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刊》2017年第4期發表《論中日戰略博弈的性質與作用》（原文約1.8萬字），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博士生導師武寅。
武寅認為，中日關係的發展進入了「戰略博弈」階段。目前中日兩國進行的戰略博弈有三點值得關註：一是戰略博弈的歷史定位。在兩千多年中日關係史上，19世紀中後期第一次出現雙方實力對比關係逆轉和雙邊格局重構，21世紀的今天中日間正在發生的則是雙方實力對比關係的再逆轉和雙邊格局的再重構，戰略博弈是新舊格局交替的中間環節。二是戰略博弈的方式。目前安倍政府採取的零和博弈方式，主要是通過不斷擴大武裝力量和把戰略打擊對象鎖定為中國這兩個過程逐步形成的。三是安倍政府採取的零和式博弈的不可持續性，因為它與世界大勢、日本的國家利益和傳統外交風格不符。長於審時度勢的日本政府，應認清形勢，回歸理性，選擇一條良性競爭的道路。
武寅在文章中指出，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45年來，中日關係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結冰、融冰、又結冰、再融冰這樣一個怪圈反覆出現。特別是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這種現象越發嚴重。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應該怎樣去認識當前的中日關係？
出現這種現象提示我們，中日關係的發展進入了一個特別的階段，即「戰略博弈」階段。戰略博弈的實質，是博弈雙方綜合實力的全面較量。它不是圍繞一時一事所引發的個別的、局部的爭端和衝突，也不是僅限於某個領域或某個方面的一般性博弈，而是雙方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圍繞整個國際格局以及各自所處的相對位置和所追求的國家目標，通過具體的外交和軍事政策等手段，與對方展開的全方位較量。博弈的最終結果是雙邊關係格局的重新構建。
目前中日兩國正在進行的戰略博弈，有三點值得關注。
一、中日戰略博弈的歷史定位及作用
國與國之間綜合實力對比關係的變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雙邊格局重構，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中日之間也不例外。發展的不平衡使原有的實力對比關係處在不斷的變動中，變動的結果之一，就是雙方原有的差距不斷縮小，直至發生逆轉。這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漸進過程。當逆轉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原有的雙邊關係格局便出現動搖，孕育著新格局的種種現象開始出現。這就是戰略博弈的開始。可以說，戰略博弈是新舊格局交替的一個中間環節，也是新格局確立之前的一場前哨戰。
在兩千多年的中日關係史上，第一次出現雙方實力對比關係的逆轉和雙邊格局的重構是在19世紀中後期。在21世紀的今天，中日之間正在發生的則是雙方實力對比關係的再逆轉和雙邊格局的再重構。對歷史上這兩次從逆轉到重構的過程進行比較，可以使我們對今天的戰略博弈具有更深刻的認識。
中日兩國實力對比關係的逆轉是歷史上一個自然發生並客觀存在的漸進過程，但是以實力對比關係逆轉為基礎的格局重構則表現出時代的特點和主觀因素的作用。「逆轉」和「重構」是一個過程的兩個不同階段，後者是前者的邏輯發展。「戰略博弈」正是發生在後者之前的一場主觀行為，它發揮了催生後者的作用。
二、中日戰略博弈的方式
戰略博弈可以有多種方式。在19世紀後期帝國主義時代，以格局重構為目標的中日第一次戰略博弈，採取的是後起的一方不斷挑起武力衝突和戰爭的方式。
20世紀，歷史前進的腳步加快。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兩次世界大戰兩次改變了世界。第一次大戰迎來了資本主義的全盛期。第二次大戰掀起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宣告了帝國主義時代的衰落。許多國家作為殖民地的歷史不到10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日兩國以歷史上未曾有過的速度，再一次縮小了雙方實力對比的差距。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日本，雙方實力對比的再逆轉已在進行中。不和諧的聲音和動作已經超出一般的矛盾摩擦性質，宣告著以雙邊格局再重構為最終結果的戰略博弈已由此拉開序幕。目前進行中的戰略博弈與歷史上的相比，既有相同的地方，也表現出不同的一面。相同的是戰略博弈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都是新舊格局交替的中間環節和前哨戰，都發揮著格局重構的作用。不同的是博弈方式，第一次是以武力衝突和戰爭為主，第二次則反映了更為複雜的時代特點和博弈雙方的思維與行為方式。
在中日兩國目前進行的戰略博弈中，日本安倍政府採取的方式是零和式對抗。零和式對抗在實質上與戰爭同源。二者的核心理念與思維方式都源自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安倍政府選擇這種極端方式與日本國家目標的升級密切相關。
目前安倍政府採取的零和式博弈方式，主要是通過以下兩個過程逐步形成的：一是修改和平憲法，不斷擴大武裝力量；二是把戰略打擊對象逐步鎖定中國。
安倍政府的這種零和式博弈，使日本成為中國對外關係中武力衝突風險指數最高的國家。這種零和式對抗的方式一天不改變，中日安全方面的惡性循環和高風險就一天不會消除。
三、中日零和式博弈的不可持續性
安倍政府採取的零和式博弈是不可能持久的，因為它有三個「不符」：
（一）零和式博弈與世界大勢不符
世界大勢是什麼呢？掃描一下當今世界，帝國主義時代早已過去，它留下的政治遺產–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得人心。人們看到的現實是，武力干涉和發動戰爭帶給那些被干涉國家和地區的，並不是發動者們所鼓吹和許諾的美好天堂，而是無休止的動亂和貧困。一些本來就在饑荒中掙扎的貧困國家更是雪上加霜。像南蘇丹、葉門的內戰和外國干涉，以及奈及利亞的極端主義組織「博科聖地」，使本已極端貧困的人民陷入災難性饑荒的深淵。聯合國調查顯示，僅在南蘇丹、索馬利亞、奈及利亞北部和葉門，就有超過2000萬人面臨饑荒，近140萬名兒童處在死亡邊緣。
現在，恐怖主義不但依然在中東地區肆虐，而且大有向西方文明的樂土歐美地區蔓延的趨勢。西方世界發生恐怖主義襲擊早已不是新聞。不僅如此，動亂造成的望不到邊的難民潮也令歐美傷透了腦筋。世界形勢的錯綜複雜、變幻莫測和不可預知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靠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來統治世界，不但越來越不得人心，而且還越來越力不從心。歷史上那種憑藉強權政治為所欲為的場景如今已是風光不再。安倍政府採取的零和式博弈作為這股處於退潮期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潮流中的一滴水，其命運不言自明。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提出的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新理念，令世界耳目一新。它發源於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沃土。中華文明自古以來在對外關係方面，就主張以德為本、以和為貴，把「協和萬邦、德化天下」作為建立世界秩序的理想模式。這些理念在中國古代的典籍如《禮記·中庸》《尚書·堯典、舜典》等中，都有著明確而詳細的闡述。這些思想在以後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逐漸積澱並形成了民族傳統文化的基本內涵，並且在實踐層面上，成為中華民族世代傳承的對外交往基本原則和模式。今天，中國領導人賦予這一寶貴的民族傳統文化以新的時代內涵，使這一新理念在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焦頭爛額的當今世界，越來越顯出其特有的生機與活力。
在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道路上，中國不預設假想敵，也不主張用武力衝突和戰爭手段解決爭端。中國是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無論是處理國際熱點問題，還是解決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地區安全問題，中國都堅持對話協商、和平解決分歧的原則，而不是以大壓小，以強凌弱，損人利己。從伊朗核問題到敘利亞問題，中國都為有關各方的對話溝通、政治解決盡了最大努力，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在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南海問題上，中國同樣是從地區安全大局出發，從南海各國與中國的根本利益和長遠發展出發，採取「雙軌思路」的解決辦法，努力促成《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的通過，以彌補南海地區安全機制方面長期以來存在的現實短板。在朝鮮核問題上，中國始終堅持「雙暫停」的提議，為政治解決、化解危機竭盡全力。
中國的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新理念、新思路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國際共識。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和指導思想。它的提出，是基於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世界形勢發展趨勢的深刻洞察和科學理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摒棄零和思維、霸權主義的老路，探索一條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新路。正是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的倡議。這是應對全球性挑戰的「中國方案」。所謂倡議，就不是強迫。倡議與霸權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倡議是靠理念和思想去贏得人心，是建立在自願基礎上的，而霸權則是靠武力和強權去迫使別人服從。正因為是倡議，所以它有了最大的包容度和拓展空間。現在，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參與，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與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協議。僅2016年，中國就跟波蘭、哈薩克、寮國、沙特、埃及等14個國家和兩個國際組織新簽了16份合作協議。一批有影響力的標誌性項目逐步落地。另外，中國與沿線國家的戰略對接也在穩步推進。
「一帶一路」帶給世界的並不僅僅是物質上的實惠，它彰顯的是一種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給世界帶來了新的希望。它正在用鮮活的實踐和有說服力的效果向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說「不」。
中國的和平發展、合作共贏，與日本的霸權主義零和式對抗，兩種理念兩種行為方式，哪個更能贏得人心，哪個更能代表世界發展大勢，自不用多說。歷史將證明，人心所向才是最大的戰略空間，命運與共才是博弈的最大贏家。
（二）零和式博弈與日本的國家利益不符
零和式博弈嚴重惡化了中日關係，給雙邊關係造成的損害和負面指數均創下復交以來的新低，給日本政治、經濟、社會造成的直接損失難以彌補。千方百計圍堵中國、視中國為假想敵的做法，並沒有使日本的國防更加安全，經貿更加繁榮，朋友圈更大更好。相反，無休止的擴軍備戰增大了國民經濟的負擔。解禁了集體自衛權，對中國劍拔弩張，給日本社會帶來的不是和平與安寧，而是焦慮與擔憂。
事實已經越來越有力地證明，日本那種不計成本的圍堵打壓的做法並沒有困住中國。截至2016年底，中國已經同97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實現了對大國、周邊和發展中國傢夥伴關係的全覆蓋。其中有很多就是被日本編進了對華包圍圈的國家。日本的價值觀外交對象，不少都視中國為重要的貿易夥伴，不願意把對華關係搞僵。比如日本極力拉攏的澳大利亞，現在正努力實現與中國「一帶一路」的戰略對接。日本為拉攏中國周邊國家制約中國，不惜動用天皇的力量，安排80多歲高齡的天皇夫婦訪問泰國、越南等國，為日本的國家戰略助力。但是，許多國家都不願意在中日兩國之間選邊站隊，不願意搞非此即彼的極端政策。越南、菲律賓等南海爭議國都與中國緩和了關係。《南海各方行為準則》有望在年內達成。南海呈現出新的合作之勢。
就連日本最想依靠的美國，也不可能只按日本的願望行事。日本希望美國能做日本的鐵桿盟友，一心一意對付中國。而美國卻一邊安撫日本，一邊又去同中國改善關係。在2017年2月10日的中美兩國元首通話中，特朗普表示，發展美中關係受到美國人民廣泛支持，美中作為合作夥伴，可以通過共同努力，推動雙邊關係達到歷史新高度。可見，以鄰為壑的零和式對抗並沒有給日本國家利益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好處，它只會使日本在東亞和國際舞台上的路子越走越窄。
（三）零和式博弈與日本傳統的外交風格不符
日本傳統的外交風格是長於審時度勢。日本也正是靠審時度勢發展起來的。在日本兩千多年的外交史上，凡是堅持了審時度勢的，國家就受益；凡是違背了審時度勢的，國家就受損。可以說，這一外交傳統的形成，是日本歷史經驗的總結和積累，也是日本外交的寶貴財富。毫無道理地與大國強國作對並不符合日本一貫的外交傳統。之所以出現這種偏差，唯一能夠解釋通的理由就是，日本還不認可中國這個仍處於上升期的新興大國強國，還不能接受、不願承認、更無法想像一個已經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日高中低」的戰略格局，將會再次發生逆轉。
在21世紀的今天，面對中國的超越和日本的漸處下風，日本政府卻按捺不住，做出非理性舉動，踏上了一條走不通的零和式對抗之路，使自己陷入被動。要想從這種困境中擺脫出來，還需要發揚長於審時度勢的外交傳統，變「三不符」為「三符合」。畢竟，歷史的潮流浩浩蕩蕩，新舊交替、強弱易位終歸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無人可以阻擋。即使對中國的理念和做法一時還不認同，對中國的超越還不願承認，還想與中國一爭高下，那也可以選擇一條良性競爭的道路，你發展你的，我發展我的，讓事實說話，讓時間來證明一切，這才是21世紀一個正常國家應有的正常思維和行為方式。因為歸根結底，戰略博弈無論採取什麼方式，都無法改變新格局的誕生這一歷史趨勢。博弈方式所能決定的，只是博弈的激烈程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