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加昌的第九本著作目前正在編輯階段，是一本名爲《新聞圈內70年》的回憶錄，長達15萬字，寫的是他作爲新聞從業員的生涯。
1950年韓戰爆發時，陳加昌加入國民黨機關報《中興日報》成爲記者。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亞洲和非洲國家在印尼的萬隆召開第一次亞非會議，陳加昌采訪了“萬隆會議”，成爲這個重大曆史事件的親曆者之一。
林鳳英說，陳加昌希望通過這本著作記錄下自己多年累積的經驗，爲有心從事新聞工作的後輩留下一些經驗之談作爲參考，可惜趕不及在陳加昌有生之年出版，有些遺憾。
陳加昌1950年代采訪郵電工友聯合會與政府薪金糾紛問題時，首次與當時未滿30歲的年輕律師，也是工會法律顧問的建國總理李光耀接觸。
采訪萬隆會議的三名新加坡記者：陳加昌（左起）、《星洲日報》的劉天鳳，以及時任《南洋商報》采訪主任、後來從政的政壇元老李炯才。劉天鳳和李炯才先後在1970年和2016年逝世。（檔案照片）
陳加昌當年受訪時說，《我所知道的李光耀》的內容除有關建國總理李光耀的政治生涯之外，更涉及不少這半個世紀以來的政壇轶聞、名人轶事，所書寫的不是揭露秘密或暴露內幕，而是曆史過程的事實記錄，是“遲來的真實報道”。
前資深記者劉培芳1980年代柬埔寨內戰期間數度遠赴柬埔寨和泰國邊境實地采訪，得到陳加昌的指點和幫助，視他爲恩師。
“老記者不死，故事說不完”
親曆萬隆會議和中南半島戰亂 記者生涯豐富多彩
戰地記者的首要特質是出生入死，在一般人視爲畏途，充滿死亡危險的情境中履行職責。陳加昌在越南戰場上就曾與死神擦身而過。在戰火中殉職的新加坡攝影記者邱謙誠與岑啓輝，都和陳加昌相熟。陳加昌的女兒陳麗芬日前在靈堂也告訴記者，他們一家每次到蔡厝港墳場掃墓時，陳加昌也會到邱謙誠的墳前致意。岑啓輝則葬在碧山亭，後來再遷到萬禮的骨灰甕安置所。
陳加昌2015年10月在《我所知道的李光耀》新書發布與座談會上，同出席者交流。（檔案照片） 
走進新加坡殡儀館二樓Regency廳的人，大多能聽出陳加昌靈堂前播放的曲子，是華人世界傳唱甚廣的《榕樹下》。家人說，這是陳老最喜歡的一首歌曲，但打動他的不是余天演唱的那首華語情歌，而是日文原曲《北國の春》所表達的對母親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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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早報》副刊專欄作家余雲2011年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陳加昌愛說“老記者不死，故事說不完。”
陳加昌關于柬埔寨的第二本著作《中柬風雲六十年》，也在2020年入圍新加坡文學獎。
2011年是越南戰爭結束36年，一項彙集135名戰地記者當年所拍300多幅攝影作品的展覽，巡回來到新加坡展出。陳加昌在展覽上接受《聯合早報》采訪時感慨：“死去的記者不是好的記者，記者應該長命百歲見證時代才對。”
陳加昌生前出版了八本著作，從《越南，我在現場》到《中柬風雲六十年：陳加昌曆史筆記》的五本，是他在2005年正式退休之後才完成的。
李光耀2015年去世的同一年，陳加昌出版根據自己的觀察敘寫的22萬字《我所知道的李光耀》，在書中梳理我國的建國史，以及講述建國總理的“海峽兩岸情”。這本回憶錄被列入香港《亞洲周刊》2015年度十大好書，也獲得2016年新加坡文學獎“華文紀實文學”組的大獎。在2022年曆史學者王赓武教授（時年91歲）以英文傳記《心安即是家》獲獎前，陳加昌（時年85歲）是最年長的獲獎者，獲頒一萬元獎金。
1965年陳加昌（左）跟隨美軍在越南采訪，圖爲他在南越與北約交界的廣治省工作的情況。廣治省也是越戰期間，記者傷亡最爲慘重的地區。 （陳加昌珍藏）
他回憶，1972年5月的某一天，他夜裏到岑啓輝在西貢的酒店房間話家常，邱謙誠因爲宵禁而無法趕回，後來到了淩晨4時才回到酒店。不過，這是三人最後一次見面。兩個月後，邱謙誠和岑啓輝就在一次執行拍攝任務時被子彈擊中倒臥沙場。
陳加昌出生于1931年，共有兄弟姐妹11人。他是五個兒子當中的老二，名字中的“加”來自新加坡的國號。根據2005年4月《聯合晚報》在陳加昌母親李炳嬌以百歲高齡去世時的報道，陳加昌的父親陳雪階當時是以“新加坡國戰”五個字來爲五個兒子取名。陳雪階1946年在前往印度尼西亞坤甸經商時因一場海難逝世，留下41歲的李炳嬌和11個孩子。
他也說：“半個多世紀來，我有著許多記者未曾有過的機會，在風雲變幻的本地區巡回現場采訪，見證了曆史劇變。今天，我已經晚年了，還勉強能動筆，若我現在不將我所見、我所聞及我所經曆的曆史事件寫下，我就是白做了半個世紀的新聞記者了。而且，我並不是普通的地方記者，若不書寫曆史，算是枉生在這個時代。”
這本回憶錄由陳加昌自己執筆，手稿經由本地曆史學者林孝勝整理成電子稿，再轉交給退休報人林鳳英審閱和編輯。書稿已經交給出版社准備出版，計劃今年9月問世。
“記者應該長命百歲見證時代才對”
過去的記者發稿時經常借助電報，陳加昌生前送給《聯合早報》收藏存檔的資料當中，就包括拍發華文電報所需的電碼本、調試中文傳真機時的記錄，以及電路藍圖等技術資料。（關俊威攝）
陳雪階主張讓孩子接受充分的教育，日據時期只有日本學校，所以讓陳加昌到昭南日本學院念書，沒有因爲日語是“敵人的語言”而排斥。這段經曆讓陳加昌掌握了日語的基礎，在日後的新聞工作生涯裏派上用場。
陳加昌1956年以泛亞通訊社記者的身份，到剛剛脫離法國殖民地的越南、柬埔寨、老撾進行近半年的實地采訪，並長期觀察、采訪與報道柬埔寨的動蕩歲月。他在越南戰爭前及戰爭期間，多次派駐南越首都西貢（後來的胡志明市），是本地首名戰地記者。
劉培芳日前受訪時說，陳加昌一輩子心心念念的都是新聞工作，除了記憶力超群，能回憶起時隔久遠的采訪細節，也保留了很多資料，無論小紙頭還是密密麻麻的文字記錄都能很快地找出來。
陳加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新加坡被日軍占領期間，用隨身的小本子記錄了轟炸機飛過和防空警報響起的日期與時間。他2022年2月應邀到報館參加一場紀念新加坡淪陷80周年的跨時代對話時，向早報讀者展示了這些珍貴的曆史記錄。（檔案照片） 陳加昌（左）和兩度獲得美國普利策攝影獎的提姆·佩茲（Tim Page），2011年參觀越戰攝影展時，在岑啓輝1972年7月遺留于南越廣治省戰場的攝影機殘部前緬懷故人。（檔案照片） 
林鳳英在臉書貼文悼念陳加昌時，也說陳老在著作中更加詳細地補充當年在新聞現場無法發出的內幕。“曆史細節在他腦海裏從未褪色。”
出版追憶建國總理著作 成爲文學獎最年長獲獎者
陳加昌也是1950到1970年代東南亞許多曆史大事件的見證人，如華玲會談、萬隆會議、越南戰爭等，他都在現場做實況報道。
這就是陳加昌在硝煙散去數十年之後，仍能陸續繼續筆耕，將豐富的資料和照片轉化爲一系列暢銷書籍的秘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