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台！引咎辭職成台灣政治文化

全台灣大停電，668萬戶受影響，經濟部長下台。

一個停電換一個部長辭職，李世光不幸成了蔡英文政府第一個下台的部長，也是史上首個因停電而下台的經濟部長。

在台灣，“出事+下台”已成難兄難弟，引咎辭職已成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政務官也因此被人稱爲“易耗品”，尤其是部會首長。也曾有人用“官不聊生”形容台灣行政官員，不只天天過著被人盯的生活，還要在立法院被口無遮攔的立委用“語言暴力”羞辱。

就在大停電發生後隔天，中油董事長陳金德在記者會上強調，整起事件是承包商疏失，作業人員在更換電源供應器前，沒有先將電動閥改切換爲手動控制，導致電腦自動控制系統發出異常訊號，電動閥自動關閉，中斷了大潭電廠六部發電機組天然氣的供應，導致全台十七個縣市在8月15日大停電。

官方將事件定調爲“人爲疏忽”，這個疏忽是經濟部長直接造成的嗎？

不是。他不是那個操作失誤的作業人員，如果要負個人責任，作業人員第一個才要走人。這看來更像是管理松散與制度不良的問題，也就是政治面問題，須有政治官來承擔政治責任。而且，台灣人很吃“下台文化”這一套，一個失誤造成這麽大範圍停電，引起這麽大的民怨，不找個高官下台要如何息衆怒？

行政院長林全接受台灣媒體訪問時就說：“這不是（經濟）部長個人在事件處理上有疏忽，但必須爲整個事件負政治責任。”

所謂政治責任，就是政治考量或因政治需要而承擔的責任。當年教育部長蔣彥士爲蘇澳學生船難、教育廳長黃昆輝爲豐原高中大禮堂倒塌、政院副院長遊錫堃爲八掌溪事件、行政院長劉兆玄因八八風災下台。那些事件與政務官個人有直接關系嗎？沒有。但都得下台。政治責任就是這麽回事。

說到底，台灣政務官雖不經選舉産生，任期不定，卻必須親上火線爲民意負責。一個關鍵是，不管天災人禍，只要不得民心，很可能就會連累總統和內閣的支持度，甚至打擊未來的選情，所以必須做好“危機處理”，否則這把火極可能往上延燒。

而且，政務官是政策決策者，不能只是像一般公務員循規蹈矩、定時上下班就了事。他須統攬全局，負決策成敗之責任，發現政策有錯就要改革，否則下面螺絲松脫，上面也難辭其咎。

台灣前總統馬英九曾以籃球賽比喻內閣改組，總統像籃球隊教練，一場一場的球賽會有人上、有人下，不會永遠都是同一批人，一方面是布局上需求，二方面現場觀點也會有些看法，這都是考量因素。

“責任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人民賦予公務員多少公權力，公務員就得對人民負起相對責任，這文明又合理，更不是什麽新鮮事。早在春秋時代，就有官員問責傳統了。在“天人感應”的政治倫理基礎上，即便發生天災，皇帝也得下“罪己诏”檢討施政過失。

古人也知道“做不好下台”的簡單道理，但過于頻繁的“引咎辭職”卻會給施政的穩定性帶來沖擊。隨著台灣選舉增多，民主政治又不斷往民粹政治傾斜，近年來政務官動不動爲了平息民怨和消除輿論壓力而“擋子彈”似已成政壇常態。走馬燈似的撤換官員使得政策難以貫徹落實，也造成了人才的夭折和流失。

福建東南網曾引述台大政治系教授王業立分析指出，政務官換得太快，確實無法讓政策有效推動，因爲他們需要時間熟悉政策，才能推動業務。過度重視民意或受民粹牽制，專業的官僚體系就會被打得沒有自信，或者行政官員幹脆放棄專業堅持。

陳水扁和馬英九執政時期的內閣團隊朝不保夕是常有的事。馬英九時期，有個只幹了114天財政部長的劉憶如，最短命的是只當了六天國防部長的楊念祖。陳水扁時期，最短命的行政院長唐飛只當了139天，還有個只幹了47天經濟部長的宗才怡，政治之複雜，嚇得這位長袖善舞的金融界名女人說，自己是“誤闖政治叢林的小白兔”。

相較之下，蔡英文政府的內閣算是平穩了。執政一年又三個月，雖然民調一跌再跌，首任行政院長林全仍繼續幹。內閣今年一月微調，只換了衛福部、勞動部、科技部和農委會四個部會首長，綠營不滿的交通部長賀陳旦與國防部長馮世寬還保住烏紗帽。

這一輪停電風暴吹倒了一個經濟部長，中油和台電董座也被點名下台，接下來會不會有更高層受波及呢？

雖然蔡英文在面簿上發文道歉，又在民進黨中常會前出面道歉，但兩次道歉都難以安撫民衆已炸裂的情緒。國民黨也乘機抨擊民進黨爲了選票而一味固執地推行所謂“廢除核電、發展綠能”的政策，才是台灣缺電的深層原因。

下不下台，都是個學問。

下台不能解決事情，但可以提醒後任要更加負責的對待職責範圍內的事，最大程度的避免重蹈覆轍。不下台，死賴著不走很難看，那麽最起碼要先擦好自己的屁股，找出肇事原因、處理好眼前問題並確保制度上不再出錯，那才是真正的負責任。

不過，像台灣這樣一個兩黨相互牽制、新聞自由不設限的地方，政務官在出事後想不下台估計都難，在其他一黨執政的地方就不好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