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的美國《生活》雜志上，刊登了一張“日本面包師即將去中國參戰”的照片，日本人已經開始全面動員國內青壯年，把他們送到中國戰場。連有著體面工作的面包師都要征集參戰，可見日本已經全面開啓了戰爭機器。

在此之前，日軍已經爲淞滬會戰三次增兵，付出了慘重的傷亡代價，戰局卻依然一片焦灼。整個淞滬會戰中，日本共四次增兵、曆時四個月，最終靠著在杭州灣北岸的登陸才逼走國軍。

添油戰術向來是兵家大忌，日本人在戰後總結中也提到，兵力不集中、分批投入戰場造成了淞滬方面的不利局面——耗時太長、傷亡巨大並且沒有全殲國軍主力。

爲何經驗豐富、老謀深算的日軍，會在淞滬會戰中犯下這種低級錯誤呢？利用海空優勢，集中兵力、一鼓作氣，豈不更符合日本人“速戰速決”的目的？

這是因爲淞滬會戰的爆發和規模完全超乎日軍的意料，他們不僅在戰前毫無准備，戰事不斷推進後依然沒有認清中國方面的意志和決心，直到完全陷入華東戰場。

原因1：日軍在七七事變後，並沒有建立華東戰場的想法

七七事變是日軍全面侵華和中國全面抗戰的轉折點，但事變發生後，日軍內部對下一步的戰略方向仍存在很大分歧。

陸軍內部再度分裂，形成石原莞爾爲首的“不擴大派”和杉山元、武藤章、東條英機等爲首的“擴大派”。“不擴大派”堅持走“悶聲發大財”的道路，要求立足滿洲搞好生産建設，再與蘇聯進行決戰；“擴大派”則認爲中國畏戰虛弱，可以在與蘇聯決戰前，先把中國打趴下。

海軍方面曆來堅持以英美爲假想敵，對于大陸戰場從來都不感冒。內閣承受著備戰、經濟和外交的多重壓力，對戰爭擴大持謹慎態度。裕仁天皇因爲懼怕戰事失利後承擔責任，也一再要求陸軍限制中國方面的戰事。

在這種多方爭執的亂局下，日方于1937年7月9日——七七事變發生兩天後，搞出了一個模棱兩可的“不擴大方針”。這個方針既默許陸軍增加兵力、擴大華北戰事，又要求不能把事情鬧得太大。方針的核心是確保戰事僅限于平津一線，並以不出兵華東、華南爲底線。

日本甚至不願意用“對華戰爭”來形容七七事變後的軍事行動，而是堅持用“中國事變”，因爲他們有太多的圖謀和顧慮。

• 其一，“速戰速決”的真正含義是以戰迫和、步步爲營。

全面侵華意味著“擴大派”占據了主導，他們叫囂“快速滅亡中國”。陸軍大臣杉山元甚至告訴天皇，中國事變只需要一個月就能徹底解決。

但這並不能簡單地歸爲日本軍國主義的狂妄自大，“速戰速決”戰略的背後，仍舊是“老謀深算”。

一方面，“西安事變”之後，中國軍民的抗日熱情空前高漲，日軍感覺國民政府的態度可能會失控。他們認爲，即使日軍安分守己，中國政府也會堅定地走向抗日路線。

如果此時中國軍隊立刻攻擊滿洲，日本倒還可以從容應對。最可怕的結局，是中國以隱忍的態度暗中發展軍事力量，趁著日本和蘇聯決戰的機會，從南面進攻滿洲。

和而根據歐洲的局勢和蘇聯國內的肅反運動，蘇聯短時間內無暇入侵滿洲。所以“擴大派”認爲可以在和蘇聯決戰前，徹底解決中國問題。

所謂的“速戰速決”，“戰”的是中國的正規軍主力，要盡可能多的包圍和殲滅他們；“決”的是中國的抗戰意志，要徹底瓦解中國政府的鬥志，讓他們完全屈服于日本。

另一方面，日本在華北的舉動，稱得上是“故技重施”。挑起事端→擴大戰事→取得勝利→簽訂協議→攫取資源、鞏固占領區域，日軍對這種步步爲營的蠶食戰略可謂得心應手。

“擴大派”認爲盡管中國的抗日情緒高漲，但國民政府仍然是軟弱可欺的。只要用雷霆一擊把蔣介石打疼、打怕，就可以長期維持不平等的“中日和平”，甚至把中國變成自己的仆從國。

而且華北富有煤、鐵、鹽、棉花等戰爭資源，可以實現“以戰養戰”，提升日本的持久戰能力。

所以效仿“九一八”事變，把北京變成第二個沈陽、把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這就是“速戰速決”的真正含義。

• 其二，上海的特殊性，讓日軍不想輕開戰端。

嚴格來說，“淞滬會戰”是中日上海交鋒的下半場，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才是上半场。上半场中日军虽然获胜，但是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更关键的是感受到了上海的特殊性。

“一·二八”事变是一场关东军策划的军事冲突，起初的目的是在上海搞出大事情來轉移西方列強的注意力，掩護“僞滿洲國”的建立。結果日本海軍以此爲契機，企圖霸占上海，好跟陸軍的“九一八”事變打個擂台。

最終日軍成功把國軍逼出了上海，卻沒能如願霸占上海。

上海是西方列強在華的利益聚集地，自從清朝道光二十三年上海開埠以來，他們就在上海紮下了落腳點，英美很快都開設了上海租界。直至1930年，英國在上海的投資占其在華投資的76.6%，共計73740萬美元。美國人也有64.9%的在華投資集中于上海，金額達9750萬美元。

上海俨然已是遠東金融中心，被譽爲“東方巴黎”，西方列強不會允許日本人獨占。所以西方各國在“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立即警告日本，国联也介入调查，讓日本在外交上處于極爲孤立的局面。

這種情況下日本只能見好就收，把國軍逼出上海後也不再追擊，當年5月簽訂了上海停戰協定。

根據上海停戰協定，上海成爲了“中立區”，國軍退至昆山-蘇州一線，日軍則收縮到公共租界內。這樣的結局讓日本意識到，在和英美全面決裂前，上海還不是自己撒野的地方。而國軍退出上海、日軍只是縮進租界的局面，也讓他們得到某種滿足，畢竟沒有被完全趕出上海。

所以七七事變後，日本海軍只是忙于沿著長江撤僑，並沒有在上海大動幹戈的意願。他們只是想保持住租界的駐軍，好給蔣某人下一道緊箍咒，隨時威脅國民政府的經濟、政治中心。

• 其三，蘇聯在北方虎視眈眈，日軍不敢分兵南下。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非常流行一種“滿蒙生命線”的論調，認爲滿蒙在國防和經濟上，都是日本不可缺少的存在。這種赤裸裸的侵略理論，與希特勒的“生存空間論”如出一轍，把霸占他國領土的欲望粉飾成堂而皇之的民族精神。

而霸占滿洲以後，日本人更是“精心呵護”，四處鎮壓東北抗日武裝，加強對蘇聯方面的戰備和警戒。雖然根據情報，蘇聯短期內不會南下，但畢竟他們在遠東有數倍于日軍的坦克和飛機，威脅始終存在。

再加上滿洲是一個深入蘇蒙的凸出部，極容易受到外蒙古、西伯利亞和遠東濱海三個方向的夾擊。所以華北事變後，關東軍依然堅守崗位，僅僅抽掉了四個旅團的兵力入關。

此時如果日軍想同時開啓華東戰場，兵力不足將是大問題。

上海此時只有幾千海軍的陸戰隊，必須征調陸軍南下。而陸軍仍然是17個常備師團的規模，雖然已經決定新動員10-15個師團，但主要用于華北和滿洲。

華北和滿洲是陸路相連的整體，南下的關東軍機械化程度都很高，突發情況下可以快速回防。航空部隊和後勤辎重的遷移也只需要幾天的時間，完全可以從容進退。

如果調兵到上海就完全不同了，從集結、船運到登陸，通常需要2-3周時間，一來一回就是一個月。況且上海是中立區，主動調兵去上海，侵略意圖就完全暴露出來。所以日軍不想輕易冒這個險，也不肯過早地在國內發動全面動員，影響國內的經濟和工業生産。

原因2：淞滬會戰的前期，日軍仍然沒有看清形勢。

淞滬會戰爆發時，上海只有日本海軍的幾千人特別陸戰隊，只能求助陸軍援助。

陸軍的反應倒是迅速，8月14日就下令組建“上海派遣軍”，下屬本土的第3師團和第11師團。但是從本土到上海需要時間，海軍的幾千人完全撐不住，于是先從旅順等地調遣了4個大隊的海軍陸戰隊增援。

但是上海派遣軍只是臨時編制，爲的是解決海軍在上海的窘境，陸軍在上海並沒有什麽長遠打算。作爲第二波援兵的兩個師團，艱難打了一個月，卻發現對面的國軍越打越多。直到九月中旬，陸軍才決定第三次增兵，但他們仍然沒有看清形勢，結果只能是越陷越深。

• 其一，“一·二八”事变，让日军犯了经验主义错误。

“一·二八”事变中，日军投入了三个师团，主要依靠在太倉一帶登陸後的迂回包抄，逼退了國軍。日軍認爲經過五年時間，陸軍和海軍都已經大大加強，此時投入兩個師團已經是綽綽有余。

但是中國方面早已料到日軍會用迂回的老套路，出動海軍頑強抵抗，進行封江作戰。最終不惜自沉艦艇，並在江面布置大量水雷，成功阻止日軍在太倉一帶登陸。

日軍從太倉包抄國軍後路，切斷滬甯鐵路的打算落空了。盡管日軍有艦炮和空軍的火力支援，中國軍隊卻借助河汊、民房和野戰工事進行頑強抵抗。而且中國軍隊有人數上的優勢，他們不懼傷亡犧牲、輪番上陣，與日軍在長江南岸展開了拉鋸戰。

• 其二，不宣而戰，讓日軍無法建立統一陸海軍的最高統帥。

日本的陸軍和海軍水火不容，雙方在軍備發展、侵略方向上存在嚴重的分歧，就連日本在華利益也要分割成陸、海軍兩部分。

截止華北事變前，滿洲和華北是陸軍的地盤，青島、華中、華南以及台灣都是海軍的地盤。而“一·二八”事变中，陆军方面挑起了事端，海军却半道截胡，甚至对增援上海的陆军师团指手画脚。這種糟糕的合作體驗，讓陸軍從此不想輕易涉足海軍的地盤。

所以華北事變發生時，陸軍只是給海軍允諾了兩個師團的額度，以在上海、青島出現緊急情況時出兵增援。淞滬會戰前期抵達的第3、11師團，就是陸軍最初承諾的。

僅僅兩個師團顯然滿足不了海軍，淞滬會戰爆發後他們異常興奮，企圖趁機徹底占領上海。但是此時掌握陸軍兵力調度的，是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作爲陸軍中的“不擴大派”，他甚至連增兵華北都極不情願，提議把陸軍直接撤出山海關、與蔣建立和平對話。

石原一直在搪塞海軍增兵上海的請求，海軍只能上奏天皇，才讓陸軍在9月初下令第三次增兵三個師團，石原也很快辭去作戰部長的職務。

可見陸海軍之間的矛盾和扯皮，延緩了日軍在上海的增兵。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日軍沒有建立統一的最高統帥部——“大本營”。

日本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時期，都曾建立“戰時大本營”，統一籌劃陸海軍的作戰行動。淞滬戰場需要實施海空力量掩護和登陸作戰，非常需要大本營來統一指揮、調和陸海軍的矛盾。

但是“大本營”只能在“戰時”建立，中日盡管進入戰爭狀態，雙方卻都沒有宣戰。日方擔心宣戰會影響英美等國的中立態度，導致重要的戰略物資被切斷；中方則仍寄希望于國際調停，也不肯正式宣戰。

中日就這樣“不宣而戰”，整個淞滬會戰期間日軍都沒有統一的最高指揮，只能靠陸軍和海軍間不斷的扯皮。

• 其三，仍對“速戰速決”抱有幻想，希望通過華北、上海兩面施壓，逼迫國民政府屈服。

9月中旬，日軍的第三批援軍——3個本土師團、1個台灣混成旅團、若幹華北的炮兵和工兵，終于抵達上海前線。此時距離華北事變已經2個月了，“速戰速決”的承諾似乎已經破滅。

但是日軍仍然抱有幻想，針對焦灼的戰局，決定兩面施壓：一方面以上海的五個師團，保持淞滬戰場的現有局面，牽制住國軍的主力；另一方面讓華北日軍向河北中部、山西北部猛攻，擺出一副吞下山東、進逼南京的姿態。

他們在9月初就下達了命令——“以挫傷敵人的戰鬥意志，獲得結束占據的機會，迅速消滅河北中部的敵人”。直到9月底，華北日軍攻陷了保定、石家莊、滄州、德州，並且開始進攻太原，而中國的抗日鬥志卻絲毫沒有動搖。

上海日軍仍然沿用老套路，以長江南岸爲基點，堅持不懈地向太倉、昆山一帶迂回，企圖切斷滬甯鐵路線。但是換來的只有傷亡，甲種師團中的精銳——第9師團傷亡達6000人，新組建的乙種師團——101師團傷亡達9000人。

此時陸軍大臣杉山元應該是最尴尬的，他向天皇誇下“一個月解決中國事變”的海口，只能默默打臉。

原因3：遲則生變，前期的投入和損失也讓日軍不得不孤注一擲。

時間推進到1937年10月，日軍感覺上海的戰事已經不能再拖下去了。

他們在8月、9月的三次增兵並沒有改變上海局勢，反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唯一的好處就是上海方面牽制了大量國軍，導致華北的戰事異常順利，太原已經唾手可得。

但是華北的戰事也已經快到極限了——新占領的區域需要消化，華北的兵力不足以支撐南下進攻山東、河南。

日軍最擔心的是，上海方面如果遲遲沒有進展，其他國家可能就會采取行動。

1、英美對日本在上海的侵略行爲早就不滿了，只是英國奉行綏靖政策、美國奉行孤立主義，不想強力幹涉。但是如果日本遲遲不能擊敗上海的國軍，英美就可以出面幹涉，甚至借機把日本趕出華東和華南。

2、日軍此時有7個師團在華北、5個師團在上海，而且都被戰事束縛，蘇聯很可能會借機南下，打擊滿洲的關東軍。到時候日軍就不得不完全放棄上海，回援滿洲。不僅在上海輸的血本無歸，關東軍也會受損，甚至丟掉滿洲。

參謀本部判斷蘇聯如果1937年發動攻勢，應該是在11-12月。所以日本必須在11月之前解決中國問題，然後全力應對北方的危機。

爲此日軍以新動員的3個師團和1個旅團組成“第十軍”，企圖從杭州灣北岸登陸，與北面的上海派遣軍形成鉗形攻勢，一口“咬掉”上海這塊突出部。

在華北方面則要求陸軍停止南下，平行向西盡快拿下太原，把戰線穩定在德州-石家莊-太原一線，隨時可以回援滿洲。而且日軍注意到國軍從華北調兵南下，于是從華北抽調一個師團，加強上海派遣軍在長江南岸的攻勢。

偏偏國軍犯了嚴重的戰略錯誤，在杭州灣北岸防守薄弱，導致日軍在此順利登陸。第十軍很快就穩固了登陸場，開始向嘉興、松江等地進犯，切斷了滬杭鐵路。在這種局面下，上海國軍有被日軍全殲的危險，只能無奈後撤。

就這樣，日軍靠著第四次增兵，付出6萬多的傷亡，艱難拿下了上海。

結語

從華北事變開始，日本就開始了一場豪賭。他們以中國戰場爲賭注，希望博得中國方面的全面投降，並盡可能多地從中國領土攫取戰爭資源。

但是他們低估了中國人民抗爭的意志，這種意志指引著全中國走向了抗戰救亡的道路。因此華北的步步緊逼和上海日軍的海空加持，並沒有把國軍嚇跑，反而聚集了近60萬陸軍精銳，以及絕大部分的海軍、空軍。

盡管中國軍隊在戰略和裝備上占劣勢，但是他們頑強抵抗、誓死拼搏，不斷地輪換生力軍和日軍死磕。日軍在淞滬會戰前期，也給自己制造了很多麻煩。

1. 海軍航空兵不通陸軍戰術，配合不利，陸軍不得不在10月份從華北調來了陸軍航空兵。
2. 盡管經曆了“一·二八”，陆军並未完全掌握上海的兵要地志，沒有及時投入坦克和重炮部隊。而海軍的艦炮只適合大範圍的炮擊，步兵在近距離進攻時沒有強大的火力支援。
3. 日軍在上海的作戰區域非常狹小，運輸補給需要通過水路，十分不便。而且傷員的撤離也要占用大量船只，導致淞滬會戰期間，日軍的後勤補給嚴重不足，拖累了戰爭進程。

而日軍高層眼看著在上海的“牌面”越來越差，他們也只能不斷加注，期待翻盤，最終就形成了這種四次增兵的“添油戰術”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