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開學啰！你的學校有發生什麽變化嗎？從2019年起，14所小學將合並爲七所、六所中學合並爲三所。合並的七對小學和三對中學，原有校名約一半將走入曆史。教育政策隨時代和時局變化而改變，學校也因收生人數的減少而消失或轉型。本地傳統華校和華文教育尤其經曆巨大轉變。在巅峰時期，本地共有349所華校，但因獨立後教育導向轉到英文教育而逐漸沒落，最後一所華校在1986年停辦。在華校生看來，這些已消失或轉型的華校是國家永遠的資産，它們在過去100多年爲新加坡培養衆多傑出人才，創造了新加坡今天的繁榮昌盛。紅螞蟻在新的一年，找來本地傳統華校的校友和老師，帶大家一起穿越時間長廊，重拾當年校園生活的點點滴滴。
最近乘搭地鐵濱海市區線（Downtown Line），在去年10月底新開的福康甯站下車，拾級上了斜坡，環顧四周，似乎“嗅”到了少年時代的“氣息”。
啊，那不是熟悉的皇家山（福康甯山的俗稱）嗎？對面不就是我就讀過的端蒙中學舊址嗎？旁邊的印度廟丹達烏他帕尼（Sri Thandayuthapani Temple）風貌如昔，越過馬路的草場是昔日上體育課的地方，雖然草枯枝殘，卻仍有迹可循。不遠處樹立的象征國家劇場的紅色磚牆，像是在憑吊那逝去的悲歡歲月；還有兩毛錢入門票的範克裏夫水族館，偷溜進入的裏峇峇利遊泳池，則早已完成曆史使命，煙消雲散了！
獨自站在福康甯坡，天色忽明忽暗，憶起在端蒙求學的點點滴滴，思潮起伏，感觸萬千。
這幾個地方，都是端蒙學生所熟知的。狂放少年時，叛逆成性，皇家山與遊泳池是“逃學”嬉鬧之處，也是打架“逞英雄”的約會地點。華燈初上，坐在山腰，一邊強忍蚊叮蟲咬，一邊“痛快”的免費觀賞國家劇場的各項演出，是求學之外的“收獲”，學生時代的幸福感便是那樣的簡單純真。
端蒙中學原名是端蒙學堂，創于1906年，後改名端蒙學校，上個世紀增辦中學，稱爲端蒙中學。創校88年後走入曆史，然而，校名卻永駐“端蒙人”心版，那是“華校生”根深蒂固的情意結，去年10月14日還舉辦了盛大的111年校慶晚宴。
一個地地道道的客家人，怎麽會報讀由潮州人開辦的“學堂”（或“書齋”）？
幾乎認識我的人，包括同學與校友都這麽問。
我的小學是在客家人開辦的啓發學校度過的，六十年代初，家住密駝路與明古連街交界處，小學成績並不理想，左鄰右舍的童伴，不少報讀附近的名校與英校。那時，整個社會以英語爲工作用語，爲了更好的“錢途”，因此，也有人勸我轉讀英校。
先父雖然是個貧苦出身，擺地攤的小販，在中國廣東大埔鄉下僅念過一兩年書，卻堅持“華人理應接受華文教育”，他毫不猶豫的，爲我選報了端蒙。
先父最初擔心我不是潮州人，會被拒校門外。在有教無類，不分籍貫的大原則下，我被錄取了，最終在端蒙度過了中學與高中。我始終以能夠成爲端蒙的一分子爲榮。
由于“自動升級”以及“留班”制度的“朝令夕改”，加上端蒙非常注重學生品德的培育，操行的分數足以影響升級，幾乎跟學業成績並重。
我因頑劣疏懶，在中一和中二時，因爲學業與操行欠佳，連栽了兩次跟頭，要不是中三那年痛改前非，成績開始大逆轉，或者是身處名校，恐怕早已辍學，前路茫茫！
因此，好幾位良師的諄諄誘導與耐心調教，至今仍忘不了。
第一位是王秀梅老師，她將我的一篇習作貼堂後，激發我寫稿的熱忱，爲我日後走向寫作之途，打下了基礎。這位念起朱自清《背影》一文，泫然淚下的好老師，將我從“墮落”的邊緣拉了上岸。
滿口潮州腔的張祯利老師，嚴肅認真，不苟言笑。他要學生正襟危坐，目不斜視，專心聽課。然後，他口若懸河講課，生動豐盛的文學故事，聽得大家眉飛色舞。
張老師經常將當天的見聞當“教材”，鳴其不平，揭其醜惡。說到憤慨處，聲色俱厲，“嚇”得大家鴉雀無聲。他也常感懷身世，自我調侃。我以爲他懷才不遇，牢騷特多。直到有一天，他在課堂上說出了心聲：“我回到家，面對四道牆，滿肚子的話，不對你們說，要向誰說去……”，至此，我才恍然大悟。
踏入社會工作後，更覺得張老師所言，寓意深長。“傲氣不可有，傲骨不可無”、“要走，不要爬”、“人生有甜苦，甯先苦後甜”等幾句話，經常提醒我挺起腰板做人！
後來，我翻閱班長林萬菁博士的著作《汲深集》裏的一篇文章，始知張老師還有“那孤立者就是最堅強者”、“甯飲水而瘦，不忍食而肥”等發人深思的名言。張老師“不平則鳴”亦不盡是牢騷，而是因爲“迢遙別井渡無回，以舌耕耘鬓竟催。只道書生浮惡世，頻頻孤鶴喚天雷！”
閻傳苓老師那句“成績輸了不要緊，人格可輸不起”，時而浮現我腦海。其他言傳身教的老師還有：第一次要見家長的林杏初老師，曾邀我到他學校向學生分享寫作經驗的陳興德老師，對我關懷備至的黃今英老師，引導我對合唱發生濃厚興趣的伍秋梅老師，以及曾在《星洲日報》當過主筆的江錦帆老師等等……
如今，老師大多不在了，忘不了的是校徽上八顆閃閃發光的星星，除了顯示潮州八邑先輩辦校的決心，更像是燈塔，照亮深藍海面，爲年輕一代導航，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