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包泡面、少許食油、半包白米和一瓶幾乎快要用完的辣椒醬。
這是4月10日當天，住在兩房式租賃租屋的山姆（37歲，化名）一家在廚房所剩下的全部家當。
他們手上還有200新元，但山姆和他太太，以及四個孩子必須依靠這些僅剩的食物和現金撐過接下來的三個星期。
病毒阻斷措施（Circuit Breaker）展開前，作爲家中唯一收入來源的山姆，原本靠著在他母親的學校食堂攤位幫忙獲取微薄且不穩定的日薪收入。但隨著全國各級學校在阻斷措施期間關閉，山姆不幸陷入收入無以爲繼的困境。
和山姆一樣，亞當（54歲，化名）也有三個孩子，而他也是包含他妻子和三名孩子在內一家六口的唯一經濟支柱。
亞當在疫情暴發前原本是一名清潔工人，每月賺取大約1600新元的微薄收入，還必須加上政府的社區關懷計劃援助，以及偶爾向親戚借錢，才能勉強應付一家六口的開銷。
不料，亞當的雇主上個月決定結束營業，導致亞當一家瞬間陷入手停口停的困境，4月7日開始實施的阻斷措施更讓他們的處境雪上加霜。
疫情暴發前就得常常爲家人溫飽而煩惱的亞當在失去工作收入後，更是對未來感到茫然。
“現在我比之前還要擔心。家裏有五張口等著吃飯，沒有工作讓我真的不敢想象4月以後該怎麽辦。”
這些都只是衆多本地低收入家庭的冰山一角。
《海峽時報》報道，本地有多達30萬名國人的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當中許多人在這波疫情中更面臨收入無以爲繼的窘境。本波疫情更讓這些平時就已經在貧窮邊緣苦苦掙紮的人們捉襟見肘。
雖然政府先後推出多項援助配套以協助國人度過經濟難關，包括近日發出的600元同舟共濟現金補貼，但對于家庭人口衆多且經濟支柱只有一人的低收入家庭而言，相關的補貼解得了燃眉之急，卻未必足以接濟他們在疫情當下乃至疫情結束之後的生活。
根據去年7月公布的官方數據，我國收入最底層20%的家庭每月必須支出2570元，但他們的收入即使加上各項政府補助仍只有2235元。
換句話說，在正常的情況下，我國收入最低的20%家庭每個月平均透支335元，而這不幸的情形已持續超過十年。
如今，在疫情的雙重打擊下，這些低收入家庭的經濟狀況更進一步惡化。
官委議員王麗婷以亞當一家爲例指出，亞當一家在政府相關補助下，一年可以獲得7632元的補貼，但他們一家一年的家庭支出卻高達1萬3000元。
由于亞當一家已在社區關懷計劃下獲得援助，這意味著最近剛失業的他沒有資格領取一次性500元的臨時援助金。
新加坡兒童會義順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妮莎（Nisa Nurdini）表示，現有的援助配套對于收入銳減的弱勢家庭來說不一定足夠，而且像社區關懷計劃這些援助計劃的受益者，往往必須親自前往社會服務中心接受評估，他們受援助的金額才有可能獲得調整。
“在疫情當下去大排長龍，以及家裏因爲學校停課的關系而有小孩需要照顧的情況下，重新審查援助金額對這些家庭而言是非常令人困擾的一件事。”
回到山姆一家，手中只剩下200元的他們同樣也在政府的社區關懷計劃下獲得補助，但他們必須等到5月4日才能領到總數1200元，供一家度過三個月的現金補貼。
政府日前發放600元同舟共濟現金補貼，山姆和其妻子各領了600元，暫時緩解了一家六口的斷炊危機。
不過擺在眼前的另一個危機是，山姆找不到另一份工作。
“我面試了三分工作，但他們都沒有回複我。如果（阻斷措施）繼續實施，而我持續沒有收入，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海峽時報》也報道，盡管政府早前因應疫情推出多項現金補貼和必需品補助券，但本地慈善團體收到的經濟援助和食物資助申請需求依然節節攀升，可見許多弱勢家庭都面臨金錢和食物短缺的問題。
小孩因學校停課而被迫留在家中也是一個造成弱勢家庭負擔增加的因素。即使教育部早前宣布繼續爲經濟援助計劃下的學生提供餐食津貼，但校外的食物費用明顯要高于學校。
另一方面，低收入家庭的孩童在居家學習方面也面臨軟硬體條件缺乏的問題。
以山姆一家爲例，他的四名小孩不得不共用一台由志工捐助的電腦進行遠程學習。雖然教育部允許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在阻斷措施期間前往學校學習，但山姆基于安全考量，選擇不讓他的孩子去學校，以免他們曝露在感染風險中。
對于教育部提供租借電腦，山姆則擔憂如果電腦出現任何損壞，自己沒有能力賠償而作罷。
除了上文提到的山姆和亞當的一家六口，飛躍家庭服務中心副主任Joyz Tan也提到一些家庭甚至有7名小孩。
“你可以想象他們在小孩居家學習和飲食方面的開銷有多大。”
更令人擔憂的是，住在一房或二房式租賃租屋的家庭通常都必須擠在45平方公尺的狹小空間裏。
社會企業6th Sense的Abhishek Bajaj警告說，這些家庭的經濟支柱往往都從事清潔工人、司機和送貨員等曝露在病毒之下的高風險工作。
“客工宿舍的情況有可能會在這些租賃租屋重演。”
2019冠狀病毒疾病給生命帶來威脅的同時，也給人類賴以生存的經濟活動帶來了浩劫。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4月15日的報告直言，全球經濟恐怕將因爲本次疫情而陷入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危機之下，生活品質原本搖搖欲墜的弱勢群體更是不堪一擊。
我國用來衡量收入不平等情形的基尼系數在去年降至近20年來的最低點，意味著貧富不均的現象獲得改善，但一場冠病疫情，還是讓我們看見了在冷冰冰的數字之外，社會上仍有太多需要我們雪中送炭的弱勢群體。
經此一役，我們更應該思考如何使政府的政策和民間的力量更有溫度，讓弱勢群體在生存權、居住權、受教權等都能達到生而爲人的基本尊嚴。