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執法之道,用的應該是法家,還是儒家?還是儒法兼用?
昨天在國會議事廳,內政部長尚穆根談儒論法,說了一段春秋戰國和秦漢曆史,讓人有點意外,也有久違的感覺。
國會裏現任部長和議員,技術專家爲多,在各式現代理念中進出自如,卻很少走入千百年前的曆史。
印象中,最後一次在國會裏談古遠曆史和哲學的,是九年前離開政壇的前外長楊榮文。這位熟讀史書的部長曾經借古人明志,表示贊賞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說法。這樣的心志,在那嚴謹的政治氛圍中很有石破天驚的感覺。
在開國元老中,吳慶瑞研究北宋司馬光編寫的《資治通鑒》,拉惹勒南則熟悉西方古典哲學,經常引經據典,爲民衆輸送人文素養。
尚穆根談話的重點,不在中國哲學,而是借以說明新加坡維持法紀、保家安民之道。
脫稿演講的他,先從香港談起,說這半年以來的暴亂,導致香港警察失去往日的威望,成了衆多港人眼中的公敵。
他以同情的語氣談論港警的困局:既要維持法紀,又要應付抗議者粗暴的襲擊,還面對充滿偏見的媒體和社會輿論。
他說:“港警時時刻刻都面對香港內外人士的批評,即使是在休假的時候,也必須時刻確保家人不受攻擊。”
香港的經驗對新加坡有什麽啓示?
尚穆根說,首先,我們不應該讓一小部分人恣意破壞社會安甯,危害多數人的利益。
此外,他說社會的安定,不能單靠嚴明的法律和執法,還要有清明的政治和社會公義,多數民衆必須覺得體制是公正的,是對他們有利的。
這位律師出身的部長接著談到中國曆史,並說應該以史爲鑒。
他說:
“熟悉中國曆史的人知道,在秦朝之前的戰國時代,是四分五裂的局面,法家思想被秦統治者認爲是結束割據、統一天下之道。然而,法家提倡的嚴刑峻法終究不是長治久安之計。”
他說:
“到了漢朝,統治者改用儒家的仁政,以德治國,以身作則以便教化人民,進而維持社會秩序及和諧。”
然而,儒家思想也有局限,因爲在任何一個社會,大多數人奉公守法,但總有一小部分人目無法紀,肆意破壞安甯,所以嚴明的執法不能避免。
尚穆根說,多年以來,新加坡有個形象的問題,人們以爲我們單靠嚴刑峻法,而實際上,我們依賴的是一個人人公平、讓多數人獲益的體制,並且是我們法律機制的基礎。
換言之,這位部長說的是一個儒法思想有機地結合起來的體制。
注意時事的蟻粉或許會說,那個新加坡的形象問題,或者也可用在這位部長身上。
說起這位內政部長兼律政部長,許多人會想起他在國會裏與反對黨交鋒時的雄辯滔滔,有如在法庭裏盤問對立的一方。
不過,鐵漢不忘展示柔情的一面。
經常浏覽他的臉書的人,不難發現他是愛狗的人,也不難發現他勤走基層。在他擔任議員三十多年的選區裏,華人廟宇特別多,廟裏的各種節日慶典都有他的蹤影。
或許做人如治國,都應該有法有儒也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