，卻只是鏟除問題的途徑之一。
“更多公衆傾向支持綠色企業，企業領導應意識到，漂綠行爲不僅會抵觸法令，得面對法律制裁，也可能導致企業名譽受損，公衆不再信任産品，進而影響業績。”
企業環保有真假，漂綠問題近幾年備受關注。爲迎合環保聲浪，許多企業近來重組業務，確保經營模式對環境可持續性有益，但一些企業止步于表面上爲環保盡一分力，甚至誇大貢獻，事實上卻說一套做一套。
“因此，通過教育提升公衆識別和舉報漂綠行爲的能力也有助更好打擊問題。”
她解釋，我國管控漂綠的方式建立在透明與問責的原則上，企業有責任確保發布的環保信息屬實，否則可能面對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