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問題不應該因人廢言，但有時候議論者的身份背景卻很關鍵，因爲它可能說明議論者發言的立場，以及所代表的利益。
已經退休的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陳美英在《海峽時報》發表的《英語、母語和新加坡身份認同》，代表的正是一種本地中産階級的主流偏見。
事實是殘酷的，並不因爲人們的好惡而有所改變。陳美英所得出的英語是新加坡人身份認同的結論，其依據有事實和數據支撐。至于這到底是值得自豪還是可悲，就見仁見智了。
她提到李光耀在1986年的國慶儀式，因爲主持人首次只用英語串場而感到高興，借此證明英語作爲新加坡人身份認同的正當性，也可以借用同樣是李光耀2012年出版的《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裏面的一段話反駁：
“我們的雙語教育的模式不是盡善盡美的，其中有很多波折。我甚至曾在1989年表示，如果有機會回到1965年或1970年，我將會保留華文小學，然後加強其英文第二語文的教學，並鼓勵所有的家長把子女送到華文小學就讀，然後，在小學或中學階段爲這些學生延加一年的學習時間，讓他們之中資質比較中等的，能順利在中學階段從以華文爲第一語文，過渡到以英文爲第一語文的課程中去。”
那是距離1986年他表示自豪後的三年。
當然也有人指出，同樣的這段話並沒有出現在這本書的英文版。至于原因爲何，就留給讀者自己去想象了。
沒錯，數據和日常生活的觀察都顯示，年輕一代新加坡人已經單語化了。
盡管陳美英在文章結尾時，好意地表示新加坡人其實是多語的一群，就像她能夠用英語教學，用閩南語研究乩童文化，用馬來語表演馬來戲曲一樣，但是她的成長經驗是在雙語政策還沒有消滅新加坡的多語環境之前。
如今除了少數資質聰明的年輕人能夠掌握雙語，大多數年輕人恐怕是邯鄲學步，英語既說不好，華語也詞不達意，更遑論自己真正的母語——方言——了。我敢肯定地說，類似陳美英多語的情況，在她的學生當中是鳳毛麟角。
善意地理解陳美英的意思，她所謂的英語作爲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指的是下一代的新加坡人。
現如今，因爲不懂得英語而不敢乘搭地鐵出門的老人家比比皆是，就此判斷說英語是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對這些吃了虧又被賣乖的爲數不少的建國一代，恐怕有失厚道。他們貢獻了青春建設這個國家，到頭來竟然因爲不懂得英語，而被排除在新加坡人身份認同之外。
英語是新加坡的主流語言，是不爭的事實。但英語也是新加坡人判斷社會地位的標志，就如英國人是通過口音來辨識人們的階級身份一樣。
那些喪失了母語能力而只會講singlish的新加坡人，自己再怎麽自我感覺良好，也難以獲得體制的肯定。
陳美英在文章裏舉了維根斯坦的觀點，其實正好反證了她自己的階級盲點。就因爲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決定了我們所認知的世界，我相信華語能力不強（這是我從她行文中所得出的印象）的她，才會自信且自豪地認爲，英語已經足以作爲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
我出生于建國之後，跟祖父母用方言溝通，跟父母用方言和華語溝通，跟孩子盡量用華語溝通，跟親戚和朋友也是如此。
英語並不是我的情感語言，也不是我的傳承語言。但是我必須承認，就我對孩子及他們社交圈的觀察，當我這一代人凋零之後，英語或許就真的是新加坡人認同的標記了。
最後我必須說，雖然陳美英的觀點讓我不舒服，但是我還是必須肯定她發表文章的舉措。
語言在任何社會都是敏感課題，但是我們不能因爲敏感就回避它。就因爲問題複雜不易，更需要不同立場者秉持善意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