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于1月23日早上10：00開始封城，將于4月8日解封。
一座900萬人的城市，就這樣整整被封鎖了77天。
微博上幾度出現#武漢人的快樂又回來了#類似的話題。
是的，這座英雄城市已經陸續恢複正常了。
但有一群人，似乎變成了數字但卻沒有人關注過他們。
那就是那些曾經感染但是被治愈好的「新冠患者」。
他們的現狀，到底如何了？
1。
嚴先生是上海的一名患者。
他是2月7日被確診的，隨後入院治療，2月14日出院。
記者采訪的時候，他已經出院14天了。
但那時候的他依然是焦慮的。
他說當時出院還沒回到家，就收到了朋友的消息。
“鄰居把他所有的個人信息發在了微博上面。”
沒有被病毒打倒的他，
怎麽也想不到“事後的人言”才是最可怕的。
視頻中，嚴先生的母親說到，
她擔任樓組長，在第一時間就已經在業主群裏主動告知了。
但是全家人的隔離，換來的卻是大家的辱罵和人身攻擊。
他們要的結果就是：“把嚴先生一家趕走。”
其名曰：“爲了大家的安全。”
這種時期，大家對病毒高度敏感，這很正常。
但，對于一個出現症狀就主動告知並隔離的患者，這麽大動幹戈地想把他們趕走。
真的合理嗎？
醫院肯定是在確保他們已經安全的情況下才讓他們出院，況且，出院的患者還要進行隔離定期複查。
而在這種時候迫不及待戴起了「有色眼鏡」。
是不是有點沒人性了呢？
還有更過分的是，
有的患者出院了才發現回不了家。
歧視在疫情之下被體現得淋漓盡致。
2。
53歲的老李是四川榮縣人，他來常州已經20年了。
他是常州橫林鎮第一個被確診的病例。
經過治療于2月18號痊愈出院，隨後他又經過了14天的隔離觀察。
隔離期間沒有出現任何症狀，所以他于3月3號起就可以解除隔離回家了。
3月3號，老李興高采烈地返回租住地。
可剛走到卡口就被攔住了。
村民們集體拒絕他回家，房東也打來電話。
甯願退回房租，也不願繼續租房給他。
盡管村委的工作人員已經調解過很多次了也無濟于事。
別無他法的老李只能借住在橫林鎮一條不起眼的小巷裏。
一間不到10平米的小屋。
我當時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除了心酸更多的是寒心。
憑什麽已經康複的患者就不能擁有正常的生活？
而除了回不了家，更多的治愈者還要面臨失業的現實。
1月18日，姚女士回到湖北老家休年假。
回家不久她就被確診爲新冠肺炎患者。
她接受治療後于2月5日治愈出院。
這時魔幻的一幕來了。
公司發出告知：
“因她被確診過新冠肺炎，不得返崗，並與公司解除勞動合同。”
我深知，歧視、解雇、侮辱等等這都是患者們康複後所要面對的困難。
而這，僅僅只是開始。
那些康複患者接下來要面對的，是來自整個社會的歧視。
因爲同樣的事情，當年非典過後。
也發生了。
3。
非典中幸存下來的那些人最後都怎麽樣了？
北大精神衛生研究所曾在2004年做過一項調查，
發現SARS痊愈出院的病人3個月內抑郁狀態和焦慮狀態的檢出率分別是16.4%和10.1%。
不止如此，更可怕的是後遺症。
方渤是非典的治愈患者。
方渤的妻子和妻子的姐姐在非典中病逝。
（方渤妻子的遺像）
方渤是在痊愈六個月後才被診斷爲骨壞死。
這就是非典引起的後遺症之一。
他在2005 和 2006 年分別做了兩髋的股骨頭置換手術。
漸漸的他的雙肩和雙膝也陸續出現骨壞死。
方渤說：
“我全身的骨頭就跟石膏一樣脆弱，骨頭會不可逆轉地塌陷下去，直至癱瘓或死亡。”
也正是由于後遺症的影響。
他的兩個女兒都離婚了。
離異後的其中一個女兒嫁到了東北，再也不回北京。
而這些，還是來自親生女兒的歧視和害怕。
更別提那些陌生人。
對當年的非典親曆者來說，這段經曆就是一場噩夢。
鳳凰衛視《非典十年祭》曾這樣評論：
“對于某些從非典的黑洞中撿回一條性命的人來說，生活不複從前。”
生離死別只是悲慘生活的開始。
即使活著，悲怆的心理陰影將伴隨他們一生。
經曆過家破人亡的慘劇，哪裏還有平安喜樂？
4。
3月3日，
武漢一名患者治愈出院，是一位大叔來的。
他在臨走前向甘肅援鄂醫療隊深深鞠了一個躬。
看到鞠躬這一幕，很多人可能會感到欣慰、感動。
我也一樣。
但你們知道嗎，大叔是一個人回家的。
大叔的妻子不幸感染去世，孩子仍在治療中。
而類似大叔一樣的人還有很多很多。
一場疫情，生離死別，支離破碎。
有的人真的沒有家了。
而我更擔心的是，除了他們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整個社會接下來會如何對待他們？
失業、沒有房子肯出租給他們，更或者，來自認識的不認識的遠離和歧視。
我相信，這一切都是真實存在的並且會有很多。
我無法叫醒所有的人，但我想告訴那些抱著歧視態度的人，
你今天因爲他們曾經的不幸選擇歧視。
有一天，如果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你身上。
你真的能接受嗎？
治愈的患者，已經不叫「患者」，有的甚至有了抗體，是個比你我都安全的人。
請放下歧視，給他們一條生路吧。
他們，已經很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