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舉行網絡假信息聽證會，各方人馬都輪番發表看法。在衆多的討論文章中，沈澤玮的《如果不是“真新聞”太爛，“假新聞”怎能橫行霸道？》就說到點子上。道理就如經濟學理論的“劣幣驅逐良幣”一樣，主流媒體因爲沒能充分扮演好應有的角色所騰出來的空間，自然就被網絡上的牛鬼蛇神給占據，最後喧賓奪主，反而搶了主流媒體的戲。
盡管調查一再顯示，新加坡人對主流媒體的信任度，仍然比很多發達國家高，但是同樣不能否認的是，社會上還是有相當一部分的人質疑主流媒體的立場偏袒當道，所以甯願相信網絡媒體上一些荒誕不經的消息，甚至因爲主流媒體沒有報道，而加深了他們的偏執，因爲他們以爲主流媒體“害怕”而不敢報道，因而這些人就被假信息牽著鼻子走了。
當然，主流媒體在自我辯護時說，他們需要時間查證，不能輕易報道任何捕風捉影的信息。可是他們的難言之隱（比較“同情理解”的形容），卻在于官方各種讓他們綁手綁腳、裹足不前的法律工具，什麽出版法、誹謗法、機密法、內安法，使得主流媒體甯可在法律的安全範圍內自我審查以自保，而沒能真正扮演好自由民主社會的媒體所應擔當的角色。這不能不說是本地“真新聞太爛”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樣的，政府過去的記錄，也使得一些人對于立法管制假新聞有著下意識的警惕。強力管制，或許是奠定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基石，也是新加坡人被人權分子譏諷是“出賣自由換取面包”，不斷在選舉時投票給政府的原因。
但是不容否認的是，要掌控一切以避免統治出現意外，已經成爲政府的本能。只要看看國會最近剛通過的法令，包括授權警方禁止突發事件現場信息傳播的公共秩序和安全法、以及授權非警察的公務員可以破門而入（他們只需要接受五周的培訓就具備這種強制力資格）的電影法，都讓人覺得公權力似乎鋪天蓋地，越管越多。
本來，立法管制假新聞有它的合理性。畢竟，假如“劣幣”橫行，經濟最終一定崩潰，天下也將大亂。就如官方自己所說的，打擊假新聞才能保障言論自由的意義，否則根據假信息做出評論，只會加深偏見和誤解，離開真理越來越遠而不是越辯越明。
可是，立法不是唯一的途徑，還需要其他的條件來配合。如果人們都相信主流媒體，事情就簡單多了：報紙沒有報的就非常可能是假新聞，但關鍵是報紙可能是“不敢”報道呀！
所以，假如真的要打擊假新聞，除了立法之外，當局恐怕還要檢討自己要掌控一切的本能，讓主流媒體能夠發揮更大的角色，建立輿論自由的環境（當然也不是絕對的自由），擠壓假新聞存在和流通的空間。唯有這樣，才能雙管齊下，真正起到打假的效果。
另一個條件，還是得回到作爲新聞消費者的大衆本身。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真新聞不是無償的。《紐約時報》在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後訂閱率急速上升，反映了美國人的水平。因爲他們終于明白了付費新聞的重要性。當然，這個前提還在于“真新聞”不能太爛，否則誰願意掏腰包呢？
還有，“假新聞”之所以能夠興風作浪，很多時候也同讀者自己有關。面簿因爲“劍橋分析”醜聞而成爲過街老鼠，就因爲人們警覺，面簿的演算法針對消費者的閱讀習慣，不斷提供類似立場和口味的信息和新聞，就算都是真的，也容易強化他們的偏見，扭曲他們的世界觀，讓他們忽視銅板的另一面，而覺得自己才是站在真理的一方。
所以作爲負責任的公民，人們有必要開始去理解“敵人”的觀點，就算是帶著“看他們有多荒謬可笑”的心情，也要不時浏覽和自己對立的觀點，保持開放的心態，用“同情理解”的態度，盡可能掃除自己的認知盲點。
但是，政府的態度恐怕才是最核心的了。真的要打擊假新聞，就不能再繼續讓真新聞爛下去了。以維護公共秩序之名限制言論自由有它一定的道理，可是也有一定的度，一旦越了界，就會適得其反，假新聞得以橫行，就是活生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