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參考消息網
《日本學刊》2017年第5期發表《美國與東亞關係的歷史考察——兼論中美日三國互動及地區影響》（全文約2.1萬字），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倪峰。
倪峰在文章中指出，如果我們把美國與東亞關係的演變聚焦於國家，那麼美國、中國和日本無疑是最關鍵的角色，而且隨著歷史的演變，三者的重要性、相互之間互動的廣度和深度都呈現出逐層遞進的態勢。這是我們在考察美國與東亞關係演進的過程中尤其需要關注的現象。
一、中美日互動關係的初步確立（19世紀40年代-19世紀末）
西方列強利用堅船利炮將中日兩國納入現代國際關係體系，兩國分別以並非平等的身份確立了與美國的關係，美國開始涉入東亞事務，但是這種涉入與英、法、俄相比並不處於顯著位置。面對西方的入侵和強加自己身上的不平等條約，中日兩國都開展了自強運動，在中日之間，實際上也展開了一場近代化競賽。由於歷史上中日之間存在著某種師生關係，天朝大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給日本以強烈的刺激，使之在自強運動中採取了更徹底、更面向西方的政策。
資料圖片：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二、美日圍繞著在華利益的爭奪（19世紀末-1945年）
1894年，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確立了東亞強國的地位。1898年，美國通過美西戰爭佔領菲律賓，更深地捲入東亞事務。中國成為美日兩國擭取利益和瓜分的對象。美國主要採取的是「門戶開放」的對華政策，而日本在列強中對中國抱有更大的野心。它企圖獨霸中國的一系列舉動最終導致中日之間爆發了全面戰爭，並與美國在華利益上的矛盾逐步尖銳化，這成為太平洋戰爭的主要起因。在戰爭中，中美結成同盟，日本被徹底打敗，而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國則自近代以來首次以大國身份出現在世界舞台上。
資料圖片：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發布「終戰詔書」。
三、冷戰中的特殊博弈（20世紀40年代末-1989年）
二戰結束後不久爆發的冷戰迅速將中美日關係的互動嵌入了冷戰的軌道。而冷戰期間，由於中美關係的變軌呈現出兩個明顯不同的分期。
1947年，隨著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致國會的關於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咨文中提出以「遏制共產主義」作為國家政治意識形態和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冷戰正式開啟。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及其「一邊倒」的政策促使美國的東亞政策作出重大調整，開始扶植被打敗的日本。
而朝鮮戰爭上中美之間的直接對抗將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敵友關係最終確定下來，美國與日本簽訂了《舊金山和約》《美日安全條約》，遏制中國成為美國東亞政策的主要內容，而日本基本上緊隨其後。美國的這項政策在東亞地區造成的不僅是冷戰，而且爆發了局部熱戰。尤其是越南戰爭，使美國深陷泥潭，不僅實力大損，在與蘇聯的對峙中處於不利地位，而且還導致了國內分裂和「領導」世界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擊。而此期間，日本利用美國的扶植以及各種有利時機重新崛起，美日關係尤其是在經濟領域出現了明顯均衡化的趨勢。
資料圖片：1951年9月8日，美國與日本簽訂《美日安全條約》。
為了確保冷戰主戰場——歐洲的實力優勢，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美國計劃從東亞地區後撤。為了平穩、體面地撤退，美國迫切需要改善與這一地區主要對手——中國的關係。而對中國來說，由於60年代初的中蘇論戰以及60年代末的中蘇邊境衝突，受到了來自北方沉重的軍事壓力。這些因素，使得中美兩國相互成為對方尚未開發的最重要的外部戰略資源。1972年兩國關係實現了歷史性突破。這引發了冷戰時期國際關係一次最重大的重組。
資料圖片：1972年，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宴會，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森。
在全球層面上，出現了「大三角」的國際格局，使得蘇聯在地緣戰略上處於不利地位。在東亞地區，中美關係的改善導致日本迅速恢復了與中國的邦交，並在這一地區形成了中、美、日三國非正式的反蘇同盟，這不僅大大改善了三國的國際環境，而且為三個國家之間加強聯繫、協調關係、共同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空間。從1972年至1989年的18年間，是近代以來少有的中美、中日、美日關係都保持良好狀態的時期。這種良好的狀態不僅使三國獲得了重大利益，而且為整個東亞的穩定和經濟繁榮提供了重要背景。
四、相互包容和排斥（冷戰結束至今）
冷戰結束，使中美日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在這一時期，東亞地區的權力結構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第一，三邊關係擺脫了冷戰的羈絆，更加反映亞太地區本身權力政治的影響，中美日成為決定地區格局最為關鍵的因素。第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包括中美日三國在內絕大多數亞太地區國家間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第三，中美日三國的力量格局發生了一系列顯著變化。
在力量分布上，三國的擺布由90年代的美國獨大與中日雙雄並立向中美雙雄並立與日本尾隨的方向發展。在力量對比上，美國在經歷了9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後，由於兩場戰爭和一場危機，綜合國力進入了一個相對下降的軌道。對日本來說，冷戰的結束幾乎是終止「日本奇蹟」的開始，冷戰結束後的20多年被稱為「失去的20年」。而對於中國來說，在這一時期，國力高速成長。
對日本而言，冷戰結束後的20多年被稱為「失去的20年」。（英國《經濟學人》周刊）
例如，在1991年，中美日三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分別是4090億美元、59959億美元和34789億美元，而到了2015年三國的數據分別是110077億美元、180366億美元和43830億美元。在1991年，中國的GDP只有美國的6.8%、日本的11.8%，而到了2015年，中國的GDP已是美國的61%，是日本的2.5倍。
上述變化趨勢，對中美日三邊關係的互動產生了深刻影響。就中美關係而言，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對中國「非敵非友」的定位之外，越來越將中國視為是可能對美國的「領導地位」發起挑戰的新興力量，一方面通過「接觸」戰略試圖將中國的發展導入美國所期望的軌道，另一方面，從90年代中期開始，通過不斷加強在東亞的同盟體系來防範中國，歐巴馬政府推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是這一行動持續發力的新版本。中美關係總體呈現出合作面拓寬，戰略競爭加劇的態勢。
澳大利亞記者約翰·皮爾格歷時兩年拍攝了一部長達113分鐘的紀錄片——《即將到來的對華戰爭》。片中稱，美國斥巨資在中國的鼻子下建立400個部署了軍艦、核武器和轟炸機的基地，在中國周邊形成了一個「完美的絞索」。（英國《衛報》網站）
就中日關係而言，與美國相比，日本作為中國的近鄰，在對華認識上的轉變更為深刻。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作為現代化競賽的優勝者，一直用一種俯視的眼光看待中國。二戰之後，增加了一種懺悔心情。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急起直追以及反超，日本變得日益焦慮，加之兩國在歷史上遺留的創傷並未癒合、還存在著領土爭端，這些都使日本對中國的認識比其他國家更為嚴峻。日本的作為越來越像是一個針對中國的「神聖同盟」的「橋頭堡」。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日關係總體呈下滑態勢，一度刷新自邦交正常化以來的低點。
就美日關係而言，在經歷了冷戰結束初期短暫的「漂流」之後，美日兩國在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的問題上找到了共同點，美國為此不斷要求日本在同盟體系中承擔更多的責任，美日同盟日益緊密和外向化，而日本則藉機不斷向所謂「正常國家」邁進。總之，東亞地區地緣政治競爭的色彩在不斷加重，為世界上這個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投下一道濃重的陰影。
資料圖片：2014年4月24日，東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右）與美國總統歐巴馬在首腦會談後共同會見記者，歐巴馬錶示釣魚島是《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對象。這是美國總統首次明確作出這一表態。
縱觀美國與東亞關係演進的歷史，我們會發現，美國與這個地區的關係大體經歷了兩個百年：第一個百年從美國獨立到19世紀末。在這個百年中，美國與東亞關係的歷史是一部自東向西、美國以一種強勢撞擊的方式走進該地區的歷史。第二個百年從19世紀末一直延續到現在。在這個百年中，美國一直在這一地區扮演關鍵角色，而且是持續時間最長的外來角色，而角色的內容不斷地在列強、平衡者、拯救者、塑造者之間切換，美國與這個地區主要國家的關係也在敵友之間反覆變換、幾經戰火，形成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利益和情感糾葛。
放眼這200多年的歷史，美國和東亞地區都經歷了一個成長的過程，美國從一個偏隅北美的國家成長為一個世界性的超級大國，而東亞地區，儘管曲折和相對滯後，也由一個落後封閉的地方發展成為世界政治和經濟的重心。
冷戰結束後，美國開始獨享「唯一超級大國」的單極時刻，雖有意東顧，但野心膨脹，最終卻深陷中東。2008年金融危機突發，加之兩場戰爭的拖累，驀然回首，美國發現，經濟復甦、霸權維繫、戰略歸依的真正落腳點正是太平洋連接的廣大地區。而這一地區巨大的發展空間以及依然複雜的內部關係，也為美國的再次東顧留下了空間。
資料圖片：美日印「馬拉巴爾」聯合軍演
但是，今天的東亞不是當年的東亞，雙方之間的互動早已從異質體系的碰撞轉變為同質體系的互構，從中心與邊緣的關係轉變為雙核競爭，雙方的關係正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
儘管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將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目標由優勢擴展逐步降低為優勢確保，但美國確保優勢的目標與能力之間落差在不斷加大，日益感到力不從心，甚至心生倦意。
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帶有本土主義和孤立主義色彩的特朗普認為，在安全領域，美國過度地承擔了國際安全的責任，讓美國的盟友免費搭車。為此，他要求盟國為美國分擔負擔，稱「美國在保護歐洲、亞洲盟友安全上花費了數萬億美元，這些國家必須為此付費」，否則「美國就應讓他們自生自滅」。他還表示，日本、韓國不能永遠依賴美國。在經濟領域，他認為，中國、日本、韓國對美國實施不公平貿易，「盜竊」美國工作機會，坐擁「巨額貿易盈餘」。在特朗普上台的第三天，他便簽署行政令，宣布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坑」你沒商量】路面突然塌陷出一個「特朗普貿易政策」黑洞，路牌「TPP」掉落洞中，而急駛而來的安倍乘坐的「亞太夥伴」小汽車也應聲掉落到黑洞裡。（《日本時報》網站）
特朗普這些言行，不論在美國國內還是在東亞各國都引起了極大的困惑。將特朗普言行和這些困惑結合起來看，可能正好從一個側面表明，美國與東亞的關係到了一個需要深度調試的節點。如何使這種調試向良性的方向發展，太平洋兩岸需要以一種更為平等、包容的方式共同探索和諧共處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