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方言政策這回又被國際舞台的聚光燈照到。手持聚光燈的是國際上公認爲“中國通”、對中國非常了解的美國記者。但畢竟新加坡與中國國情不一樣，“華人占大多數的國家”並非”華人國家“。加上本地的方言政策的發展過程相當複雜，好幾次出現看似放松政策的表象，實際上政策的本質並沒改變。
對國情與政策的理解出現偏差，難怪會驚動新加坡駐美國大使出面維護反駁。
其實，紅螞蟻私下倒是偷偷希望這名美國記者在文章裏所寫的，新加坡政府正在逐步放寬方言政策的說法是真的。然而，再怎麽渴望成爲現實，也不能扭曲事實本質。本著“是什麽就是什麽”的精神，如美國常說的“是一把鏟子就稱之爲一把鏟子”（calling a spade a spade），該文章的內容確實如大使所說，有認知上的謬誤。
我國駐美國大使米爾普裏（Ashok Mirpuri）9月12日（周二）致函給《紐約時報》總編輯費爾（Thomas Feyer）反駁《紐時》在8月底所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所影射的，關于新加坡政府在過去數十年實施了“語言壓制” （linguistic repression）的說法，以及文中所提到的，出于民衆的不滿，新加坡政府在方言政策上態度有所軟化的論述。米爾普裏大使指出，這兩種斷言都是謬誤。
大使指的這篇文章是8月26日刊于《紐約時報》，由獲得美國新聞界最高榮譽獎——普利策獎的記者作家張彥（Ian Johnson）撰寫的 “In Singapore, Chinese Dialects Revive After Decades of Restrictions”。原文爲英文，《紐時》也將文章翻譯成中文，題爲“新加坡華人重拾祖先的語言”。
文章通過一個三代同堂家庭的故事，講述了講福建話的祖母和講英語的孫女掙紮著溝通的現象，借此說明新加坡過去數十年來對語言的壓制，“不但給多代同堂家庭造成了影響，也引起了廣泛的憎惡”。文章接著說，現在政府的政策已有所軟化。“最近，自1970年代以來，新加坡首次有閩南語電視連續劇播出。”
張彥在文裏寫道，“新加坡政府對閩南語等中文方言進行了數十年的打壓，但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渴望學習中文方言。” 他還說，建國總理李光耀于2015年去世後，追尋文化根源的趨勢在新加坡有所擡頭。“對一些人來說，這意味著潛心學習祖先的語言。”
不存在語言壓制一說
針對張彥所說的“新加坡政府在過去數十年實施了‘語言壓制’“的說法，米爾普裏大使指正說，新加坡並不存在‘語言壓制’一說。“新加坡選擇英語作爲工作語言，是因爲這是國際經商語言。本地家長堅信孩子必須掌握英語才能生存，因此自60年代起，就大舉將孩子送進英語學校念書。”
大使還說，盡管面對如此強勢的主流趨勢，新加坡政府依然通過推行雙語政策作爲教育之本，锲而不舍地爲母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注入活力。
大使也指出：“新加坡華人必須在維系多種方言和采用華語方面做出取舍。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之所以推崇華語，是因爲它具備經濟價值。況且，要教導多種相互之間無法溝通理解的方言並不實際。他也想在新加坡華人社群中建立起共通的語言。至今，這仍然是政府的政策。”
用方言來廣播並非新政策
針對張彥所提到的“出于民衆的不滿，新加坡政府在方言政策上態度有所軟化”的說法，米爾普裏大使直截了當的說，用方言來廣播並非新政策，我們一直都有爲年長的華族新加坡人提供這類廣播。“祖父母想用方言與孫輩溝通，卻又不希望孫輩爲了學好方言而影響到英語和華語的掌握。多數新加坡人都不是語言學家，沒有學習語言的天賦，要掌握並精通多種語言究竟有多困難，他們完全能感同身受。”
大使在信函的文末強調，“像新加坡這樣的年輕國家，將繼續發展自身文化與身份認同感。我們鼓勵年輕的新加坡人去學習他們社群的曆史、文化、傳統和語言。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對新加坡華人而言，英語和華語才是未來所在。”
說真的，如果世上有“最秉持方言政策原則政府獎”，新加坡很可能會獲得冠軍，畢竟參賽者只有一名。
講華語運動與方言政策
我國政府在1979年開始推行講華語運動，並在電視節目上實施了使用方言的限制。80年代，原本原音播出而盛行一時的港劇也必須改用華語配音播出。雖然政府並沒有阻止我們學方言說方言，但不允許傳播媒體使用方言的政策，確實造成整個大環境不利于也不鼓勵我們學習方言。
1997年，政府宣布適度放寬對方言電視節目的管制，允許電纜電視放映較多的方言節目。這主要考慮到電纜電視的特定市場包括樂齡人士與新移民，這些人群對方言節目會比較有親切感。然而，這不代表政府在方言政策上態度有所軟化。 當時任新聞及藝術部長兼貿工部第二部長的楊榮文准將就特地澄清了這點。
楊榮文說，政府推廣華語的政策依然保持不變，公共電視台也沒有添加方言節目的打算，在一些“邊緣”地帶，如電纜電視，則可以允許較多的方言節目。他還說，政府不會突然放寬對方言電視節目的管制，也不會考慮這樣做，“我們不要發出錯誤的訊息，以爲我們鼓勵方言的使用。”
他的說話有兩點值得注意：政府不會突然放寬方言節目的管制。政府也不鼓勵方言的使用。這種做法並不等同于”語言壓制“，兩者不能混爲一談。
將時間快進至2003年。審查檢討委員會（Censorship Review Committee）在其2003年的報告中建議，繼續允許放映使用一些方言的電影，並建議完全取消對電纜電視、“藝術聚點”頻道和一些電台新聞廣播的方言限制，同時適度允許方言電影重回銀幕。
同時掌握英語和華語有困難
這個報告發表後，政府立即警告說，放寬對電視台方言節目的限制，不能影響鼓勵使用華語的努力，也不能危害“讓華族社群以華語溝通和加強凝聚力”已經取得的來之不易的進展。這主要是因爲新加坡在推行雙語政策後發現，多數人在掌握英語和華語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是有困難的。
政府的說法是：“許多學生目前還是覺得學習兩種語言是艱巨挑戰，允許方言只會讓問題惡化。此外，我們也面對方言摻雜華語，造成比一開始還糟糕的混雜華語的情況。”
寫到這裏忍不住要多說兩句。有時候務實反被務實誤。我們這些從小在新加坡長大，身邊也有很多人說著方言摻雜華語，乍聽之下雖然有些“不務正業”，卻不影響我們學習華語。正因爲熟悉方言，我們反而能夠看到一些古老優美的漢字詞彙是如何在不同的方言裏被保存下來，並促成了某些華文字的發音。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要先發自內心喜歡華文華語。
方言作爲溝通政策的工具
政府的務實態度與秉持原則的做法到了2014年依然沒有改變，方言政策自然也沒有放寬，只不過政府開始意識到方言的確是一個與年長者進行溝通的有效工具，因此在針對新加坡年長者推出“建國配套”（Pioneer Generation Package）時，特地制作了福建話、廣東話和潮州話的宣傳短片，一時傳爲佳話。這些宣傳片也證明了它們確實比使用華語更能有效地解釋政策的內容。
2016年9月，我們又在公共電視上看到由通訊及新聞部（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簡稱MCI）出資拍攝的方言節目《吃飽沒？》。
12月又看到方言綜藝節目《歡喜就好》的推出。到了今年，上述兩個方言節目因深受歡迎，又拍攝了續集，給人一種政府在放寬方言政策的錯覺。其實不然。政府只是在建國配套的成功基礎上，讓《吃飽沒？》和《歡喜就好》作爲有效溝通工具，通過輕松易懂的方式爲年長者講解政策。
《吃飽沒？》主要通過有趣的方言對白，向年長觀衆講解各項幫助年長者的政策，也穿插了許多在日常生活中有用的信息和健康知識。《歡喜就好》則通過歌舞與短劇傳遞與年長者相關的訊息，包括樂齡健保（Eldershield），技能創前程（Skillsfuture），全國保家安民計劃（SGSecure）等政策，讓年長的國人更容易了解並積極參與。
衛生部兼通訊及新聞部高級政務部長徐芳達曾在《歡喜就好》亮相歌唱廣東歌《上海灘》。他在介紹該節目時說：“我覺得這個節目能夠爲觀衆帶來很多信息，讓他們通過娛樂的方式認識到不同的政策，以及他們所要知道的、生活裏所需的知識。”他也在《吃飽沒？》第七集客串演出。
注意到了嗎？認識不同的政策才是重點所在。
張彥在文裏也寫到，“今年5月，一個新的多方言電影項目得到政府的背書，教育部長親自現身電影首映式，這在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不曉得張彥知不知道，這個新的多方言電影項目《回程667》的監制陳子謙，也是建國配套的方言宣傳短片和《吃飽沒？》第一季和第二季的導演。他也是本地少數土生土長又具國際知名度的導演。教育部長出席電影首映禮，是支持本地電影，不代表政府逐步放寬了方言政策。
就連新加坡獨有的中元節特色七月歌台，也因爲在節目中穿插了方言元素，而被政府視爲有效的政策傳遞與解說平台。今年9月，由國家藝術理事會耗資80萬元打造的“藝悅樂齡2017”（Silver Arts 2017）也出現了更多方言節目，同出一轍。
張彥在《紐時》撰寫的文章以一個新加坡的三代同堂家庭作爲開篇例子，其代表意義並不大。若一開始介紹的例子就是政府近期所采用的各種手段，並對新加坡國情有進一步了解，或許大使就不會出面了，也不會讓人覺得整篇文章有爲了交差而寫的嫌疑，促成誤解大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